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切都平安无事！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势，这辉煌的宽容呼吁，俨然未曾产生丝毫的效果；那理由简单之极，也残酷之极——便是在当时，卡斯特利奥的《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未能获准出版。在加尔文的教唆之下，这书还未及向欧洲的良心发出呼吁，便给检查制度扼杀掉。

　　当该书的手稿，已由作者在巴塞尔的朋友之手传阅开来，日内瓦的统治者终于靠暗探的协助，晓得卡斯特利奥要出的书，对他们的权威将是何其危险的挑战。他们立即还击，狠狠地还击。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压倒优势的国家组织要对抗孤立无援的个人，这真是何等可怕的事情。那加尔文只因塞尔维特与他的观点不同，便能逞起凶心，将他活活烧死；如今，靠了单方面的检查制度，他又能防止自己的凶暴行径遭指责。至于卡斯特利奥，希望以人道的名义抗议加尔文的暴行，他的话却无人倾听。诚然，一个自由市民，还是个大学教授，巴塞尔城本无理由禁止他展开书面的辩驳；然而加尔文实在算上个战术高手，却把一切操纵得驾轻就熟。他的工作，透过外交途径进行下去。于是由日内瓦城，而不由公民加尔文，拟就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专为反对卡斯特利奥对“教义”展开的攻击。结果，市行政会和巴塞尔大学便遇到个痛苦的选择：要么禁止一个自由作家的工作，要么维护他的工作，而与最强大的城市之一相对抗。在这世界上，强权往往战胜了公道，权力每每征服了道德。巴塞尔市的议员们老成持重，宁可牺牲一介学人，不想拿脑袋去撞南墙。于是他们颁发禁令，不许出版任何算不上严格正统的著作。这禁令便使得卡斯特利奥无法出版《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也令到加尔文兴高采烈：“Il va bien que les chiens qui aboient derrière nous ne nous peuvent mordre（疯狗叫哰哰，何必怕它咬）。”

　　一如塞尔维特被熊熊的柴堆窒息了声音，如今卡斯特利奥是被检查制度箝住了嘴巴。恐怖手段又一次保住了“权威”；卡斯特利奥身遭重挫，无法写作——不，还要更糟，他被剥夺了替自己辩护的权利。凯旋的敌手以加倍的狂怒还击他，却不许他挥拳进攻。过了足有一百年，《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才得以出版。于是卡斯特利奥在这小册子里的话，毋宁是明确的预言：“己所不欲，你何以施之与人？我们争论的纯属宗教问题；那末，你为何要箝住对手的嘴巴？”

　　面对着恐怖统治，绝无呼告可言。卡斯特里奥沮丧委靡，只得忍受。那样的时代强力凌驾于精神，对被压迫者而言惟有一点聊以自慰，便是对得胜者的凯旋表现彻底的藐视。“你的言语和武器，不过是一切专制统治惯用的伎俩：它们能助你统治俗世，却无法帮你控制思想——你的统治植根于强制，而绝非上帝之爱。我不羡慕你的权力，也不妒忌你的武器。我有的是别一种权力，别一种武器——坚信我的清白无辜，坚信上帝会给我援手，赐我恩惠。真理或能暂时被世上那盲目的‘正义’所压倒，却无人能压制真理于永远。莫要瞩目那戕害过基督的尘世审判，莫要计较那只令暴力事业得胜的判决。上帝的王国，绝不存在于尘世之上。”

　　恐怖又一次得了上手。不幸的是事实上，加尔文的世俗权力因他的罪行而有所加强。编年的史册里，就找不到故事书里那般诗情画意的公正。我们得接受这一个事实，便是历史云者，这书面的万神殿，其作为本没有道德不道德之分。它不去惩恶，也不去扬善。因它的基础是强权而非公道，它往往将胜利分给那强大的人；于是在世俗事务方面，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总会助你成事，而绝不碍你手脚。

　　加尔文的严酷无情固然备受攻击，他却清楚得很，惟有一件事情救得了他——便是更加严酷无情地使用武力。历史上总找得到这样的法则：动用了武力，便无法适可而止；建立了恐怖，就必得登峰造极。塞尔维特审讯期间以及审讯之后对加尔文的反对之声，倒叫他对自己的想法坚信不移，认为以一个独裁统治者而言，惟有对敌手极力弹压、残酷恫吓，惟有对反对行为无情扑灭，方能巩固极权的权力。起初，加尔文是限于控制选票，好令到市行政会里的少数共和派陷于瘫痪。行政会的每一次会议，都有一批法国来的新教流亡者，给批准授予日内瓦的公民权，于是便可以参加投票——这般人，在物质方面和道德方面，本是惟加尔文的马首是瞻。于是市行政会的观点，就被加尔文的意志取而代之。他的门徒塞满公职，共和派的影响力逐渐瓦解。老派的日内瓦爱国分子们倒是很快发现，举荐那般外国人的工作进行得颇有系统；然而这些民主派人士，当初曾为日内瓦的自由事业洒过热血，而今感到不安，却已失之晚矣。他们秘密聚会，讨论如何能从那清教徒的魔爪之下，拯救残存的一点独立。公众的情绪日益紧张，本地人和移民间的街头斗殴日益频繁。诚然造成的伤害并不为重——只有两人被石块击成轻伤。

　　然而加尔文就是在等一个借口。如今，他便能开始他蓄谋已久的政变。小小的摩擦，被夸张成“骇人的阴谋”，据称“惟靠上帝的恩惠”，才得以平息。独裁者的另一次打击接踵而来——他逮捕了共和派的各位领袖，也不管他们与骚乱绝无关联。他们被上了拉肢架，直到独裁者取得他希望的供述——据说，那般反对加尔文的人，正计划进行一次大屠杀。他们要杀掉加尔文及其信徒，将外国军队延请入城。这所谓阴谋的“坦白交代”，乃得之于残暴之极的刑讯；“叛逆大罪”一经“证实”，刽子手便有了用武之地。所有反对加尔文的人全被处决，即便那分歧意见微不足道——惟有逃出日内瓦的人，才幸免一死。到“正义”成了事，城里只剩下了加尔文一派的政党。

