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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私有制社会建立以后（夏、商、周及春秋、战国）5 |
| 第五节 妓女的起源 当人类进入奴隶制这一阶级社会的第一种形态以后，女子被男子统治并沦为男 子的工具和玩物，妓女的产生与发展也是显著标志之一。 一、妓女产生的本质原因 关于中国妓女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在外国历史上盛行一 种妓女起源于宗教的说法，例如建立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的巴比伦王国就出现了妓 女，在汉摩拉比王（公元前１７５０年）当政时，神殿里除了男祭司、佣仆、工匠 外，还有不少很受人尊敬的女祭司，她们通常来自优裕的家庭；另外，还有居于“ 神”与“祈祷者”之间服务的“圣职妓女”，她们的收入似乎是神殿主要的经济来 源。公元前５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描写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说：“每一 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里，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 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 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仆去。当她和 他共卧，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所以，那时做妓女并不感到 是种耻辱。在我国，过去长期流行一种说法，即中国的妓女起源于殷商的女巫，并 把那个时代称为“巫娼时代”。可是近年来有人认为中国虽然在历史上存在过近似 巴比伦、古希腊女祭司的女巫，但在史书与宗教典籍中找不出一条关于殷商女巫卖 淫的确凿材料，从而认为中国的妓女起源于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家庭所蓄养的家妓（ 女乐、倡优），并在许多历史事实和不少典籍中把“妓”解释为“女乐”，把“倡” 也解释为“女乐”来论证。 对于这些问题，当然还可以深入研究。但应该指出的是，后世的妓女在古代可 能有多种来源，或者可以说，有几种因素对妓女的产生有影响；同时，对妓女的性 质也应加以界定。妓女，一般说来，是以卖淫为业的妇女，而卖淫，则是以肉体换 取金钱。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今日的妓女，当然是完全符合的。但如以这个标准来 衡量古代的所谓妓女，就不完全符合了。例如“宗教妓女”，女子和多个男子性交， 其目的是为了宗教信仰，是为了履行对神的义务，而主要不是为了金钱；再如“家 妓”，女子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被迫为某个统治者或某几个统治者（如官宦子弟、 官僚的下属等）提供娱乐服务或性服务，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金钱。以上这些性 质都和后世对妓女的理解不同，可以称之为“妓女的雏型”，她们对后世妓女有很 大影响。当然，从她们为许多男子提供性服务来看，称她们为妓女也未尝不可。 其实，妓女产生的最主要的根源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私有制社会建立初期 的情况来看，大致有以下这些需要和可能： 第一，私有制建立以后，女子沦为男子的附庸和玩物。既然女子是玩物，对有 些男子来说，就要换换新鲜，玩女人越多越好，光是一妻数妾是远远不够的，而且 “野花”比“家花”更富有刺激。 第二，在私有制社会，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巩固，随着商人的出现，权力和财 富日益集中，这使某些人迷恋声色犬马、耽于享乐成为可能。 第三，当时的大小奴隶主在家庭中占有和蓄养大批女奴，这样就使社会上的男 女比例失调，出现了不少娶不到老婆的鳏夫。同时，城市的出现，商业的发展，人 员流动的增加，有不少军人、商人、游士、手工业者远离家庭，外出谋生，他们和 鳏夫一样，要解决性欲问题，或暂时解决性欲问题，这就增加了对妓女的需要。 第四，城市和商业的发达使有些农村经济破产，有些妇女无以为生，商品交换 原则使她们不得不以肉体来换取金钱，并成为可能。 二、管仲设“女闾” 由此看来，我国古代妓女的出现是比较复杂的，开始是“家妓”，可能还有“ 巫妓”（巫娼），以后又发展为“宫妓”、“官妓”、“市妓”、“私妓”，逐渐 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 至于“家妓”，也许是从夏桀蓄女乐、倡优达３万人开始的，有人把这称为“ 奴隶娼妓”。