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宣告经过了公民投票，这种极端民主制度至今仍在瑞士盛行不衰。在前主教宫，宣布了改革后的宗教自此成为日内瓦惟一正当许可的信仰——这城市共和国的信仰。那老派的天主教信仰，不光要从这罗讷河畔的城里驱逐出去，还要将其粉碎，将其彻底根除，这简直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在暴民的威胁下，最后的一批神父，牧师，修士，修女，全给逐出了修院；所有的教堂一无例外，都清除了偶像和其它“迷信”的象征。于是，五月里这确定胜利的节日终于来到啦。从这一天开始，新教绝非仅仅坐上了头把交椅，更执掌了独一无二的权力。

　　在日内瓦城，这无羁无绊的激进宗教改革，主要由一个恐怖主义者推动，便是传教士法里尔。此人禀性狂热，长相褊狭，盛气凌人，冷酷无情。“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那样傲慢无耻的东西，”素来温和的伊拉斯谟也要这样说。这“法国的路德”，对民众施加了压倒性的影响。他五短身材，奇丑无比，一部红胡须，满头脏头发，在布道台上向百姓们雷霆般喊叫，那暴烈的性格激起他们感情的暴风骤雨。诚如政治革命家丹东，这宗教革命家法里尔，有本事联合起群众分散隐藏的天性，鼓动他们团结起来发动攻势。在胜利之前，法里尔上百次甘冒丧命的危险。他曾在乡村给人威胁拿石块砸死，也曾被所有的行政当局逮捕禁止。可这人精力超群，蛮横无理，却又信念专一，他便以强力粉碎了抵抗。他带了一批冲锋队员做保镖，径直闯进个天主教堂，那当儿教士们正在祭坛上面举行弥撒。他直冲上布道台，在支持者的喝彩声中，痛骂反基督者。他组织了一批街头流浪汉，用做他的第二武装；他煽动一群孩童，在礼拜时间突袭了总教堂，他们尖声呼啸，放声大笑，学着鸭子的声音嘎嘎叫，把天主教徒的祈祷搅了个一塌糊涂。到最后，追随法里尔的人越来越多，他也便更加胆大妄为。他动员自己的卫队发动最后的攻势，指挥他们闯进修院，从墙上扯下圣像，再把这些“偶像”烧毁。这野蛮暴烈的手段，竟取得了成功。一小批积极行动的人，靠他们超群的勇气，靠他们随时准备使用恐怖手段的决心，便能够吓倒多数人——只要这多数人虽则人多势众，却松松垮垮，不堪一击。天主教徒们抱怨这些捣乱行径，试图敦促市行政会管起事来；可总起来说，他们宁愿闭上嘴巴耽在房里，直到最后，主教把自己的教区拱手交给大获全胜的改革派，未还一手便仓皇逃遁。

　　然而如今，到了胜利的时刻，法里尔那缺乏创造力的典型革命家性格便暴露无遗。凭借着冲劲和狂热，他自能把旧秩序推翻；然而，他无能建立新秩序。论辱骂他堪称一等一的高手，却不具有组织才能，精于捣乱，而不擅建设。他能对罗马教会评头品足，煽惑愚钝的民众仇视修士修女；靠那渎圣的双手，他能够破坏摩西的律法。待到这一切大功告成，他却只剩下以绝望的困惑，凝视自己一手造成的这片废墟的份儿——因他的心里没有目标。如今，在日内瓦天主教已然被扫地出门，新的原则将要取而代之，法里尔竟然一败涂地。他那颗心纯粹专注于破坏，造成的惟有真空而已；一个街头革命家，绝不会属于建设性的理智类型，破坏的完成，便是他工作的结束。

