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西班牙人都沾点堂吉诃德性格，讲这样的话实在陈腐；然而这句话却实在跟那阿拉贡人米圭尔·塞尔维特严丝合缝。他身体虚弱，脸色苍白，再加一撮修得笔尖的胡子，长得活脱便像那瘦瘦高高的拉曼查英雄；在心里他燃烧着堂吉诃德那辉煌而怪诞的欲望，要为了荒唐的理由大动干戈，向那现实的风车盲目进攻。他全不具备自我批评的能力，永远在发现崭新的事物，也笃信自己老在发现崭新的事物。这神学的骑士游侠，长矛在手，向一切可能的障碍纵马疾骋。能够叫他激动的惟有冒险，惟有荒唐、反常与危难。他一味争强斗狠，与意见不同的人大动干戈，论短争长；他决不参党入派，永远孑然一身，想象着善，臆造着恶——无处不独特，无时不偏执。

　　这趾高气扬的人物永远跃跃欲试，所到之处无法不四面树敌。他的求学生涯先在萨拉戈萨，后在图卢兹，那还算比较平静。在图卢兹大学他结识了查理五世的忏悔神父；神父请他做了私人秘书，先带他到意大利，后是奥格斯堡议会。这年轻的人文主义者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只消涉及到宗教大辩论，便沉溺于压倒一切的激情当中。新老教义的冲突，激荡着他的心胸。举世争斗，这好战的家伙必定同样争斗；众人皆热中于改革的教会，他准要厕身其间。他性急又热切，只觉得此前每次有悖古代教会主张的教导和诠释，全胆怯冷淡，首鼠两端。在他眼里，便是那些能力卓著的改革家，像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等人，洁净福音时也做得太不革命，因他们未曾打破三位一体的教条。这年轻人满心的毫不妥协，竟在二十岁时宣布尼西亚会议的决定大错特错，三重永恒人格的教条与神性的统一绝不相容。

　　这样的观点纵然激进，可那时宗教骚动的潮流风起云涌，竟不至于引人注目。只要价值正给人重新评估，法则正受到重新厘定，人们总会要求有权利打破传统，独立思考。可对塞尔维特讲来有一点灾难无穷，就是他得之于那般争强好胜的神学家的，除去沉溺争辩而外，还有他们那最坏的品质——便是狂热争论，泥古不化。他急着要告诉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他们对基督教义的重塑全不适当，惟有他米圭尔·塞尔维特才掌握了真理。他赶着去造访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在斯特拉斯堡，是马丁·比塞和卡庇托；在巴塞尔，是俄克兰帕狄乌斯——催他们在福音派教会的范围所及，迅速解决三位一体的“错误”信条。不难想象，有这么个西班牙生手闯进屋来，歇斯底里，无羁无绊，一口咬定旁人该立即痛改前非，马上接受他那套革命性论点——那般庄严稳健的传教士和教授该会何其暴怒嫌恶。他们直觉得他仿佛撒旦遣来的走卒，便大画十字，好祓除这狂热的异端。俄克兰帕狄乌斯赶走他那态度仿佛赶一条疯狗，叫他是“犹太人，突厥鬼，渎神灭祖，鬼迷心窍”。比塞在布道时讲，塞尔维特简直是撒旦的子民。而茨温利，则公然警告信众，反对这“西班牙罪人，一旦做得到，他谬误邪恶的教条，准会将基督的宗教一扫而光”。

　　然而，正如那拉曼查的骑士绝不因旁人的凌辱施暴摆脱了奇思异想，这堂吉诃德一般的神学家绝听不进争辩，受不住批评。如若改革领袖们听不懂他，如若谨慎隽志的人们不在书房听他的宏论，他必得在大庭广众下面启衅宣战。整个基督教世界，得读到他的文章才行。他要印行一部著作。于是二十二岁上，塞尔维特倾其所有，在哈根瑙把他的观点印行于世（《De Trinitatis erroribus libri septem[论三位一体之谬误七章]》，一五三一年）。这引发了一场暴风骤雨。比塞毫不迟疑，声称这无赖该当“活生生扯出他的肠子来”；从这一刻起，整个新教世界，便把塞尔维特看成撒旦活脱的帮凶。