　　日内瓦的持不同政见者既经清洗，加尔文既已高枕无忧，他总该变得宽宏大量才是。然而读过史书行传的人都晓得，自从修昔底德、色诺芬与普鲁塔克的时代以降，得胜的寡头总要更其严酷。这便是暴君们永远的悲剧——谁若具有独立的精神，总会叫他们胆战心惊，即便那人给他箝口缴械，他的畏惧可是不减。对手或许已经一败涂地，一声不响；可只消他拒不厕身暴君佞臣奴才的行列，留他在世总不免叫人烦恼。如今加尔文既已翦除了全部政敌，余下的惟有一人——于是这神权统治者，他的一腔愤怒便集中在这一人身上。那便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

　　然而向卡斯特利奥发动一次卓有成效的进攻却殊非易事，除非能诱他打破自己谨慎的沉默。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者，绝少能持久战斗下去。那党派分子惯用的伎俩，连同他对改宗者的不断追捕，在他们眼里实在不配个智者。既经把真理论证完毕，他们便觉得一再的抗议纯属多余。他们绝少能做个宣传家。在塞尔维特案件当中，卡斯特利奥讲出了要说的话；为记念那殉难的西班牙人，他做过了绝好的辩护；对暴力压制良心的行径，他进行了当时最最有力的谴责。然而时机不利；他总不至于看不见，强力总还会煊赫一时，不知尽头。因此他决意等待下去，直到得着进一步的保护，能重开宽容与不宽容的争战。他深受挫折，然而信念依旧，便重新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巴塞尔大学到底让他当了教授；他自视为平生最重要的工作，将《圣经》译成拉丁文和法文的工作，也即将完成。在一五五五年和一五五六年，他偃旗息鼓，绝不撰文论战。

　　然而，加尔文与日内瓦人从暗探那里得到消息，说他在大学里朋友的小圈子当中，还继续散布着人文主义思想。他的双手已遭束缚，却还有自由讲话的可能；那般不宽容的十字军，发现在学生中间，他反预定论无可辩驳的论证越来越有市场，不由得大为恼怒。一个人只消活在世上，其力量便足以发挥无与伦比的道德影响，因他的精髓会传播至辽远的范围，他的信念会如同投石入河，将涟漪传扬开去。卡斯特利奥既然不肯低头，就必得将他消灭。他们便设了个圈套，要诱他重回“异端”的战场。他们找了个他的大学同事，此人愿意充当挑起争论的角色。他写了封友好的信件，暗示他的问题纯属神学范畴，要卡斯特利奥就预定论发表意见。卡斯特利奥同意进行一场公开辩论；然而听众里有人跳起来骂他异端，害他几乎无法讲话。卡斯特利奥立刻晓得出了什么事。他不再替自己辩解，免得落入圈套，给敌手提供指控的口实。他中止了辩论，那同事也不想继续反对他。然而日内瓦并不甘心，一计不成，又生了一计。他们一次次挑战要求公开辩论，卡斯特利奥置之不理；他们散播谣言，发表文章，企图逼使卡斯特利奥公开应战。敌人们嘲弄他译的《圣经》，辱骂他写了匿名黑文章；最可憎的流言蜚语满天飞——活像一声令下，暴风骤雨便从四面八方向他兜头落下来。

　　狂热分子们处处肆虐不已，令到所有不抱偏见的人文主义者心里清楚，这虔诚的杰出学者，不仅给褫夺了言论自由，他们还企图加害他的肉体生命。恶毒的迫害，唤起许多对他友好的支持。德国宗教改革的前辈梅兰克森，投身于支持卡斯特利奥的阵营，而且简直做得颇为卖弄。如同早年时的伊拉斯谟，如今梅兰克森同样惹些怨气冲天的人生厌，因他不像他们一样，认为生命的意义植根于争斗而非和解。他给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写信，其中讲道：“冗事所累，一直未与你通信。令我缄口不言，个中原因还有一端，便是我极遗憾地看到，那些聪明高尚的朋友何其深切地误解了我。然而因你作品的风格，我对你永远极尽尊敬。谨以此信表达我对你的全面赞同，并证明我诚挚的同情之忱。我相信我们将基于永恒的友谊团结起来。

　　“你正当的控诉，既针对当前的意见分歧，亦针对某些人对真理之友进行的野蛮攻击，如此种种，令我满心的忧虑日益加深。古人传说，巨人族乃生自泰坦的鲜血。同样，那般企图支配朝廷、家庭与群氓的新派诡辩家，相信学者是他们实现目的的阻碍，他们乃生自僧侣的谱系。然而上帝会清楚，如何保护他余下的羊群。

　　“我们必像哲人那样，对无力改变的一切隐忍以待。我觉得对我的痛苦，年龄不失为一剂解药。我只盼不久便进入天国，好远离如此残酷搅扰尘世教会的狂风暴雨。若我一息尚存，我会很高兴与你讨论各种问题。再见罢。”

　　梅兰克森这封致卡斯特利奥的信，立即传出了无数的抄本。他希望写这封信，能有助于保护卡斯特利奥，并且警告加尔文，不要再疯狂迫害那伟大的学者。绝无疑问，梅兰克森对卡斯特利奥的赏识，影响了整个人文主义世界；甚至加尔文的若干好友，也劝他达成和解。比方说，有名的学者和神学家弗朗索瓦·博杜安便给日内瓦写信道：“如今你们该晓得，你们对此人的迫害令梅兰克森痛苦，他也绝不首肯你们那些自相矛盾的话。你们老是将卡斯特利奥说成撒旦二世，同时又夸梅兰克森是天使，如此种种有何意义可言？”

