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则赴汤蹈火，而坚定勇敢；他虽则危在旦夕，而恪守信念。他从容赴死，留给敌人的惟有轻蔑暴怒的一瞥——战胜他的绝非人类，而是命运；他横遭不测，然而绝不被征服。最大的勇敢，往往是最大的不幸。因之凯旋的败绩，比胜利更得人艳羡。

——蒙田：《论食人部族》

　　“苍蝇战大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在他驳斥加尔文的巴塞尔稿本上，亲手添加了这样一句话。初看起来，我们免不了有些反感，倾向于视为一种夸大其辞，那是人文主义者常见的毛病。然而卡斯特利奥的话，既没有夸张，也不含讥刺。恰恰相反，这勇猛斗狠的战士，他不过意在把自己深切悲苦的信念，明确表述给他的朋友阿默尔巴赫——他深信，当他公开指控加尔文在宗教改革运动里，被狂热的教义所煽惑，把一个人置于死地，从而屠戮了良知的自由，这是在向一个庞大的对手挑战。

　　当卡斯特利奥挥笔从戎，一如骑士般挺矛出征，开始这一场险象丛生的角斗，他深知对那披挂了物质甲胄的独裁政体做纯粹精神的攻击，势必徒劳无益。因此他的战斗，是为了失败的事业。这手无寸铁的人惟有孑然一身，又如何企图打败加尔文，连同他千百万信徒做后盾，所有的国家权力为装备？加尔文，那组织艺术的大师，有本事把整座城市，整个国家，转变成严格顺从的机器，而其中不计其数的公民，在此之前还是自由人。他有能力铲除独立精神，封杀思想自由，以利于他独断专行的教条。国家权力，就在他至高无上的控制之下；各色的权威——行政会议和宗教法庭，大学和法院，金融和道德，教士和学校，捕快和监狱，写作和谈话，甚至隐秘的窃窃私语，都仿佛他手里的面团，听凭他的摆布。他的教条变成了法律，任何人胆敢置疑，立刻便有压制讨论的争辩，精神暴虐的争辩，加上监禁、流放和火刑，教给他在日内瓦惟有一桩真理才正确：加尔文就是先知。

　　然而那邪恶狂热的家伙，他邪恶的权力远超过日内瓦的城墙。瑞士联邦诸城视他为主要的政治盟友；整个的西方世界，新教徒封这“violentissimus Christianus”（暴烈的基督徒）为他们的统帅；国王和诸侯竞相博取这好战的教士青睐一眼——而他在欧洲，建立的教会组织仅次于（如果还能说次于）罗马教皇的权力。若他不得与闻，政治领域里便一事无成；悖逆他的意志，惟有微不足道的小事有可能得逞。冒犯这圣皮埃尔的传教士，恰如同冒犯君王和教皇一样的危险。

　　而他的对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那孤独的理想主义者，怎能以思想自由的名义，拒绝效忠于加尔文，一如拒绝了其他的精神暴君？审度这两人可以动用的物质力量，把卡斯特利奥比苍蝇，而把加尔文比大象，绝非夸张之辞。卡斯特利奥，他微乎其微，不足挂齿，在公众当中毫无影响。况且他，一个穷困潦倒的学者，靠翻译和当家庭教师勉强养家糊口；他流亡异国他乡，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留权，几次三番辗转逃亡——只要世界因狂热的信仰变得疯狂，人文主义者们势必夹在争战斗狠的狂热分子中间，软弱无力，孤苦伶仃。

　　多年以来，这谦逊崇高的学者，生活在迫害和贫困的双重阴影下，经常面临着可怜的窘境。然而他的心灵却一派自由，因他不受制于宗派的羁绊，也不听凭自己受任何流行狂热的奴役。直到加尔文杀害了塞尔维特，他的良心因之感到义愤，才放下平静的工作，以横遭亵渎的人权之名，向那独裁者展开了进攻。他单枪匹马，可这适足以证明他是个英雄。他那卓有经验的敌手，有的是一长列忠诚的信徒；即便他们还不忠诚，严格的教规也会约束了他们。而卡斯特利奥，却得不到任何教派的支持，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没有王侯贵族起而保护他，一如保护着路德和伊拉斯谟。纵然有几个朋友和知己钦佩他的勇气，也只敢私下里说两句鼓励他的话。

