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月之间，对加尔文的不满重新盛极一时；因他自吹自擂的“教规”毕竟算上个可欲的梦想，这总比他实际上的所作所为更加诱人。魅力和浪漫烟消云散，那般昨日兴高采烈的人，也开始低声抱怨。然而，动摇独裁者的声望，得需要显明易懂的理由才行；而加尔文提供这样的理由倒也不慢。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期间，一场瘟疫大流行令到日内瓦城惨遭破坏；就在这时，日内瓦人第一次开始对宗教法庭的一贯正确产生了怀疑。那般传教士高声鼓噪着坚持，每个病人遭到痛苦的折磨，三天之内必得请来个牧师在床侧。现在，一个牧师给传染上了疫病，他们再不肯挺身而出，听任传染病院的患者咽气时得不到精神安慰。市政当局试图找到哪怕一个宗教法庭成员，愿意“造访并安慰隔离病院之不幸病患”，然而徒劳无功。惟有宗教学院的院长卡斯特利奥志愿前往，而他并非宗教法庭成员，故而不获任命。甚至加尔文，也要授意同僚们扬言，他加尔文“实难或缺”，公然坚称“不可因援手局部，削弱教会整体”。旁的传教士使命虽不及加尔文重要，却同样小心翼翼，置身危险之外。行政会向这般胆小如鼠的牧者呼吁，可是白费口舌。人们直截了当地批评这些传教士道：“这帮人宁可上绞架，也不进医院。”到一五四三年六月五日，加尔文率领日内瓦新教的全体传教士，出席了行政会的一次会议。他们丢脸地承认，没人有胆子前往隔离病院，虽则他们明知道，凶险时也该与良辰吉日一样，那是他们服侍上帝最适宜的岗位。

　　如今，除去领袖们表现出自己的勇气，再没有什么更能让民众振作精神。在马赛，在维埃纳，在许多其它城市，几百年岁月流逝，人们却依然记念那些在瘟疫时尽职尽责的英勇教士。百姓绝不会忘记表现出英雄气概的那些领袖，更不必说紧要关头的种种怯懦。日内瓦人轻蔑地盯着那般教士，对他们大肆嘲弄——这些家伙在布道台上，总惯于要求教众做出最大牺牲；而今要他们做一点牺牲，他们既无准备，也不乐意。接下来是一次减轻民众不满的徒劳尝试——上演了一出臭名昭著的丑剧。依照行政会法令，几个穷光蛋遭到逮捕。他们受到严刑拷打，直到承认自己用魔鬼屎制成软膏，抹在门闩上面，这样把瘟疫带进了城。这样的胡说八道，加尔文非但不去痛加驳斥，还要热切支持这中世纪的骗局，这更让他那骨子里的守旧习气昭然若揭。他甚至做得更损，公开宣称这些“semeurs de peste（瘟疫散布者）”简直坏事做绝，还在布道台上讲，大白天里，便有个无神论者给魔鬼从床上扯下来，投进了罗讷河。他注意到教众们许多绝不掩饰嘲笑的表情，这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忍受如此的羞辱。

　　无论如何，对加尔文一贯正确的信念，在瘟疫流行期间消失殆尽——而这样的信念，又是每个独裁者权力不可或缺的心理要素。人们欢迎他返城时的热情成了昨日黄花；一种反抗的精神，在日益扩大的范围里蔓延开来。但加尔文毕竟运气不坏，因这范围纵然日益扩大，却没出现集中的敌视情绪。往往只有独裁者的暂时优势才能集中起来，在积极支持独裁者的人变成少数派以前，如此优势总能使得独裁者的统治稳定无虞。这般支持者有的是好战黩武的意志，这适表明他们的团体组织良好；而其对立面的意志，由各种势力组成，受各种动机推动，绝难汇聚成有效的力量。许多人自是为反抗独裁者的精神所激励；然而若他们的敌视情绪，尚不足以引他们投身统一的运动，实行共同的计划，他们的反叛势必徒劳无益。其结果，是自从首义挑战独裁者的权威，直到最终将他推翻，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加尔文，连同他的宗教法庭，他的传教士，以及大量支持他的流亡者，代表了一个独立集团，一个约束严明的意志，一种集中而目标明确的力量。可他的敌手，却杂乱无章地从一切可能的地位与阶层吸收成员。有些是天主教徒，仍然秘密地固守旧日的信仰；有些是贪杯的酒鬼，对于关闭酒店深恶痛绝；有些是给禁止了像从前一样化妆的妇女。另一方面，在不满分子中间，也有一批卓越爱国家族的成员，因穷光蛋骤得大权而火冒三丈，觉得他们才在日内瓦混了几个月，竟便能搞来最最舒适丰厚的位置。于是，反对派纵然人数众多，却将至高最劣的成分兼容并包；只要不满分子们未曾集结力量追求一个理想，便只能无力地嘀嘀咕咕，他们的势能就变不成动能。这是一群乌合之众，面对的却是一支军队；这是一批松散杂沓的不满之徒，面对的却是组织严明的恐怖——因此，他们自然毫无进展。最初几年，加尔文觉得束缚这些分散的集团，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它们从不能有效联合起来反对他，他便能将它们各个击破。

