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一五五一年

　　人们立即承认，塞尔维特的火刑，把宗教改革引入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这年代早被无数的暴力行为所玷污，处决个把人看上去实在微不足道。从西班牙海岸直迄濒临北海的大陆，英伦三岛也不能例外，基督徒们为了基督更大的荣耀，把无数异端付之一炬。在“真正教会”的名义下（这样的名义多得数也数不清！），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人被拖往刑场，烧杀，斩首，绞死，溺毙。诚如卡斯特利奥在《论异端（De haereticis）》里所说：“且莫说屠杀了如此之多的马，便是如此之多的猪，每个王侯都会以为蒙受了巨大损失。”然而，既然遭屠戮的不过是男人女人，甚至没有人费心数一下牺牲者的数目。于是卡斯特利奥叹道：“我真怀疑，世界历史上是否还有哪个时期，像我们的时代一样血流成河。”

　　然而几百年来暴行不可胜数，却总会有那么一件，看上去不比旁的暴行坏，但显然激得起沉睡的良心。杀死了烈士塞尔维特的火焰，是当时最为夺目的信号；过了两百年，吉本还要宣称，这一次牺牲带给他的反感，远超过天主教宗教法庭大规模的火刑。用伏尔泰的话讲，处决塞尔维特，那是宗教改革干下的第一次“宗教屠杀”，也是第一次公然抛弃那伟大运动的基本观念。就新教教会而言，“异端”这词本身便荒诞不经，因新教是要求每个人均有权解释经义。因此起初，路德、茨温利和梅兰克森全都宣称，他们强烈反对使用暴力手段，来对付他们阵营当中倾向于逾规越矩的人。路德便说：“我不喜欢死刑，纵然罪有应得也是如此；而这事件令我警觉，因它创下了一个先例。所以，我无法同意，将那般江湖郎中判处死刑。”他讲起话来，总是那样精辟：“异端绝不能以武力压制消灭，而只能以上帝的言语辩驳。因异端实属精神领域，无法动用尘世的火与水冲洗干净。”而如若做得到，茨温利甚至更会强调，在此类事件上面反对动用任何形式的世俗武装，反对使用任何的暴力。

　　然而这般为新教条战斗的人们，既然同时要将自己建成个“教会”，很快便认识到那个旧教会当局早已熟悉的道理——以长远计，没有武力，就保不住权力。结果，为避免那迟早难免的决定，路德提出了一项妥协，企图将“异端”与“煽动”、“抗议者”与“叛乱者”区别开来——他之所谓“抗议者”，指的是单单在精神与宗教事务方面与改革派教会意见不合；而所谓“叛乱者”，便真正“扰乱了和平”，他们向既定的宗教秩序提出挑战，还企图变革社会的秩序。对后者，诸如他之以为倾向公有的再浸礼派，他便主张官方动用暴力来镇压。然而改革派教会的早期领袖，绝无一人肯走上决定性的一步，把任何持不同意见的自由思想家委诸刽子手。当宗教革命家们为着信念与教皇和帝王展开战斗，他们便宣称自己是在为人最神圣的权利而战，这还不过是昨天的事情——于是起初，仿佛难以想象竟会建立新教的宗教法庭。

　　然而当加尔文烧杀了塞尔维特，他便走出了划时代的一步。宗教改革曾经为“Freiheit des Christenmenschen”（基督教徒的自由）战斗，却给他迅即结束了性命。千百年来，如若单单因为坚持自己对基督教义的解释便将人活活烧杀，天主教会为着自己的荣誉，本也往往是踌躇不决，难以下手；加尔文却比天主教会走得更远。他的个人统治才不过二十年，便靠烧杀敌手建起自己的精神暴政；从道德观点观之，这行为或可比托圭马达的所有罪行更令人憎恶。塞尔维特之被杀，非因他是个无神论者，因为他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他遭到牺牲，只因他拒绝了加尔文的一些论点。几百年后，日内瓦的自由市民为自由思想家塞尔维特建立了纪念碑，于是靠把塞尔维特说成“时代的牺牲者”来替加尔文开脱，只能是徒劳无益。蒙田便处于那个时代，卡斯特利奥也处于那个时代。绝非彼时的盲目愚昧，把塞尔维特送上了火刑柱，而全因加尔文的个人暴政。愚昧迷信，缺乏诚信，或许称得上某一时代的表征；然而对一件特定的不端，却要由他自己对这桩罪行负责任。