　　然而对一个狂热分子，教他懂事，劝他息怒，都只是徒劳之举。奇怪得很，梅兰克森的信对加尔文的作用恰好相反——他的拥护，反令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更其敌意重重。其实这颇为合乎逻辑。加尔文非常清楚，比之罗马当局，罗耀拉，以及耶稣会教士，这些和平主义知识人，对他的军事独裁来得更加危险。那些团体纵然与他敌对，却不过教条对教条，言语对言语，教义对教义；而卡斯特利奥要求的是自由，加尔文觉得，这里有的是对他行为基本原则的攻击，有的是对统一权威观念的攻击，有的是对正统教义根本意义的攻击。一旦开战，指挥总部里的一名和平主义者，就要比公开战场上的众多敌人更可怕。正是因此，梅兰克森的信既提高了卡斯特利奥的声望，加尔文此后的一大愿望，便是将卡斯特利奥彻底毁掉。这成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

　　一如在塞尔维特案件当中，当战斗转成了歼灭战，加尔文便撇开挡箭牌尼古拉斯·德·拉封丹，自己仗剑出马；如今，一旦计划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他便将自己的雇工德·贝采打发开去。他再不管什么是与非、对与错，再不管什么《圣经》，什么解经，而是一心将卡斯特利奥快快置于死地。然而一时间，他却想不出合适的理由向卡斯特利奥发难，因卡斯特利奥早已退出论战，复归自己的研究工作。既然找不到正当的理由，好歹得造一个出来才行。要揍这可恶的卡斯特利奥，操的是哪根棍棒，又有什么关系？加尔文抓着个借口，说他的密探打从个过往商人的包裹里，找到一篇匿名的讽刺文章。就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卡斯特利奥是作者；其实，卡斯特利奥也真的没有写过。可既然定下来，“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迦太基必须毁灭）”——换言之，就是卡斯特利奥必得消灭，加尔文便狂暴地破口大骂，非要讲卡斯特利奥写了那文章。加尔文的论战文章题为《Calumniae nebulonis cujusdam（流氓毁谤论）》，那早不是神学家之间观点的得体讨论，而全是场疯狂大发作。文章里使用烂醉的水手那般卑劣的语言，说卡斯特利奥是个小偷，流氓，渎神的人。堂堂巴塞尔大学的教授，给说成大天白日里偷柴火。这野蛮的短文一页页越发庸俗下流，临了还来了句狂怒的叫喊：“上帝灭了你，撒旦！”

　　加尔文这诽谤中伤的小册子，不妨视之为一个最明显的实例，显示党派的积怨，如何能令到一位卓越学者，一位文学大师，堕落得这样不堪。它亦可以警告政客，一旦无法约束自己的情绪，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会如何愚蠢。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觉出来，一位可敬的人受到可怕的错待，便将先前对卡斯特利奥著作的出版禁令予以撤消。欧洲首屈一指的大学，忍不下自己延聘的一位教授，当着人文主义世界的面，给骂成小偷、无赖和流氓。显明得很，这样的攻讦绝无关乎什么“教义”的讨论，而彻头彻尾就是卑鄙的毁谤；于是评议会明确授权卡斯特利奥，进行一次公开的反驳。

　　卡斯特利奥的回答，堪称人文主义论辩的极好典范。他本性宽容，敌人的仇恨无法使他的精神受毒害，对手的下流不能令他甘心居下流。开战伊始，他便一派出类拔萃的镇静。“我绝不热中于投身这场公开的讨论。我更愿以基督的精神，与你达成兄弟式的谅解，而不取相互攻讦的粗笨方式，徒然损害了我们教会的名声。然而你和你的朋友既粉碎了我和平共处的梦想，则身为基督徒，我若一味克制，拒不回击你狂暴的谩骂，这势必与我当负的责任殊不相称。”接下去，卡斯特利奥便来揭露加尔文的欺诈伎俩——这加尔文，在他《Calumniae（毁谤论）》一书的第一版里，曾经公然声称，卡斯特利奥便是那篇匿名小册子的作者；然而时间既已证明他的指控大谬不然，日内瓦的独裁者便在第二版撤回了指控，却听任事情不了了之，不去坦率承认，他对卡斯特利奥的指责太不公正。卡斯特利奥却将对手的谎言揭穿无遗：“是我，抑或不是我？难道你不知道，说我写了那小册子，这绝无根据？我能说你什么？或许你明知这纯属子虚乌有，还要提出指控；若是这样，你便是欺骗。又或许你尚不确定；若是这样，你的指控未免太嫌轻率。无论如何，你的所作所为都堪称卑劣，因你的每部分论点都彻底错误。我不曾写那小册子，也不曾送到巴黎印刷它。若是传播该书构成了犯罪，则其罪在你，因通过了你，它才开始变得广为人知。”

