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看去，这似乎简单得很，可细细考量一下，便叫人疑虑重重。上帝的意志如何能够认识？他的教导何处能够找到？加尔文回答说，在福音书里——在那里，而且惟有在那里。上帝的意志，上帝的言语，便活生生地存在于永恒的圣经当中。这些圣典，因偶然的原因未给我们保存下来。而上帝明确地将口传的教义改变为圣书，以便他的诫命清晰易懂，永驻人心。这福音的存在先于教会，也高于教会；其它真理，再不能超越之、凌驾之（“en dehors et au delà”）。因此，在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上帝的言语，“la parole de Dieu”，便是道德、思想、信仰、法律和生活的至高体现；而《圣经》作为一部书，乃包含了全部的智慧、正义和真理。在加尔文，《圣经》既是开端，亦是终止；既是肇始，亦是完结。对于一切事物的一切决定，都必须基于《圣经》的内容才行。

　　于是，加尔文便把成文的言语，归结为世俗行为的至高权威。这俨然是在重复宗教改革尽人皆知的基本要求。可事实上，他远比宗教改革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并且彻底冲破了原有的观念之圈。因为起初，宗教改革本是在精神与宗教事务方面保证和平的运动。它的目的，在于把福音交在每个人手里，而不加任何限制。造就基督徒品性的是个人的信心，而不是罗马教皇，也不是宗教会议。这“Freiheit des Christenmenschen”（基督徒的自由）由路德创始，却连同所有其它形式的精神自由，给加尔文从其信徒手里无情地夺走。在他眼里，上帝的言语绝对清晰；于是他颁布了法令，规定惟他一人可以解释上帝的言语，阐发神圣的教谕，旁人都绝不允许。诚如教堂的屋顶要石柱支撑，《圣经》的教谕亦需支持教会，俾使其永远坚如磐石。上帝的言语已不再起logos spermatikos（道之精髓）的作用，不再作为永恒创造性和改造性的真理，而仅仅作为一劳永逸地阐释日内瓦基督教律法的真理。

　　于是，加尔文创立了一种正统的新教，来替代那正统的天主教。可以很公平地讲，这新型的教条独裁，早带上了《圣经》统治的烙印。自此以来，这一本书便成了日内瓦的主宰与法官。上帝是立法者，而他的传教士，这般独占阐释神圣律法权威的人，某种意义上便是摩西天命的裁判官，也是凌驾国王与民众之上的裁判官，对抗他们的权力，便是自蹈罪恶。除去宗教法庭的解释，旁的解释概无效力；惟有这样的解释，才是日内瓦立法的基础，市行政会则是毫无地位。惟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裁定什么应该允许，什么该当禁行；有谁胆敢挑战它们的统治，便合该倒霉。否认教士独裁的正当，便是向上帝挑战；对《圣经》品头论足，会立即付出血的代价。这强力的统治来自于追求自由的运动；大凡这样的统治，其对于自由观念的反对，却往往比之世袭的政权更狂热。那般倚靠成功的革命取得官位的人，会最愚昧、最不宽容地反对进一步的变革。

　　一切的独裁者，起初往往企图将一种理想付诸实现，然而理想的形式和色彩，却会取诸那致力实现这理想的人。因之加尔文的教条，这精神的造物，便难免在外表上酷似它的创造者。只消看一眼他的长相，便足能预见得到，较之以往对于基督教义的任何注疏，加尔文的教条必是更加苛刻，更加乖戾，也更加暴虐。这加尔文的一张脸孔活像石灰岩，那仿佛一幅寂寥孤冷、苍岩嶙峋的风景，其中或许不乏神圣，然而绝不包含人性。只要有什么东西令到我们的生活丰富、快乐、美好、温馨、富于情欲（取这给人滥用的词语较好的意义），这张苛酷孤僻、永远苦行的脸上就必定欠缺。加尔文这长长的椭圆形面孔严厉又阴沉，瘦骨嶙峋，阴郁悖拗。狭窄的前额严峻苛责，下面那一双深陷的眼睛，如同炽热的火炭一般闪闪发光。鹰钩鼻从凹陷的面颊中间专横地伸将出来，薄薄的嘴唇宛如脸上一条横向的切口，而那张嘴巴，也难得露出点笑意。黯淡苍白的皮肤，看不出一点血色。这脸孔便是这般的惨白病态，好比发了烧，脸上的血给吸血蝠之类吸个精光——除非盛怒之下，刹那间才会现出潮红。这先知的一部胡须（而所有加尔文的门徒和教士，还要竭力模仿他们大师胡须的式样哩），徒然要在这躁怒的脸上，加一些男人活力的外表。稀稀落落的头发，一如它们附着的那张脸上的皮肤，没有一丝的生气；它们绝不像古画里摩西的胡须，庄严地下垂，倒仿佛一撮垂头丧气的灌木，稀疏地长在贫瘠的土地上。

