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性文化

第三章 私有制社会建立以后(夏、商、周及春秋、战国)6

  第七节 形形色色的性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社会形态是由种族奴隶
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当时,奴隶主的统治日趋没落,新兴的地主势力逐渐抬头,社
会生产力获得了解放,这就导致了思想观念的活跃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形成了
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涉及人生,涉及如何看待性问题。
不同的学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通过对“人欲”的探索而展开的,在这个问题上充
分体现了当时人们不同的性观念。

  欲,是人的一种需求。《礼记·曲礼上》提出的“欲不可从(纵)”,温子升
《定国寺碑》中的“缘障未开,业尘犹拥,漂沦欲海,颠坠邪山”,都是这个意思。
现代心理学中关于需要的理论,如马斯洛的人类需要五层次的理论,在我国春秋战
国时期是用“欲”来概括的,而且古人认为,性、情欲是“欲”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百家争鸣”的情况下,对此大致有三种态度:

  一、无欲论

  在这个问题上,有文字资料可考的代表人物是老子。他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
邑东)人,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是道家的创始人。他主张以“无欲”的态度
来对待各种欲望,例如他提出“故常无欲”,意思是人的常性是没有什么欲望;又
提出“不可见欲”,意思是有常性的人不可以见到足以引起欲望的事物从而想到欲
望;又提出“少私寡欲”,意思是少考虑自己,不要有什么欲望。他认为外界有许
多“可欲”的东西影响人们,使人们产生种种欲念,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引起了社
会的许多不安宁。因此,只要“不可见欲”,就可以保持内心和世界的宁静了。

  老子认为“无欲”有很大的好处,无欲则无求,无求则无烦恼。他曾用婴儿(
“赤子”)为例来分析说:“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终日号而不嗄”。其意思
是,一个再强壮的男子汉,虽知男女交合之乐,然而因精力所限,往往力不从心;
而一个还不懂男女交合之乐,因而也没有性的欲念的小孩,他的小生殖器却往往能
够保持长时间的勃起。一个精力十分充沛的人,如果为了伤心事而终日嚎啕,嗓子
就会嘶哑;而一个没有什么欲念的婴儿即使昼夜啼哭,也不会因此哭哑嗓子。

  老子追求无欲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战国中期的庄子也主张“无欲”。庄子
名周,宋国蒙邑(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他说:“夫天下
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
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
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这意思就是说,许多人追求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并以此为乐,但
最后这都是痛苦,因为很难追求到满足的程度,所以,追求这种欲望实在是很愚蠢
的。庄子认为,真正的快乐是清净无为,不追求任何快乐,即所谓:“至乐无乐”。

  二、节欲论

  在春秋战国时期,节欲论的代表人物是儒家。后世推崇孔孟之道,通过打着孔
孟之道招牌的旧礼教来实行残酷的性禁锢与性压迫,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对
包括性欲在内的人们的欲求还是抱着一种比较客观、合理的态度。

  儒家首先肯定了人存在欲望的合理性,但是对欲望要有节制,同时追求与满足
这些欲望的手段要适当、要合理。例如孔子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处也”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性欲,儒家也是肯定的,这方面的名言就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食、色性也”。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肯定了追求功
名就可获得享受,包括金屋藏娇。可是,孔子又强调人们应该像追求美色一样地去
追求美德,所以他叹道:“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他又认为,由于饮
食与男女之事是人的两种大欲,必须加以节制。人所最应畏惧的,一是枕间之上,
男女性交不加节制;二是在宴席之上,面对佳肴美味而不加节制;二者对人的戕害
都是不知不觉的,人们忽略了这个问题实在不应该。

  儒家创始人的节欲思想,在荀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比较系
统的理论。荀子名况,赵国人,他所处的时代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战国末期,商鞅变
法以后,他的思想也反映出当时一些新兴者的要求。

  他指出,人有欲念,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
欲者,情之应也。”阐明了性、情、欲三者的关系。他又说:“目好色,耳好声,
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快,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
向生之者也”,也是这个意思。

  他的这种观点,带有为劳动人民说话的性质。因为他认定“食欲有刍豢,衣欲
有文绣,行欲有舆马”,而又想有“余财蓄积之富”,这是人之常情,不仅王公大
人有此欲望,而被王公大人奴役的人民也同样具有。同时,人类不仅都具有这些欲
望,而且还“穷年累世不知足”,还希望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使生活日趋改善。