　　不消说，一旦谁持有这样的挑衅姿态，一旦谁扬言天主教与新教教义一概大谬不然，他便无法在基督徒当中落脚栖身。自从米圭尔·塞尔维特犯下那奉行“阿里乌派异端”的冷酷罪名，他便像野兽一样，给人追亡逐北。他躲到后台，隐姓埋名；其实他舍此别无它途，因他早已经恶名昭彰。于是他回到法国，改名米歇尔·德·维尔纳夫，并以这假名在里昂的特莱许塞尔兄弟印刷所寻了个校对员的工作。换了新的生活范围，他那虽不专业然而极富想象的洞见，却迅即找到全新的刺激与论争。在校对托勒密《地理学》的校样时，塞尔维特昼夜苦读，竟至于学成个专业地理学家，还给这书写了篇详尽的引言。同样，当他校对一部医书，这灵活多变的人又学成了医生，并很快真的开始投身医学研究。他为此而移居巴黎，在维萨留斯附近工作，准备解剖标本，开设解剖学讲座。然而恰似从前在神学领域一样，这情急的人刚刚完成了学业，取得医学学位，便迫不及待地登堂授业，与旁人争强斗胜。而后在巴黎医学院，他宣布将要开设数学、气象学、天文学和星占学的课程；然而大学里的医生们，给这掺杂了星占学和医学的大杂烩搅得火冒三丈，对他那自吹自擂大张挞伐。当局对塞尔维特—维尔纳夫斯开始冷淡；巴黎高等法院得到举报，说他用那套“天谴星占学（judicial astrology）”捣乱滋事——这学问可是受到人法神律同声谴责的呀。这时还未曾揭露出，这“米歇尔·德·维尔纳夫”便是那受通缉的异端米圭尔·塞尔维特，但为保命计，塞尔维特只得再次逃亡。于是教员维尔纳夫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法国，一如从前神学家塞尔维特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德国。很长时间里，没人听说他在做什么；待到重新出现，他已经换上了新面孔。谁会怀疑维埃纳的总主教皮埃尔·保罗迈耶，雇的个常任医师，竟会是个异端分子亡命在外，还被巴黎高等法院判为骗子？可米歇尔·德·维尔纳夫毕竟小心翼翼，在维埃纳再也不讲他那套异端邪说。他屈心抑志，忍气吞声；他上门替许多人治好了病，也大大赚了笔钱。于是当他外出散步，碰见有钱的维埃纳自由民，他们会以西班牙式的礼节，向总主教阁下的常任医师米歇尔·德·维尔纳夫大夫脱帽致敬。“瞧他多出色，多虔诚，多渊博，多谦逊！”

　　真正讲来，这激昂急躁的西班牙人，他的异端思想绝未泯灭。从前那穷根问底的不懈精神，依然激励着米圭尔·塞尔维特。一旦有谁全身心沉溺于一种观点，那情形活像患了热症：他的心里充满无羁无绊的活力，它寻求着发展与自由。每个思想家都会遇到那样的时刻，他有些迫切的想法免不了自寻出路，一如棘刺要从化脓的手指里排出来，婴孩要从母亲的子宫里爬出来，或者胀大的果实要从果壳里爆出来。人若像塞尔维特那样热情洋溢，信心过度，总忍不下自己独有的迫切想法给人长久压抑；他难以抑制地渴望着，要强迫这世界与他同步思考。新教领袖们不断宣扬其婴儿受洗和三位一体之类教条；在塞尔维特看来，目睹这些显然谬误的教条大行其道，不啻每日的受罪。基督徒怎能还被这“反基督”的谬误污染了身心？为真正的信仰公开宣示自己的使命，难道这不是他的责任？毫无疑问，在那些被迫箝口的岁月，塞尔维特在精神上必是备受了痛苦。纵使三缄其口，那些话语却激荡在他的心胸；然而身为亡命之徒，最要紧的便是安全，他得避人耳目，闭口不语。到头来，塞尔维特决定找个同情他的人通信，做一些思想方面的讨论。因在他目前的居所，他断不敢与任何人口头讨论自己的神学信念，这样的讨论只能秘密地书面进行。