　　这脸孔何其晦暗而惨淡，何其孤寂而紧张！很难相信，有谁想把这贪婪多嘴的狂热分子的画像，挂在自家内室的墙上。日常行动中间，若是觉到这警觉窥伺的目光老是盯着你，任谁也不免吸一口冷气。绝没有哪个人的快乐，能够与它对垒。祖尔巴兰或许最成功地将加尔文刻画了出来——这西班牙的狂热分子描摹的是苦行者和隐修士，这倒跟加尔文的风格正相一致——便是黑暗背景里的黑暗。那些人住在远离尘世的洞窟里，永永远远读着一本《圣经》，他们精神生活的用具，惟有骷髅与十字架；那些人身陷的，是寒冷漆黑、无法接近的孤寂。人类本有其无法接近的一面；而终其一生，守卫着加尔文的便是这一面。从少年时代起，他便着黑衣。黑色，那便是直遮住前额的四角帽，这种教士帽既类似于僧侣的头巾。也有似于战士的头盔。黑色，那又是长达脚面的长袍，这种教士袍仿佛法官的长袍，着这衣服的人要不断惩罚别人；这种教士袍又如同医生的长袍，着这衣服的人必疗治罪孽和溃肿。黑色，永远是黑色，永远是这严肃、死亡与无情的颜色。除去这职务的象征，加尔文就不曾听任自己穿戴成其它的模样；因他希望旁人对他望而生畏，只把他视做上帝的仆人，穿的是岗位上的战袍。他不想让人当一个人、一个兄弟那样去爱他。

　　然而若说他苛待世界，他对自己的苛酷也不稍逊。他守着最最严格的教规；对自己的身体，他仅仅听任为了精神的缘故，得到绝对是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休息。夜里他只睡三小时，顶多也不过四小时；每天只草草吃一顿便餐，还要摊开一本书来读。他没有闲适的散步，没有任何的娱乐，绝不求松弛身心，特别是可能令他真正欣赏的东西，他避而远之。他工作，思考，写作，操劳，战斗，卓越地献身于属灵的事业；然而对自己的私人生活，他未曾用上哪怕一小时。

　　加尔文从来不知享受青春韶华，不妨说他生而成熟。他还有个根本的性格，便是全然缺乏声色之需。这后一种品质，对他的教义极其危险。旁的宗教改革家全嘴上宣讲，心里相信，人可以感激地领受上帝的赐予，并以此为神圣的目的真诚服务。根本讲来，他们健康而正常，这样的健康，这样有力量享受生活，叫他们很是高兴。茨温利在他的第一个教区便留下个私生子；而路德，有一次笑嘻嘻地讲，“老婆不要也罢，姑娘可少不了”——总之，他们都是男人，乐意开怀痛饮，纵情欢笑。相反，加尔文却完全压抑了天性里情欲的成分，或可说单单允许它们以最晦暗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以其狂热的理智，全然生活在言语和属灵的世界。对他而言，惟有清晰坚实、合于逻辑的真理，才是惟一的真理。他只懂得秩序，只容忍秩序，对纷乱则嫌恶备至。他理智得至于偏执，一切能令人陶醉的享乐，美酒啦，女人啦，艺术啦，以及世上旁的上帝恩赐的享受，他概不染指问津。平生里只有一次，他向人求婚——这也是依从了《圣经》的教导，相信结了婚他会工作得更好，并非受了情欲的驱使。他不是自己考虑决定，而是委托朋友为他挑选合适的配偶。结果这情欲的狂热敌人，险些儿误与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订了婚约。到头来，醒悟之余，他跟一个他为之改宗再洗礼的寡妇结了婚。然而命运不给他享受快乐的资格。妻子给他生的独子只活了几天便告夭折，没过多久，妻子又撇他去世。这鳏夫还不到三十六岁，尚有二十载的好年华，他还得处理结婚事务，也得和女人接触。然而他不再接近任何女人，把自己整个地献给了宗教、教权和教规。

　　不过，人肉体的需求绝不亚于心灵，那般忽视这需求的人，会遭到它残酷的报复。身体的每个器官，都表达着天然的需求，要将其自然能力充分使用出来。血液常需要更自由地循环，心脏常需要更有力地搏动，肺部要扩张，肌肉要收缩，精液要寻到自然的终点。有谁经常听任理智去压抑这些活泼泼的欲望，拼命不叫它们满足，就早晚要面对这些器官的反叛。加尔文的肉体，因其厉行教规而受到的报复着实可怕。这禁欲主义者总要装做这些欲望并不存在，还要骗自己也相信这一点；然而神经不断折磨着这个暴君，以此强调欲望实实在在的存在。精神生活的大师里，或许很少有谁，比加尔文遭受更多肉体反叛带来的痛苦。大大小小的病症接踵而来。加尔文所写的每一封信，我们都读得到一种奇异疾病造成的有害侵袭。这一次他提到偏头疼，害他好几天卧床不起；下一次谈的便会是胃疼，头疼，痔疮，腹痛，重症感冒，神经痉挛，出血症，胆结石，以及痈疽，寒战，短期发烧，风湿症，膀胱炎。他得不断地看医生；他的身体如此虚弱，仿佛每个部分都会因紧张过度而垮掉，变成个反叛的中心。有一次，加尔文呻吟般地写道：“我的健康如同一场旷日持久的死亡。”