　　对于一个执掌了权力的理论家，主要的危险便在于有人鼓吹一种分庭抗礼的理论。加尔文这思想家本是头脑清醒，时刻警觉，于是很快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真正恐惧的惟一对手，是那些智力和道德绝不于他稍逊的人，尤其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这人的智力和道德定然超过加尔文，又以自由精神的热情反抗那独裁者的精神暴政。

　　有一幅卡斯特利奥的画像保留给我们，不幸手法拙劣。他的面容严肃沉思，高高的前额下面，是一双坦率的眼睛。要是叫一个观相家来说，能讲出的不过如此而已。它并不能让我们洞悉他性格的深处，然而他最本质的性格特征，依然正确无误地勾勒了出来——便是他的自信与镇静。若是把加尔文跟卡斯特利奥的画像放在一起，就看得出这两人精神方面的对立，一如他们长相之不同一样的鲜明。加尔文的面孔一片紧张，表现着痉挛病态的精力，急切无碍地要寻个发泄；而卡斯特利奥的面容，则一派温和自若。加尔文显得狂烈烦躁，卡斯特利奥则是平静安详。显然，这是急躁对容忍，冲动的热情对坚忍的决心，狂热盲信对人道主义。

　　我们对卡斯特利奥的青年时代，正如对他的长相一样，几乎一无所知。他于一五一五年生在瑞士、法国跟萨伏依交界处的多菲内，比加尔文晚了六年。他的家姓沙退隆、沙蒂永或者沙台隆；按萨伏依公国的习惯，或许就叫做卡斯泰里昂，或者卡斯提里昂。他的母语，仿佛是法语而非意大利语，虽则他这两种语言都很流利。没过多久，他的拉丁语便好得叫人叹服——那是在二十岁时，他入了里昂大学，在此彻底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接下来又学会了德语。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他的热情和能力都是卓尔不群，使得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们一致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酷爱音乐，起初还靠教授音乐课挣得一点点收入。其后，他写了许多拉丁文的诗歌散文。不久，他又充满了解决当时问题的热情，这在他眼里，比之沉耽于往昔的古典文明更加重要。若是把人文主义视为一种历史现象，便可以看出运动的早期阶段虽则光彩夺目，欣欣向荣，却只持续了很短的期间，惟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几十年而已。在这期间，人文主义者们将其绝大部分注意力，都用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著作上面。仅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青年们才会寻求实现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回复，认为这系统的文化足以拯救世界。时过不久，便是在古典学问的信徒眼里，在这一代人的领袖眼里，事情也已经昭然若揭：此时一场宗教革命如同森林之火横扫德国，千百万人受到了波及；而他们宝贵的精力，竟还浪费在阐发西塞罗与修昔底德的著作上面。在大学里，对于新旧教义的争论多过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争论，教授与学生研究《圣经》而非《学说汇纂》。到后来，政治、民族与社会运动吸引着人们；于是在十六世纪，欧洲的所有青年，都有种无法压制的热望，要思考谈论当时的宗教观念，为这伟大的运动做一援手。卡斯特利奥满心里也是同样的热情，而其个人的经历，又为他这样人道气质的人定下了基调。在里昂，他第一次目睹烧死异端；那时他的灵魂深处大受震动——一方面因宗教法庭的残酷表现，另一方面则因牺牲者的英勇气概。自此以后，他决意为新的教义生存斗争；在他看来，这教义必同时将自由尊为神圣。