　　塞尔维特刚遭牺牲，义愤的情绪便迅速增长起来。甚至加尔文的官方辩护士德·贝采也要承认：“那可怜人尸骨未寒，是否应该惩罚异端的刻毒争论便开始出现。有些人认为，他们自应镇压，但不宜处死。还有人认为，应将他们委诸上帝的惩罚。”可见德·贝采，平素对加尔文的所作所为本是称颂有加，对此也不免沉吟难言，则加尔文的其他朋友，势必更加犹疑不决。梅兰克森自己便曾对塞尔维特破口大骂，现在也给他“亲爱的兄弟”这样写：“教会感谢你，以后也将感谢你。日内瓦的官员处死这渎神者，堪称义举。”甚至还有个狂热的学者，名唤马斯库勒斯的，竟适时地写了首赞歌——一遍遍唱什么“trahison des clercs（此等教士搞背叛）”。然而衷心的赞扬惟此而已。苏黎世、沙夫豪森以及其它的宗教会议，远较日内瓦的希望来得缺乏热情。从原则上讲，他们固然会觉得，那般“过于狂热的”分裂派合该恐吓；绝无疑问，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因这是第一次新教的“信仰之举”，第一次消灭不信奉国教者，况且又不发生在他们的土地上，而要由约翰·加尔文承担这可怕决定的恶名。

　　但是，且莫说这般相同信仰的人除去怯懦的赞美而外便一事无成——他们很快便听到了反对的声音。当时最杰出的法理家弗朗索瓦·博杜安明确表示道：“我以为，加尔文无权对宗教教义的问题，开一个刑事诉讼的先例。”还不仅整个欧洲自由思想的人文主义者义愤填膺，许多新教教士也公然宣称自己的反对。沃特距离日内瓦大门不过一小时之遥，却因伯尔尼霸主的保护得免加尔文的奴役；于是这里的教士便在布道台上声称，加尔文对塞尔维特的处置，既反宗教，又违法律。而在日内瓦，加尔文也只能动用警察之助消弭批评。一位妇女公开宣称塞尔维特乃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殉难的烈士，因而遭到监禁；另有个印刷商坚称市政当局判决塞尔维特，是出于一个独夫的意志和愿望，他因此也遭监禁。一些外籍的著名学者索性愤然离开日内瓦，因这城市既然建立了专制暴政，威胁了思想的自由，他们再不能感到安全，只好尽快逃离该城。没过多久，加尔文便不能不认识到，塞尔维特的殉难，对独裁统治而言，要比之那西班牙学者的生命和著作更其危险。

　　加尔文对任何形式的抵触都颇为敏感。尽管在他的统治之下，日内瓦人唯谨唯慎，然而透过钥匙孔和紧闭的窗户，依然有抱怨传了出来，叫这独裁者发现，他的自由民们已经绝难抑制自己的愤怒。然而错已筑下，便是全能的上帝也无法挽救。既然逃避行为的后果已绝不可能，在加尔文，顶好挺身而出面对此事，公开说出他自己的责任。起初他的攻势何其带劲；而今不觉之间，却不能不退居守势。朋友们众口一词，认定既然塞尔维特已经付之一炬，加尔文总该替他那“信仰之举”找些理由才是。于是他勉强上阵，决计用塞尔维特事件给世界“启蒙”，便为烧死那异端写了一篇辩护辞。