　　然而，他践行着自己的箴言：“per mediam desperationem prorumpere convenit”（振斗志于绝望，披荆棘于先路），不许疾病夺走他分秒的劳作时间。狂躁的身体，永远要盛气凌人的精神压制下去。有时高烧令他无法步上布道台，他会叫人用担架抬他去教堂，继续布道。有时他无法参加市行政会的会议，他会召集委员们在他家里开会。有时他卧在床上，牙齿打颤，盖着四五条热被子，好叫他瑟瑟发抖的可怜身体暖和一点；他还要在房里留下两三个秘书，轮流向他们口授指示。有时他跟个朋友到附近的乡间过上一天好换换空气，他的私人秘书们也会同车前往；没等他们抵达，信使们的马车早已开始在城乡之间往来奔波。每次疾病发作之后，他会马上抓起笔，恢复辛勤的生活。

　　没法认为加尔文不够活跃。他是个勤奋的魔鬼，每日工作不停。黎明之前很久，别人还在熟睡，他书房的灯已经点亮；午夜以后，整个日内瓦早沉入梦乡，他的灯火还要亮上几小时。谁要在早晨晚上抬头看他的窗户，会觉得这孤另的灯火彻夜不熄。他做出的工作多得惊人，简直叫人觉得他必是同时用着四五个大脑。毫不夸张地说，这身患痼疾的人实在做了四五个不同职务的工作。他主要的职务，圣皮埃尔大教堂的传教士，只是他诸多职务中的一个而已；而这身兼多职的人，受狂热的权力意志所激励，逐步攫得了这些职务。虽则他在教堂的布道早已编印成书，塞满书架；虽则抄写员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抄录，却依然只抄得完他全部著作的极少部分。加尔文，他是宗教法庭的首席法官，没有他的幕后操纵，任何决定都做不出来。加尔文，他又是卷帙浩繁的神学与论争著作的编撰者，《圣经》的翻译者，大学和神学院的建立者，市行政会的常年顾问，宗教战争参谋部的政治官员，新教教会的最高外交官和组织者——这“《圣经》牧师”就这样指挥着他神学王国的其他神职人员。他管理着传教士们从法兰西、苏格兰、英格兰和荷兰发来的报告，他指导对外的宣传工作。通过书刊印刷商和销售商，他建了个秘密机构，把触角伸到整个世界。他要与其他新教领袖讨论切磋，跟亲王使节会商洽谈。差不多每日每时，都会有外国的宾客前来造访。学生们和初露头角的神学家们，经过日内瓦时无不来问候加尔文，敬受他的教诲。他的家活像个邮局，是政治与私人事务信息的永久来源。有一次给朋友写信时，加尔文叹道，在他任职期间，他就记不起哪怕有两个小时，他能够连续致力于工作，而不受干扰。

　　从匈牙利和波兰之类最远的地方，整日里由他信得过的代理人源源发来急件，而他要向无数求助的人提出自己的忠言。这次是一个流亡者，想定居在日内瓦，还要把家属安置在一块儿。加尔文便发起场募捐，确保他同教派的人得到欢迎与支持。下次是什么人想要结婚，旁的人想要离婚——这两条路全要归到加尔文，因为在日内瓦，不获他的批准，就没有什么精神方面的事情能够做得成。要是独裁统治的贪心能够局限于其正常的领域，局限于精神的事务，那该多好！然而加尔文认为，他的权力根本就没有限度。他可是执掌了神权政权的人呀！他觉得，俗世的一切事情，都必得屈服于上帝与圣灵。他便把包揽一切的手，凶暴地伸向城市国家的所有事务。几乎每一天，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里都找得到这样的话：“宜就教于加尔文大师”。他那双警觉的眼睛，就没有什么东西逃得过；纵然这灵敏头脑不停的劳作，我们不能不视为奇迹，这种精神上的禁欲主义，却势必带来无穷无尽的危险。只要彻底禁绝了个人的享乐，即便出于自愿也罢，准保会把这禁绝当作条法律强加给旁人，还要动用武力来推行——这对旁人固然不自然，对他可是自然得很呢。比之罗伯斯庇尔，可见禁欲主义者常常是至为危险的一类暴君。谁无法快乐地充分分享同伴的生活，就必会对他们毫不宽容。