　　不用说，自从卡斯特利奥在二十四岁时，决意信奉宗教改革的事业，从这一时刻开始，他的生命就面临了危险。一旦国家与体制强行压制思想自由，那些无法忍受暴力凌驾良心之上的人，他们的面前惟有三条道路。他们可以公开对抗恐怖统治而杀身成仁，这勇敢的道路为路易·德·贝尔坎和艾蒂安·多雷所选择，并导致他们走上火刑柱。不满分子若希冀保持内心自由的同时保全性命，也可以表面屈服，将心里的意见隐藏伪装起来；这便是伊拉斯谟与拉伯雷的策略：表面上与教会、国家和平共处，穿小丑的彩衣，戴弄臣的帽子，灵巧地避开敌手的武器，埋伏起身体放毒箭，以俄底修斯的狡猾，智胜那般野兽一样残暴的家伙。还有第三个办法，便是做个流亡者；一旦在国内，内心的自由遭到迫害蔑视，就设法把这自由带出国，到一个能够无羁无绊地繁荣昌盛的国度。卡斯特利奥生性正直而温顺，便选了这平和的道路。一五四〇年春，就在目睹几个早期新教烈士遭到火刑之后不久，他离开了里昂，成了个传授新教的传教士。

　　他前往斯特拉斯堡，这与绝大多数宗教流亡者一样，是“propter Calvinum”——为加尔文的缘故。由于加尔文在《Institutio（原理）》一书的序言里面，勇敢地向弗朗西斯一世挑战，提出了宗教宽容和允许信仰自由，这作者尽管相当年轻，那些深受激励的法国青年却已把他当成了福音派教义的先驱和旗手。这些流亡者像加尔文一样横遭迫害，希望从加尔文学得如何更成功地表达要求，如何更明晰地设立方针，如何完成其毕生的事业。卡斯特利奥对自由的热望，自使他将加尔文视为精神自由的鼓吹者；于是，他成了加尔文的信徒，而且表现得热情洋溢。他急急地赶往斯特拉斯堡造访加尔文；加尔文的夫人在那城里为新教义的未来传教士们建了学生接待站，他还在其中住了一星期。然而期待的接近未能马上开始，因加尔文很快被召到沃尔姆斯和哈格诺市行政会去。这样，第一次的接触，两人都未得到收获。但事过不久便清楚了，卡斯特利奥给加尔文留下颇深的印象；加尔文刚被召回日内瓦，这年轻的法国（或萨伏依）学者便受聘当上了日内瓦学院的教师——这固然出自法里尔的举荐，然而无疑得到了加尔文的完全赞同。卡斯特利奥做了院长，指导着两个助理教师，还受托到日内瓦郊区的汪多瓦教堂讲道。

　　卡斯特利奥果然不负重望，他的教学活动取得了卓越成绩。为推进研读拉丁文，让拉丁文更具吸引力，卡斯特利奥以拉丁文和法文对照的方式，翻译加工了旧约和新约当中最生动的段落。此后不久，他薄薄的一本小书，本为日内瓦年轻人写的pons asinorum（解惑津梁），成了整个世界的名作，其文学和教育方面的影响，或许惟有伊拉斯谟的《Colloquies（对话录）》差可比拟。数百年来，这本小册子一再重印，已超过四十七次之多；通过这本书，成百上千的学生学到了古典拉丁文的要素。在卡斯特利奥的人文主义努力当中，这小书固然不过算副业，纯属偶然产物，然而有赖此书，却使得卡斯特利奥声名显赫。

　　较之为学校的孩童写一本便利合用的小册子，卡斯特利奥的志向有着更高的目标。他并未将精力和学问费在这种琐事上，而放弃自己熟稔的人文主义。这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志在高远，要重践并超越伊拉斯谟与路德崇高的业绩。他决意起码将整部《圣经》译成拉丁文，而后再译成法文。他本国的人民，法国的人民，将获得全部的真理；正如通过伊拉斯谟与路德创造性的意志，人文主义者和德国人民获得了全部真理一样。卡斯特利奥怀着独特的顽强和沉着的自信，开始这巨人般的工作。每天晚上，他工作到深夜，尽管白日里还要辛勤操劳，挣来些微的收入好养家糊口。他便这样致力于实现自己的计划——为这一计划，他甘愿献出生命。

