清晨。我们一行七、八人冒着初冬的寒冷,拉着原来是供牲口拉的 双轮胶皮大车,朝着北支沟的小路前进。
拉车的这一行人多半是H系的“牛鬼蛇神”和“准牛鬼蛇神”中的 汉子,任务是上山拉柴。另外一些人中多数是女教工,空着手跟在后面 一路走着去。没有参加这次行动的是系核心组的成员和几个“班长”们 (系一级是“连”)和“专案组长”们。他们留在系里开会,显然是在加 紧研究策划下一步的运动。
申知韵虽是系里头号的“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已年近六 旬,属于年老之列。到了文革后期,政策上要求对这类“代表性人物” 实行“边批判、边使用”的作法。所以核心组觉得还应当利用申知韵这 只“花瓶”,藉以表明他们正在落实无产阶级对上层反动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改造和宽大的政策。他们于是对他实行“区别对待”,把他安放 到“教育革命小组”里去。奇怪的是,从来没见到申知韵跟“教革小分 队”到教革点上去,而是留在系里参加学习、运动和普通劳动。这个 “教革小组”的组长是已经“解放”了的原系总支副书记叙越和他的妻 子薛媛。申知韵因祸得福,没让他跟我们上山拉木头,而留下来只干点 轻活儿。
可是,一向是程训华眼中钉的华秀仑的丈夫关人绪教授就没那么幸 运了。他也是年近六旬的留洋大教授,而且是一个老肝炎患者,按理更 应当得到照顾,却被分配来跟我们一起上山。他原是部属某研究所所 长,在我校S系当过兼职教授。尽管在学界名气很大,又是中国科学院 学部委员(现在均改称“院士”),但文革一来成了该研究所的头号“资 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属于“牛鬼蛇神”。这回我们大学教职工随学 校迁来陕北落户,他也只好跟随妻子华秀仑一起来受难了。
我们沿着崎岖不平的土路走着,翻过几个小岭,路面上到处是碎石 块,下坡时很危险。有一次我从山上回来,不小心一刺溜地滑倒在地, 扭伤脚腕,一个星期柱着双拐走路。道路两旁是山坡地,有些坡面已经 开垦,穴播了冬大麦。偶尔见到几孔象是被遗弃了的无门窗的破烂窑 洞,知道的人说这是黑户们住的。
陕北的北部地区比这里还穷。因这里地多人少,那里的农民季节性 地跑到这里来种田,那片大麦田就是他们种的。他们一入冬就回老家去 了,第二年再回来管理和收割大麦,说是有时是整个党支部都跑来这里 当黑户呢。这样的新鲜事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里居然还有这种怪事。
山上的树林很茂密,其中还有我过去只在苏联电影片子里看到过 的,富有西伯利亚风韵的白桦树,白桦树的美主要就美在它的树皮上。 我对白桦树情有独钟。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然后沿着山间小路往上爬坡。山 势陡峭,杂草齐腰,有些地方根本找不到路。有的女教师从来没爬过这 样陡的山,怕滑倒下来,战战惊惊地爬,还要别人搀扶。好不容易爬上 了山顶,只见树木参天,不少树木早已伐倒在地,有些木头已经在变质 腐烂,有的已经变成了段段朽木。
这里原是县属林场。上述情况,不知道是否因为管理不善,还是实 行正常的间伐所导致,总归大量的木料正在浪费掉。我们大家双双俩俩 地扛了一些没有腐烂的树段,有些大树段十分沉重,要三四个人才能搬 得动。我们从一处悬崖边上把树段扔了下去,扔的差不多后,大伙便下 山去把树段扛到路边装车。
上午拉回去一车大木头,供烧火取暖用。文革初期就已经被揪出来 的“前国民党党员”,老讲师刘卜舟,他身材中等,腰肥膀壮,自告奋 勇驾辕。其他人则拉着纤绳,一路上前呼后拥煞是热闹。最困难还是走 下坡路的时候。驾辕的刘卜舟死命地两脚蹬地,上身后仰,而我们拼命 倒拉纤绳,死拽着车子不让车轮往下滚得太快。
否则该把老刘头给压扒在地上,甚至会滚到车轮子底下去,可是满路面 的碎石使得我们很难煞得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总算把一车木头 拉回系里来了。
午饭后立即又叫出车,否则天黑前就回不来了。这回只有我们原先 拉车的那一些人上山了。我们的任务是拣树枝,拉回去苫房顶,以便在 房顶上铺草秸泥。我和关人绪两人一起走进树林边缘,各自拣了几捆树 枝准备捆绑。只见关人绪站在那里似乎显得束手无策的样子。于是我用 镰刀割了一些新鲜、柔韧的细灌木枝条,把它们拧成绳状,然后帮他把 树枝捆好,还替他背到路边装车。我瞧见他那病病歪歪的样子,心想相 比之下我还算是年轻力壮,我能坐视不帮他吗?