　　然而在塞尔维特，要命的却是他太嫌盲目，竟选了加尔文当他可信赖的神学家；巴望这革命的勇敢改革家会准备同意他的观点，更加大胆地解释《圣经》。或许在与加尔文交往时，塞尔维特只是在跟个老相识叙旧，恢复很久前进行过的讨论。他们一准曾经在巴黎共同求学；然而直到加尔文成了日内瓦的主人，米歇尔·德·维尔纳夫也当上了维埃纳总主教的常任医师，两人才开始通信，还拿里昂的学者兼书商让·弗莱隆作为中间人。塞尔维特首先写信，他急着向加尔文不断要求，希望自己反三位一体的观点能得到这宗教改革至为卓越的神学家支持。为这目的，塞尔维特不停地写信。起初加尔文回复的语气，全是在纠正对方错误的信条；他笃信自己有责任将迷途的人引回正确的道路，把走失的羊领回正确的羊群，于是竭尽全力要塞尔维特认识到错误。然而到头来，塞尔维特傲慢放肆的语气终于令他火冒三丈。加尔文本是独裁固执，最纤小的龃龉也常会令他怀恨在心；塞尔维特却给他写了这样自大的话：“我已经一再解释给你，你看不见三个神圣本质的重大差异，于是误入歧途”，这便触到那危险对手的痛处。最后塞尔维特竟敢送一本《Institutio religionis Christianae（基督教原理）》给它著名的作者——而且这西班牙人像老师批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在空白处将他认为错误的地方一一标记。于是不难理解，一个业余神学家的如此傲慢，准会令那日内瓦的独裁者大为震怒。“塞尔维特抢来我的书妄加评论，把它搞得脏兮兮，像条狗叼块骨头啃个没完，”他便这样轻蔑地给朋友法里尔写道。为何他还要费时间，与这无可救药的白痴辩论问题？他一脚便将塞尔维特的论点踢在了一旁。“我不理这厮的言语，一如不会理睬驴子的傻叫（le hin-han d'un ane）。”

　　这背运的堂吉诃德，未曾及早料到自己软弱的长矛，要对抗顶盔挂甲的自满之徒，竟还要重启战衅。加尔文绝不想同他打交道，然而在他眼里，加尔文却比旁的所有人更可信任。用加尔文的话讲，塞尔维特简直就像“魔鬼附了体”。他未曾把加尔文当成顶可怕的潜在敌手而退避三舍，反把自己尚未出版的一部著作抄下一份送给加尔文——这部神学著作，单是书名就足以叫加尔文大发雷霆。塞尔维特给这书起名叫《Christianismi restitutio（基督教补正）》，为的是向世界表明，加尔文的《Institutio（原理）》必得以《Restitutio（补正）》来抗议。在加尔文看来，这病态的好斗家伙热切地劝他改变信仰，加之那西班牙式的纠缠，而今都已经走得过了头。他便写信通知给他们充当中间人的书商弗莱隆，说他加尔文时间宝贵，不想费来读这妄自尊大的白痴写的信。与此同时，他写下的话便预示了日后的恐怖。他给法里尔这样写道：“塞尔维特不久前写信给我，除开这封信，他还给了我好一顿破口大骂。在信里他硬是从前那套叫人无法相信的傲慢，说我会在他的信里找到些前所未闻的大事情。他声称如若蒙我允许，他准备前来造访；然而我却不欲向他保证。若他竟来此地，则只要我在本城尚有权威，定然叫他休想活着离开。”

　　我们不晓得塞尔维特是否得知了这威胁，还是在一封散佚的信里，加尔文给了他含混的警告。仿佛这西班牙人到头来确乎悟到，他已经激起加尔文凶恶的仇恨。还是头一遭，他因“sub sigillo secreti（加盖私章）”送给加尔文的手稿而惴惴不安，因这手稿既在如此公然示怒的人手里，不啻一场灾难。“你既以为，”塞尔维特惊惧中给加尔文写道，“我是魔鬼撒旦，则我便不欲多做解释。那末，请退还我的手稿，随你做什么去罢。可若你笃信罗马教皇堪称反基督者，也定然确信三位一体和婴儿受洗，就其为天主教教义之组成部分而言，亦是魔鬼的教条。”