　　然而在塞尔维特事件当中，加尔文感到理亏；而人若理亏，纵然他强词夺理，也难免理不直气不壮。因此非常自然，他那本名叫《捍卫三位一体的真正信仰，反对塞尔维特的可怕错误》的书，给卡斯特利奥说成这独裁者“在双手还滴着塞尔维特鲜血的时候”写就，便成了他的著作当中最软弱无力的一本。加尔文自己也承认，他写这书时“tumultuarie（心烦意乱）”——那是说，正是紧张不安，仓促草成。他召集日内瓦的全体教士，跟他一道在宣言上签名，好叫他们也分担些责任；这适足以表现出，在被迫采取守势的时刻，他只觉得自己的地位何其动摇不定。给人看做谋杀塞尔维特的教唆者，令他好不难堪，于是在这声明当中，便拙劣地把两种相反的观点揉在了一起。一方面，加尔文既受到普遍不满的警告，希望将责任推给“当局”；另一方面，他又要证明市行政会完全有权消灭像那西班牙人一样的“魔鬼”。他仿佛个最温文尔雅的人，对一切暴力都坚决反对，于是他那书里满是在谴责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残酷，说它们判决真正信徒时也不提供辩护的机会，而后便用最野蛮的方式将他们处死。（“那末你又怎样？”后来卡斯特利奥质问他道。“你又指定过谁替塞尔维特辩护？”）叫人目瞪口呆的是他竟说，他曾私下里尽力令到塞尔维特心境高尚。（“Je n'ai pas cessé de faire mon possible, en secret, pour le ramener à des sentiments plus saints.[我私下里不断努力，尽量引导他的情感走向崇高。]”）他声称，实际上是市行政会不理睬他要求宽大的意愿，坚持判处死刑，还坚持如此残酷的处决方式。然而加尔文自称替塞尔维特所做的努力，一个杀人凶手替他的牺牲者所做的努力，是“如此的私下”，竟无人相信这纯属虚构的故事。卡斯特利奥便轻蔑地列举了下面的事实：“首先是你的‘规劝’彻头彻尾的就是谩骂；其次，你把塞尔维特投入监狱，那西班牙人直到被送上火刑柱活活烧死，也未曾离开监狱一步。”

　　这样，加尔文既要洗净塞尔维特殉难一事上他个人的责任，同时又必得炮制出尽可能最好的证据，好开脱“当局”的罪责。和平时一样，若是为镇压进行辩解，加尔文总是能言善辩。他坚称，容许每个人有自由畅所欲言，这是最不聪明的事情（“la liberté à chacun de dire ce qu'il voudrait”），因这样一来，享乐主义者、无神论者跟蔑视上帝的人都将要由衷高兴。必得宣示给人的，只有那真正的教条——或换言之，便是日内瓦的教条。这样的审查制度，绝不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不容异说的暴君们永远乞灵于同样的一套逻辑谬论。）“Ce n'est pas tyranniser l'Eglise que d'empêcher les écrivains mal intentionnés de répandre publiquement ce qui leur passe par la tête.（此非要对教会进行束缚，而是防止那般居心险恶的作家公开散布自己的想法。）”若我们还能相信加尔文和他那些应声虫的话，则谁说出与独裁者不同意见的权利遭到限制，他受的并不是什么强迫；他得到的待遇公平正当，这是要“为上帝更大的荣耀”立一个榜样。