在集体宿舍里,关人绪恰好和我同睡在一条炕上,而且是我的隔 邻。我们渐渐互相熟悉起来,但是在那种环境下,平时只能聊点不关痛 痒的生活小事。关教授回国几年后就染上病毒性肝炎,是个老肝炎病 号。来到陕北进沟后只能到校医室去给校医看病,取一些药,治疗上有 许多困难。这位留洋教授只好自己在宿舍外面的墙基角下,学摸着用土 坯和泥巴鼓秋了一个简陋的小炉灶来煮熬中药。这一举动加上北京的朋 友用邮包给他寄来了两斤白糖,竟遭到班长阎久胜的批评,说他下到沟 里来还想着过资产阶级的生活,不好好改造思想。
到沟里来后,系核心组指定阎久胜为我们这个班的班长,我们大家 都得归他领导。核心组一直强调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阎首先是对 着这位“资产阶级大教授”开刀,把眼睛瞪得园园大大的,要不然怎能 显示他的阶级斗争观念强呢?
关人绪教授的妻子华秀仑患有一种慢性脊椎病,曾经穿过好几年的 铁架背心。我们开始上东山头修窑洞时,系核心组通知她,要她也上山 干活儿,并说:“你干不了重活也得跟大伙儿一起上山干点轻活儿嘛!”。 她只好柱着一根木棍慢慢地往坡上爬,可是立即被勒令不许拿拐杖,说 这是她“故意做给人看的”,“有碍观瞻,影响不好”。她只好低着 头,苦着脸,艰难地一步一步往上爬。这时候,王大桁和军宣队李银柱 两个人竟然站在东山头上,朝她狞笑和大声叫唤:“教授,教授,快呀! 快嘛!”,极尽嘲笑侮辱人格之能事。此情此景令我非常恶心:我想这 些人怎么如此低级下流!
晚上夜深人静,我躺在被窝里,想起那些天里对着关和华两夫妇的 那一系列令人憎恶的行径,觉得那些人简直是巴不得置人于死地,心中 愤愤…。我的思绪回到了十五年前,也就是我国“向科学进军”的 1956年……
“最新的信息要到哪里去找?要到科学家脑子里去找”。
这是关人绪教授回国后不久,在我校一个济济一堂的大教室里做 《怎样进行科学研究》的报告中开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搞科学研究 一定要掌握最新的信息,当然主要是从文献中查阅了解。但是人们在文 献中所读到的东西,常常已经不是最新的了。这是因为从研究者的写作 到出版物的面世,往往已经过去了一年到几年的时间。所以,只有科学 家头脑里正在思考的东西才是最新的东西!怎样去寻找呢?他说,只有 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和个人之间的通讯和交往,才能及时地了解到别人正 在想些什么。
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本是基本常识。但在五十 年代中期,我国那种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和不断片面强调“学习工农”的 情况下,这样的话语对于被长期禁锢因而隔绝于外部世界的教师来说, 却犹如新鲜雨露,发人深省。那时我国曾一度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 号角,周恩来发出了号召,邀请海外学人回国参加科学事业和社会主义 建设。关人绪就是响应号召,毅然抛弃在美国的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举家回国定居的科学家之一。
他太太华秀仑,美国某大学硕士毕业生,被安排到我系来任副教 授,和程训华同在一个教研室。这是一个极其不幸的撮合。
那时起,关人绪把家安在我校。后来有关他太太的一些传闻渐渐钻 到我耳朵里来。比如1958年春天,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开展“除四害” (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时,系里规定每个教工起码要上交一百只 死苍蝇。华秀仑居然雇佣邻居小孩给她打苍蝇,一分钱一只!不过,她 那时大概是按照她的价值观在行事,用少少钱财换取不少时间。倘若是 在推行市场经济实行等价交换的今天,可能就变得顺理成章。可惜那是 发生在产品经济的刻板的五十年代,情况可就严重了。程训华一伙人 说,那简直是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和行为,必须无情批判!