　　然而刚一开始，卡斯特利奥就遭遇了决定性的挫折。一个日内瓦的书商答应出版他的拉丁文《圣经》译本的第一部分。可加尔文不仅管理着心理与精神事务，他也是日内瓦权倾四野的独裁者。没有他的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城墙以内就休想有什么书籍能够出版。书报审查制度，乃是独裁统治必不可少的姊妹。

　　卡斯特利奥便去造访加尔文——如同一个神学家敲别一个神学家的门，请求他同僚的许可。可人若有独裁者的性格，常发现自己的权力意志遭到所有思想独立的人讽刺，这会令到他们大为不快。加尔文当下的反应便是不悦，好歹没显得面带烦恼。他曾给一个亲戚的法文《圣经》译本写过序言，声称这译本某种程度上类似钦定本——那乃是经官方批准的方言版新教《圣经》。可这年轻人何其“放肆”，竟不承认加尔文批准并且参与其事的版本——这可是惟一经他授权的法文译本呀！卡斯特利奥就等于打算把这版本丢开，自己另起炉灶。加尔文给维雷写信，显然对那小字辈的冒失无礼颇为气恼：“刚听过塞巴斯蒂安荒谬绝伦的设想，叫我好笑又生气。三天前他来见我，请求准许他出版自己的新约译本。”这冷嘲热讽的语气，活脱现出加尔文对于卡斯特利奥的竞争耿耿于怀。事实上，加尔文就不给卡斯特利奥无条件颁发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他提出个附带条件：他要最先读到译本，并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修改之后，才可以颁发许可。

　　自负心理和自信过度，最有悖于卡斯特利奥的性情。他绝不像加尔文常做的那样——绝不宣称惟有他自己的意见才叫正确，惟有他对事物的看法才叫完美无瑕，无可非议。后来他为自己的译本写了序言，那堪称科学谦逊的典范。他率直地承认自己未能理解《圣经》的每字每句，因此提醒读者不可过于信任他卡斯特利奥的译本。《圣经》其书晦涩难解，充满矛盾，这新版本的译者只能够提供一种解释，而绝非定论。

　　然而，虽然卡斯特利奥能以谦卑的精神对待他自己的著作，他却把个人的独立视为无价之宝。作一个希伯来学者，一个希腊学者，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自知绝不逊于加尔文；于是他理当将这种傲慢的书报检查，将这种独裁当局要求的“改进”，看成是一种耻辱。在自由的共和国里，学者和学者、神学家和神学家都应该一视同仁；他不愿像小学生一样屈居加尔文之下，也不许他的著作给人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涂来改去。但他对加尔文非常尊敬，便希望找条摆脱困境的途径，好不至触犯了加尔文。他建议在加尔文认为最适合的随便什么时间，去为他朗读原稿；他说，自己准备着尽力因加尔文的忠告和建议而获益。然而我们说过，加尔文绝不去调和妥协。他从不商量，惟有发令。他径直把卡斯特利奥的建议拒绝了事。“我告诉他，即便答应给我一百顶王冠，我也绝不准备定个时间跟他讨论——为一个词，就可能搅上两小时。于是他悻悻而去。”

　　这是他们之间第一度交锋。加尔文明知道，在精神与宗教事情上面，卡斯特利奥远不会就此束手屈服。他意识到，藏在谨慎的谦恭后面的，是一切独裁的永恒敌手，是一个人的独立精神。从这时起，加尔文决计抓住头一个机会，便将那只听命于良心、而不睬旁人命令的人赶走。只要做得到，卡斯特利奥必得给逐出日内瓦。

