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s entre deulx que mal l'on souffrera!
　　——CHANSON DE MARGUERITE D'AUTRICHE.

　　（雨过长空净
　　乱敉人寰青
　　哀野息兵燹
　　生民初和平
　　追悼命危浅
　　处处闻悲声

　　——玛格丽特·德·奥特里什之歌）

　　表面看来，斗争已经结束。加尔文除掉卡斯特利奥，便翦除了惟一敢与他作对的杰出智者。与此同时，他也箝住了日内瓦政敌的嘴巴，这独裁者便得以无羁无绊地将政策推广下去。独裁者们在统治之初，如若平安度过了不可避免的危机，总觉得可以做到长治久安。这便如同人体的器官，既经过暂时的不适，总会对新的生存环境有所适应；一个民族，自能同样适应新的统治措施。老一代会怀念往日的宽松，并痛苦地比之眼下政权的凶暴；然而他们既已过世，年轻的一代对往昔毫无印象，他们成长自新的传统之下，将这新传统视为天经地义。终其一代，他们受到一种观念决定性的塑造；于是加尔文的神权政体统治二十年，这独裁者的新十诫，便从神学的概念，演进为物质的实体。公正讲来，得承认这卓越的组织家，从获胜伊始，便深思熟虑地开始工作，将他的体系逐渐扩展为世界范围的制度。他在日内瓦建成的那铁一般的秩序，在行为方面足称典范。改革派教会的成员，从西方世界的四面八方到这“新教的罗马”朝圣；他们对这堪得赞美的神学统治样板赞美不迭。严格的教规，斯巴达式的坚忍，都已竭力实现到极致。不用说，追求单调划一，便牺牲了生机勃勃，丰富多姿；愉悦的生活，也必得让位给数学般的精确。然而日内瓦的教育，却获得了人文科学当中相当煊赫的地位。学校，大学，福利机构，都出色得无与伦比；科学事业得到勤勉的扶植；日内瓦学院既经建立，加尔文非但建成了新教的第一个文化中心，更建成个有似于他从前的学生罗耀拉所创耶稣会一样的团体——正是一样逻辑般严明的教规，一样钢铁般苛酷的意志。传道士们，煽动家们，装备了精良无比的神学武器，由日内瓦派往世界各地，去传布加尔文的教义。这大师早打定主意，决不把他的权威和教诲，局限于瑞士的这一弹丸之邦。他那追求权力的意志，迫他满世界推行自己的统治，只企图整个欧洲——不，整个世界，都接受他那套极权主义体制。靠他的特派员约翰·诺克斯之助，苏格兰已经入他彀中；荷兰，丹麦，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德国的一部，早充满了清教徒的精神；在法国，胡格诺教派正在重振旗鼓，要来一次致命的打击——如若走运，《Institutio（原理）》会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加尔文主义会成为西方文明世界思想与行动的惟一方式。

　　加尔文主义影响所及，便立即成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可见这样的胜利，势必根本改变欧洲文化的面貌。只消日内瓦教会能够强制推行道德与宗教上的独裁统治，纵然这统治或许瞬息即逝，国家生活也不能不打上其特殊的烙印。臣民们会变得一心“纯洁”履行道德与宗教的义务；情欲和自由意志会变得驯顺，控制得有条不紊；生命的色彩，也变得阴郁单调。一个强大有力的人，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竟会如此的有效而持久，即在今天，若有哪座城市曾遭加尔文派的统治，游客走在街上，也看得出加尔文主义久而不去的影响——举止上一定是端庄克制，衣着行为上一定是千篇一律，甚至建筑风格上一定是庄严素朴。只要统治所及，加尔文派必是到处约束个人主义的冲动需求，到处加强权威的控制力量，惮精蓄虑要造出一种优等的奴仆，造出行为端庄且毕生服从社会的人——概言之，造出一种一板一眼、完美无缺的中产阶级样板。工业主义的成功，根本有赖于赤裸裸的服从；造成这样的品质，再无哪一种因素，比之加尔文主义的推动更其有力。这样讲绝无不确，因加尔文主义向青年不断灌输的内容，正是宗教方面的义务，以及对平等和机械进程的绝对接受。莫要忘记，国家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靠的惟有将臣民坚决组织为一体；那些坚韧不拔、省吃俭用的航海家和殖民者，是征服开发新大陆的功臣，而这些人，起初的荷兰人也罢，后来的英国人也罢，多半清教徒出身。这些清教徒世系，帮助塑造了北美的特征；于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巨大成功，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出生自庇卡底的那位教条主义传教士的教育工作。