　　当狂热分子们追捕异端，把异议分子送上拉肢架与火刑堆，公开捍卫那胆敢信奉受迫害事业的思想家，身家性命自会蒙受危险。卡斯特利奥的遭际，也绝非特殊情形；他拒绝那般权势煊赫的人，他们单单因为私人见解的缘故，便有权对任何人横加侵害。这是个集体癫狂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经常搅扰着世界；然而就有一个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思想不受时新幻觉的左右，敢于把谋杀按其真正的名字，就叫做屠杀，而不管它假称什么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是人道的情感，迫使他发出孤独的呐喊，他说“我再没法保持沉默啦”，便呼告这人对人的残酷，他绝望的声音回荡长空。我们这族类的怯懦何其深重，以至卡斯特利奥如同其他反抗权奸的人一样，需要寻找些支持者——如果还找得到支持者的话。可到了紧要的关头，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却发现，他根本没有后援。他所拥有的全部，正如那般作战高手惯常拥有的一样，只是坚定不移的灵魂当中坚强不屈的良心。

　　由于这原因，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起初便知道，他的战斗势必徒劳无益。他明知道这一点；恰恰因此，他才义无反顾地追随了良心的召唤，他那神圣的顽强，使这“无名小卒”在人类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永垂不朽。正因他勇于奋起反抗那世界范围的恐怖，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的鏖战必将被永远铭记。进言之，就问题的根本而言，这历史性的斗争绝不局限于其所发生的时代。它并非争执什么狭隘可道的神学观点，亦非针对着塞尔维特其人；它绝不在自由派和正统派的新教教义之间明断是非。这斗争关系到更加深远的永恒问题。Nostra res agitur（我们的争执已经展开）。战斗已经打响；尽管名义有别，形式各异，这斗争却永无止息。所谓神学，不过是一副偶然的面具，戴上这样的面具，全因为神学乃是十六世纪日内瓦的时尚（其实别处也一样）。卡斯特利奥跟加尔文，象征着一场无形然而势不两立的冲突。不管我们如何给这冲突的两极来命名：宽容对不宽容，自由对监护，文雅对狂热，个性对机械划一，良心对暴力；说到底，这样的名字，就意味着一种由衷的个人抉择，选择那对我们更加重要的一点：是人类还是政治，是时代精神还是理性观念，是人性还是社会。

　　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能思的人，都需一再确定自由与权威的分野。因一旦缺乏权威，自由势必堕落为放纵，随之演化成混乱；而如若没有自由的调节，权威势必转变为暴政。人性里深埋着一种神秘的渴望，希望把个人吸收到社会之中；而另外的一种信念同样根深蒂固，便是必能寻找到一种宗教、国家或者社会体制，它会权威性地将和平与秩序赐予人类。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便以无情的逻辑，证明了绝大多数的人，都害怕自由的赠与；事实上，人们太嫌怠懒，面对着晦涩难解的谜团和生命强加的责任，多半便渴望着由明确而普遍有效的秩序造就的机械世界，好免除他们的思考之劳。

　　像这样，为着永远解决行为之谜而对救主的渴望，便为大行其道的先知们打开了门户。当一代人的理想泯灭了激情，那般先知的风格和鲜明色彩，适足以叫那个装备了强悍思想的男人或女人断然宣称，他，而且惟有他，发现了簇新真确的法则，而芸芸众生将信心十足地接受这第n个救主的教诲。新的意识形态永远创造着新型的理想主义；毫无疑问，这意识形态必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一个人只消给旁人统一纯洁的新幻象，准立刻激得起人类最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热狂。成千上万的人仿佛魔咒加身，准备着举手投降，听任人家蹂躏自己，强暴自己。这样的天启者，这样的先知，向他们要求得愈多，他们便愈发心甘情愿地奉献出去。自由，仿佛昨天还是他们最大的美事、最高的乐趣，可为这先知的缘故，他们抛弃掉自由，毫不抵抗地追随着领袖，充满着塔西陀所谓“ruere in servitium（甘受奴役）”的热望。于是在整个历史当中，人民只因为渴望着安定团结，竟甘愿把脖子伸进轭里，而且对那给他们枷锁加身的手，他们还要亲上几口哩。