　　在关键时刻犹疑不决者，绝不仅法里尔一人。在德国，在日内瓦而外的瑞士其它地方，宗教改革的领袖们面对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同样表现得分崩离析，首鼠两端，不知所措。路德跟茨温利起初的计划，不过是净化现存的教会，把对于教皇和市行政会权威的信仰，导引到对久经遗忘的福音信条的信仰。在他们眼里，宗教改革，便意味着开始对教会进行重建——或可说进行改善，进行净化，恢复其初期的诚信。然而，天主教会却是强梗固执，不思让步，他们无法从天主教会的内部工作，而只能转到教会的外部——这样的工作事不宜迟，因为一旦需要超越破坏，转入建设，分道扬镳的局面便就此出现。诚然，对这般宗教革命家，诸如路德、茨温利以及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学家，最最合乎逻辑的惟有一端，便是为了新的教会，基于共同的信条与实践，兄弟般团结起来。然而何尝有上合自然、下应逻辑的事情，影响过历史的进程？世界范围的统一新教教会不曾建立起来，满世界倒是冒出了无数小规模的教会。维滕贝格对苏黎世神学家的话嗤之以鼻，日内瓦又对伯尔尼的实践弃如敝屣。每个城市，都想搞自己的一套宗教改革，有的是苏黎世的模样，有的是伯尔尼的风格，还有的则是日内瓦的精神。每一个历史性的关头，欧洲诸国民族主义者的傲慢，恰正预言般地宣告了各行政区具体而微的傲慢。如今，路德、茨温利、梅兰克森、比塞、卡尔施塔特等等一干人，在刻毒的争论当中，在神学的琐屑分析和小册子当中，徒靡他们的精力——其实只要团结起来，他们的精力便足以瓦解教会世界的庞大结构。在日内瓦，当法里尔凝望旧秩序的废墟，他只觉到彻底的无能为力；这真是一个人典型的悲剧，他攫住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然而这使命因而强加给他的责任，他却无力承担。

　　这不幸的胜利者偶然听说，加尔文，那有名的约翰·加尔文，正从萨沃伊回家，而将在日内瓦停留一天。法里尔高兴极了，便匆匆赶到加尔文下榻的客栈造访他，求那领袖给他重建教会的工作做些忠告和帮助。虽则加尔文还不满二十六岁，比法里尔足足小上二十岁，他已然获取了无可抗衡的权威。这位主教税吏和公证员的儿子生于庇卡底的诺庸，受的是蒙太古学院严格的教规教育，这一点伊拉斯谟和罗耀拉也是相同的命运。这约翰·加尔文（或叫沙文），起初立志投身教职，而后又打算做律师。二十四岁上，因为倡导路德教义，他便从法国流亡到了巴塞尔。

　　流亡者一离开祖国，多半便丧失了内在的活力。然而对加尔文，这样的遭际反于他有利。在巴塞尔，欧洲的两条坦途交汇于此，五花八门的新教教义相撞相突。加尔文有的是真知灼见与深刻的逻辑，他认识到这一时刻的意义极为重要。日益增多的激进教义，正从福音信条的核心分化出来；泛神论和无神论，宗教狂与狂热派，开始使新教逾出基督教的正轨，变得面目全非。闵斯特城再浸礼派那骇人的悲喜剧演完了血腥可怕的尾声；新教恰似它那罗马天主教会的对手，面临着分裂为诸多宗派，由世界性权力沦为一国权力的危险。这二十五岁的人，他的自信有如圣灵充满的先知，立即认识到必得采取怎样的步骤，才阻止得了改革后信仰的分裂。新的教义，定要在一部著作、一个规划、一份纲领当中具体胪列，福音信条的创造性原则需要条分缕析。这加尔文少年气盛，精神抖擞，他做法学家和神学家虽则藉藉无名，却自始便认识到这工作的势在必行。那般世所公认的领袖还在争论细节，他却坚定地着眼全局，在一年里写成《Institutio religionis Christianae（基督教原理）》（一五三五年）。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信条原则的著作，于是它变成了新教的首要指南和典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Institutio（原理）》能列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改变欧洲面貌的十来部著作之一。自路德翻译《圣经》以来，这堪称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伟绩。书中那坚定不移的逻辑，不可撼动的结构，立时影响了加尔文同时代的人——它的质量，便使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宗教运动需要一个天才去发动，又需要另一个天才去结束。鼓动家路德滚动了宗教改革的巨石；组织家加尔文则在这巨石摔得粉碎之前阻住它继续滚动。因此在某种意义之上不妨说，正是《Institutio（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一如《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两者都划定了决定性的界线，总结了过去的成就；两者都为一场疾风骤雨般的运动，夺去了开始时如火如荼的动力，好给它盖上法律形式和稳定的印记。于是，武断演化成教条，自由引发了专政，宗教热情受到严格的羁绊。诚然，一旦革命遭到约束，其动力多半便会丧失殆尽。加尔文对宗教改革，便干下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使得自此以后，作为宗教上统一广泛实体的新教教会，只能同具有相同地位的天主教会平分秋色。