　　教规与绝不容情的严厉措施，便是加尔文教条的基础。在加尔文看来，人根本就没有权利，抬起脑袋真诚地打量四方，勇敢地在世界上阔步前进。他们必得永远活在“畏惧上帝”的阴影当中，笃信他们的缺陷绝无希望拯救，还要谦卑地俯首于这信念的前面。从起初开始，加尔文那清教徒式的道德，便导致他把快乐而无拘无束的享乐视同“罪恶”。凡有什么能带来鲜明的色彩，能给予我们尘世的存在以动力，凡有什么能使得灵魂愉悦，纾解紧张，能振奋精神，解放身心，减轻负担，在加尔文式的法典里面，准要给斥为浮泛空虚，多此一举。更何况，这般苛酷的判断也要加于艺术。甚至在宗教领域，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同神秘主义和宗教仪式密切结合在一起，加尔文也要强力推行他索然无味的意识形态。只要引得起感官的兴趣，只要带得来感觉的柔软摇摆，一概无情扫除，绝无例外；因为真正的信徒，在靠近上帝宝座时万万不可有个艺术家般首鼠两端的灵魂，那里芬芳的香气会害他们耳迷目眩，音乐能欺骗他们，貌似神圣的绘画雕塑也可以令他们误入歧途。

　　惟有全然明晰的真理，才算是真理。上帝的言语，若非绝对简明，如何能视为上帝的言语！那末，便来把偶像崇拜丢开罢！教堂里的绘画雕塑，得抛将出去；五彩斑斓的法衣，得清除干净。我主的律法，要从弥撒书和镀金的神龛当中解放出来。上帝本不需要什么华美的矫饰。那些徒乱心灵的奢华宴饮，丢开罢！事主的仪式当中，不得有音乐，不得有洪亮的管风琴乐声。甚至教堂的钟声，自此以后在日内瓦也寂然无闻，因真正的信徒原不需那金属的铿锵来提醒自己的责任。虔诚，那本不靠外在于心灵的事物来维持，本不靠祭品与奉献，而端赖内心的顺从。清除教堂里繁复的仪式！清除寓意画和宗教典礼！消灭节日与庆典！加尔文一举之下，便把日历上的节日清除干净。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庆典，那还是早年基督徒在罗马的地下墓穴里创设的，在日内瓦也全被废除。圣徒的生日，一概不予承认；教会的成规旧习，一例遭到禁止。这加尔文的上帝不愿给人敬，不愿给人爱，而只愿遭人怕。

　　企图靠沉迷的状态，靠心灵的提升，来接近上帝，而非藉不断的崇拜自远处事奉上帝，对人而言这不啻一种狂妄。这里便涉及到加尔文式价值重估的最深层意义。加尔文希望把神提升得尽可能高于世界，便将尘世直打入最低的深渊。他希望把至高的尊严赋予上帝的观念，便将人的观念贬黜得卑微难言。这厌恶人类的改革家，把人看作些无法无天的暴民，看作些聚众滋事的罪犯。生命从千百种渠道，给那般生性不甚禁欲的人带来尘世的快乐；这些不断增长的快乐给加尔文打量起来，他永远怀着恐惧和厌恶。他一再叹惋，上帝的决定何其玄奥难解，他竟创造出那样的一批造物：既不完善亦乏道德，永远倾向于堕落与罪恶，对神圣无能认识，只会急不可耐地一再投身于罪恶的深渊。只要端详起教内的兄弟，加尔文总不免觉得作呕。或许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创始人，说起人类来会用他那样贬低的措辞：“bête indomptable et féroce（强梗凶暴的禽兽）”，或更糟，“une ordure（一群下三滥）”。在他的《Institutio（原理）》里面，他还要说，“若仅由天然一面视人，必觉其从头到脚，一无是处。即略有可嘉，亦不过来自上帝恩赐。……我们的所有正义皆为不义，我们的所有事奉皆为不洁，我们的所有光荣皆为耻辱。即我们体现之至善，亦常为肉体不洁所染，而沦于邪恶，混于污秽。”

　　显然，如果从哲学观点出发，把人视为上帝失败的制品残片，便会像神学家和政治家那样，绝不愿承认上帝肯给这样的造物一丝一毫的自由与独立。全能的上帝必无情地将这般败坏贪婪造物的自决权利剥夺净尽，因“听任人类施诡计，灵魂惟欲为恶行”。这些亚当的孽种，必得彻底遏止他们的非分之想，以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与上帝和尘世的关系。这样的放肆行为镇压得愈严厉，愈束缚人们俯首帖耳，他们便愈得其所。去他的自由，去他的自由意志，因为人单单会滥用特权。必须强迫他们，在上帝的伟大面前谦卑如仪。要警醒他们，恐吓他们，遏止他们的非分之想，直到他们一无抵抗地接受虔诚驯顺的牧群身份，直到他们将自己融为牧群中的一员，个体与个性便将消失无踪。