　　我们这古老幼稚而机械的世界，竟屡屡出现这样的事情。思想一再创造出奇迹，观念一再变得强悍有力——观念，那曾是最无关紧要的势力呀。能思的人们思虑及此，必会情绪激昂。于是，我们禁不住诱惑要钦羡那般世界级的骗手，他们凭借精神的力量，竟至于成功影响了数不胜数的事件。然而一经获胜，那般理想大师、空想巨匠，旋即表现出顶顶恶劣的骗手原形，这一点几乎无人例外。权力激励他们攫取包罗万象的权力，胜利导致他们滥用胜利。征服者绝不会因劝服如此众多的民众接受他们天字第一号的幻象弹冠相庆，也不会因收取一般甘为事业生死与共的信徒沾沾自喜。他们欲壑难填，企图将多数推广成全部。他们渴望将自己的信条，强加在不属自己宗派的人头上。在独裁者眼里，驯顺附庸，灵魂奴仆，趋炎附势，才不能满足他们。除非那些自由人，那些人单势孤的独立派，也拍他的马屁，受他的役使，他才能心满意足。为了叫他的信条普适众生，他会令国家铭记：不遵守成规，就等于犯罪。只有一桩倒霉事还能不断发展——对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乞盼，迫使他们在建立了独裁统治以后，立即堕落成暴君。可一个教士，一个先知，不再相信自己信仰和教义的内在力量，转而乞灵于暴力进行扩张，他便是在向自由宣战。不管那支配的思想是什么，只要是求助于恐怖做工具，强使异己的信仰趋于一律，这便不再是理想主义，只是件野蛮的行径。即便是最最纯洁的真理，一旦强加在持不同意见者的身上，就变成了对圣灵的犯罪。

　　这样的幽灵，这样的精神，真是好不神秘。它像空气一样无影无形，却仿佛融入了一切结构准则，简直所向披靡。它把那般性情暴虐的人错引入幻想，满以为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把它压缩起来，顺当当关在密封的瓶里。然而每一次压缩，等量的反压力都会引起动态的作用；当压缩的力量相当强大，便会造成爆炸，因之压制性的举措往往引发反抗。幸而人类的道德独立性，最终依然无法破坏。独裁统治从来未曾在整个世界，强制推行起单一的宗教，或者单一的哲学。在将来它们依然做不到，因这精神总是从奴役状态下逃身出来，拒绝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拒绝遵命变得肤浅苟安，拒绝听任强加的千篇一律永远留存下去。企图将神圣的多彩多姿，退化成一个共同的特性，武断地把人类分成黑与白，好与坏，绵羊与山羊，真正的信徒与异端邪说，忠心耿耿与心怀贰意——依据的只是一个“原则”，并且以强力当作惟一的后盾，这是何其愚蠢，何其徒劳。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一些独立派，他们坚毅地反抗如此对于人类自由的一切限制，他们是这样那样的“拒绝服役者”。还没有哪个时代如此野蛮无道，还没有哪种暴政如此系统有序；但人们希望规避那叫大多数人噤若寒蝉的高压统治，捍卫他们确立个人信仰与真理的权利，反对权力狂们宣称的“惟一真理”。他们自能做得到。