以后，此风越刮越盛，上自天子和王侯将相，下至大夫富豪，都以广 蓄女奴为乐，并以蓄女奴的多寡作为炫耀权势和财产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女奴往 往都负有呈身与献技的双重使命，供奴隶主淫乐，史书上称她们为侍姬、小妾、声 妓、歌姬、舞姬，也有称为美人、女乐、倡伎的，我们可以把她们统称为“家妓”。 《周礼》上所举女酒，女舂抭，奚以下千人而弱，一般都选貌美才长的女子供皇帝 淫乐。对皇帝的家妓后世也有称之为“御妓”、“宫妓”的。西周是奴隶制度极盛 的社会，蓄女奴之风甚广，所以可以认为“家妓”、“奴隶娼妓”自西周始。 以后，这些受奴隶主控制的“家妓”，逐渐演变为“官妓”，即由为一个人或 几个人服务发展为面向社会、为奴隶主的某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目的服务。在春秋 初期，齐国的宰相管仲设“女闾”，《东周策》叙述这件事说：“齐桓公宫中女市 七，女闾七百”。“闾”是门的意思，在宫中以门为市，使女子居之，这就是我国 国家经营妓院的开始。据历史记载，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伦， 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还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 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梭伦定律法为公元前５９４ 年，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而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 ６８５年，死于周襄王齐七年，即公元前６４５年，管仲创设国家妓院至少比梭伦 早５０年左右。 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他创设国家妓院并不是为了淫乐，也不是异想天开，而是 有一些政治和经济目的的： 第一，为国家增加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 粉捐”。所以清朝的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 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第二，缓和社会矛盾，即一方面不要使许多男子有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 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如《韩非子·外储》说：“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 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 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 女子年十五而嫁。”这一来，使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妻的矛盾缓和了。同时，当时桓 公称霸，在征战中俘获他国女子很多，国内还有些罪犯女奴隶，把她们安置在妓女 中，可进一步解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需要。 第三，吸引游士。当时各国诸侯争雄，齐国要称霸，必须网罗人才，用游谈之 士，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可是这些游士大都是生活放荡不羁的人，喜爱 妇人与醇酒，于是开设妓院就成了吸引他们的一种手段。燕太子丹也有类似的做法， 他为了招揽人才，吸引游士，挑了一批美女安置在旅馆中，每有宾客经过，就派这 些美女招待、侍宿。 第四，供齐桓公娱乐。齐桓公好色，宫中的妻妾玩腻了，还要出来寻求刺激。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 妇人，日游于市”，就说明了齐桓公好冶游。管仲创设妓院也有投齐桓公所好的成 分。 管仲创设妓院以后，各国纷纷仿效。对有些国家来说，还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 亡其宗社，妓女的力量真比十万雄兵还大。后世的所谓“美人计”、“色情间谍”， 可能源出于此。 例如，《韩诗外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秦穆公问内史王缪说，人们说“邻 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现在西戎有大臣由余，是个圣人，对我们构成很大威胁， 该怎么办？王缪说，西戎处偏僻之地，没有见过中国的声色，你要送女乐给他们， 使他们沉湎于声色，其政必乱，他们的臣下就会和君主疏远了，不能发挥作用了。 