　　四百年前，伊拉斯谟离开了人世。也是在四百年前，加尔文莅临日内瓦，那城市决定全按照上帝的福音和言语生活。如今已是一九三六年，显然可喜可贺的是，那著名的“教规”未曾以其最为有力的方式，在整个的新教欧洲成功建立起来。加尔文主义者对幸福、生命和美深恶痛绝，于是面对生命灿烂的涌动，面对艺术豪奢的盛况，免不了暴跳如雷。他们井然苛酷的制度，禁止了创造性的阐发，扼杀了生动多采的火焰；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创造，这样的生动，曾使得西欧雄霸文明的历程。在日内瓦，他们阉割艺术已达数百年之久；一俟统治了英国，他们立即将世界精神最美丽的花朵——将莎士比亚剧院践踏脚下；他们将教堂的绘画雕塑清除净尽，还要灌输对上帝的畏惧，以取代人间的愉悦——于是在全欧洲，他们便规定下来，激情云者，惟作为引人接近上帝的虔诚，方能予以容忍。其它形式的激情，概不符合他们对摩西律法的解释，一律该当痛斥。若他们竟达到了目的，这世界该变得何其古怪。欧洲精神历经衰微，会自行满足于神学的琐屑论证，再没有永无止境的发展转变。惟有以自由和欢乐来浇灌，这世界才不至贫瘠不毛；如若强加以苛酷制度的束缚，生命会变成僵冷的死尸。

　　有幸欧洲绝不容许自己教规化、清教化，不容许自己“日内瓦化”，一如拉栖戴蒙以外的希腊人绝不会屈从于斯巴达的严厉。加尔文主义的苛酷教条，只是在欧洲很小的一部获得了胜利；即便这里，他们的统治也迅速消亡。加尔文的神权统治，根本无法长久强加于任何国家；待到这独裁者一死，强梗的现实便要将他无情的“教规”缓和几分的严厉。到头来，适证明了温和的情感比之抽象的教条更有力量。它那生机勃勃的精力，会渗透过缚它手脚的企图，突破每一个羁绊，缓和所有的严酷。一如肌肉不能无限期紧张下去，激情无法长时间高昂下去，精神领域的独裁统治，也无法永远保持其无情的激进主义。其实，要维持一代以上，都做得难乎其难。

　　于是加尔文不宽容的教规，缓和的速度比人们的预期还要快。过了一百年，就没有哪种教规，还跟它宣布伊始一模一样；于是谁以为后来的加尔文主义，就等于加尔文的加尔文主义，这实在是个大错误。没有疑问，便在让·雅克·卢梭时代，日内瓦人依然忧心忡忡地争论，是不是该当禁止戏院；他们也在问自己，所谓“美术”，究竟意味着人类的进步，抑或意味着人类的毁灭——然而此前很久，加尔文主义尖锐的棱角便已经磨平，对上帝言语的僵硬解释也按人类的需要重新写过。发展的精神清楚得很，为了自己神秘的目的，该如何重塑自己的造物。永恒的进步，惟从制度汲取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将限制自己的部分一概丢掉，就如我们丢掉了水果皮一般。在人类伟大的计划当中，独裁者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力量；谁企图将生命的节奏局限于机械反应的范围，也只能得逞于一时，因这会导致生命寻得更加有力的出口。于是加尔文主义虽狂热决意打击个人自由，经过奇特的和缓过程，竟促成了政治自由观念的诞生。荷兰，克伦威尔时的英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这三国最先设计出现代意义的自由主义；是它们为国家的自由民主观念开拓了宽阔的领域。近代最为重要的一份文献——美国的《独立宣言》，便产生自清教徒的精神；而这篇宣言，又转而对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的制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两极相遇，称得上最奇特的转化过程。那些最彻底浸淫着不宽容的国度，变成了欧洲宗教宽容的中心。那些加尔文的宗教施行过统治的地方，却终于实现了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加尔文曾经因为塞尔维特竟敢有不同于他的观点，便在日内瓦将这西班牙人付之一炬；而这城市，竟为个活生生的反基督者——“上帝的敌人”伏尔泰提供了避难所。毕恭毕敬地延请这“反基督者”的，便是加尔文的后任，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各位传教士，他们绝不犹豫同这位渎神者，进行哲学方面的讨论。又是在荷兰，一班再找不到栖身地的人，譬如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却得以在这里著书立说，将人类从宗教和传统的桎梏当中解放出来。勒南绝少谈论奇迹，然而他指出，若能叫僵化的新教徒推进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才真算得上奇迹。然而这样的奇迹，竟然真的发生。其它国家因信仰和观点遭受迫害的人们，都跑到加尔文主义的树下找荫庇。于是对立的两极就此相遇。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死后两百年，这两人的不同要求——一方是兄弟般的宽容，另一方则是宗教，却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并肩和平共处。