　　既经揭露了加尔文攻击他的借口何其捉襟见肘，卡斯特利奥转而嘲笑他粗鲁的咒骂。“简直就有个骂人用语大仓库供你用，说着激动，便说岔了嘴。你拿拉丁语的粗话侮辱我，一口气便是这一堆：什么渎神者，诽谤者，犯大罪，癞狗叫；什么无知野蛮，乡野村夫，窜改《圣经》，邪恶成性；什么嘲弄上帝，愚不可及，藐视信仰，不知羞耻；什么唐突讨厌，心术不正；还有脏狗、无赖跟‘mauvais sujet（刁民）’。你有八次管我叫流氓——我觉得这意思至少有似于‘nebulo（游手好闲者）’。这些恶毒用语，你情愿用来充斥你那书的两印张——还给它起了个名，叫《流氓毁谤论》。书的最后一句话，道是：‘上帝灭了你，撒旦！’从标题到结论，全书的风格便诸如此类，虽然人人都夸此书的作者满心使徒般的诚挚与基督一样的温和。那般追随着你的人，设若他们也染了那样的情绪，设若这适证明有其师必有其徒，愿他们有祸了。然而这样的辱骂，无法损我分毫。……总有一天真理会得胜，而你加尔文，得向上帝讲清楚，你朝人家劈头谩骂，怎么就拯救了人家，一如基督以自己的死拯救了你一样。或许你不知羞耻，或许你记不得耶稣的话：‘凡无缘无故地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这时，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情感激励着卡斯特利奥，他转而为加尔文最严重的指控，说他在巴塞尔偷窃柴火，替自己冷静地辩护。“诚然，”他嘲讽地写道，“我要是偷了柴火，那罪名可就大啦。然而诽谤他人，那罪也绝不在小。姑且假定那指控属实；据你的理论，我是预定在先，才真偷了柴火。你何必因此骂我？既然上帝安排我命该如此，因此我就无法不偷，你何以不来同情我？若是如此，你何以漫天价播扬咒骂？要防止我偷下去么？可要是我因神的预定变成了小偷，你该在书里说我无罪才是，因我的所作所为乃出于被迫。想想看，你非讲我偷东西情不自禁，如此的指责于我何有哉？”

　　既经嘲笑了加尔文荒谬绝伦的指控，卡斯特利奥开始解释，那指控的基础何其脆弱。原来莱茵河暴涨的时候，他跟好几百人一起，拿抓钩将河里的木材拖了上来。法律准许拖上的木头归个人，市政当局还要特别请求巴塞尔的市民去捞取，因一旦洪水暴发，浮木会危及桥梁。卡斯特利奥都拿得出证据，表明巴塞尔市政当局为“偷盗行为”，付给他和旁的“小偷”“quaternos solidos（一大笔钱）”作报酬。读过这言之凿凿的反驳，连日内瓦的狂热分子也再不想重提这可笑的诽谤——是加尔文，而不是卡斯特利奥，才为这诽谤丢尽了颜面。

　　弥天大谎也罢，虚以委蛇也罢，都救不了加尔文出乖丢丑。这独裁者急于千方百计来弄权，好清除自己的政敌；像塞尔维特事件当中一样，他不惜窜改真理。卡斯特利奥的品格，却是洁白无瑕。“让人们随意判断罢，”他给加尔文写道，“只要这判断不带偏见与仇恨，任谁的意见我全无惧怕。那些自童年便了解我的人，清楚我常常生活匮乏，这一点许多人都能证明。我还得召个证人不成？你岂不知道我过去的生活？我的行为端正高尚，绝无丝毫可疑，对此你的学生们都绝对承认。这便是真相；惟一加给我的指控，不过是我的教义与你不合，因之我必定错误。然而你又何敢将如此恶意中伤的谣言散播出去，还要连带着呼告上帝之名？加尔文，你的指控全靠仇恨与愤怒所煽动，这样的指控竟要呼告上帝做见证，你岂不看见这有多可怕？

　　“我同样可以呼告上帝；你既呼告过他，好支持你对我轻率的指控，我同样可以呼告他，因你对我的指控太不公正。若是我在说谎，你讲了真话，求上帝按我的过犯，给我相称的惩罚，也求我的同胞褫夺我的生命和荣誉。然而若我讲了真话，而你的指控出于虚假，求上帝助我免于敌手的圈套，也求他在你死前，赐你机会痛改前非，免得你犯的罪过危及你得到拯救。”

　　这语气和加尔文何其不同——那是精神自由的人，公正无私的人，他的语气同狂妄自信的人，自有极大的差异。人文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永远具有正相反对的气质；与世无争，波澜不惊，只想保住拥有自己观点的权利，与独断躁动，专制成性，只愿整个世界对他俯首帖耳，这两种人格永远具有正相反对的表现。谁若良心纯净，讲起话来自有节制；而那般狂热分子，却只会散布威胁与仇恨。精神若是被仇恨遮蔽，自无法清澈如水。狂热分子做不来真正精神领域的业绩；惟有沉默镇静、温和自制的人，方能在精神领域有所建树。

　　然而那般党派分子才不关心正义，一心只想着胜利。他们死抱着自己的观点，绝不想承认旁人的看法。卡斯特利奥的反驳刚发表，对他的新一轮攻击立即开始。诚然，骂卡斯特利奥是“狗”是“野兽”的人身攻击，偷柴火之类荒谬的无稽之谈，全悄悄收了回去。便是加尔文，也再不敢重蹈此类的覆辙。攻击的战线迅速转至神学领域；日内瓦人重新转动印刷机，这回又是泰奥多里·德·贝采打头阵。为了对主子的忠诚，他不惜背叛真理，竟然在一五五八年日内瓦官定本《圣经》的序言里面，对卡斯特利奥极尽恶毒攻讦之能事，那腔调读来活脱便是个渎神者。“撒旦，我们的夙敌，”德·贝采写道，“既已晓得无法像往昔一样，阻遏上帝言语的进程，便用上了更加危险的伎俩。我们久已缺乏《圣经》的法语译本，至少尚无译本名副其实。而今撒旦找到了许多译者，多得宛如轻浮无耻的心灵；若非上帝及时阻遏这般的译事，撒旦的斩获还会层出不穷。如若读者要列举个例子，我将提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的拉丁文及法文《圣经》译本——卡斯特利奥其人，因其无耻负恩，亦因引他改邪归正的种种徒劳之举，我们教会里早已人所共知。因此，我们以为，我们良心之责任，在于打破从前的沉默，警告所有基督徒反对此人——此一撒旦的选民。”