  因此,他很反对那些“止欲”、“寡欲”等违反人类情性的论调。他说,你以
为守门者是贱人,就不应有物质生活的要求,他如有欲望就应该去掉,殊不知他也
是人,是“生而有欲”的,怎么能去掉呢?你以为国王是贵族应有很好的享受,应
当满足他们的欲望,殊不知他们和守门者同样是人,为什么守门者就应该除去欲求,
而国王就应得到满足呢?这是不合情理的。

  荀子又深刻地指出,老子那种为了维护社会安定而用“去欲”的办法使人们“
无欲”,是无能的表现,因为他们没有将人们的欲求引向正道的方法。所以他说: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

  因此,荀子主张承认人们的欲求,但要把这些欲求引入正路,加以合理的节制。
他提出了“中理”这一标准,所谓“中理”,就是欲求应符合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
规范,如果符合,那么欲求再多也不要紧:“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
”反之,即使欲念少,而不符合社会规范,也会破坏社会的安宁:“心之所可失理,
则欲虽寡,奚止于乱!”

  从“中理”出发,他认为,当欲求产生以后,应考虑是否应该去追求,从哪些
方面、采取什么方式来满足。他既反对“去欲”,也反对“纵欲”,称那些“纵性
情,安恣睢,而违礼义”的人为“小人”。他认为为人之道应当是“重己役物”,
既应该去追求满足基本的、合乎礼义的欲望,又不可去做名誉、地位、金钱的奴隶。
“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粗
布之衣、粗之履而可以养体,局室、芦帘、藁蓐、尚机筵而可以养形。”

  荀子的这些观点,后来被总合百家之长的《吕氏春秋》采纳了,但《吕氏春秋》
又有一些发展,在《贵生》、《情欲》、《为欲》、《大乐》诸其中,围绕欲念问
题展开了较深入的阐述。例如《情欲》篇说:“天生人而使人有贪有欲,……故耳
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
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

  但是,并不是任何欲求都是合理的。《吕氏春秋》认为,人们的各种欲求都必
须以“贵生”为前提,而不能“亏生”;如果有益于“生”,就应该去追求、满足,
如果有害于“生”,就应该止欲。这种观点和现代西方性科学家提出的“自愿,无
伤”的性道德观念是多么相近。

  《吕氏春秋》又进一步指出人的欲求对思进取是个很大的推动力量,如果人的
欲念多,那么可资利用的地方就多;如果人的欲念少,那么可资利用的地方就少;
如果无欲,那就不可能得以利用了。所以,“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
可得用亦无穷也。”这和现代西方一些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所提出的人
的需要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的理论又是何等相似,而这却出自距今两千多年前的
中国!

  三、纵欲论

  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杨朱。杨朱,又称阳子居或阳生,他的事迹少有可考,
他的思想和言论散见于《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
及《淮南子》等书,至于《列子·杨朱篇》,后人考证是魏晋间人的作品,不太可
信。

  杨朱是战国初期的道家,可是他和老子“无欲”的主张相反,极力主张纵欲。
他的理论核心是“为我”,孟子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后来成为一句名言,
从“为我”出发,他主张纵欲、尽情享乐。

  他主张纵欲的第一个理由是,欲是一种自然的需求,享受“美厚”、“声色”
之乐是顺乎自然、顺乎人性的,理应得到满足,人的正常生活应该是“任情极性”。
他主张纵欲的第二个理由是,人生苦短,如果不及时行乐,那么韶光流逝,以后后
悔也来不及了。他说过:“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
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
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第三个理由是生命对任何人都是同样的,在死神面前,
无论贵、贱、贤、愚一律平等,那些守仁节欲的人,生前活得很辛苦,至多博得个
好名声,但是最后双目一闭,和那些纵欲、快乐一世的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十年
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
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因此,还是在生前及时行乐为好,否则,如果为了博
得好名声而拚命节欲,最后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以杨朱为代表的纵欲论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它在实质上代表了一种狂拓不羁、
腐朽自私的人生观。所谓“人生如梦,为欢几何”,“人生得意需尽欢,莫使金樽
空对月”,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在思想体系上都和杨朱的纵欲论有
一定的联系。

  关于包括性欲、情欲在内的这三种关于“欲”的理论,影响深远,几千年来一
直贯串在中国人的思辨活动和现实生活中,相互矛盾,相互斗争,可是在某些方面
又相互联系。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总的说来,统治阶级以无欲论来对待和
要求人民群众,开明一些的则鼓吹节欲论,可是对他们自己来说,奉行的却是纵欲
论——中国古代的性文化就是在这重重矛盾中步履蹒跚地发展着。