　　虽则与现今相似，十六世纪时暴力的意识形态甚嚣尘上，自由而不受磨蚀的精神却依然存在。那时的人文主义者们留下的书信，适证明了那般黩武的家伙造成的动荡何其痛苦难熬。一般教条贩子，在市场上大叫大嚷：“我们教的都正确，我们不教的全错误！”人文主义者们对这些欺世盗名的家伙满心憎恶，令我们大为感动。人文主义者信仰开明的世界主义，那般“改革家”的不人道行径让他们胆战心惊。西方世界曾经培植起对美的信念；而萨伏纳罗拉、加尔文以及约翰·诺克斯一干人，企图把美断送干净，把世界变成道德神学院——他们口沫飞溅，满世界宣扬自己凶暴的正统教义。人文主义者们以其预言家般的敏锐，早预见到这般偏执自满的家伙，必会给欧洲带来灾难。透过口舌的喧嚣，已听得见武器的铿锵；一场灾难惨重的战争，已经是迫在眉睫。然而这些人文主义者们，他们明知道真理，却不敢为真理而战。大凡人的长处，本来各有取舍；于是敏锐的人往往不擅行动，实干的人往往缺乏洞见。人文主义者们心怀悲悯，他们互寄的信件好不叫人感怀钦敬，他们也常常关上书房的门大诉其苦。然而对反基督者，他们绝不会公然抗拒。伊拉斯谟躲藏起来，时而放胆射几支冷箭。拉伯雷穿戴起小丑的衣帽，以他凶野的嘲笑做鞭挞。至于蒙田，这聪颖高贵的哲人，只好在《随笔集》里雄辩滔滔。然而他们全不想挥拳痛击，阻止那些臭名昭著的迫害与处决。处世经验害得他们小心谨慎；用他们的话讲，贤人总找得到比驾御疯狗更好的活计，而明达的人自应退隐后台，免得自己也变个牺牲品。

　　然而，卡斯特利奥虽则同是人文主义者，却束装上阵，直面命定的灾难。因之，他有资格获取不朽的声名。他英勇地支持横遭迫害的战友们的事业，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每日每时，他都受到狂热分子的威胁；而他冷静自若，以托尔斯泰式的沉着，高扬起信念的旗帜，坚信每人对宇宙性质的理解各有不同，因此无人该向强力折腰。他宣布，所有尘世的权力，概无向旁人的良心行使权威的资格。他这样宣示，绝不以某教某派的名义，而是人类不朽精神的自发表现，于是他的思想，正如他的许多言辞，得以永不凋谢。人类普遍而永恒的思想，一旦经过艺术家的塑造，便会永远保持砥砺之初的锋芒；一篇旨在促进人类团结的声明，自比那些分裂好战、教条主义的宣言更其长存。这人杰地灵，虽然遭人遗忘，他那非凡的勇气，特别在道德领域，却足为万世师表。当卡斯特利奥傲然挑战神学家，把遭加尔文杀害的塞尔维特称做“被谋杀的无辜者”；当他回答加尔文的诡辩，朗朗宣示不朽的话语：“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当他在那远早于洛克、休谟、伏尔泰，并且比他们更加辉煌的《宗教宽容宣言》里，一劳永逸地宣告思想自由的权利——他明知由于信仰的缘故会危及生命。读者不要以为，卡斯特利奥对于处决米圭尔·塞尔维特的抗议，可比肩于伏尔泰抗议让·卡拉斯案和左拉抗议德雷福斯案这些更其煊赫的事件。这样的比较，绝不至贬低了卡斯特利奥的行为道德上的伟大卓绝。伏尔泰为卡拉斯斗争的时代更加人道；而他又是个名作家，能指望国王诸侯保护他。同样，左拉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做后盾，那便是欧洲乃至世界对他的钦敬。毫无疑问，伏尔泰和左拉要以名誉和安逸生活冒风险，但绝不至于殃及生命。卡斯特利奥就敢冒这个险。他知道，在他为人道进行的斗争当中，他那不幸的大脑必得专注于他生活其间的残酷世界所有的不人道。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为他的英雄主义，必得付出充分的代价，便是倾其所有的精力去对抗糟粕。这非暴力的辩护士，本希望只用精神的武器，却被那野蛮的强力扼杀。诚如在他的身上一样，我们一再见到这样的人，除去道德的正直便毫无力量，却向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根本就没有什么获胜的希望。只要一种教条控制了国家机构，执掌了国家行使的镇压工具，它必是迅即建立起恐怖的统治。一切挑战其全能地位的言论都需镇压无赦，敢讲敢写异端邪说的人，往往还给扭断了脖子。加尔文从来就不想认真答复卡斯特利奥，只想给批判他的人堵上嘴巴。卡斯特利奥的著作被明令审查删改，一经发现便要予以销毁。由于施加了政治影响的缘故，周边各州也给说服，在其境内禁止他自由讲话。于是，只消毁了他抗议和批判的力量，一旦他连针对他的种种伎俩也无法说给人听，加尔文的仆从们便好无中生有攻击他。这再不是势均力敌的两方战斗，而是个手无寸铁的人给一伙暴徒残酷殴击。加尔文，他掌管着印刷出版，布道讲坛，教授讲座，和宗教会议。卡斯特利奥遭人跟踪，他的每句话都有人窃听，他的信件也给人拦截。谁会奇怪，这百手巨人般的组织，能轻而易举地击败那孤独的人文主义者？谁又会惊异，全由于卡斯特利奥死得太早，才叫他逃脱了流放与火刑之灾？那教条主义者高歌凯旋，他和自己的那般后继者肆无忌惮，还要对敌手的尸体滥施报复。卡斯特利奥已经死去，猜忌和卑鄙的咒骂却依然传播不息，如同生石灰销蚀着尸体，在他的名字之上乱撒灰尘。这孤独的人，不单反抗加尔文的独裁，也抨击横行于精神领域的独裁基本的原则；而对他的记忆，正如那般狂热分子希冀的一样，永远从人们的心里消逝净尽。