　　要把个学者骂成是异端，怕找不到什么措辞能说得更加显明。然而“撒旦的选民”卡斯特利奥用不着再缄口不言，因靠着梅兰克森来信的鼓励，大学评议会恢复了这横遭迫害的人表达意见的自由。卡斯特利奥对德·贝采的回答，带了种深切的悲苦——我们简直可以说，那悲苦几乎是颇为神秘。那般声称献身精神事务的人，竟会受制于如此不羁的仇恨，思虑及此，他只会觉得悲哀。他非常清楚，加尔文主义者们绝不想播扬真理，而只欲维持自己教义的垄断地位；若非像从前清除那些神学及政治敌手一样把他从路上清除掉，他们绝不会甘心。至于他，则绝不堕入那仇恨的深渊。“你煽动当局，企图致我死地，”他预言般地写道。“若非你的书令到所有读者洞若观火，纵我确信事实正是如此，也并不敢做此断言。你清楚只要我死掉，便无法再给你答复；你发现我继续活着，那宛若你的一场梦魇。你既发现当局不会上你的当，纵你施加压力也做不到，于是你想方设法，制造众人对我的仇恨，让我在世界面前名誉扫地。”卡斯特利奥绝对肯定，他的敌人要取他性命，却惟愿诉诸他们的良心。“请讲给我罢，”他向那般所谓基督的仆人说道，“何能证明你对我的态度，系出于对耶稣的呼告？即便犹大将耶稣交在当局仆役的手里，他依然仁慈地同那假门徒说话；便是在十字架上面，还要替那些置他于死的人祈祷。而你做了什么？我是在若干教义和观点上面与你有所分歧，你便到处迫害我，唆使旁人同样恶毒对待我。在内心的深处，你清楚这样的所作所为，将受到耶稣基督彻底的谴责，会觉得何其痛苦！他讲过：‘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圣经》的真理简单明瞭，通俗易懂；谁的精神摆脱了神学的曲解，领会那神圣文字时必能够接受。而你，你这口蜜腹剑的人，为何不将这样的原则，用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上面？”

　　卡斯特利奥清楚得很，德·贝采不过是个先行官而已。而加尔文，他在现实世界一如道德领域一样的专制成性；对卡斯特利奥的切齿痛恨，置他死地的叫嚣，加尔文才是真正的后台。于是卡斯特利奥不去理睬德·贝采，径直写给加尔文。“你自称基督徒，你诉诸福音书；你追随上帝的言语，你夸口全心致力于实现上帝的意志。你笃信自己彻悟了《圣经》的真理。可你要教导旁人，何不先教导了自己？你何敢在布道台上大叫，骂那般做伪证的人，你自己的书可还把伪证做下去？显然你意欲击破我的自尊；何以骂我的时候如此狂妄自信，仿佛就坐在上帝的旁边，他将心中的隐秘都告诉了你？趁时犹未晚，反省你的内心罢。尽你的可能，试一下怀疑自己是不是尽善尽美，那样的话，旁人见到的你才能见到。丢掉你的自负罢，那只会毁了你自己；丢掉你对如此众多的人心怀的仇恨，特别是丢掉对我心怀的仇恨罢。我们来以友爱之心相互争竞；那你会发现，说我不敬神，就如同你强加于我的那些可耻过犯同样的不合事实。容忍我们之间有关教义的些微分歧罢。两个虔诚的人，观点或有不同，其心则归于一致，这何以无法做到？”

　　面对着教条主义者和狂热分子的攻讦，却答以更其人道和解的精神，难道真有这样的人？这可不光停留在嘴上；在卡斯特利奥，面对强加给他的斗争奉行宽容，他本人便是个活生生的典范。他绝不以轻蔑对待轻蔑，以仇恨对待仇恨；他写道：“我知道，若我对你的指控，如同你对我的指控一样多，我便再无任何国家能够容身”，于是他企图重新努力，展开他心目中学者之间那种善意的争论。纵然对手正向他磨刀霍霍，他却要再次伸出和平与友谊之手。“为基督之爱，我求你尊重我的自由，别再用不实的指控压我屈服。让我保持自己的信仰不受压制，一如我完全同意你保持自己的信仰。别再相信那些与你不同的人必定错误，该以异端罪判处火刑。……看到众多虔诚的人，解经的方式与你绝不相同，这令我对基督的信仰更其坚定。绝无疑问，我们二人当中必有一人错误，这却无须妨碍了我们彼此相爱。总有一天，主会将迷途的羔羊带回正路。惟有一件事情我们自然知道，我们也应该知道——那便是有责任奉行基督教的博爱。让我们奉行博爱；由此，我们的敌人将哑口无言。你笃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旁人也笃信他们的观点正确。好罢，就让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表明他们也最有兄弟之情！让我们不因自己的智慧而傲慢！上帝全知全能；我们当记住，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

　　“当我的心中充满对爱的渴望，我写下这些话语。我献给你爱，献给你基督徒的和平。我吁请你示我以爱；上帝和圣灵在上，我这样做，乃发自我的内心。

　　“若你无视我所做的一切，继续以心中的仇恨攻讦我，若我无法劝服你，以基督徒的兄弟之爱对待我，我便只能保持沉默。让上帝在你我之间，按我们事奉他的忠诚，做我们的裁判罢！”

　　简直没法相信，如此令人感动的和解呼吁，竟会毫无效果。然而我们的道德本性却有个矛盾在，便是那般理论家囿于一种狭隘的观念，会对其它观念一律视而不见，因此这样的呼吁纵然充满人道，他们却不会为之所动。思想的偏见，势必导致行动不公正；一旦个人或民族被视野狭隘的狂热分子攫在手里，便再不存在相互理解与宽容的空间。卡斯特利奥动人的呼吁，加尔文竟然无动于衷。这仅仅是一个人急于讲和的吁求而已，算不上说教，谈不上辩论，也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旁人——不就是这样么？虔诚的日内瓦牧师把这呼吁基督教和平的声音，视为“可怕的”事情。他便给卡斯特利奥再涂一层魔鬼的色彩，又以蔑视和煽动的毒气进一步推进下去。他编造出新的一批谎言，好叫卡斯特利奥蒙受怀疑——至少要叫他变成笑柄。加尔文发动的攻击当中，或许顶数这次最算背信弃义。尽管在日内瓦看戏有罪，加尔文的门徒还是在日内瓦神学院演了出“虔诚的”校园喜剧，其中卡斯特利奥被扮成De parvo Castello（瘦子卡斯特洛），给说成是撒旦的仆役领班，还要这样讲：

　　Quant à moy, un chacun je sers
　　Pour argent en prose oy en vers
　　Aussi ne vis-je d'aultre chose. . . .