　　加尔文首次系统阐述的严格信条，他绝不软化纾缓；他那超群的力量，于此也可见一斑。他的著作，后出的版本只有对起初决定性认识的补充，而绝无修正。诚如马克思与叔本华，他年方二十五岁，还没有任何经验，便顺理成章地把他的哲学推演到结论。于是他平生余下的岁月，命定要看到他的哲学，由观念世界转化为现实。他的著述中重要的词句，他从不稍加修改；他不蹈人踵武，也不想跟敌手妥协。与这样的人交手，若不打倒了他，就只能被他打倒；做他的战友也罢，敌手也罢，就休想能够首鼠两端。若非跟他决裂，便只能毫无保留地向他俯首称臣。

　　初次见面，法里尔甫经交谈，便对这一点了然于胸，于此倒见出他的伟大。年纪上他自然大得多；然而打从那一时刻，他便将自己彻底依属于加尔文。他把加尔文看做领袖和主人，而他则变成这主人的仆从和奴隶。以后的三十年里，法里尔对他主子的每一句话，都不敢稍有悖离。每次战斗，每个事件，他都投身加尔文一方，急如星火地听从加尔文的任何召唤，为他声援，替他作战。对加尔文，他从不怀疑，绝不批评，他那服从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精神；这实在是对加尔文如此献身的第一个门徒。他这样的下属惟有盲目狂信，把这当成做门徒的至高的责任。只有一次，他向加尔文提出了要求，便是在他们刚结识的时候。他要加尔文作为惟一有资格的接收者，接受日内瓦宗教领袖的地位。于是这主人在日内瓦，便好以其卓越的能力构建宗教改革，这实在是法里尔自己力所不逮的事情。

　　据加尔文后来透露，他曾久久地坚持拒绝应允这叫人瞠目结舌的吁请。像他那样的人，追随的是精神而非肉体，一旦人们要他们离开纯思，好投身政治现实主义晦暗纷扰的领域，那总归要做出个负责的决定才行。不消片时，一种神秘的畏葸，便攫住了加尔文。他犹疑不决，他举棋不定，说自己太年轻，太缺乏经验。他求法里尔叫他安静地耽在书本和疑难的世界里。到头来，他如此强梗地拒绝吁请，叫法里尔失去了耐心。于是这法里尔，带了种旧约先知一般的狂暴力量，吼叫道：“你在狡辩你研究的重要。可凭着全能上帝的名义，我要向你宣示，若你拒绝替主做工，追求尘世的事务而不追随基督，上帝的诅咒必会临到你！”

　　这激奋的呼吁打动了加尔文，也决定了他的一生。他便宣布，准备在日内瓦建立一种新秩序。此前他惟在勾勒言辞与观念，而今却变成为行动与工作。他不再把自己的意志印在书上，而开始将其强加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

　　人们对生存其间的历史时代所知最少。那些极重要的时刻，徒然竭力要唤起他们的注意；一个时代的决定性关头，也难得给这时代的编年史家多惠顾一眼。于是乎我们读到，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日内瓦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里，法里尔建议任命加尔文为“lecteur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朗读教士）”；而这将使得日内瓦名扬世界的人，书记员竟没有劳神记下名字。记录秘书干巴巴地写道，法里尔怎样建议“iste Gallus（那高卢人）”——那法国人——继续他教士的工作。仅此而已。何必费心问清楚那家伙的名字到底怎样写，好记在会议记录上？仿佛我们读到的，不过是件下三等的决议，涉及到给个外国教士菲薄的薪金。因为日内瓦市行政会才不相信，这会比任命什么下级官吏多出什么——他自会服服帖帖克尽职责，一如旁的低级官吏，比方引座员，副执事，抑或刽子手一样。