　　加尔文对此不做回答。他自是不想把塞尔维特的手稿返回作者，而把那异端的文字仔细藏在抽屉里，一旦需要，便可以对此痛下杀手。斗争的双方都心知肚明，待到他们将刻毒的言语宣泄干净，更其残酷的短兵相接势必无可避免；此时此刻，塞尔维特充满了黑色的预感，他给一位神学家写道：“我注定因这一事业而蹈死地，对此我非常清楚。然而这想法绝不至动摇我的勇气。我是耶稣的信徒，必遵循我主的踵武而行。”

　　卡斯特利奥，塞尔维特，以及其他成千上百的人，都需要了解到一点，便是如欲跟加尔文这样狂热的教条主义者作对，或是即便在微不足道的教规上面向他们挑战，都极端危险。在这一方面，加尔文堪称典型，他僵化刻板，有条不紊。他不似路德那般狂暴，也不至屈从于迸发的激情；他绝不粗鲁鄙俗，那原是法里尔之流的特征。他的仇恨有如利剑，正是一样的苛酷，一样的锋利，一样的尖锐：那绝非路德式的仇恨，得自于血缘、气质、激情与积怨。加尔文的仇恨顽强又冷酷，那乃是从他的头脑腾生出来；这样的仇恨，记忆力好得骇人。加尔文绝不会忘怀。德·拉·马雷牧师这样描写过他：“quand il a la dent contre quelqu'un ce n'est jamais fait（令彼怀怨，怨而无畔）”。若是有哪个名字，给他记到了记忆的书板上面，除非这人自动从生死簿上除了名，便休想给他抹了去。因此，尽管加尔文多年听不到塞尔维特的下落，这事情也便不了了之；然而加尔文，却一直把塞尔维特铭记在心。塞尔维特请求和解的文件，闭着嘴躺在抽屉里，给保管得安安全全；袋里的箭矢已经齐备，仇恨郁积在他无情的灵魂之中。

　　塞尔维特好几年按兵不动。他再不去努力说服那说不得碰不起的人，一门心思发愤著书。这位总主教的常任医师，以最最动人的献身精神，秘密投身于写作《Christianismi restitutio（基督教补正）》的艰辛当中；他希望这部著作的作用，远胜于加尔文、路德和茨温利的改革事业。他们的改革在哪里犯了错，他则必会正确无误。塞尔维特的宗教改革，是要通过真正基督教义的传扬，来拯救整个世界。日后加尔文曾经嘲笑他是个“鄙视福音的独眼巨人”；然而塞尔维特绝非如此，倒是无愧于一个勇敢的自由思想家，一个无神论者，那些自信为他的追随者的人，时至今日依然歌颂着他。在宗教事务方面，塞尔维特永远恪守正轨。他何其热切地将自己视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必是准备着将自己的生命，献给那神圣的信念。在著作的前言里面，他发出下面的呼吁，他的热切于此也可以窥见一斑。“哦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你是上天所赐，向你的仆人启示真身；这启示何其伟大，实能令我洞察。正是你的事业，我追随着神圣的要求，欲起而捍卫之。先前我已经预做尝试；如今时机成熟，我必得重整旗鼓。你教导我们，莫将我们的光放在斗底下。若我不宣示真理，愿我遭难！”

　　塞尔维特在为这书排字时采取的防范，适表现出这位作者相当清楚，他这书的发表必定招致危险。他身为总主教的常任医师，栖身于充满流言蜚语的外省城市，却要出版一本足有七百页厚的异端著作，这样的做法可算孤注一掷。不仅作者，甚至出版商和销售商，也把自己的性命赌在这卤莽的冒险上面。然而塞尔维特情愿倾其行医的全部积蓄，激励他那般首鼠两端的合作者。他专门为这目的，租了间偏僻的房子，好把印刷所从原来的地方迁移进去——想必这样的做法并无不便。于是在这里，便好不理睬宗教法庭，由些宣誓保密的可靠人等将那异端的著作排版印刷。书的末卷毫无标识，能认出该书在何地印刷发行。然而塞尔维特自酿灾祸，竟在版本记录页的日期上面，署下鉴别用的首字母M. S. V.（Miguel Servetus Villanovus，米圭尔·塞尔维特·维尔纳夫斯），这便给了宗教法庭的猎犬们该书作者无可辩驳的铁证。

