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往事如烟,但有些往事却偏偏时常萦绕脑际,牵动思绪,催人 反思。
上个月“小珊子”从上海出差来到我们这个南国城市。她的先生嘱她一 定要到我们大学里来探望我们夫妇。她那“先生”原是我四十多年前的 同班同学,一个在北京土生土长大的广东籍人,瘦高个子,白晰长脸, 性格内向温和,连生人一眼都可以看出他是个诚实的大小伙子,所以我 们一见如故。一九五O年为了“抗美援朝”而发动的全国性轰轰烈烈的 “参军参干”运动中,他以一个共青团员的激情报了名。不久,他便被 组织遴选上,于是胸前带着一朵红绸做的大红花,在师生们的夹道欢送 中,坐着大卡车离校走了。在他弃学从戎之前,我为了表示同窗一年多 的友谊,特意请他到东单市场一家私营小饭铺里吃了一顿老广喜爱的甲 鱼汤。自此以后,我们之间也就断了联系。
当时怀着年轻人的火辣辣的激情,为了“保家卫国”而毅然弃学从戎的 同学们当然不在少数,和我先后回国的同学中,我所知道的起码有两个 人。参军参干之后,他们并没有上过战场,而是分配在某个部队里当了 个文化教员。可是肃反运动一来都挨了审查,原因无非是归国华侨。他 们往往带着南洋青年学生的那一套天真烂漫思想作风,言论行为不全符 合这个几千年封建传统加上“革命纪律”的规范。这也总是给他们带来 不幸。
不过我这位广东籍北京同学就没有那种遭遇,主要因他没有什么海外关 系。转业时允许他做出选择,而抉择是明智的。他幸运地得以实现自己 的宿愿,尽管延误了将近十年的光阴。
正值大跃进的年代,他突然出现在校园里:以一个转业军人的身份返回 母校重温大学生涯。九年前,他第一次入学时,班上互相强送外号成 风,因为他姓马,皮肤又长得白晰,所以同学们都叫他“小白马”,如 今班上比他小十来岁的同学自然要尊称他为“老马”了。我们虽然仍在 同一个系里,但却不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密切的关系。这主要因为在那 疯狂而动荡的大跃进年代,大家都被分头遣下农村,三天两头运动频 仍,令人眼花缭乱,心情异常纷杂,一切私人的情结只好随之黯然消 褪。这样恍恍然地过了四年,他毕业离校。后来,我听说他被分配在边 陲的N省工作,说实话,如果没有特殊的机遇,我们之间也许永远再也 没有恢复联络的机会了。
说也巧,几年前我有个机会到上海市出席学会年会。会议期间,他带着 夫人到宾馆里来探望校友们,这时我们才得以重温友谊。比他年轻十来 岁的美貌妻子原是他同班同学庞玉珊,我过去没有教过他们班,也从不 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和她只能算是初次相识。
几年匆匆过去,这次不期而遇,玉珊已是中年妇人的丰盈体态。一开腔 就显出她那快人快语的豪爽性格。我问她老马是否还在职时,她说: “他从系里退休两年了,没事干,只好帮我搞科研”。退休后帮配偶做 科研,按规定还可从科研费中提取“返聘费”,以补贴家用。像他们这 种“夫帮妻”的格式的“夫妻店”毕竟还是少有。
无论如何“夫妻店”一般可以免除名利上的纠葛所带来的烦恼。 “不管怎样,你们能从N省调出来可是很不简单啊!”我说。 “那是真的不容易,毕业分配时,本来老马的家在北京,完全符合被照 顾留下的条件,但偏偏我俩一起被‘发配’去了遥远的N省,而且两人 还分开安排在两个县城里工作。就这样,我们只好两地分居了十多年, 直到一起调到上海市的N学院之后,一家子才团聚到了一起”。 “哦!我不知道你们还有这么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我说。 “你知道吗?我们和王大桁同班,这人阴得很,还有王之渊,那时他们 两人在班上已经号称‘两王’。听说文革中‘两王’在校里可了不得。 听说你们还挨过他们的整,是吗?”她突然提起“两王”令我深感诧 异,正在思忖着是否她对母校在文革中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多,这时她 又加重语气接着说,“我可把他们看透了。你们知道王大桁女儿疯了 吗?我就信报应!”。 我吃惊于何以她对“两王”那么恨,心中纳闷。 “在你们毕业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两人,后来他们分配留系,和我不在 一个教研室,跟他们很生疏,文革中算是打了许多交道”我淡淡地说。