系里面还不断传播着关于关人绪一家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 闲言碎语。除了针对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电视机、冰箱、录音机…等时 髦家用电器之外,那些喜欢探人隐私,专门在人家背後指指戳戳的人们 最为津津乐道的,还是这一对夫妻在美国教堂举行结婚仪式时拍的照 片:仪式过后,关双手抱托着华走出了教堂门口。
这种美国式的浪漫镜头,在当时一般国人眼里看来简直是“洋相出尽”。 可见华秀仑刚回国那阵子也毕竟太天真无知了,居然敢把这样的“邪门” 照片拿出来显佩示众,岂不是“成心”让自己去惹祸招灾吗?
在程训华等人的眼里,关人绪夫妇在美国帝国主义那个社会里所受 的毒害实在太深了,满脑袋里尽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在他们心目中的华秀仑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太太,对她只能采用 “限制、批判、消毒”。
程训华内心里甚至连共产党提出并一再重申的,对知识分子“团结、 教育、改造”的方针也置之不顾。
反右斗争之后极左的东西更是泛滥成灾,无孔不入。在科学研究 上,从上到下都在鼓吹“大搞群众运动”,且以我们所从事的农业科学 这个领域尤盛。与此同时,对传统正规的实验研究方法则大加批判伐 挞,斥之为“资产阶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东西。研究生于丽萍之 造其导师申知韵教授的反,毅然退学不惜放弃研究生学业与此有莫大关 系。她和别的研究生在紧接反右之后的“双反”运动里,就贴过不止一 张大字报批判申知韵的“资产阶级学院式”研究。
华秀仑来到我校之后,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她虽算不上卓尔不群的 人物,终究还是受到过正规科班训练的。她回国后足履实地沿着原来的 轨迹往前走,两年不到已经有像样的科研成果。华秀仑的这一套在程训 华们看来也是一些资产阶级玩意儿。程训华们这些坚定“左派”那时已 经顺着大潮转而热衷于“运动加口号式”的业务活动,并且把两只眼睛 死死盯住别人,寻找批判对象。不幸的是,那时候华秀仑已经身患脊椎 病,须穿着铁架背心才能活动,所以她常常雇辆三轮车坐着下实验地, 由此又惹来许多讥讽和咒骂。
别看华秀仑是个仪静柔弱的女人,却把一切当着耳边风,照旧我行 我素,有时还会在某些问题上和那些专门对她挑三挑四的人争论一番。 只是这位对“无产阶级政治和哲学”一窍不通的美国硕士,自然无法和 满腹“马列经伦”的程训华们较量高低。
华秀仑来校任副教授时程训华还只是个助教,所以讲课还得交由新 来的华秀仑主讲。尽管后来大跃进年代“打破迷信”和“否定权威”, 程训华也上了讲台,并晋升为讲师,她还是对华秀仑十分耿耿于怀。 “左”的思想加上嫉贤妒能的心理使她对华恨之入骨。
那时黑胖子洪怀安已经取代袁博增接任H系党总支书记之职掌管全 面工作,而程训华则分工兼管教学改革和抓教师的思想工作。她大动干 戈,发动全系学生“审查”教师的讲稿,开大会“批判”教师们讲课中 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宣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动内容。
华秀仑顺理成章地成为程训华的第一个靶子:只因为华秀仑为了说 明选育种工作的重要性,在课堂上讲了一句“为什么美国的面包放了一 个星期不会散碎,而我们的面包只放两天就不行了呢?这就是因为小麦 品种的品质不同”,于是被扣上了“在课堂上明目张胆地宣扬崇美思 想”的大帽子。