　　口实是不愁找不到的，加尔文果然没有等多久。卡斯特利奥家累沉重，学院付给他的菲薄薪水难以为继，很希望得个合适又高薪的“上帝言语传道者”职务。自从逃出里昂城，这便是他的主要目标——做个《圣经》教义的仆人和辩护士。这杰出的神学家在汪多瓦教堂布道数月，未曾引起敌意的批评。在日内瓦，提议任命他做新教传教团成员，该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其实，市行政当局也同意任用卡斯特利奥。在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行政当局一致通过决议，大意是：“由于塞巴斯蒂安学识渊博，颇适于做教会之仆人，兹明令任用。”

　　可行政当局忘了考虑加尔文。什么？像卡斯特利奥这样精神独立的人，只会给加尔文找麻烦；而他们竟敢加以任用，也不呈递给传教士的首脑？特别是把个传教士委任为宗教法庭成员，便更其无法接受。加尔文立即反对；在致法里尔的信上，他躲躲闪闪地为自己辩解道：“反对此一任命的理由甚为重要。我只向理事会暗示此类理由，而未公开解释；同时亦留意不攻讦其名誉，以求保护之，而防止错误的怀疑。”

　　读到这些晦暗神秘的话，我们自会觉得可疑。我们怎会不觉得，准保有什么事情，于卡斯特利奥不利？仿佛他做错了什么，不配传教士的尊荣；仿佛加尔文明知道他的什么污点，却宁愿以基督教兄弟之爱的幔幕遮蔽起来，以“保护”他！我们不禁自问，这深受尊敬的学者，能犯上怎样的过错——需要加尔文宽宏大量地遮掩。越过国境时受了贿赂？和什么荡妇同居过？此前他明明纯净无瑕呀；莫非这声誉的后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过失？显然，加尔文一准想借这种模棱两可的怀疑氛围，迫卡斯特利奥投降——对一个人的名誉而言，还有什么比这含糊其词的“保护”更糟心？

　　然而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才不想得什么“保护”。他的良心一片纯净；了解到争取任命的努力落了空，他便将原委和盘托出，坚持加尔文必须在市行政会前公开说清，何以拒绝任命他卡斯特利奥做传教士。如今加尔文被迫摊牌，他得说清楚卡斯特利奥犯了什么神秘的过错。这不就是么——加尔文曾巧妙地将这罪行遮掩了起来。这过错好不骇人，涉及到《圣经》文字的两处无关紧要的解释，对此卡斯特利奥的看法与加尔文小有不同。一处是卡斯特利奥宣称所罗门的雅歌并非圣诗，而是世俗的诗篇。书拉密的赞歌，说她的乳房“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这纯属世俗的情诗，绝非颂扬教会的比喻。第二处分歧同样微不足道——卡斯特利奥对耶稣降入地狱的看法与加尔文有所不同。

　　看来这替卡斯特利奥“宽宏大量地遮掩”的罪名实在无关宏旨，而就为这样的过错，卡斯特利奥得被拒绝任命为传教士。而这实际上重要得很，因加尔文那样的人，只要关乎教规，任何事情都绝不会微不足道。对他严整刻板的精神而言，既经在他的权威首肯之下，建立了教会当中的至高统一，则表面上无足轻重的分歧，其危险并不稍逊于严重的失误。在他以坚实的路线建成的逻辑大厦里，每块石头，每个小小的碎片，都须各得其所；在宗教领域，正如在政治生活与习惯、法律方面一样，他原则上拒斥任何形式的自由。如若他的教会还要存在，势必彻底保持独裁统治；如若有谁不承认他的至高领导，对自由心怀热望，在他的国家便绝不容生存。

　　因此，行政会传讯卡斯特利奥与加尔文公开辩论，届时来提供各自观点的书面证据，便成了徒劳之举。用不着老是重复，加尔文只希望教导，绝不愿聚拢来听旁人的教导。他拒绝跟任何人讨论，而只是发号施令。当他就此事首次发言，便要求卡斯特利奥得“回归我们的想法”，还警告他不宜“自以为是”，这会与教会实质性的团结相冲突。至于卡斯特利奥，正如加尔文一样的忠于自己。在他看来，良心自由乃是精神上至高的善，为这自由，他准备着付出一切世俗的代价。他知道，自己只需在这两个无关宏旨的细节上面占了加尔文的上风，在宗教法庭便可获取有利地位。