　　很难说这般高贵的市行政委员有什么学问。闲来他们根本不读神学书，也没法设想他们当中有哪个肯把加尔文的《Institutio religionis Christianae（基督教原理）》翻上几页。他们若是学者，一准会警觉到，他们已然把权力彻底交给了“iste Gallus（那高卢人）”，交给了那法国的教士，他在会众面前竟然这样讲：“我在此要详细论及教会赋予教士们的权力。他们既被任命为上帝旨意的管理者和宣示者，就必敢做一切事情，必准备迫使尘世的权贵俯首在上帝面前，供上帝役使。他们必统辖最高贵者和最卑贱者；他们必在世上推行上帝的意旨，摧毁撒旦的王国，保护羊群，肃清恶狼；他们必规劝训导顺从者，谴责消灭执拗者。他们可以强梗，亦可以宽松；他们可以挥闪电，振惊雷，而这一切全依《圣经》为则。”加尔文说的这些话，“教士们必统辖最高贵者和最卑贱者”之类，日内瓦的市行政会委员们必是视而不见，要是他们有所察觉，势必不至于把无限的权力授给那讲话如此目空一切的人。那法国的流亡者给他们任命为自己教会的教士，他自始便立志要成为这城市国家的主宰；他们却从来不曾怀疑他，还给他职位、薪金和尊严。可从这时开始，他们自己的权力便寿终正寝；因为加尔文，靠他战无不胜的活力，将扬鞭策马，无情地实现他的极权主义野心。于是，他把个民主共和国，变成了神权的专政。

　　加尔文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体现了他远见卓识的逻辑和明察秋毫的目标。“我初到教堂，”他后来写道，“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已经停滞不前。人们仅只在此讲道，此外一无所有。他们把圣像收到一处，付之一炬。可这跟宗教改革名不副实。所有的一切，全杂乱无章。”加尔文生来是个组织家，对混乱恨之入骨。他禀性数学般精确，不规则和无系统会惹得他满心厌恶。大凡企图教育人民接受新信仰的人，必得教他们理解已经相信和承认的东西。他们得明明白白地分开，什么能够允许，什么必须禁止；精神的王国，跟尘世的王国一样，需要明确的界限和法律。不出三个月，加尔文就向这个市行政会，提交了完整的教义问答手册，那二十一项条款，把新福音信条的原则规定得极尽精确，通俗简捷。于是这教义问答手册，这信仰声明——我们或可说，这新教会的十诫——被行政会原则上接受了下来。

　　然而加尔文这样的人，才不满足于冷漠的接受。他坚持人们必须毫无保留地顺从这教义问答手册的每字每句。在他看来，单单规定下教规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依然给个人留下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教他们自行确定行为的界限和尺度。加尔文其人，却绝不容忍在教规问题与日常生活当中，存在任何自由。他认为，在宗教和精神事务方面，就毫无平等的意见交流；关系到个人的信仰问题，决不能达成停战协议；而教会不仅有权利，更有责任强迫所有人——用武力强迫所有人无条件地顺从；惩罚冷漠的教徒，不妨残酷到惩罚公开反抗一样的程度。“旁人或有其它想法。可我决不相信，我们的职责竟会限制在如此狭仄的范围里，仿佛宣讲了道义，我们的责任便完事大吉，便可以袖手旁观事情自行其道。”而他的教义问答手册，既为真正的信徒划定了指导路线，更阐明了该城的法律。他要求行政会正式强迫日内瓦城的自由民们逐个宣誓，公开接受他的信仰声明。在大教堂里，这些自由民要几十个人一组，给带到长老面前，一如学童带到老师的面前，由国务秘书大声将教义问答手册读给他们，而后他们举起手来，发誓毫无保留，一概接受。谁若拒绝宣誓，会即刻驱逐出城。这便永远清楚表明，从此日起，住在日内瓦城墙内的任何自由民，在精神事务方面，都绝不敢与加尔文的要求和观点存在一丝一毫的悖离。在这行政区里，什么“基督徒的自由”，把宗教视为个人良心的事情，诸如此类的要求就此一去不返。理性战胜了宗教改革的气质，法律战胜了宗教改革的精神。如今加尔文进了城，日内瓦便再没有自由。独夫的意志统治了一切。