　　便是这种画蛇添足，让塞尔维特暴露了自己。因为他那无情的对手，表面上蛰伏不动，其实正给仇恨刺激得时刻警醒。加尔文在日内瓦缜密建立的谍报组织，犹如一张网眼日益密集的网，将其影响的范围扩展到邻国，在法国甚至比神圣宗教法庭更有效力。还在塞尔维特的著作实际发行之前，数千册成书还堆在里昂的仓库，或正在运往法兰克福书市的途中，而卖出的成书少得可怜——少到今日只留下了三册，加尔文便已经得到一册。这日内瓦的独裁者便立刻动手，好一举之下，把那异端连同他的著作一并消灭。

　　还很少有人晓得，加尔文展开反塞尔维特的运动，靠的是一种偷偷“清理”对手的手段——甚至比日后尚佩尔高地的成功更遭人厌。因为这样的书，加尔文自然认为极其异端；而研读之后，如若他希望将对手投畀宗教法庭的魔掌，他满可以选个公开诚实的办法。他完全可以在布道台上，警告信徒们反对这书；而宗教法庭里的那般仆从，也自会发现这坏书的作者——即令他藏在总主教府的深处也罢。然而这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为罗马教皇当局省了搜寻塞尔维特的麻烦，并且他做这样的事情，用的是顶顶背信弃义的伎俩。加尔文的辩护士们，甚至在这方面也要为他辩解；然而这样的辩解徒劳无益，因为此类企图，反见得他的性格更其阴险邪恶。在个人行为方面，加尔文本是货真价实的狂热分子，满心激荡着深切的宗教企图，如若他的教规遭人非难，或他自以为其“事业”存亡攸关，便会将道德置之度外。正如罗耀拉一样，为自己的信条，为自己的宗派，他准备着首肯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一五五三年二月，塞尔维特的著作还刚刚落到加尔文的手上，他的一个密友，法国流亡者纪尧姆·特里，便从日内瓦给自己的亲戚安托万·阿尼写了封信——这两个人，特里算上个狂热的新教徒，阿尼则是个同样狂热的天主教徒。在信上，特里先是泛泛提及在新教的日内瓦，镇压异端阴谋的工作如何卓有成效，而天主教的法国，却容忍这些莠草滋生蔓延。然后，这友好的调侃骤然变得严肃起来。举例说来，在法国就有个异端，一旦当局将他捉拿归案，准给烧杀不贷（“qui mérite bien d'être brulé partout où il sera”）。

　　我们自然忘不了加尔文的那句话：“若他竟来此地，定然叫他休想活着离开。”而加尔文的心腹特里写得更加清楚，连那异端的名字也点了出来：“我讲的是个西班牙阿拉贡人，本名米圭尔·塞尔维特，而自称米歇尔·德·维尔纳夫，现为医生。”接下来，他提供了塞尔维特著作的书名、目录，还有前四页的抄本。在信的最后，他还要悲悼这世界的罪孽。

　　这日内瓦的地雷，就巧妙地埋在了适当的爆炸地点。一切都按那告密者的计划进行下去。虔诚的天主教徒阿尼义愤填膺，立即把信呈交里昂的宗教当局；而红衣主教也同样迅速地去见罗马教廷的宗教法庭审问官皮埃尔·奥里。这样，加尔文滚动的石头，便挟着骇人的动量，直滚到了山底。二月二十七日，那封告密信从日内瓦发出；到三月十六日，米歇尔·德·维尔纳夫便在维埃纳正式受到控告。