　　要达成这种对个性的严酷压制，要实现这种利于集体的、对个体的野蛮剥夺，加尔文自有办法，便是著名的宗教“教规”。迄今为止，还没有谁设计过更加苛酷的羁绊，强加给人类的冲动和欲望。从甫建独裁开始，这卓越的组织家便是在条文律令的有刺铁丝网——即所谓“条例”——内，牧放他的羊群，他的全体教民。与此同时，他还建立了一个特殊部门，去监督这恐怖道德的执行。我们说到的组织便叫做宗教法庭；他用模棱两可的措辞，把它的目的规定为监督教民或居民“彻底纯洁地崇敬上帝”。然而这道德检查机构的影响范围，可不像表面上那样，仅限于宗教生活的领域。因既把世俗生活与加尔文极权主义的国家概念密切结合了起来，独立的蛛丝马迹自会就此落入当局的控制之中。宗教法庭的巡捕叫做“anciens（前辈）”，明摆着他们得到命令，要监视日内瓦每个人的私生活。他们的监视绝不容松懈，且要求他们留意的，“非但包括说出的言语，亦包括观点与思想”。

　　这样对私生活的广泛控制一旦实行，在日内瓦便难说还有什么私生活存在。一次跃进之下，加尔文就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远远超到了身后。天主教的宗教法庭，经常靠的是告密者的报告、其它来源的告发，后来才派了些亲信和密探。然而在日内瓦，根据加尔文的宗教哲学，每个人从本性上便永远向恶而非向善，先天就具有罪犯嫌疑，于是人人必得容忍置身于监督之下。自从加尔文返回日内瓦，仿佛房门突然给大敞四开，墙壁猛可里换成了玻璃。每时每刻，不分昼夜，都可能响起敲门声，一批“宗教警察”不容你拒绝，便会宣布进行“家访”。富人也罢，穷人也罢，权贵也罢，草民也罢，每月一次，都要服从这些“police des m?urs（风化警察）”的盘问。既然条例宣称，这类的盘查须慢慢进行，总会有几个小时，那些白发老人、诚信公民，久经考验，深受尊敬，还是不免学童般遭到盘问，问他们是否记得祷告词，为何不参加加尔文大师的哪次布道。然而这样百般盘问，千种训诫，家访可仍未结束。这般道德契卡，要染指每一件琐事。他们探摸妇女的衣服，看她们裙子是不是太长太短，外衣有没有多余的褶边、危险的开衩。警察会仔细检查发式，不能够太高；会数倒霉的人手上有几枚戒指，看柜里有几双鞋子。他会从卧室走到厨房的桌前，查是否比法定的饭食多了一汤一菜，是否哪里私藏了糖果与果酱。而后，这虔诚的警察会到别的房间接着检查。他盯着书架，盼着找到本没有宗教法庭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的书；他翻着抽屉，巴望发现幅圣徒像，或一串念珠。他会向仆人追问主人的行为，他会向孩子盘问父母的言行。

　　待到他走在街上，这加尔文独裁的走狗会竖起耳朵，细听是否有人唱小曲儿，奏音乐，沉溺于恶魔般邪恶的快乐里。从此在日内瓦，当局便永远搜索一切娱乐的蛛丝马迹，一切“paillardise（下流行为）”。要是抓住个自由民，干完了活儿，到酒馆喝杯酒好恢复一下精神，或者堕落到拿骰子扑克寻欢作乐，这人可就惨啦。搜索一天天进行下去，密探们工作过度，安息日也得不着休息。他们得一遍遍挨门逐户去家访，免得哪个懒蛋倒在床上，误了加尔文大师布道的教诲。在教堂，旁的告密者提高了警惕，准备痛斥那般前来上帝之家还要迟到早退的人。这些官方的卫道士，他们在一切地方不倦地工作。到晚上，他们在罗讷河边的灌木丛里窥伺，看有没有贼胆包天的情侣搂搂抱抱；在客店，他们翻查床铺，细检旅客的行李。每封进出城市的信件，他们都要开封；宗教法庭精心组织的监查，远届日内瓦城墙之外。驿车上，公共划艇里，过湖前往外国市场的船上，城市管区以外的客店里，到处都少不了密探在活动。一个日内瓦公民，可能正在造访里昂或巴黎，然而他道出的任何不满，依然会一五一十举报上去。然而有一种情形更加无法容忍，便是无数非官方的暗探，自愿加入那般正式任用的密探的活动。只要国家开始实行恐怖统治，自愿告密的有毒植物便会像可厌的莠草般滋生蔓延；一旦原则上容忍甚至渴望告密，其他正派的人们也会受到恐惧的驱使，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单为不被怀疑成“拒绝上帝，投身魔鬼”，加尔文独裁统治时的每个日内瓦公民，都会对他的同伴怀疑睨视。那“zelo della paura”——恐惧的狂热，促使他们争相告密，惟恐落后。过了几年，宗教法庭已经能够废止官方的监管，因所有的公民都自觉自愿地甘受控制。这无情的告密浪潮日夜奔流，推动着宗教法庭的精神磨臼飞转不停。