　　加尔文必得对自己弱点进行的捍卫，还没有包含镇压异端的问题，因这样的做法，是很久以前新教从天主教手里抄来的东西。真正的问题在于，掌权的人是否有权利杀害观点不同的人。在塞尔维特案中，加尔文自始便坚持这一权利，如今他的任务便是替这一行动辩解。他自然要在《圣经》当中找理由，竭力表明他的行为乃依从着“更高委任”的规定，服从于“神圣诫命”。便是这更高委任，便是这神圣诫命，引导他将塞尔维特从世上翦除掉。然而他从《圣经》里找不到可靠的例证，因《圣经》从未谈过“异端”的问题，而只是提及“渎神者”。可塞尔维特，是在火焰当中也要不断呼告耶稣之名的，可见他从不信奉无神论。加尔文永远急于征引《圣经》里能为他所用的一切辞句，却宣称“当局”所拥有的“神圣义务”，便是根除所有持颠覆（他自己的）当局观点的人。“诚如一个平常人，遇见教堂遭人玷污，或他的好友忤逆了上帝，他若不拔剑相向，势必当受谴责。则一个王侯，遇见恶行加于宗教，若视同无睹，这样的怯懦何其恶劣！”当局手中的利剑，当用于“上帝的荣誉”。因为以“saint zèle（虔诚圣徒）”之名挺身而出，其正确性早经证明过。要捍卫正统的宗教，要捍卫真正的信仰，便只能中断血缘的维系，放弃仁慈的统治。当撒旦驱策着人们背弃“真正的”宗教，纵然他是你最接近的好友，也必得将他消灭。“On ne lui [Dieu] fait point l'honneur qu'on lui doit, si on ne préfère son service à tout regard humain, pour n'épargner ni parentage, ni sang, ni vie qui soit et qu'on mette en oubli toute humanité quand il est question de combattre pour sa gloire（人若因他[上帝]的作为而自觉有负于他，便绝不欲喜悦关乎人性的一切。事关为他的光荣而战，人必绝不顾及亲朋、家庭与生命，放弃一切人道的温情）”——读到这样的文字，不禁令我们毛骨悚然。加尔文以其骇人的直截了当对我们讲，他眼里的虔诚，单单是为教义（他的教义！）的缘故压抑“tout regard humain（关乎人性的一切）”，这便是指所有人类的情感。这可怕而又可悲地表明，一个其它方面明晰无比的思想家，一个造诣精深的宗教信徒，如若被狂热蒙蔽了双眼，做出的事情会是何其离谱。他的朋友，他的兄弟，他的血亲，只要在教义最小的细枝末节上面有悖于他，或与宗教法庭见解稍有不同，他会心甘情愿将其交付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他生怕旁人拒斥如此野蛮的争辩，便转而诉诸他素所喜爱的最后一招，那便是恐怖。据他讲，不论是谁，替异端做了辩解也罢，自己被控为异端也罢，都等于犯了异端罪，该当受罚。既然容不下不同见解，加尔文主张，要以塞尔维特的下场，儆示会滑到他对立面的人，威胁触犯了他的人。要是无法箝住他们的嘴巴，便将他们送上火刑柱。加尔文一心要从谋杀塞尔维特的烦人问题当中永远解脱出来。这事件必得告一段落才好。

　　然而，尽管加尔文大发雷霆，尽管他向世界狂呼乱喊着求开脱，谴责屠杀的声音却无法平息。他那份辩护词，连同其中一意孤行追猎异端的叫嚷，造成最不得人心的印象。那些最优秀的新教徒，看到在他们的教会内部，竟然会建成个天主教式的宗教裁判所，只觉得不寒而栗。有些人便说，若这可怕的论点，不是出自上帝言语的传教士之口，不是出自基督的仆人之口，而是来自市行政会，倒还能少几分讨厌。伯尔尼城执事泽钦图斯（后来他成了卡斯特利奥忠诚的朋友和保护人）打定主意，宣示了自己的观点：“我得承认，”他在致加尔文的私信当中写道，“我也算上个这样的人，希望尽量限制因信仰分歧处人死刑的权利，除非这样的错误出于蓄意，且经过深思熟虑。令我做如此判断的，还不是可援自《圣经》里反对使用暴力的篇什，而是在此地，在伯尔尼，再浸礼派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实例。我便亲眼见过八十岁的老太给人拉上绞架，连同她的女儿，有六个孩子的母亲——这两个女人清白无辜，只是不想让婴儿受洗礼！依据这样的实例，我生怕司法当局无法限制在你定好的限度以内，生怕他们倾向于将微不足道的过失当成重罪办。因此我相信，当局顶好是多行仁政，慎动刀剑。如若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当受死，我宁愿自己流血，也不想被他的鲜血弄脏！”