　　然而他们的地雷到底未曾引爆；在日内瓦那般狂热的告密者看来，这准是一个大大的失望。必是有人伸出援手，割断了导火线。或许是维埃纳的总主教，及时给自己的常任医师做了暗示。一俟审问官来到维埃纳，印刷所神秘地消失了踪影，印刷工们赌神发誓，说从未排印过这样的书籍；而深受尊敬的医生维尔纳夫斯，也愤怒地断然否认他就是什么米圭尔·塞尔维特。奇怪得很，宗教法庭制造起一场抗议，便已经心满意足；这可怕机构异乎寻常的克制进一步表明，必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保护着那个被告。宗教法庭通常是拿拇指夹跟拉肢架开始工作，却对维尔纳夫高抬贵手；审问官一无所获，返回了里昂；而阿尼则得到通知，说他的指控查无实据。那日内瓦人企图假宗教法庭之手除掉塞尔维特，也就此失败。若非阿尼向日内瓦求援，求亲戚特里提供有关上述异端更有助指控的进一步材料，整个事情可能就会不了了之。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希望宽大为怀，仿佛不妨这样设想：是特里一手策划，向他天主教的亲戚指控自己素不相识的作者；特里也罢，加尔文也罢，都绝想不到他们的告密竟会泄露给罗马教廷。然而司法机器已经运转起来，而日内瓦的那般狂热分子必定清楚，阿尼给他们写信要求进一步的资料，绝非出于无聊的好奇，而是来自宗教法庭的敦促，则对于自己设置的陷阱，他们准是了解得清清楚楚。那恐怖的天主教当局，用文火烤炙过好多新教徒呀；一个福音派牧师，就该怯于替这样的当局做个告密者？然而塞尔维特却很有理由向着加尔文吼一声：“身为福音的仆人，却替官方指控；利用职位之便，给人设置圈套——你难道不晓得，这样的做法邪恶歹毒？”

　　让我再说一遍，临到教规存亡攸关，加尔文便会将道德置之度外。塞尔维特必得给“清理”掉；既然加尔文生性记仇，他便绝不介意用了怎样的手段——而那些手段，真是天字第一号的可耻。特里写给阿尼的第二封信，无疑出自加尔文的口授，那活脱一个虚伪的杰作。作者声称，他的亲戚竟然把他的信交给了宗教法庭，这好不让他大吃一惊。“这信本来只想给你自己看，”他说道。“我唯一的目的，只是向你表明，那些自命为教会砥柱的人，竟然如此缺乏信仰的热情。”然而如今，他明知道柴薪已经堆起，却绝不放弃进一步向宗教法庭活动的想头。这卑鄙的告密者油滑地讲，既然大错已铸，绝无疑问，“上帝是意欲将基督徒们由这肮脏有毒的瘟疫当中拯救出来”。下面的话，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特里既已拉上帝之名掩盖人类仇恨的非人举动，便把他能够找到最为有害的材料给了自己的亲戚——便是塞尔维特的亲笔信札，连同那著作的部分手稿。如今，那般对异端不择手段的人，便好立即开始行动。

　　塞尔维特的一批亲笔书信，给转交于阿尼。可特里从未跟塞尔维特通过信，又如何把这些信件搞到手？真相定然无从掩饰。加尔文巴望躲在幕后，我们却必得将他捉到前台的聚光灯下面。塞尔维特的信件，以及他著作的几页手稿，全是塞尔维特本人寄给加尔文；出于怎样的目的，加尔文将这些文件从抽屉里取出，他自己心知肚明。他明明知道这些文件得送给何人——那是伙“教皇党”，平素在布道台上，他骂他们是“撒旦的崽子”；那帮家伙，惯于以拷打与火刑，对付他加尔文的信徒。然而他清楚，这些文件足以将塞尔维特送上火刑柱，这便够啦。