“毕业前夕,以他们为代表的班党小组操纵了整个班同学们的毕业分 配”她愤愤地说,“不知你是否知道,毕业分配方案都是由各班学生党 支部讨论之后上交给学校的。我们班上一些很有才华的同学被分到偏僻 省份,而他们自己那一伙人却能够留在京津地区”。 “是这样。那时我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人事处的事,但我知道分配方案 确是先经过班上学生党支部酝酿后提出来的”我的妻子若桦插话,并冲 向我说,“他呀,那时候一心只有他的业务,他知道个啥?”。 “不过”玉珊又接着说,“两王上面还有一个更是八面威风的人物,当 时的系学生党支部书记董忠红。他是学校里农村调干生中的头号人物, 三十五岁,入学前早已经是个县级干部了”。 提起董忠红这位“老学生”我可知道一些,因为他属于我这个专业,听 过我的课,期终考试不及格。当年我觉得他比我大好几岁,又是工农出 生,因我长期受“党的教育”,总怀着一种对农村来的学生的责任感和 同情心。当时我也分辨不清他常常对老师摆出一种什么神态,到底是出 于尊敬还是出于拉拢。补考前我下了一番功夫辅导他,补考之后,我决 定略微放宽点条件勉强让他过了关。后来日子一久,我也多少听说过董 忠红这个人可不简单,他常常直接到校党委那里去汇报工作和学生中的 情况,深得校领导的赏识。在日常生活上,他是烟酒全沾,请客送礼, 无所不能。一次,他寒假回家,听说他带了一大箱京货回去送礼。当时 我只是觉得,他那种农村干部作风和我们这些书生气十足的人有些格格 不入罢了。 玉珊说,这伙调干生多半是保送入学的,学习成绩普遍都差。原来基础 差固然是原因,但其中有些人根本就是混日子,只想到上大学是个镀金 的好机会,毕业好回去升官,再就是来大学里附带好找个俏老婆。那 时,她被团支部指定对一个调干生同学搞所谓“一帮一,一对红”,这 全是从林彪领导的部队六十年代那一套做法中硬搬来的东西。可是那个 被帮的对象一点儿也不争气,上课时不好好听课,下课后借本笔记抄 抄,晚上扒在被窝里写情书。他考试不及格,挨批评的却是玉珊。她 说:“我那时真想给他跪下去,哀求他好好学习,免得我替他遭那份罪”。 玉珊激动地说,大跃进运动中,董忠红多次以党支部书记名义约她“个 别谈话”,要她“汇报思想”,而且偏偏指定在深更半夜的时候。也许 是出于自卫本能吧,她到时没去。于是董在全班大会上恶狠狠、不点名 地说,有的人就是“崇拜那些资产阶级教授,连党支部的话一句也不 听!”。另一个傍晚,董又约她“谈话”,把她带到了一道篱笆边,谈 着谈着,董竟撩起裤子撒尿! 她气愤地说:“我那时才是一个十八岁的上海姑娘啊!”。 我和若桦沉默无语,只能摇头叹息。 玉珊说,那些调干生入学后看见“洋”大学里的女同学,觉得差不多个 个都长得标致,便先后设法把乡下的老婆给离了。他们一伙人居然私下 商量着,把他们每个人和班上的女同学逐个地“对”上号。一次,董忠 红把她叫到男生宿舍,仍说找她“谈话”。一进门,看见里面坐满了他 们一伙人,其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是班上分工管劳动的矮个子孙组 长。这时董开腔了:“小珊子,你觉得孙组长这个人怎么样?”。玉珊 只好说孙组长不错,劳动时挺照顾她的。董说:“那就很好嘛!你跟他 交个朋友怎么样?象你那样的家庭背景,能配上老孙已经够不错了”。 玉珊不语。董威胁说:“这可是组织决定,你要是不同意,今天就别想 出这个门!”。玉珊说,当时突然感到一种无名的厌恶和愤怒,她冲到 窗前,把背靠着窗沿,说:“如果你们再逼我,我就跳下去!”