　　在这狂热的年代，还有个低级市政官员能够如是说。许多人与他见解相同，却觉得不宜讲出来。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便是如此；而他的学生、可敬的泽钦图斯，也跟老师一样，在当下的争论当中绝不将立场摆明。他怯生生地对加尔文讲，他不愿公开地进行抗议。“除非受到良心的驱策，我绝不涉足争竞。只要我的良心允许，我宁愿保持沉默，而不去挑起争论，伤害旁人。”一个人若有人道的气质，便极易受到事件的驾御，暴力也就由此得到了好处。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其反应都略同于这杰出然而平和的泽钦图斯。他们坚决保持着缄默；这些人文主义者，这些教士，这些学者，一些人痛恨公开的争吵，另一些则生怕如若自己未曾虚伪地宣称处决塞尔维特值得嘉美，他们自己也要被怀疑成异端。事情竟至于如此的地步，仿佛所有人一片声地遵循着加尔文荒谬的要求，必须得将那异议分子处决了事。然而，孰料一个声音响了起来——这声音加尔文熟稔于心，又切齿痛恨；这声音以横遭侮辱的人道之名，谴责加尔文该对谋杀米圭尔·塞尔维特负责任。这平静的声音便是来自卡斯特利奥；日内瓦独裁者的威胁从未将他吓倒，他依然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只为了拯救其他无数人的生命。

　　在精神领域的战争当中，最优秀的斗士绝不会激情洋溢，轻率开战，而势必沉吟再三，难以动手。因这些斗士往往喜爱和平，而他们打定主意，又往往颇为缓慢。直到穷尽妥协的一切可能，直到认识到诉诸武力在所难免，他们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强加的地位，重整旗鼓，防御敌人。然而正是那些最难下决心的人，一旦下定决心，在所有人当中却最为坚定不移。卡斯特利奥便是如此。他真正算是个人文主义者，绝不爱争强斗胜。他那宗教性情温和深切，更适于调和的方法。诚如他的精神先辈伊拉斯谟，他清楚真理具有多重的面貌，世俗的真理也罢，神圣的真理也罢，都无从避免；连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一五六三年写成但至今始告印行的著作，就冠以这样值得注意的书名：《De arte dubitandi（论怀疑术）》，也绝非偶然。卡斯特利奥不断省察自己，这让他避开了变成怀疑主义者；他谨慎行事，这叫他尽多考量旁人的意见，而非他自己的意见；他宁愿三缄其口，也不想过早介入绝不相干的争斗。为内心自由的缘故，他自愿放弃了高官显位，退隐出政治生活，宁可献身于精神领域里创造性的成就，把《圣经》译成拉丁文和法文。在巴塞尔他找了个安静的栖身处，那城市称得上宗教自由的最后一块飞地。此处的大学里，还保存着伊拉斯谟的遗物；为这个缘故，泛欧洲运动的幸存者们纷纷逃来，好躲避那般宗教独裁者的迫害。在巴塞尔住着卡尔施塔特，他被路德从德国赶将出来；伯纳蒂诺·奥奇诺，罗马宗教法庭正在意大利搜捕着他；卡斯特利奥，他被加尔文从日内瓦驱逐出来；再加上列里乌斯·索里努斯，柯里乌斯·赛肯达斯·库里奥，以及再浸礼派的大卫·若里斯，这隐姓埋名的流亡者，给低地国家放逐出国。共同的命运，又同是遭受了迫害，促使这些流亡者们团结一心，尽管在宗教事务方面他们彼此绝不相同。然而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并不需在教义的细枝末节上面达成共识，而后才谈得上建立友谊。那般形形色色的独裁者，既箝制过他们的精神，也束缚过他们的身体；既经与这些独裁者断绝了关系，他们便在巴塞尔宁静地隐居下来。这些人绝不向外界散发小册子，绝不办具有争议性的讲座，也绝不结党成派。是不幸将他们空前紧密地联结起来；独裁的权力，非但对人们的精神，也对他们的身体不断加强着淫威，这诚然该视之为一种不幸。借用日后反对任何教条恐怖的人得到的称号，他们是一些孤独的“抗议分子”，他们靠平和的博爱精神团结在了一起。