　　没有武力，专政无法想象，也守不住阵脚。要想维持权力，必得掌握权力的工具；要想进行统治，必得有权施行惩罚。而今任命加尔文的决议，未曾给他任何的权利，可以将触犯教规的自由民逐出日内瓦城。行政会的委员们单单任命他为“lecteur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朗读教士）”，叫他可以向信徒们解释《圣经》；他们单单安排他做传教士，可以宣讲教义，引领会众走上真正的信仰。他们总觉着，施行惩罚的权利依然留在自己的手里；只有他们，而不是加尔文或别的传教士，才要对自由民的行为负全责。在此以前，还没有哪个宗教改革家，路德也罢茨温利也罢，试图将原本归给市政当局的权利抑或权力夺归己有。可加尔文生就独裁主义秉性，立时便着手将行政会沦为他的命令和条例的执行机构。他既无合法的权利做此类事情，便用开除教籍的方式给自己建立权利。他灵机一动，把圣餐的神秘宗教仪式，转化为培植个人权力、给对手施加压力的手段。在那段时间里，加尔文派传教士规定，圣餐只给予那些道德行为叫人满意的人。不论何人，只要传教士禁了他的圣餐，他准给革出教门，开除市籍。这新武器简直就叫人无法忍受。任谁也不准再跟那犯过的人讲话，用学童们的话讲，他就给“当成了臭狗屎”，没人肯卖东西给他，也没人从他手里买东西。于是这仿佛纯粹宗教性的手段，该当由教会当局行使的，却变成了社会跟商业方面的抵制。若是这遭抵制的家伙公然反抗，不肯公开认错，加尔文便毫不客气，把他放逐了事。即便最受尊敬的市民，一旦惹了加尔文的厌，变成他的敌人，在日内瓦便休想立足。谁若公开与这传教士唱反调，便等于葬送了自己的公民身份。

　　诸如此类骇人的权力，使得加尔文可以消灭任何胆敢反抗他的人。只消放胆一击，加尔文左挥惊雷，右挟闪电，便获得了日内瓦大主教从无缘分的不可挑战的至高地位。在天主教会内部，本有个由低至高直至最高地位没完没了的僧侣统治集团。在教会最终决定将教徒革除教籍之前，往往可以向他们提出申诉。开除教籍的决定凌驾个人之外，全然超越个人的专断权力。然而加尔文，他的目标更加明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也更加无情。于是，他易如反掌一般，便强把革除教籍的权利收在传教士和宗教法庭的手里。他把开除教籍的骇人威胁，当成经常动用的惩罚，这便无限增强了他个人的权力。他堪称心理学家，把这恐怖的效果深思熟虑，也猜度到那般生怕遭到如此命运的人心中的担忧。市行政会费足了力气，才算定下来每季度安排一次圣餐，不至像加尔文要求的，每个月安排一次。可加尔文绝不许这最最强劲的武器——开除教籍继之放逐出境——给旁人夺走。惟有用这件武器，他才得以开始他渴求已久的斗争——建立极权的斗争。

　　专政，刻板的教规和其后日益增长的好战狂热，所有这些固然带得来暂时的利益，却必得以牺牲多数人的个人权利为代价。而无可避免，新立的法律定会冲击古老的自由。然而，要叫一个民族觉察这一点，往往得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行。在日内瓦，便是过了好几年，公众意识才逐渐弄清了这一切。公民们青睐于宗教改革，这些独立的人们自愿聚在市场，举起手来表明承认这新建的信仰。然而他们对共和体制的自豪，却促使他们反抗捕快的监管。他们强烈反对给人像犯人般满城里迁来送去，反对被迫在教堂里向加尔文老爷先生颁行的每条法令宣誓服从。他们不同意严格的道德改革；因为他们发现，单因为喝了杯酒，高兴得唱首歌，或因为穿的衣服给加尔文老爷或者法里尔老爷觉得颜色太亮丽，式样太奢侈，他们便有剥夺公民权跟流放的危险！他们便开始问，这般如此发号施令的，都是什么家伙。他们是日内瓦人么？这城市的古老移民们，曾协助创造了它的伟大与财富；难道他们是这些移民的后裔？那些爱国志士久经考验，足堪信赖，数百年来靠血缘和联姻，连结着至为优秀的家族；难道他们是这样的爱国志士？才不是呢；他们全是些新来乍到的人，从法国亡命出来的家伙。他们受到殷勤的接待，得着了吃喝用度，荫蔽场所，生财机会；这邻国税官儿的儿子，给自己筑了个暖烘烘的窝儿，接来兄弟，迎来妻舅。可就是这个人，竟敢对声名卓著的自由民辱骂欺凌。他不过一个法国流亡者，他们还给了他新官职，而他却擅自制订了谁能住在日内瓦、谁不能住在日内瓦的法律！