　　于是，卡斯特利奥便以其坚强不屈的独立精神予以答复。他说，任什么也不能导致他做出无法履行的承诺，因这承诺会使得他的行为有悖于良心。因此，卡斯特利奥与加尔文的一次公开辩论根本就无济于事；在此一特殊关头，这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要求宗教事务全部自由的自由派宗教改革家，与正统派宗教改革家，便出现了对立。既经与卡斯特利奥进行了这场于事无补的辩论，加尔文这样在文章当中替自己辩解道：“基于我们的讨论，我只能断定，他对我意见甚多，绝难相信尚能相互理解。”

　　那末，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有什么意见？加尔文在文章里道出了这一点。“塞巴斯蒂安总是以为，我渴望着支配一切。”可是其实，有什么比实际情形更加简截明确？两年以来，卡斯特利奥了解的情形尽人皆知——由于自己暴戾的欲念，加尔文只能容得日内瓦有一个人的意见，便是他自己；在他精神的影响所及，除去贝兹以及类似的信徒，时刻准备着在教规的每字每句上面悉听加尔文的指挥，其他的人便绝无容身之地。如今卡斯特利奥再无法呼吸这窒息的空气，再不能忍受这精神的压制。他自法国流亡，逃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绝非为着让自己委身于新教的另一个控制监督；他抛弃旧的教条，绝非为着变成新教条的奴隶。加尔文是将福音书视为刻板系统的法典；而在卡斯特利奥眼里，耶稣在人类当中最有人性，堪称伦理楷模，每个基督徒都应自行效仿，以理性之光谦卑阐发，而这便意味着那提出一种新解的人，绝非惟一掌握了真理的人。卡斯特利奥无法不愤怒地看到，日内瓦的传教士们注疏上帝言语时信心冲天，仿佛只懂得这样的态度一般。他们如此固执己见，如此信心十足，竟不断坚称他们受到的感召才是神圣尊严，旁人则一例是些可怜的罪人——如此种种，令卡斯特利奥大为震怒。一次公开会议，解经至使徒的话：“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卡斯特利奥起而要求“上帝的传信者们”遵守这试探的结果，而不要审问、惩罚、杀害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幸我们只能由加尔文编辑的一本评论集，来推测卡斯特利奥实际上讲了些什么——而加尔文，是只要占得了对手的上风，篡改起《圣经》的文字也是毫不犹豫的。然而通过加尔文充满偏见的描述，我们依然能够推知，卡斯特利奥公然承认，每个人都难免犯错，包括他自己也会有错误；“保罗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则只是事奉自己。保罗耐心十足，我们则绝无耐心。保罗遭人不公的折磨，我们则迫害清白无辜的人。”

　　这次会议加尔文亦曾参加，仿佛卡斯特利奥的攻势令他大为惊愕。换上路德，那暴躁自信又好争论的人，一准忙不迭激烈地顶回去；而人文主义者像伊拉斯谟之流，更可能来一番学术争论，倒不至过于激动。然而加尔文永远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既讲策略，又重实效，很清楚如何压住自己的情绪。他自会发现，卡斯特利奥的话给与会者造成何其强烈的印象，也晓得立时予以反击绝不合适。于是他将薄嘴唇抿得更紧，不去反驳。“那时我一片平静，”他这样辩解自己奇特的克制，“我只想免于在许多外人面前，搞一场激烈讨论。”

　　难道事后他在亲信中间会说什么？他会把自己与卡斯特利奥两人之间及其观点之间的分歧讲讲清楚？他会把卡斯特利奥召到宗教法庭，向对手提出挑战，拿有名有姓有事实有根据的文件证明自己的指控？才不会哩。在政治方面加尔文从来不想直截了当。在他看来，每次企图提出批评，都显得比之神学上的分歧意见更严重；这同时也是对国家的侵害，这正正就是犯罪。如今，这罪行必得借助世俗的武力来对付才行。卡斯特利奥未被传到宗教法庭，倒给传到世俗当局；于是这道德方面的争论，变成了法律处罚程序。加尔文给日内瓦市行政会提交了起诉书，其中说：“卡斯特利奥败坏了牧师的威望。”