　　（至于我，替谁干还不都一样得了钱，写什么还不随他娘于是我，任凭它一叶把眼障……）

　　这下流的污蔑，将毕生使徒般贫穷的人说成鬻文生财，将宗教宽容的辩护士说成罗马教皇的雇佣煽动家；这样的污蔑，得到日内瓦领袖们的批准——或可说，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加尔文主义者的积怨旷日持久，害他们辨不出真理和诽谤。他们念念不忘的，惟有褫夺卡斯特利奥在巴塞尔的教授席位，再亲眼见他的著作给烧掉——要是办得到，连他也同样付之一炬。

　　这般满心仇恨的人，如今交了好运。有一次，日内瓦进行挨门挨户的例行家访，发现两个自由民在专心读一本书——书上竟没有加尔文的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扉页末页不署作者的名字，也未曾印上出版的地点。何况这小册子《Conseil à la France désolée（悲切吁告法兰西）》，闻上去就一股子异端味儿。两个念书的人马上给带到宗教法庭。他们生怕夹手指、拉四肢，很快承认是卡斯特利奥的一个侄子将这本《Conseil（吁告）》借给了他们。猎手们迅疾追随这新的线索，盼着到头来将猎物赶入绝境。

　　这本书“因其错误连篇，故甚是邪恶”，它倒真是卡斯特利奥的新著。他是又堕入了老“错误”当中，竟要在狂怒的教会内部和平解决冲突，可见这伊拉斯谟式的愿望真个无药可医。在他热爱的法国，宗教迫害已经开始有了血腥的斩获；而新教徒受到日内瓦的煽动，正武装起来反对天主教，如此种种，令他无法再保持沉默。如同他能够预见到圣巴托罗缪屠杀和胡格诺战争的恐怖；在那危急关头，他只觉得不能不说，这样的流血实在是徒劳无益。他解释说，任何一种教义，其自身并无错误可言；然而企图强使旁人接受他不信的信仰，才永远是错误和罪行。地球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这“forcement des consciences（对良心的强迫）”；那般狂热分子嗜血成性，心胸狭窄，他们一次次卷土重来，要强行对良心进行压制。然而卡斯特利奥继续讲，企图强使旁人宣称接受他本该反对的信仰，非但不讲道德、不合法律，而简直就是愚蠢荒唐。靠征丁抓伕聚拢来的杂牌军，去支持某一种哲学或信条，罗致来的只能是些伪君子。拇指夹，拉肢架，或旁的任何强迫手段，只能叫党员的人数疯长。改变信仰的人争取到了手，代价却是统计数字方面弄虚作假；这固然欺瞒了整个世界，也叫真正的信徒受了骗。卡斯特利奥的话，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谁企图争得尽多的支持者，活像个笨伯有个大酒桶，里面的酒却少得可怜。他便把酒桶装满了水，让酒变得多一些。结果，酒没有增加，反倒弄糟了笨伯先前的好酒。对那些被迫皈依某种信仰的人，谁若以为他们真的相信口头的誓言，这真是愚蠢之极！若叫他们自由依从自己的倾向，他们必说：‘我实在相信你们暴虐而且不义，你们强迫我所立的誓言亦为虚假。’坏酒无法靠强迫人喝就变成好酒。”

　　于是卡斯特利奥一次次坚定地重申自己的信念：不宽容势必导致战争，惟有通过宽容方能达致和平。哲学也罢，宗教也罢，本无法靠拇指夹和战斧火炮来实现，而只能靠影响他人不受强制地接受这信念；惟借助真正的理解，才能够免除战争，让观念联结为一。因此，就让想做新教徒的人做他的新教徒好啦，让真想做天主教徒的人还做他的天主教徒好啦，别强迫这一些人，也莫威逼那一些人。经过了无数毫无意义的牺牲，敌对教义的双方，才在他们的坟墓之上达成南特协议——而此前整整一代，便有位孤独悲伤的人文主义者，预见了这一为法国建立了宗教宽容的敕令。“我要向你呼告，法兰西，停止了强制、迫害和对良心的谋杀罢；与此相反，你应该准许每个基督的信徒以自己的方式去信仰。”

　　不用说，在日内瓦建议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达成和解，必是要视为滔天的罪行。在那时，加尔文正秘密地煽动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使用武力。他的教会政策本是充满侵略性；这与卡斯特利奥人道的和平建议形如水火。这独裁者采取了一切措施，只为把卡斯特利奥的《Conseil（吁告）》压制住。他迅速将信使派到势力所及的每一处，给各新教当局带去告诫的信件。加尔文的组织卓有成效，竟至于一五六三年八月，改革派教会的宗教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教会兹通报卡斯特利奥所著《Conseil à la France désolée（悲切吁告法兰西）》一书之出版。此书极端危险，特警告信徒予以警惕。”