　　在专政初期，自由精神还没给打得服服帖帖，其他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也未被放逐。对抗的势力坚持了一段时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于是现如今，在日内瓦，那些倾向共和的人便宣称，他们不许给人“像小偷一样”对待。所有街区的居民，特别是阿莱芒大街的居民，都拒绝宣誓。他们执拗地低声抱怨，宣称绝不会服从个法国穷光蛋，绝不会对他俯首贴耳，离开家园。事实上加尔文倒是成功说服了小行政会，教他们效忠于他的事业，支持他把那般拒绝宣誓的人驱逐出境的法令。然而这些措施太不得人心，他还不敢冒险实行，因新的选举结果明确显示，日内瓦的自由民多半开始转而反对加尔文专断的法令。到一五三八年二月，他那些铁杆支持者在市行政会当中已经不再占据多数，因之日内瓦的民主派再次得以维护了自己反抗加尔文独裁要求的意愿。

　　加尔文的这次冒险，走得太远，也走得太快。政治上的空想家，常倾向于低估精神惯性的力量，幻想着在现实世界里完成关键性的改革，会如同他们的设计一样快。加尔文发现必得放慢步伐，好争取来世俗政权对他的支持。他便采取了较温和的方式，因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定。新选出的行政会依然紧盯着他，然而并不真正怀有敌意。在这短暂的僵持时期，即便他最大的敌手也只好承认，加尔文狂热的基础，乃是对道德无条件的热忱；推动这激进分子事业的，绝非个人的野心，而是对伟大理想的热爱。他的战友法里尔，是年轻人跟暴民的偶像；于是只要加尔文同意表现出一点点策略的机敏，让他的革命性要求大体上适应自由民们不甚极端的观点，紧张的气氛便能轻易缓解下来。

　　然而这时，加尔文的顽固性格与坚强执拗，变成了他的障碍。终其一生，这彻底的狂热分子，除去一点点和解的愿望，就不想走得更远。中间路线的意义他从来不懂。在他眼里，仅仅存在着一条路线——便是他自己的路线。若非全部，毋宁放弃；若不是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宁愿放弃自己的所有主张。妥协，那根本就无从谈起；他绝对地确信约翰·加尔文的观点正确无误，以至于没法设想一个对手竟会相信旁的路线正当笃定，也没法设想另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却跟加尔文老爷同样正确。他专职于教，旁人专职于学——以后这话竟成了句格言。他满心真诚，沉着坚定，宣称：“上帝启我传道，良心促我坚强”。怀着种可怖且凶险的狂妄，他把自己的观点比做绝对真理，说道：“Dieu m'a fait la grace de déclarer ce qu'est bon et mauvais”（上帝何仁慈，启示我善恶）。然而那着魔般的激情一再搅扰着他，叫他日益痛苦不堪。每当旁人跟他观点相反，信心却同样坚定，他便真正会义愤填膺。不同的意见，会害得加尔文精神疾病大发作。他精神太过敏感，以至影响了肉体的机能。一旦受挫，他便感到恶心，连胆汁也吐出来。对手提出的反对意见或许最最明智；可这对加尔文毫无意义，因他注意的惟有一件事情，便是旁人竟敢坚持不同的观点，于是必得把他们视为敌人——还不光是约翰·加尔文的敌人，也是整个世界和上帝的敌人。“嘶嘶作响的毒蛇”，“汪汪乱叫的狗子”，“野兽”，“无赖”，“撒旦的爪子”——这些便是这神经质的狂妄之徒，私下里向他那时代的一流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们喷涌而出的名字。悖离了加尔文，上帝那体现“他的荣耀”的仆人也便遭到了贬低。只要谁胆敢宣称，那圣皮埃尔的传教士致力独裁，纵然这意见的相左纯属学术范畴，“基督的教会”亦会“横遭威胁”。在加尔文，他争论的意义惟在于——旁的宗派必得承认错误，转投他加尔文的阵营。终其一生，尽管在其它方面表现得锐敏隽智，他却从不曾怀疑，惟他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言语，惟有他才掌握了真理。然而，也亏了他傲慢的自信，亏了他预言家式的激奋，出类拔萃的偏执，加尔文在实际生活当中才能坚持下来。就是靠了种僵硬的冷静，靠了种冰冷而非人的刚强，他才在政治舞台上获得胜利。惟有那般对自己的沉醉，惟有那般对自己的异常满足，方使得人们在世界历史当中变成了领袖。要人民接受个意见原是易如反掌，而且不需要耐心，不需要正当，只消偏执狂们宣称他们手头的真理乃是惟一可能的真理，他们自己的意志乃是世俗法律的基本准则。