　　行政会才不愿考虑这样的问题，也不愿传教士们大打出手。我们必得认为，宗教法庭僭取权力，令到世俗当局惴惴不安。行政会委员们延宕许久才做决定，而其最终的判决又是模棱两可。卡斯特利奥虽受训斥，但未予惩罚，也未免职；然而在另行通知以前，他在汪多瓦的布道工作暂时停止。

　　或许人们会觉得，这个温吞吞的惩戒该让卡斯特利奥觉得满足。然而他另有想法。这事件只是强化了他先前的考虑，显然在日内瓦，有加尔文这样的暴君施行独裁，自由精神就休想存在。于是他请求行政会免去他的职务。通过这第一次的较力，通过考量对手的策略，他学到了许多，清楚那般政治党羽，一旦企图以真理听命于他们的政策，便会对真理肆无忌惮，任意妄为。他预见得清清楚楚，若他坦率果断地拒绝了高官显职，只会叫他的敌人大放厥词，说他卡斯特利奥由于行为不端，才丢了官职。于是在离开日内瓦以前，卡斯特利奥要求得到此事的书面报告。加尔文无从选择，只得在这报告上面签了名；时至今日，这报告还保存在巴塞尔图书馆的国家文件里。那上面说，单因为卡斯特利奥在两个无关紧要的神学问题上面持有分歧，他才遭拒绝任命为传教士。报告的最后部分原文如下：“无人可误解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去职之缘由。我们全体宣布，他实乃自愿辞去学院院长之职，且其克尽职守，慎始敬终，跻身教士，亦当之无愧。然情事难料，此绝非因卡斯特利奥稍有失检，其全部缘由有如上述。”

　　然而加尔文毕竟把惟一起而敌对他的人逐出日内瓦，这到底算得上他的胜利。不过这样的胜利，好叫他损失惨重。卡斯特利奥德高望重，许多人把他的离开视为本城的一大损失。人们公然宣称，“加尔文大大错待了卡斯特利奥先生”；在人文主义者的圈子里面，人人都觉得在日内瓦，加尔文除去那般只会对他俯首称是的人，就容不得旁人。过了两百年，伏尔泰提到对卡斯特利奥的压制，他把这事件当做加尔文态度的关键证据：“我们可依据加尔文此事里卡斯特利奥所受的迫害，衡量出这暴君何其刻毒——卡斯特利奥之为学者远比加尔文伟大，而加尔文嫉妒成性，竟至于将他逐出日内瓦。”

　　以加尔文的性格，对批评乃是过分地敏感。他立即悟到舆论与他敌对，大家普遍认他该对卡斯特利奥的黜免负责任。他好歹遂了心愿，将那惟一的独立派成功逐出日内瓦；可卡斯特利奥因之陷入了艰苦困顿，而如此种种皆要他加尔文负责，思虑及此，他又不免苦恼万分。成功的喜悦，敌不过难忍的苦恼。真正讲来，卡斯特利奥的决定实在出于绝望；从政治方面讲，加尔文堪称瑞士最权倾一时的新教徒，卡斯特利奥却公然同他敌对，因此便无法指望，马上就能得到新教教会里的其它职位。他离开日内瓦的决定太嫌卤莽，竟使他沦于赤贫。这位日内瓦新教学院的前院长，而今饥肠辘辘，得挨家挨户乞讨口粮；而加尔文可算聪明绝顶，他清楚败绩的敌手一旦走投无路，总会背水死战。如今卡斯特利奥已经不在身边给他搅乱，于是加尔文便想给这穷途末路的人留条退路。在这当儿，他一准花了许多时间，一封接一封写信替自己开脱。他声称，卡斯特利奥已然穷困潦倒；为给他谋一个适当的位置，自己可找了不少的麻烦。（可卡斯特利奥为何穷困潦倒？还不全是加尔文的过错？）“我但愿寻得足够接济，当不惜一切，以成此事。”然而卡斯特利奥才不像加尔文巴望的，听凭人家封住自己的嘴。他告诉所有人，他被迫离开日内瓦，正因为加尔文施行独裁；这恰便触到加尔文的痛处——因加尔文从不公然承认自己是个独裁者，而总把自己说成个鞠躬尽瘁完成旁人交给他的艰难工作的人。