程训华还向教务处处长盛祖振汇报说,华秀仑的讲课内容问题太多 了,她满脑袋装的都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经常散播毒素去毒害学 生,我们H系正在组织力量对她进行系统的批判和消毒。在那极左之风 越刮越猛的年代,兼任校统战部部长的盛处长那里敢表异议呢?他不怕 被说成在政治上右倾,甚至扣上一顶“右倾投降”的帽子,而遭受校党 委书记薛冰的同样厄运吗?此时“团结-斗争-团结”的公式已经变成 “斗争-斗争-斗争”了,但当时谁也不敢对此深思和提出异议。
在大跃进年代,华秀仑因患严重骨科病幸免于下放农村,但留在校 内和不知为何从来未见下放过的程训华副书记朝夕相处,日子也太不好 过。她多次挨学生们的大会批判,以致心绪十分恶劣。
和华秀仑同在教研室里的一个助教,善于看风使舵,对程副副书记 亦步亦趋,表现‘左’得出奇的朱秀嫦,当时刚从苏联留学归国。她自 认为自己是从那个“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科学”的“社会主义”苏联培养 出来的大学毕业生,自然打从心眼里就认为苏联乃正宗而美国是邪道。 对那位从“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美国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副教授,她 早存有门户之见,加上嫉贤妒能,总是为虎作伥、仗势欺人,令华秀仑 雪上添霜。
同室里另有一位老副教授哈奎曾,是四十年代初期老北大的毕业 生。他脸色白里透红,据他自己说,祖先有维吾尔族的血统,因而才姓 “哈”,这个汉族里没有或少见的姓氏。他为人敦厚祥和,与世无争, 但为了保护自己,政治上常常表现谨慎有余,采取“中间略微偏左”的 护身策略。他把什么事情都看在眼里,心中明白,有时却最多说一两句 和稀泥的话,不想随便去得罪那位混身长刺的“女强人”-程训华。程 和朱因为与哈教的不是同一门课,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切身利害冲突,平 时便不太去难为和随便伤害他。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作为程副书记的“王国”的教研组又增添了三 个新留校毕业生:他们就是王大桁、王之渊和华新明,都是早就是内定 的未来“接班人”。新来的“两王”恰好与程、朱二人同属一个专业和 一门课,他们把这位“又红又专”的“阶级斗争”女干将程副书记尊为 “群龙之首”,而程自己这时更感到如虎添翼。他们形成了战胜“资产 阶级”华秀仑的一堵铜墙铁壁。华新明出身工人家庭,当过铁工场工 人,后来被保送来上大学,毕业后在哈奎曾副教授下面当助教。在那 “左”风凛冽的环境里,华新明出於阶级偏见而对华秀仑这样的洋教授 有许多看不惯之处,但是因其性格和为人相对比较温和,不象“两王” 那么张牙舞爪,平日的业务活动又很少与华秀仑在一起,程训华也较少 去挑唆他起来与华秀仑作对。
文革一来,程训华逢人便散布说:“据透露说关人绪在美国时的政 治立场右得很,像他这种人居然也回国,动机实属可疑,绝非等闲之 辈!”。后来关人绪在自己领导的研究所里被戴上了“头号反动学术权 威”的“帽子”,挨整的厉害,最后又被迫跟着妻子落难陕北。程训华 虽然没亲自来清水沟,但“两王”继续坚持了她未尽的斗争。加上那位 新来的咋咋乎乎的军宣队李银柱,使得这对院士夫妇完全落入了这伙人 的掌心,处于万劫不复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