　　于是，加尔文纵然看到，新近选出的市行政会多半跟他相左，他们彬彬有礼地向他请求，为了公共安全起见，莫采用野蛮的威胁和革除教籍，而应接受伯尔尼宗教会议较温和的观点，却丝毫不为所动。加尔文这样的家伙冥顽不灵，休想叫他妥协，放弃一点点利益。对这样的人，和解根本就毫不可能；正当市行政会同他抵牾的时候，这只要旁人对他的权威绝对服从的家伙，却漫不经心地对那合法的代表权力攘臂造反。他在布道台上口出恶言，抨击那“小行政会”，宣称“与其将上帝的圣体投畀恶狗吞吃，他毋宁去死”。另一个传教士，竟在公开聚会时宣布，市行政会是个“醉鬼大集会”。于是加尔文的门徒们设置了坚固的路障，来向当局挑衅。

　　市行政会没办法容忍如此挑战性的造反。起初他们还满足于发布个清楚明确的暗示，大意是讲，布道台不得用于政治目的，因那般在布道台上大放厥词的人，他们惟一的职责只有宣讲上帝的言语。然而加尔文及其追随者们对这官方指示不理不睬，到头来，行政会只得禁止传教士们登台布道；他们还因煽动反叛的罪名，把最桀骜不驯的库尔托予以逮捕。这便表明，教会与国家的势力已经爆发公开的战争；于是加尔文迅即应战。他由一群支持者们侍卫着，强行闯进圣皮埃尔大教堂，坚定地登上那既经禁止的布道台阶梯。各派的代表刀剑在手，开始涌进教堂，一方是决意支持那横遭箝口的传道士，另一方则要阻止他讲话。接着演成了一场骚乱——这复活节的宗教仪式，险乎以一场屠杀而结束。

　　如今市行政会已经忍无可忍。最高权力机构——大行政会于是开会，要求驱逐加尔文和其他拒绝服从行政当局的传教士。接着是召开公民大会；在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免去那些反叛传教士的职务，限令他们三天内离开本城。此前的十八个月，加尔文谴责过如此之多的日内瓦自由民，驱逐他们，流放他们，而今这一切轮到了他自己。

　　加尔文以暴风骤雨之势强夺日内瓦的初次尝试就此失败。然而对一个独裁者而言，终其一生，挫折全是些暂时现象。毋宁说，对那般登上将授予无限权力的地位的人，刚刚出道时戏剧性的失败，几乎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革命魁首们，流放，监禁，褫夺权利，非但不会妨碍了他们的声望，反而会有所助长。谁若想给群众奉为偶像，先就得做个烈士。受一个可憎可厌的制度迫害，其惟一后果便是给人民领袖提供了群众支持的心理前提，随之而来的就会是群众全身心的支持。要想成为领袖，则受到的考验愈多，民众愈易于把他视为神秘。一个领袖级人物，再没什么比转入地下更重要啦，因为暂时的消失，会给他的形象制造些传奇色彩。名望将他的人格藏在云朵的灿烂跟光荣的晕圈里；一旦他的身影浮现出来，不要他花费吹灰之力，自会形成一种氛围，让他得以满足民众迅速增加的期望。许多卓越的人物，都是在流亡当中获得了权威；这样的权威，惟有那些影响超群、信心炽烈的人才行使得来。恺撒在高卢，拿破仑在埃及，加里波第在南美，列宁在乌拉尔，都因其消失，反比其在场来得更加强大。加尔文也是如此。