　　这般狂热分子，在卡斯特利奥这部“危险”著作发行之前，再次将其压制下来。诚然，书是压了下来，至于作者——这沉着坚定的哲学家，这教条教规的敌人，又如何处置？必得把他结果掉才行。箝住他的嘴巴还嫌不够，他的脊梁也得给打断。这一次又是泰奥多里·德·贝采来当刽子手。他那篇《Responsio ad defensiones et reprehensiones Sebastiani Castellionis（答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之捍卫与谴责）》题献给巴塞尔城的牧师们，说给他们——设若按这题献所讲，只是给他们——该采取何种的步骤对付卡斯特利奥。“时机已经成熟，时不我待，”德·贝采暗示道，“宗教之正义将处置这一异端及其狐朋狗党。”这虔诚的神学家，把暴雨也似的诽谤朝卡斯特利奥泼将下去，嘲笑他撒谎，渎神，亵渎教义，谄媚逢迎；说他是邪恶的再浸礼派，非但保护着所有异端，更保护着一切通奸和犯罪。到最后，德·贝采骂他是刺客，在撒旦的锻炉里打造了凶器。一怒之下，这德·贝采不分青红皂白，把五花八门的恶言秽语一古脑儿抛将下来，彼此勾销了也不管。然而这暴烈的喧嚣，毕竟显明供认出，他们的决心已定——只要可能，便取掉卡斯特利奥的性命，好一劳永逸箝住他的嘴巴。

　　狂热分析们已经明显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将卡斯特利奥交付异端审判；这样的谴责毫不遮掩，没羞没耻跳到了台前。一篇告白，简截明了，送达巴塞尔宗教会议的手上，敦促市政当局立即动手。卡斯特利奥将给当做公敌，逮捕法办。然而不幸得很——依然有一点小小的障碍，害得这可爱的图谋一时无法得逞。按巴塞尔的法律规定，若无书面控状提交给当局，控罪便无法进行，仅有一本书的观点不获赞同，还远远不够。显然在此种情形下，正常的程序该是由加尔文和德·贝采出面，向卡斯特利奥提出指控。然而加尔文的战术屡试不爽——他宁愿躲在幕后，叫旁人首当其冲。最合适的办法，便是在维埃纳和日内瓦对付塞尔维特那一套。于是一五六三年十一月，德·贝采的书刚刚出版，就有个全无资格的家伙，叫什么亚当·冯·博登斯坦的，向巴塞尔当局提交书面控状，指控卡斯特利奥是异端。可以肯定，要找个人扮演捍卫正统教义的角色，这亚当·冯·博登斯坦实在最没有资格——他的父亲，便是声名狼藉的卡尔施塔特，此人的狂热倾向颇为危险，给路德逐出了维滕贝格大学。与此同时，博登斯坦的老师，又是显然敌视宗教的帕拉塞尔苏斯。因此，叫这位博登斯坦诚实无欺地替新教教会做栋梁，可实在荒谬绝伦。他那指控，只不过将德·贝采书上混乱不堪的观点重复了一遍，把卡斯特利奥同时加上一堆的恶名：天主教徒，再浸礼派，思想自由，亵渎上帝，再加上保护着通奸和犯罪。且不管指控是真是假，既然呈递了书面诉状（该诉状至今依然保存完好），法律方面的要求便已经完成。如今巴塞尔当局无从选择，只能动手控罪。加尔文及其同伙遂了愿，卡斯特利奥必得悔罪认罪。

　　像这样的指控，卡斯特利奥替自己辩护，岂非轻而易举？博登斯坦热心过度，他对卡斯特利奥的指控矛盾百出，荒谬昭彰。何况在巴塞尔，人人清楚卡斯特利奥平生无可指责。结果是被告未曾像塞尔维特那样，立刻镣铐加身，锒铛入狱，遭受虐待，而是以大学教授的身份，被召到评议会去回答指控。

　　他实话实说，指出控告他的博登斯坦不过是一介傀儡。他坚称，加尔文和德·贝采才真正教唆了此一控告，他们必得亲自出面。“我既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我真诚地求你们给我机会替自己辩护。如若加尔文和德·贝采行为诚信，让他们到法庭来，证明我犯了他们指控的罪行好啦。如若他们相信自己行为公正，又何必惧怕巴塞尔的法庭？因他们在整个世界面前，对我轻率攻讦。……我清楚控告我的人颇有势力，然而上帝更其力量超群，他的审判绝不因人而异。我知道自己藉藉无名，身轻势微；然而上帝瞩目于卑贱者，若他们遭到不义的戕害，他会要求偿还。我承认法庭的裁决；我要说，若我犯了任何他们指控的罪行，当以生命为抵！”

　　如此直率的要求，加尔文和德·贝采绝不愿遵行。他们都未曾出席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看上去这恶毒的指控即将烟消云散；就在这时，卡斯特利奥的敌手们却得到一次意外的助力。有一些迹象显示，怀疑卡斯特利奥是异端的看法颇有道理，他还跟旁的异端过往从密。原来一件奇特的事情，给揭露了出来。有位有钱的外国人，好像还出身贵族，在巴塞尔区的宾宁根城堡住了二十年。他叫做让·德·布吕热，在资产者的圈子里面深受尊敬与爱戴。一五五六年他去世了，当灵柩安放于圣伦纳德教堂的墓穴里，巴塞尔人倾城出动，参加他豪华的葬礼。过了几年，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开始不胫而走，说这杰出的外国人，不是贵族，也不是商人，竟是个声名狼藉的异端头子给放逐了出来！他本叫大卫·若里斯，写过本名叫《论奇迹》的书；对再浸礼派进行大屠杀的时候，他从佛兰德斯神秘失踪。敢情巴塞尔人在他身前身后，都不恤给他甚高的荣誉，他竟然是真正信仰的死敌——清楚了这点，好不叫人大为尴尬。为补偿对这骗手误施了殷勤，当局煞有介事地对这过世已久的罪犯进行了审判。异端的尸体给掘了出来，一团狼藉地在广场的绞架上面挂了几天，再连同一大批异端著作，在巴塞尔的市场付之一炬。成千的看客，观看了那骇人的场面——而卡斯特利奥出于不得已，必是跟其他大学教授一起，目击了这一情景。请想象他的感受罢。大卫·若里斯亡命巴塞尔期间，与卡斯特利奥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他们曾携手援救塞尔维特；或许若里斯也参加了伪称“马蒂努斯·贝里乌斯”的《论异端（De haereticis）》一书的写作。基本上可以肯定，卡斯特利奥从来就不曾相信，住在宾宁根城堡的那位流亡者，像他自称的是个商人；他也必定早就清楚那所谓让·德·布吕热的真名实姓。卡斯特利奥在实际生活当中，正如他的著作一样的宽容，他绝不会去告密，也不会拒绝向旁人伸出友谊之手——虽然普天下的教会和世俗当局，都来驱赶那位大卫·若里斯。