于是秦穆公送西戎女乐二列，戎王果真耽于声色，不理政事，国力和兵力都大大削 弱，由余多次进谏无效，就离戎去秦。秦国为了争取这个能人，派公子迎接，拜为 上卿。这一来，秦国国力大大增强，扩张了领土，“并国十二，辟地千里”。 《史记·孔子世家》上也讲了一件类似的事：齐国人说，孔子在鲁国任职，鲁 国一定会强大起来，我国近鲁国，一定会受侵害。于是有个叫犁且的人出了主意， 选了８０个美女，“皆衣文衣而舞唐乐”，还有３０匹好马，送给鲁君，鲁君沉溺 于此，长期不理政，于是孔子失望而离鲁，鲁国遂弱。 此外，还有晋献公赠虢女乐以荧其心，乱其政；郑赂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 半赐魏绛，郑遂得以保全；越王勾践和吴国交战，连年用兵，军士长期离家，勾践 为了稳定军心，提高士气，就输送了一批妇女到军队“慰劳”，这是管子“女闾” 的变相，汉代“营妓”的先声。 以上这些情况，可以说都属于“官妓”的性质。以后，随着商业的繁盛、都市 的兴起和井田制的被破坏，妇女流落为妓女的日益增多；而在战国时期社会通用金 属货币，使嫖娼更加简易化了，“私娼”就蔓延开来了。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 中指出，在战国时“媵”制（一个女子出嫁，有几个女子相随而嫁的，叫做“媵”， 此风起源甚古，在春秋时还盛行。）已消灭，人们不得不另觅纵欲途径，这是娼妓 兴盛的“最大原因”。但是，看来这个“最大原因”还是要到经济发展中去寻找。 对此，古书多有记载。如《汉书·地理志》说：“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 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则弹弦跕躧 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史记·货殖传》说：“越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 揄长袂，蹑利屐，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从这个时代 开始，娼妓问题贯穿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贯穿在中国的整个性文化中，直到今日。 现代社会中有些女子，千方百计地以色相勾引男子，为了“奔富厚”，不择老少、 不远千里地外出卖淫，和两千多年前《史记·货殖传》的那段描写，是何等相象啊！ 第六节 同性恋的最初记载 同性恋是在世界范围内、古今历史中一种重要的性现象。这种重要性表现在三 个方面：第一，它的散布面极广，古今中外不论在哪个文明的阶段里，都有它的重 要地位；第二，人数很多，根据现代性科学的分析研究，同性恋者约占世界总人口 的２％至４％，以此推断，则有一亿至二亿人左右；第三，许多著名人物都有过同 性恋的经历。 在形形色色的性现象中，同性恋是很能表现出文化因素的影响的。在许多未开 化和半开化的民族里，同性恋是一种重要的风俗，而同性恋者往往得到别人的尊敬。 在西方的古代文明中也是这样，亚述人中间是有这种现象的。四千年前的古埃及人 也把男性的鸡奸看得相当神圣。同性恋不但和宗教有关系，而且和武德有联系。古 代非洲北部的迦泰基人、希腊人的一部分祖先杜仑人、古代黑海以北的西先人以及 后来北欧的诺曼人，都曾经以这种立场对同性恋特别下过一些培植的功夫。而在后 来的古希腊人中间，同性恋的受人尊崇就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认为同性 恋不但和武德有关，而且和理智的、审美的、道德的种种品性都有联系，同时还有 不少人认为它比正常的异性恋还要来得尊贵。 一、历史悠久的同性恋 中国历史上虽未把同性恋抬到这么尊崇的地位，但其记载也是不绝于史书的。 其最早的记载，是《杂说》中所谓“娈童始于黄帝”。《商书·伊训》中有所谓“ 三风十愆”，“乱风”是“三风”之一，“乱风”中包括“四愆”，其中的一“愆” 就是“比顽童”。不过有人认为这两种记载都不十分可靠，不足为据。 以后，《周书》的《逸周书》中有“美男破老，美女破居，武之毁也”的话， 宋代的《太平御览》中则为“美男破产，美女破居”。由此看来，中国的同性恋无 论如何在商代和周代已经存在了。 在周朝的民间诗歌中，也有许多赞美男风之词，如《诗经》中的《郑风》，“ 子馻e ”一章中有不少内容经后代学者考证，都认为是“两男相悦”之词，其它如 “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扬之水”等章，有“狡童”、“狂童”、 “狂且”、“恣行”、“维予二人”之类的词句，可能都和同性恋有关。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都有崇尚美男之风，记载也多了起来。