　　因此后来，他枉费心思，企图遮掩自己留下的蛛丝马迹。他诡辩道：“有谣传说我采取了些行动，来促成天主教宗教法庭的仆从们逮捕塞尔维特。有人甚至称，我将他投畀信仰的死敌，让他落入狼巢虎穴，显得太不光彩。我倒要问问那般骂我的人，我如何能够突然间跟教皇的仆从接触上。实在难以置信，我竟会跟他们有所勾结，而他们竟会与我联手搞阴谋——须知他们之于我，恰便似魔鬼之于基督一个样。”可这样的遁词未免过于露骨；因加尔文自可以天真地发问，“我如何能够突然间跟教皇的仆从接触上？”有关的文件却给了他明确无疑的回答。在这事情里充当工具的，是加尔文的朋友特里；在致阿尼的信里面，特里公开承认，加尔文曾经参与其间。“必须承认，我颇费努力，才从加尔文先生手里取得下列文件。我无意于暗示，他不认为必得采取措施，来镇压如此可恶的渎神行径。他是觉得，他的责任在于以健康的教规说服异端，而非以正义之剑大开杀戒。”这拙嘴笨舌的信，显然经过了加尔文的怂恿，企图替那真正的罪犯推卸责任，然而这样的企图徒劳无益。信上写道：“我如此不厌其烦地说给你，若无加尔文先生的帮助，交给我下面确凿的材料，人们会指责我提出了不实的指控。”

　　行动毕竟较辞令更能打动人。甘心情愿也罢，勉为其难也罢，加尔文毕竟将塞尔维特的私信交给了“教皇的仆从”，好叫他们拿来将作者置之死地。加尔文，惟有加尔文，要对特里致阿尼的信件负责——而且这封信，其实乃是写给了宗教法庭。同时，也惟有加尔文，能够让特里封寄那份控罪材料，并且在致阿尼的信件最后写道：“我想我给了你些无可辩驳的铁证，以便你再无困难将塞尔维特逮捕法办。”

　　根据记载，当屠侬红衣主教与奥里长老看到，提请他们关注塞尔维特罪行的铁证，竟然来自他们的死敌——异端加尔文，不禁哄然大笑。其实很容易理解，这般红衣主教何以如此兴高采烈。特里的动机，还不妨讲在虔诚的借口之下，隐藏着善心慷慨、忠于朋友；然而下一个荒谬的事实却无可掩饰，便是新教的领袖竟然如此与人方便，帮助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审问官（还是他们全伙人！）把个异端烧死。须知这些头面人物各信各的道，这样的礼尚往来在他们之间绝不常见，在这寰球的每地每处，他们总是惯于使用烈火利剑、绞台刑车相互毁灭。无论如何，经过了这段愉快的插曲，宗教法庭便又勉力做起自己的工作。塞尔维特遭到逮捕，受了严厉的审问。加尔文提供的信件与手稿片段真个铁证如山，被告再没法否认自己是那书的作者，也赖不掉米歇尔·德·维尔纳夫跟米圭尔·塞尔维特乃是同一个人。他的事业就此一败涂地。维埃纳架起柴堆，处刑的火焰就要点燃起来。

　　然而加尔文希望唤起自己的一批敌人，将另一个敌人置之死地的企图，俨然再度流产。或许塞尔维特医生受人爱戴，交了些权势朋友；也或许天主教当局宁愿善待那加尔文渴望烧杀的人——其实这后一点倒更可能。不管怎样，狱卒的看管马马虎虎。让个异端毛头溜之大吉，比之取悦日内瓦的异端头子，岂不善哉妙哉？对塞尔维特的看管松懈得很。通常对待异端，总得关进狭仄的监号，还要镣铐加身，锁在墙上。塞尔维特却享受了优待。每天准许他在花园散步一次，好放放风。就在四月七日，一次诸如此类的放风时，犯人不见了踪影，留给看守长的只剩了一件晨衣和一架梯子——他就用这架梯子翻出墙头，逃之夭夭。然而那柴堆毕竟派上了用场，塞尔维特的模拟像跟五箱的《Restitutio（补正）》，在维埃纳市场烧掉，替活人塞尔维特顶罪。那般日内瓦人预谋假外国的狂热分子之手，替他们除掉个敌人，好不至弄脏自己的手，这样的预谋就此惨败。自此以后，加尔文遭到所有高尚人士的轻蔑。他不断发起反塞尔维特的运动，他单为憎恨旁人的信仰，便决意将人置于死地，所有这些都要他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