　　在下达了驱逐令的时候，仿佛约翰·加尔文已经满盘皆输。他的组织遭到破坏，他的工作遭到粉碎，除去回忆对强制性秩序的狂热追求，跟身边十来个可信赖的朋友，他便一无所余。然而，诚如所有在危险时刻由气质引领，避免妥协，躲进地下的人，后继者和敌手的类似失误帮了他的忙。一旦加尔文和法里尔这样个性鲜明的人给扫地出门，市政当局发现，难以骗到哪怕一两个奴颜婢膝的传教士。他们生怕把事做绝会有失民心，便不想拉紧缰绳，而更愿放松一下了。一旦这样的人占了布道台，日内瓦曾给加尔文有力推进的宗教改革旋即停滞不前，自由民们在信仰问题上面一片混乱，不辨善恶。于是，那般被禁的天主教会成员渐渐恢复了勇气，借助老谋深算的手段，他们尽心竭力，要替罗马天主教重占日内瓦。情况变得危急，而且不断变得越发危急。那些改革派，他们曾认为加尔文太嫌苛刻，也太嫌严格，现在也渐渐不安起来。他们问自己，不管怎样，铁的教规岂不比迫在眉睫的混乱更可求。越来越多的自由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经积极反对过加尔文，而今却强烈地要求将他召回来。市政当局终于看出，除去遵循公众的意愿，就没有旁的办法好想。起初寄给加尔文的函件，不过是些谨慎的征询；然而没过多久，他们便明确急切地表示，希望那传教士回来。这样的请求，随即变成了热切的呼吁。市行政会在请求加尔文返回，帮城市脱离困境的时候，他们不再在信上写致加尔文“Monsieur（先生）”，而是写致加尔文“Ma?tre（大师）”。到头来，那般不知所措的议员们彻底投降，他们写信乞求“他们的好兄弟和从前的朋友”恢复其传教士的职务。写这信件的人还宣称，他们“决意为他鞠躬尽瘁，好让他满意”。

　　要是加尔文天性委琐，一个廉价的胜利便能叫他心满意足，这两年前赶他出来，而今又哀求他回去的城市，必会叫他感到满意。然而一个人若渴求全部，便绝对不会拿出什么折衷的办法；况且在这神圣的事业里，加尔文从不为个人的虚荣所动。他要达到的是权威的胜利——他自己的权威。他再不想听凭自己的工作受制于任何世俗的权力。要想叫他返回日内瓦，那里便只能实行一种律法，便是他约翰·加尔文的律法。

　　直到日内瓦紧缚双手，卑躬屈膝地宣称将甘心“俯首称臣”，加尔文才开始考虑，基于一个满意的立足点进行谈判。为了战术上的原因，他傲气十足，拒绝了这些急切的建议。“我宁愿死上一百回，也不想再来一次先前悲惨的斗争，”他写信给法里尔说。他还不想向敌手做一丝一毫的让步。到最后，市行政当局跪倒在加尔文面前，以隐喻的方式哀求他回转来，他最亲近的朋友法里尔也不耐烦地写信给他：“难道你要等到连石头也哭着要你回来？”然而只要日内瓦未曾无条件投降，加尔文就依然坚定不移。直到议员们宣誓接受忏悔，按照他的意志建立必需的“教规”；直到他们写信给斯特拉斯堡城，求城里的兄弟们把这不可缺少的人让给他们；直到日内瓦不光在他面前、也在整个世界面前颜面扫地，加尔文才做了让步，宣称他准备接受他从前的职务——条件是他必须要获得绝对的权力。

　　于是，如同一个战败的城市准备迎接征服者进城，日内瓦便是这样准备迎接约翰·加尔文。他们竭尽所能，来纾解他的忿怒。从前那严格的律法急急地重加给人民，好叫加尔文的要求尽先得到满足。小行政会找了处合适的房子给加尔文，这房子带了个花园，给装修得漂漂亮亮——他们就是这样热切地盼着他出现。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布道台做了改建，以便他宣讲起来更有效果，也便于参加聚会的每一个人都看得见他。一个又一个荣誉摩肩接踵：还在加尔文离开斯特拉斯堡以前，便有个传令官从日内瓦火速派出来，在半途迎接到他，把城市的问候带给他。自由民们还出资，隆重地请来他的家属。到最后，在九月十三日，一辆旅行马车开到了科纳文大门。大群的民众聚集拢来，在欢天喜地之中延引这归来的流亡者进城。如今日内瓦到了他手里，听凭他像陶工塑造粘土一样随意塑造；他必得不懈地工作下去，直到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改变了这座城市。便是从这一刻开始，加尔文和日内瓦变成了两个密不可分的观念——加尔文跟日内瓦，精神与形式，创造者和碌碌的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