　　这样的制度下面，有谁会觉得安全，会肯定自己没有违反任何的禁令？因实际上，加尔文已经禁绝了一切令生活快乐有益的事情。他禁止了演戏，娱乐，公众节庆，以及一切种类的舞蹈和游戏。即便溜冰之类清白无辜的运动，也会叫加尔文大发雷霆。他惟一能够容忍的服装式样颇为朴素，几乎像僧侣的衣服。于是，非有市政当局的特许，裁缝们禁止依照新的式样去剪裁。未满十五岁的女孩禁止穿绸，十五岁以上不得穿绒。金银饰带，染金的头发，无用的纽扣褶饰，均在禁止之列；黄金的首饰及其它饰品什物，同样违反规定。男人不得蓄发，女人禁止卷发以后用梳子定型。花边要禁止，手套要禁止，褶边和开衩的鞋子也要禁止。禁止使用轿子和四轮马车，禁止家庭宴会邀请的宾客超过二十人。洗礼和订婚的宴会，规定的上菜道数不得超过；糖果和蜜饯亦不得供应。除去当地出产的红酒，不许喝别的酒；临到赛会，四足的动物，有翅的禽类，以及糕点，一概禁止。夫妻双方，在婚礼时不得互赠礼物，婚后六月内也是如此。不必说，任何婚外性行为绝对禁止，即便已经正式订婚，也绝不容稍懈。

　　日内瓦的公民不得进入客店；不等念完祷词，店主人也不得向客人供应饮食。一般讲来，旅店的老板都要受命监视客人，严格留意每句可疑的话语、每个可疑的举动。非经特许，任何书籍都不得印行；向国外写信，也在禁止之列。禁止圣像，禁止雕塑和音乐。甚至赞美诗，条例宣称“务必留意”避免沉耽曲调，而不注意领会歌词的精神和意义，因“惟有活生生的歌词才能够赞美上帝”。加尔文驾临之前，公民们曾把自己视为自由民，而今甚至不容给孩子选个教名。尽管克劳德、阿玛迪之类名字早流行了几百年，如今却因其不载于《圣经》而遭禁止。虔诚的日内瓦人，得给儿子起名叫以撒，亚当，或诸如此类的名字。祷告时禁止使用拉丁文，复活节与圣诞节时禁止开宴会。只要能使得现实减少点单调的灰色，就必遭到禁止；书籍言语里的任何一点点思想自由，自然也当禁止。批判加尔文的独裁统治，更是罪中大罪，禁止不贷。市里的公告宣读员由鼓手先导，严正警告自由民们“除参加市行政会而外，概莫谈及国事”。

　　禁止，禁止，禁止——何其可憎的节奏！于是惊惧之下，人们便要自问，除去这许多的禁止，恩准留给日内瓦人的还有什么？没有多少啦。允许他们生，允许他们死，允许他们做工，允许他们服从，还允许他们去教堂——这后一项，岂止允许而已哩，一旦旷勤，就必遭严惩。哪个自由民不去听所属教区的布道，可就有祸啦——这样的布道，每个星期天两次，一个星期里三次，还有教导儿童的特定时间。高压统治的重轭，便在主日也绝不松懈，仍然是一串的责任、责任、责任，丝毫不讲宽容。一周里辛勤操劳换来每日的面包，而后便是全身心奉献上帝的这一天。整个星期工作，星期天献给教会——这样，便是在罪人心里，撒旦也得不到保不住立足之地。于是自由和生活的快乐就此完蛋。

　　然而如今，惊惧之下，我们还是要问，一个共和城市，几十年来惯于瑞士式的自由，怎能够容忍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那般严厉的独裁？一个南方民族，生性快快乐乐，怎能够忍受如此对生活欢乐的扼杀？为何加尔文那样的禁欲者，能够扫除掉成千上万的欢乐？加尔文的秘密并不新鲜，他的手段跟古往今来的独裁者们并无二致——那便是恐怖。加尔文的手段，算得上宗教式的恐怖。直截了当地讲，肆无忌惮的暴力，对人道冷嘲热讽，把人道讥刺为软弱的产物——这样的暴力，会迅疾变得压倒一切。一旦暴虐地将恐怖统治强加于人们的头上，个人意志会遭到瓦解，社会生活会失去作用。它如同毁灭性的病症一样吞噬灵魂，并很快成为神秘的中心，普遍的软弱到处为独裁者提供助手——因每个人都清楚自己遭到怀疑，他自会怀疑自己的邻人，而恐慌之下，狂热分子的所作所为，会超过暴君的命令和禁则。