　　于是他写给朋友的信上口气陡然一变，再不对卡斯特利奥表示同情。“你真该知道，”他给人写道，“这条恶狗——我是指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朝着我乱叫。他宣称因了我的专制暴政才被逐出职位，而我一心要做个至高主宰。”就在几月之内。这曾给加尔文说成担当上帝仆人的神圣职位亦受之无愧的人，成了只“bestia（野兽）”，成了只“恶狗”——仅仅因为卡斯特利奥宁愿忍受极度的贫困，也不肯听任自己因受俸牧师的赠赐而卖身缄口。

　　这英勇的受穷，这自愿的遭难，令到卡斯特利奥同时的人们深为敬佩。蒙田就说，卡斯特利奥这样行事卓越的人，落在罪恶的时代实在悲惨。这法国随笔作家接着还说，许多人若是及时知道卡斯特利奥艰苦劳顿，准乐意为他援手。然而，蒙田是太乐观啦。无人肯对卡斯特利奥最低限度的需求，帮哪怕是一点点的忙。一年又一年，这被迫离职的人，得不到与他的学识和崇高的道德稍有符合的职位。很长时间里，没有大学肯去邀请他，没有传教士的职位肯去授予他，因在政治方面瑞士诸城已经深深依赖于加尔文，没人敢向这日内瓦独裁者的敌手行方便。这遭受围攻的人，毕竟还能在巴塞尔的奥泊林印刷所里当上个低级校对，以挣取菲薄的收入；然而这工作并不固定，养活不了他跟妻子儿女。他有七八个人要养活，只好加班工作，当家庭教师。穷迫多年，害得他身心交瘁；他只好隐忍下来，直到最后，巴塞尔大学终于给这百科全书般渊博的人一个希腊语讲经员的职务。可这讲经的职位重在荣誉，轻于收入，远不能将卡斯特利奥从无休无止的劳役下面解脱出来。这伟大的学者（许多人把他视为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年复一年地苟延残喘，连雇工的活计也要去做。他要在巴塞尔郊区挖土；他要通宵达旦校对样张，替旁人的文章修改润色，翻译多种语言的资料——只为他白日里的工作不足以养活家人。我们算得出，他替巴塞尔的书商，译过成千页的文字，包括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德文——只为他需要挣得每日的面包。

　　多年失业，破坏了他敏感过度的虚弱身体，然而他独立不屈的精神却毫不动摇。纵然辛勤劳作，卡斯特利奥从未忘记他真正的任务。他百折不挠，坚持自己毕生的工作——把《圣经》译成拉丁文和法文。操劳之余，他会组织辩论，撰写评论与对话。无日无夜，他不曾坚持辛劳的工作。他不知道旅行的欢愉，未尝过娱乐的快意，甚至不晓得声誉和财富之类世俗的报酬。他宁饮无尽贫困的苦酒，宁愿放弃睡眠，也绝不背叛自己的良心。于是他给我们一个精神英雄的光辉范例——这世界可以对他视而不见，将他遗忘于黑地，他却依然要为自己心中至为神圣的神圣事业而战——为他言论的不可侵犯，为他观点的不可毁灭。

　　卡斯特利奥与加尔文之间的真正决斗尚未展开。然而这两个人，这两种观念，已经彼此虎视眈眈，都清楚对手绝不会妥协。他们无法在一个城里、一种思想氛围下面共同活上一小时；然而，他们纵然各处一方，一住巴塞尔，一居日内瓦，却是在密切注视着对方。卡斯特利奥不曾忘记加尔文，加尔文也从未忽视卡斯特利奥；尽管他们绝不相互提及，这不过是伺机讲出至关紧要的话来。这样的对立，较过于单纯的意见分歧，而是两种哲学间的根本龃龉，绝无可能达成妥协。在独裁统治的阴影下面，精神自由便无法恬然自安；而只要独裁统治的势力所及，竟存在了一种独立精神，独裁的统治也绝不能够怡然自足。然而这潜在的紧张，总需要些特殊的原因才能激化。直到加尔文点燃柴堆，烧死了塞尔维特，卡斯特利奥唇边的话才算一吐为快。惟当加尔文公然向每个精神自由的人宣了战，卡斯特利奥才要以良心自由的名义，向加尔文挑起一场生死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