  四、赤裸裸的性语言

  总的看来,在这个时期,由于还留有不少原始遗风,性观念远比封建后世开放,
这在一些并非是性学书籍的名著中也可看出明显的痕迹。例如: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在本章第三节中已有述及。那时的诗,实际
上是歌谣,反映出当时的民风,有许多关于爱情的叙述。但是,后来孔子把它“道
德化”了,汉朝以后又称之为“经”,就使它更加“神圣”、古板了起来。不过,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诗经》不但不那么古板和神圣不可侵犯,而且除了爱情描写
之外,还有赤裸裸的性语言。

  例如,在《诗经》中的《褰裳》诗中,就有这种情况:

  子惠思我,褰裴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岂无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这首诗的前几句意思很清楚,是一个女子对男子说的话,大意是:如果你爱我、
想我,你就撩衣涉水来见我。如果你不爱我、不想我,难道就没有他人爱我、想我
了?——对这几句话的理解,后世都是一致的。但是“狂童之狂也且”是什么意思,
后世就有争论了。不少学者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这小子骄傲什么”,“你这家
伙狂什么”而“且”则是语助词。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则提出一种新的看法,认
为应该还“且”字的本来面目。台湾学者李敖先生认为“且”字的本义就是男根(
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已有论述),那么“狂童之狂也且”则是姑娘和男子打情骂俏时
说的一句粗话,意即:你不想本姑娘,本姑娘何愁没人想,你这小子狂个鸟!(或
“狂个卵”,“狂什么?鸡巴啦!”)

  李敖先生并认为,在《诗经·山有扶苏》中,也有类似的文字,也可依此类推。
例如,该诗中有“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不见子充,乃见狡童”句,有人翻译
为“不见俊俏的子都,却是丑陋的狂夫”似乎不对,而应译为“不见俊俏的子都,
却看见一个傻鸟”。“且”字应解释为男根,才不失原意。

  几千年来,人们总认为什么经、史、子、集是高尚的、神圣的,而生殖器之类
的东西实在无法登大雅之堂,所以不能与经、史、子、集联系在一起。其实,古人
也许并不这么看,并不认为“且”不“且”的是一句多么不得了的下流话。在现代
(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中,还有些妇女满口脏话,我们又何必对古人所言大惊
小怪呢?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战国策》。这本来是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略和言论的汇
编,初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
和本子,西汉末的刘向把它编订为33篇。即使从这些篇名来看,也可发现该书政
治性很强,内容相当严肃。可是,就是在这类古书中,也有些露骨的“性言论”。
例如在《战国策·韩策》中有这样一段话:

  楚国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殽。韩又令尚勒使
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臣
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
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
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
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秦国宣太后在外国使臣面前,以自己的性交经历说明物理学上的“压强”原理,
再以“压强”原理解释问题。她公开地讲自己的性交姿势,说丈夫先是以屁股压在
她身上,由于体重集中在屁股这个点上,她就吃不消;丈夫以全身压在她身上,由
于重量分散了,她就不感到太重了。

  这种言论,当然使后人大为吃惊。如在南京鲍彪的《战国策》新注本里说:“
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以爱魏丑夫欲使为殉观之,则此言不以为耻,可知秦母后之
恶,有自来矣!”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云:“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
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不过,经历了两千多年,这一段文字还是保存下来了。北宋那位素召修订史馆
书籍的曾巩在《战国策》序中说: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派,不泯其可乎?”对曰:
“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
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
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
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
得而废也。

  曾巩不主张随便禁书而“灭其籍”,这还是比较开明的,否则,我国会有更多
的古书散失,对中国文化是很大的损失。但他也认为秦国宣太后这一番话是“邪说”
,这实际上是时代的局限与偏见。从宋到清,封建礼教愈演愈烈,那么对《战国策》
中秦国宣太后这一番话自然是认为“污、逆莫此为甚”了。其实,在秦国宣太后那
个时代,可能认为性是很自然的事,谈性也是很自然的事,并不需要有什么躲闪与
回避。我们如果用现代的观点来看,正如恩格斯所说,“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
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
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既然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需要努力争取实现的远景,那
么我们又何必去责怪两千多年前的秦国宣太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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