　　组织完善的恐怖统治绝不会造不出奇迹。当加尔文的权威受到挑战，他更是毫不犹豫地一再创造这样的奇迹。在这方面，能胜于他的暴君想必屈指可数；也没有理由能讲，他的专制统治，像他的所有性格一样，乃是他意识形态的逻辑产物。可以说，这精神至上的人，这神经过敏的人，这才智过人的人，对流血充满憎恨。诚如他公然承认的，他忍受不住目睹残酷的场面，尽管他统治期间日内瓦处决与火刑如此频繁，他却从未莅临。然而在这里，正存在着这般热切的理论家最大的缺点。又是像罗伯斯庇尔一样，这种类型的人绝无勇气目睹死刑，更不必说要他们亲自动手。但只要他们觉得内心充满了“理想”、理论和体系，便会稀松平常地将千百人判处死刑。如今，加尔文将严厉对待“罪犯”视为他体系的关键；从他的哲学观点看，坚持不懈地实行这样的体系，便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因此，他要无视天性的怂恿，压抑一切同情的倾向，系统训练自己的残酷。他“练习”自己的强梗不屈，一如那是种精细的手艺。

　　“严格训练我身，以益于对抗世界之恶行。”无可否认，这钢铁一般的人在约束自身，勉力严酷方面成就惊人。他公然承认，宁知一个清白的人受罚，也强于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在那数不胜数的死刑当中有一次，由于刽子手动作笨拙，竟至于延长成可憎的酷刑。加尔文便给法里尔写信开脱：“苟无上帝特殊垂意，已决犯无从受此延长之酷刑。”若“上帝的荣耀”攸关，苛酷强于宽缓——这便是加尔文的观点。除去严酷无情的惩罚，便无从使得人们的行为合于道德。

　　容易理解，有了这样的论点——基督是无情的，上帝的荣耀需要不断“保护”，结果便必是大开杀戒。一个尚未脱离开中世纪的世界，结局还能够如何？加尔文统治的最初五年，这人口不多的城市，便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还不消说那些及时逃走，躲避恐怖的人们。“新耶路撒冷”的监狱大为爆满，竟至于典狱长要通知行政官，再没有地方容纳更多的犯人。私刑拷打叫人毛骨悚然，已决犯和嫌疑犯都无可幸免，以至犯人们互相折磨，更惨于刑讯室里的酷刑。到最后，行政会只好下令，“犯人宜日夜加戴手铐，以减少此类事故”。这样可憎可厌的事情，加尔文却不置一词。要建立他的“秩序”与“教规”，恐怖是这城市必得付出的代价；此前日内瓦从不知如此之多的死刑、惩罚、拉肢酷刑和放逐，一如加尔文以上帝之名统治这里时所做的那样。因此，倒是巴尔扎克说得对，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之法国革命最坏的血腥屠杀更可憎。“加尔文狂热的宗教不宽容，在道德上比罗伯斯庇尔的政治不宽容更加残酷。如若他的影响范围远届日内瓦之外，他必会比那政治平等的可怕倡导者造成更多的流血。”

　　尽管如此，加尔文主要还不是靠这些野蛮的判决、死刑和酷刑，来粉碎日内瓦人的自由观念。他更倚靠的是系统而又琐屑的暴政，以及日常的恐吓手段。初看上去，我们读到加尔文有名的“教规”条款竟然如此琐碎，不免觉得有趣。然而若读者低估了约翰·加尔文大师精细的技巧，他可就错啦！他老谋深算地结成禁令之网，那网眼细密之极，让鱼儿绝无可能漏网。这些禁令成心规定到琐事，于是任谁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并激发起对于全知全能的当局长久的敬畏。在我们日常行走的路上，设置于我们前面的蒺藜愈多，自由无虑地寻路前行便愈困难。很快，在日内瓦已无人能够觉得安全，因宗教法庭宣布，人只要还在呼吸，他便几乎每时都能犯罪。

　　只消翻翻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便能看出这恐吓的手段何其巧妙。一个自由民参加洗礼时笑了一下：三天监禁。另一个自由民盛夏困顿，在布道时睡了过去：判刑。几个工人早餐吃了糕点：三天只准吃面包和水。两个自由民玩了九柱戏：判刑。另两个自由民掷骰子赌四分之一瓶酒：判刑。一个人不想让儿子的教名叫做亚伯拉罕：判刑。一个盲琴手演奏了舞曲：驱逐出城。另一个人夸奖了卡斯特利奥翻译的《圣经》：逐出日内瓦。一个姑娘溜冰时抓了现行，一个寡妇扑倒在丈夫的坟上，一个自由民奉献时请邻居吸了撮鼻烟：他们被召到宗教法庭训诫，再罚做苦行赎罪。如此这般，无穷无尽。几个开玩笑的伙计在主显日把一颗豆子包在了饼里：二十四小时只准吃面包和水。一个自由民说的是加尔文“Monsieur（先生）”而不是加尔文“Ma?tre（大师）”，一对农民夫妇依照古时的习惯，出了教堂便谈起生意：判刑，判刑，判刑。一个人玩了扑克：把扑克牌挂在脖子上枷刑示众。另一个人在街上吵着唱歌：告诉他“可以到别处去唱”——这便意味着他被放逐出城。两个船员吵架，无人受伤：处死。两个孩子举止粗鲁，起初判处两人火刑柱烧死，而后减刑，强迫他们观看柴堆火刑。