　　强力的这最后一招几近得逞。在生前，卡斯特利奥给人缴械箝口，束手缚脚；在死后，这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依然被有计划地压制，长年藉藉无名。时至今日，若是哪个学者从未听过、也从未提过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的名字，他大可不必羞惭。他那些主要著作，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几百年，学者们如何还能知道他？只要是加尔文的影响所及，就没有哪个印刷商胆敢印行这些书；到它们终于出版，靠它们来确立他先行者的声誉，已经为时太晚。到那时，旁人早接受了他的信念。这战役本由他发动，他也在这战役里蹉跌；而今后继的旗手们，已经把他的斗争继续下去。许多人命定生于阴影，死于黑暗——诸如乡巴佬汉普顿和无名小辈弥尔顿们便是如此。那些追随卡斯特利奥踵武的人，享受着他的声誉；每本教科书都告诉我们同样的错误，说洛克和休谟才首倡了宗教宽容。这错误重复又重复，没有人注意，就像卡斯特利奥的那本《论异端（De haereticis）》从未写过出过。作者道德的勇气给人忘掉，他为塞尔维特进行的战斗给人忘掉，他反对加尔文的战争（“苍蝇战大象”）给人忘掉，他的著作也给人忘掉。这些著作只有个天晓得的荷兰文全集译本；我们是在瑞士与荷兰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若干手稿，也知道了一些心怀感激的学生对卡斯特利奥的看法——这一个人，当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是那时代里最博学最高尚的人，这些却成了他的全部“遗物”。对这被忘却的战役，他们依然怀着极大的感激，他们吁求把这不公正纠正过来。

　　历史可没时间做得公正。她的工作是记录成功的事件，写一本不偏不倚的编年史，至于这些事件的道德价值，她却很少评价。她的目光只盯住胜利者，而把战败者晾在一边。于是那些“无名小卒”，无意间被倾进遗忘的洪泽。Nulla crux, nulla corona——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花环，记录他们徒劳无功的牺牲。然而事实上，纯洁心灵的任何努力，都不会徒然无益；道德能量的每次消耗，也不会弥散长空，毫无反响。那些人们生不逢时，虽然失败，就其实现永恒观念而言却自有其意义；因观念要想在现实世界里复活，只能通过尽心竭力的人们在晦暗不明的地带勾勒成形，还要准备着为它步上尘垢扑面的死亡之路。从精神方面着眼，“胜利”和“失败”二词都有了新的涵义。自此以后，我们必得不断提醒这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