墨子在《尚 贤》中说：“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 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荀子在《非相》中说：“今世俗之乱 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妖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战国策· 秦策》中有一段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献公想进攻虞国，但怕虞国名臣宫之奇的存 在，于是荀息就建议献公送美男给虞侯，并且在虞侯面前说宫之奇的坏话。这个计 策实现了，宫之奇劝谏虞侯，虞侯不听，只好逃走。虞侯失去了股肱之臣，最后亡 于晋。由此看来，在那个时代“美人计”的“美人”，既包括女子，也包括男子呢！ 二、同性恋的爱与憎 那时宫廷内的同性恋，当然主要是统治者凭借权势，玩弄俊男，但似乎也有真 正的恋情。例如《战国策·魏策》载：有一天，魏王和他的男宠龙阳君一起钓鱼， 虽然龙阳君钓了十多条鱼，可是却哭了。魏王问其故，龙阳君说，因为我不过是王 的一条鱼。魏王很不理解，于是龙阳君解释说，当我钓到第一条鱼时，我满心欢喜， 后来我又得到更大的，于是将第一条弃之于海了。现在我受宠于君，与你共枕，位 至人君，人们都敬我怕我，可是四海之内漂亮的人那么多，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讨好 于你，而我有朝一日也会如第一条鱼那样，被弃之于海，念及此，我怎能不哭呢？ 魏王说：你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于是颁布命令，如果有人敢在王 的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就要满门抄斩。这个故事很有名，以致后人称同性恋为 “龙阳之好”。 《战国策·楚策》中的安陵君也有类似情况，他是楚共王的男宠，有人提醒他， 色衰会爱弛，应该向王表态，连死也跟随他，就能得到长期的信任与眷顾。他找了 一个机会和共王讲了，共王大为感动，封他为“安陵君”。所以，后来同性恋又被 称为“安陵之好”。《吴下阿蒙·断袖篇》所记载的“向魋”一段就更生动了：向 魋是宋恒公的男宠，位至司马，很受宠幸。有一次，向魋知道恒公之子公子佗有四 匹白色的骏马，想要，恒公就瞒着公子佗，将马的尾鬣染成红色送给了向。以后公 子佗知道了，大怒，派人将马取回。向魋很害怕，想逃走，恒公知道后，闭门而哭， 眼睛都哭肿了。 当然，有不少君王的男宠并没有好下场。例如卫灵公的男宠弥子瑕私驾灵公的 马车去探母病，论律要砍去双腿，灵公却赞其孝；弥子瑕吃了一口桃子，把剩下的 给灵公吃，灵公又说弥子瑕多么关心他。以后弥子瑕年老色衰，灵公对他开始生厌， 以上这些事都成为罪状了。（后人因此将同性恋称为“分桃之爱”。此事《韩非子· 说难篇》、刘向《说苑》等均有载。）至于卫灵公和宋公子朝的关系，则充分说明 了当时宫闱之淫乱。《国语·左传》载，大夫公子朝有宠于卫灵公，而他和灵公之 母夫人宣姜以及灵公的夫人南子都发生了性关系。以后怕事情泄露，就勾结了一帮 人作乱，逐灵公出去。后来灵公复国登位，公子朝只好和南子出奔晋国。可是卫灵 公却因母亲以想念媳妇为由，把公子朝召回卫国。——这一段事实在太无耻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同性恋的问题上不仅是上淫下，而且有下欲淫上的事。《 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生得漂亮，有一次一个小官员一直轻佻地盯着他看，当景 公发现此人是因为他生得姣美才这么看时，十分恼怒，要杀这个小官员。于是晏子 劝景公：拒绝别人的欲望，是“不道”的，憎恶别人的爱慕是“不祥”的，虽然他 意欲于你，但还不至于杀头，景公听后，只说：有这样的事吗？那么在我洗澡的时 候，让他来抱我的背好了。另外，《吴下阿蒙·断袖篇》还提到了虽然高为贵族的 襄城君，也受不住自己部属的挑逗，而与之相好。 这些事，都说明了在当时同性恋已成为一股风气。元代林载卿的《诚斋杂记》 还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中潘章和王仲先从相见到相爱，情同夫妇，甚至同 死的事情。他们俩合葬的墓冢后来还长出一棵枝叶相抱的树，可谓死后仍相爱如故， 贞诚感天，这棵树也称为“共枕树”。从这件事看，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士中也有此 风，而且还传为美谈。 不过，在那个时期，也有批评君主们的男风的。如孔子在《论语》中说：“不 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以色于今之世！”墨子也说：“王公大人，未知以 尚贤使能为政，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爱其色，故 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于万人之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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