　　卡斯特利奥的理想，也和加尔文的理想一样，比之创立这理想的人活得更久。人若去世，俨然有一段空白时期，他的言行变得空无一物；人们几十年不去提他，世界变成了他的棺椁。没有人会提及卡斯特利奥的名字；他的朋友们要么去世，要么消失了踪影；他的著作，本来便少有出版，也逐渐难以找到；其它未出版的的著作，没有人敢去印行。仿佛他的战斗不过是徒然，他的生平不过是虚幻。然而历史前进的道路奇特无比；卡斯特利奥敌手显然绝对的成功，竟激发了他的复活。加尔文主义在荷兰的胜利太嫌彻底；那般传教士都由日内瓦学院的狂热教派打造出来，只觉得在这新近征服的国度，该当推行远超过加尔文的严厉。然而这些强梗之士，曾经成功对抗过那般宣称同时有权统治新旧世界的人；没过多久，他们便开始起而反抗。荷兰人忍不下刚刚得到的政治自由，被良心领域的教条压制所扼杀。一些教士开始抗议加尔文主义的极权要求，以后他们便被叫做“抗辩派”。他们寻找精神武器，好对抗严厉的正统教义；这时，他们忽然记起一位先驱，此人眼下简直变成了传说。于是柯恩赫特与其他自由派新教徒发掘出他的著作，自一六○三年起，以原本与荷兰文译本开始印行。这些著作得到广泛的注意，引起日益增长的钦敬。

　　显然，卡斯特利奥宗教宽容的理想并未在坟墓里腐烂，而是活过了凛冽的寒冬。而今，这理想以崭新的活力，绽放出花朵。那些热爱宗教宽容的人，出版大师的著作已经无法满足，他们派人前往巴塞尔，找到他遗留下的手稿带回荷兰，出版了原本和译本；于是卡斯特利奥去世不过五十年，在豪达便出版了他的全集（一六一二年）。卡斯特利奥既经复活，旋即变成争论的中心，也初次有了大批的信徒。他的影响纵然往往不著姓名，却是流传深远。他的思想，乃活在他人的著作和斗争当中。阿米尼乌斯教派对新教自由改革的有名倡导，主要便得之于他著作当中的论证。有个再浸礼派教徒在许尔被控为异端，那时格里松的传教士冈德内，便极力为被告进行辩护，在法庭上他手里拿的竟然便是“马蒂努斯·贝里乌斯”的著作。尽管尚无文献证明我们的假设，然而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很可能直接受到卡斯特利奥观点的影响，因为在荷兰，卡斯特利奥的著作已经家喻户晓。无论如何，宗教宽容的事业已经不独为知识分子和人道主义者奉为圭臬。低地国家的人民疲惫神学论争，厌倦宗教     阋墙，他们也逐渐拥护宗教宽容的事业。及至乌得勒支和约，宗教宽容的观念变成为管理国家的武器，超越了抽象的领域，有力地植根于坚实的大地。卡斯特利奥曾经向王侯们热切呼吁，要他们尊重旁人的观点；如今自由的人民听从了他的呼告，并将其体现在法律当中。宗教宽容的观念，从这块领地开始，征服着每一种信条与观点，直到整个世界，都成为它的疆域。一个个国家接受了卡斯特利奥的教诲，痛斥对于宗教与哲学观点的迫害。在法国大革命当中，个人权利最终得到了保证。它宣称人生而自由平等，他们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申明自己不受限制的信仰。接下去的十九世纪，这样的过程继续推进；于是自由的观念——民族自由、个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观念，终于被文明世界接受为不可剥夺的最高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