　　所有这些当中最最野蛮的，要数对任何敢于挑战加尔文政治及宗教一贯正确性的人所施的惩罚。一个人公开抗议这改革家的预定论原则，便在城里的所有街口被残酷鞭打，而后放逐。一个印刷商喝醉酒骂了加尔文，判处以烧红的烙铁在舌上穿孔，再放逐出城。雅克·格吕埃只因把加尔文叫做伪君子，先受拉肢刑，然后处死。每一件过犯，即便至为轻微，也要小心记入宗教法庭的案底记录，于是每个公民的私生活，都可以确凿地拿来做控告他的证据。

　　如此警惕不懈的恐怖，到头来势必将个人和群体的尊严意识以及活力感觉一扫而空。一旦在国家组织当中，每个公民都必得接受讯问、侦讯与判刑，而他很清楚，那般看不见的密探正观察他的一切行为，记录他的所有言语；一旦他自己的住家，不待通知，不分昼夜，必得接受“家访”——这样，人们的神经便会屈膝投降，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普遍的忧心忡忡，甚至传染给最勇敢的人。徒劳的斗争，击碎了最坚强的意志。有赖于其著名的“教规”，加尔文的日内瓦城遂了他的愿望：没有欢乐，畏缩胆怯，无能对抗加尔文大师的意志。

　　这样的教规才实行了几年，日内瓦就现出全新的面貌。这城市曾经自由快乐，如今却仿佛裹上了尸布。色彩鲜明的服装消失了踪影，被划一的黄褐色取而代之。教堂的钟楼钟声不响，街道上再不回荡快乐的歌声，家家户户都像加尔文的礼拜堂一样单调朴素。客店空无一人，琴师无法再召人跳舞，九柱戏无法再玩，骰子也无法在桌上格格欢唱。舞厅空空荡荡；黑暗的街巷，曾有情侣们结对闲荡，如今也无人问津。惟有毫无陈设的教堂里，那一个又一个星期天阴郁死寂的聚会，才留给了他们。这城市正如加尔文一样满脸晦气，也日益像他一样乖戾乏味，邪恶冷漠——这或许出于畏惧，也或许来自对他的苛酷无意识的效仿。人们不复能自由明快地到处徜徉，目光不复能快乐地顾盼，那惊鸿一瞥单单表现着恐惧，因兴高采烈可能被误解为情欲。他们再不会显得无拘无束，满心只怕那从不知快乐的骇人的人。甚至在家里的私生活当中，他们也学会了窃窃私语，因仆人可能就在门外的钥匙孔偷听。一旦恐惧变成了第二天性，被恐惧压倒的人们势必疑神疑鬼，不断防备密探。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绝不要惹人注目。要避免遭人疑，得保证被人忘。到加尔文统治的后期，日内瓦人只要办得到，便会坐在家里，因在一定程度上，家里的四壁加门闩，还算能够防止他们给人窥视，遭人怀疑。可如若往窗外瞧上一眼，便看得见宗教法庭的巡捕招摇过街，那他们便惊惧地缩将回来——谁晓得邻居会不会举报了他们？要是必得出门，市民们裹在褐色的斗篷里面，目光低垂，鬼鬼祟祟，蹑手蹑脚，活像去接受布道，参加葬礼。即便小孩子，在这新教规下面成长起来，也给“教育课程”骇个要死。他们再不像生性健康快乐的孩童一样轻松地游戏，而是缩成一团，像只等着遭打的杂种狗。他们如同枯萎的花朵，从不知充足的阳光，只会在晦暗当中苟延残喘。

　　这城市的节奏，恰似时钟一样有板有眼，冷冰冰地嘀嗒作响，绝不被喜节佳期打断——单调乏味，规矩可靠。任谁第一次来到日内瓦，走在大街上，必会相信这城市正在服丧。居民们如此冷漠愁苦，如此沉默寡欢，精神氛围如此沉重难忍。可惊的是教规坚持不懈；而加尔文强加给日内瓦的这种不宽容的中庸，其代价是失却了一切神圣的活力——惟有保持着无限无碍的自由，这样的活力才能够兴旺茁壮。虽则日内瓦造就了无数虔诚的公民，杰出的学者，认真的神学家，他们使得这城市彪炳千古；然而，甚至在加尔文之后两百年，罗讷河畔的这座城市，依然出不来世界闻名的画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为平庸牺牲了卓越，为彻底驯顺的屈从牺牲了创造性的自由。过了许久，日内瓦才诞生了一位艺术家，他的一生，称得上对于人性桎梏的反叛。只是靠了这位最有独立精神的公民，靠了让·雅克·卢梭，日内瓦才得以从加尔文强加的羁绊当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