　　卡斯特利奥同那名声最臭的再浸礼派之间的可疑关系揭露得不合时宜，因这颇能够支持加尔文之流对他的指控。显而易见，对这个异端头子，卡斯特利奥曾经予以保护。那末，他怎么就没有保护所有的异端？而且祸不单行，就在这时，有人提出证据，说卡斯特利奥曾经与另一个邪恶的异端伯纳迪诺·奥奇诺过往甚密。这奥奇诺曾是个方济各会修士，又做过托钵僧的代理主教，他的布道在意大利全境享有盛名。后来，他被宗教法庭革出教门，亡命瑞士。在瑞士他做了改革派教会的牧师；即便这时，他依然以其进步的观点惊世骇俗。特别是他的最后一篇著作《对话卅集》，包含了对《圣经》的一种新解；这种解释，整个新教世界无不认为亵渎了上帝——这伯纳迪诺·奥奇诺援引摩西的律法，断定多配偶制度非但理论上可以接受，亦为《圣经》所认可——虽然他还不敢建议实行。

　　这书里便包含了如此丑恶之极的观点，其倡导的其它观点亦为正统派视为无法容忍。问题是这篇异端著作以拉丁文问世，由卡斯特利奥将原本的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于是卡斯特利奥无疑要对传播那最“可恶的”观点负责任。对奥奇诺的诉讼已经展开；在那种形势下面，翻译的人自然也得视为同伙，当受的谴责绝不轻于那意大利的作者。于是加尔文和德·贝采开始不停地含糊其辞，硬说卡斯特利奥是这些顶顶危险的异端的中心人物；既然揭露出他与大卫·若里斯、伯纳迪诺·奥奇诺之流过往甚密，这便为加尔文等人的指控提供了证据。再也休想指望巴塞尔大学还能对这样的家伙假以援手；不等审理开始，卡斯特利奥的案件已经满盘皆输。

　　一个倡导宽容的新教徒，能指望从当时那般毫不宽容的人手里得到什么，卡斯特利奥只消看看他的朋友伯纳迪诺·奥奇诺的命运，自会一目了然。直到卡斯特利奥辞世，奥奇诺那不幸之杯依然未曾满溢。这位牧师曾由意大利亡命到苏黎世；但苏黎世到底将他驱逐出境，当局甚至不准他缓期的请求。他已经七十六岁，贫困潦倒，新近丧妻；然而如此的不幸，得不着任何怜悯。那般虔诚的神学家，高兴逼迫他伴着无辜的子女，重新亡命他乡。十冬腊月，大雪封山；他的敌手却认为好得很哩：要是那不幸的老头儿瘐死路边，他们才兴高采烈呢。嘿，他总得在世界的不拘什么地方，找个栖身的所在罢？那般狂热分子赶走了他，还决意在他的路上设置重重障碍。他们生怕好心人多给他和他的子女解除寒冷、提供庇护，便赶在他前面发出信件，警告那些良善的基督徒，休将这可怜人放进门去，要把他当个麻疯病人待。这年迈的学者像乞丐一样离开瑞士，顶着大雪，夜宿茅棚；他取道向北，横穿德国到达纽伦堡。这里的新教徒同样对他提出警告，但允许他短暂逗留；他最后的一丝希望，是能在波兰找到些好心人，肯给他和子女吃食与住处。然而便是在波兰，不宽容的教徒仍然对他大肆迫害。他逃到摩拉维亚；一五六四年和一五六五年之交，他死于赤贫，并给人像流浪汉一样埋掉，连埋葬的位置也无人记得。

　　卡斯特利奥清楚朋友奥奇诺前一段的颠沛流离，也知道他极可能遭到相同的命运。他会当个异端受审讯；像他那样的人，惟一的罪过便是太嫌人道，在如此不讲人道的时代，就休想得着人道与同情。他曾替塞尔维特做辩护，而今相同的命运也会临到他的头上。十六世纪的不宽容活像扼杀旁人的人；对它最危险的对手——那些宗教宽容的使徒，它绝对不恤扼住他们的咽喉。

　　然而幸运得很——那般狂热分子们本想见到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死于监禁，死于流放，要么死于火刑，这最大的胜利终于没有得逞。是死亡，把他从那些无情的敌人手里救了下来。长期过度的操劳，毁了他的身体；他的体力无法再抵抗如此之多的悲哀与刺激。他在大学和书斋里奋战不辍，徒然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到头来他只能卧床不起。他开始呕吐，止也止不住，直到负担过重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以四十八岁的年龄去世——于是如同一位同情他的朋友，在一切都已结束之后所说的：“天帮忙，算救他逃出了敌人的魔掌。”

　　他的死终结了那场毁谤之战。他那城市的公民们到底认识到，对于巴塞尔居民当中这最高尚的人，他们的保护何其不力，然而为时已晚。他些微的遗产，适表明这伟大的学者贫困到何等地步。房里根本找不到一块银器。他的朋友们得垫付丧葬费用，偿还零星债务，还要扶养他的几个孩子。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的葬礼，算得上道德的胜利；对把他控为异端的无耻行径，这仿佛一次补偿。那般胆小如鼠的人，在他被控为异端之后对他躲避不迭，如今却急着显示对他何其热爱尊敬。大学的全体师生跟在灵车的后面，学生们将灵柩扛到教堂，埋在墓穴当中。他的三百名学生出钱，为他建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学识，记念他纯洁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