这时候那 姓孙的皮笑肉不笑地说:“算了,算了,既然小珊子不愿意,就先别勉 强她啦”。 听了她这段叙述,我不禁激动地说:“这些家伙!我们当老师的当年竟 不知道有这种乌七八糟的鬼事情”。 “你们不知道我们班上两个女同学被逼疯的事儿吧?”她接着叙述了以 下的故事。 其中一个女同学只因说了一句:“学习毛著对照检查自己,我越学越感 到与毛主席的要求相差太远,所以越学越害怕”。党支部硬说她说的是 反动话,学习毛著应当是越学越觉得毛主席亲切,越学心里越亮堂,怎 么可以说越学越害怕!于是私设公堂,对她实行隔离反省,让女生中的 共青团员轮流看守,连上厕所都有人看着。有一天轮到安排玉珊看守。 那女生趁她不备,从厕所的窗口翻了出去,逃到操场后边跳进了一口废 井,后来被体育老师救了出来,疯了。玉珊吓坏了,偷着写信给这位疯 女同学的妈妈,叫她来把女儿领走。那时她并不知道这妈妈是个右派分 子,所以把火引到了自己身上。因为玉珊妈也是右派,所以被看成了物 伤其类,什么阶级同情什么阶级,在班上遭到了好一顿批判。
玉珊的故事勾起我一连串的回忆。
我记得曾经听说过,董忠红毕业后返回原来的省份,过了几年,当上了 省科学院院长,后来又调任省科委主任;四年“大学生生涯”给他那龌 龊的灵魂裹上一袭金缕玉衣,为他个人作为所谓“四化”(革命化、知 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干部的平步青云铺平了金光大道。 至于“两王”,毕业时他们都一起留了校,当上了大学教师,王大桁还 兼任系党总支委员。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在紧接着的大跃进年代里招 收了一大批工农调干生。这些年轻人被从农村、工厂选拔出来赋予了伟 大使命: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被他们盘踞已久的高等教育阵地。 在后来的文化革命中,工、军宣队被派来进驻大学,其中有人永远进入 了学校各级领导班子,随后还招收了一大批“工农兵学员”入学,他们 的入学被喻为到资产阶级大学里来“掺沙子”和“上大学、管大学、改 造大学”。事实上,这场所谓“上、管、改”的“伟大历史剧”的序幕 早在文革前好几年已经拉开了。 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接触过不知多少来自农村的农家子弟,他们 中许多人朴实无华、勤勉向学、尊师重教,与同学们亲密相处。可是在 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尤其对于那些被赋予了“神圣战斗使命”的一批 人来说,可就大不相同。当一个人的心灵中的卑劣情操一旦被挑唆诱 发,他的占有欲、统治欲、迫害欲... 等等,就会大大滋长膨胀,长此 下去,内心中就会滋生出一种我称之为“贫农贵族心态”的东西。像董 忠红、王大桁一类人,在大学里,他们自以为也同时被别人奉之为天之 骄子,他们目无法纪,肆意妄为,称王称霸,把自己的同窗伙伴当做可 以颐指气使、任意凌辱的小生灵。由此而产生的悲剧、惨剧,在我们这 片大地上,不知反复出现过多少次。在十年浩劫中,更有多少人为此日 夜生活在恐怖之中。 夜深了,当我从沉思中恢复过来意识到我们的一场不寻常的谈话应当结 束时,玉珊补充说:“不久前我出差到了母校,听系里的老师们说, ‘两王’利用他们一个是总支书记另一个是系主任的权力,把教师们的 ‘创收’(对外科技服务的收入)中个人提成比例提高到了百分之八十, 正好那时‘两王’合伙搞了一个很赚钱的项目,他们大捞了一把,他们 的住房装修得可漂亮啦!”。 “过去抓阶级斗争时压人一头,时代不同了,现在他们搞捞取钱财也得 胜人一筹!”。我说。 “你说得对极了,他们永远必须高人一等”玉珊叹道。 此时夜已深沉,玉珊回招待所去后我们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