　　这些独立思想家，自然会将烧杀塞尔维特，以及加尔文气势汹汹替自己辩护的小册子，视为一次宣战。如此横蛮的挑战，令他们气愤，叫他们恐惧，他们抖擞起了精神。显然，这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如此滔天罪行不起而应战，便意味着欧洲思想自由的寿终正寝。强权会君临于正义的头上。然而“经历了如此辉煌的黎明”，宗教改革已经将“良心自由”的大旗高揭于整个世界，怎么还能退化回“昔米莱人的黑暗”王国？难道所有的基督徒，只要他们的见解与加尔文不同，便要以烈火和利剑斩尽杀绝？在这关键时刻，在效法商培尔的成千处柴堆尚未点燃之前，便朗朗宣示，那些在精神领域与当权者见解不同的人，绝不应像野兽一样遭到追捕，像强盗和杀人犯一样残酷处决——难道这不是极端必要？纵然已经来迟了一步，但这世界毕竟应该明确地晓得，不宽容绝非基督教的精神；而如若这种不宽容采取了恐怖主义的手段，便绝非人道的行为。为保卫受迫害的人，为反对迫害他人的人，必须直言不讳才行。

　　必须清晰地朗朗讲话——然而这还可能么？有一些时代，真理纵然至为简明，至为透彻，却需要乔装打扮一番，方能抛头露面；那时最为人道神圣的思想，不能不像窃贼一般戴了面具，蒙了面纱，从后门走私出去，因前门有当局的捕快和雇佣兵士在把守。在历史上，这种荒唐的景象一再重演：煽惑人与人为敌，挑动信仰与信仰对抗，这样的行为受到容忍和鼓励，而一切妥协的倾向，一切平和的观念，却视为可疑的另类，必欲借口危及到什么宗教或社会团体，而横遭镇压。他们被打上“逃兵”的烙印，就仿佛因其人文主义的普遍倾向，他们会败坏了虔诚的激情，爱国的热忱。因此，在加尔文建立的恐怖之下，卡斯特利奥和他的同志们不敢公开宣示自己的观点。一个旨在宗教宽容的宣言，一次如他们计划的对于普遍人性的呼吁，恐怕刚一露头，就会被精神独裁的封锁手段扼杀掉。

　　因此，暴力必须回之以狡诈。一个名字，特为编造了出来——这名字唤做“马蒂努斯·贝里乌斯”，据说此人写了本新书。其实该书出自卡斯特利奥之手；扉页上写了假名字，和假的出版地点（实则在马德堡，而非巴塞尔）。这书的内容，表面上像篇科学或神学论文，实际上却在呼吁，援救那些遭受迫害的无辜人士。该书仿佛颇有些学究气，一如博学的神学家跟旁的权威人士讨论问题：“De haereticis an sint persequendi et omnino quomodo sit cum eis agendum doctorum virorum tum veterum tum recentiorum sententiae”——译过来便是：“论异端，他们是否应受迫害，应如何对待他们，援引许多博学的新老作者之观点予以说明。”诚然，只消把这书翻上几页，准相信它单单算上篇虔诚的神学小册子，因书里找得见天主教大半最著名神父的观点——诸如圣奥古斯丁，圣克里索斯托，圣杰罗姆，他们的旁边便相安无事地摆着伟大的新教权威，诸如路德跟塞巴斯蒂安·弗兰克，以及无党派人文主义者，诸如伊拉斯谟等人著作的选段。不用说，它单单是一部学术选集，摘引若干哲学家著作的法理及神学汇编，旨在帮助读者对这艰深的问题形成个公正无偏的观点。然而进一步考查便会发现，它所征引的惟有一面的观点，便是认为处决异端绝不适当的观点。这著作写得极其诚挚；它的狡诈，它惟一的恶意，只在于一端，便是在那般谴责对异端动用非常手段的权威人士当中，有个名字准叫加尔文暴跳如雷——那就是加尔文自己的名字。加尔文在自己也遭受迫害的时候，本来反对残酷使用烈火利剑；他这样的观点，也曾广为人知。加尔文本人，这杀害塞尔维特的凶手，竟在这样的文字里，给加尔文自己谴责成不合基督教义：“动用武力对待被逐出教会的人，不承认他们拥有人类共有的权利，这绝不符合基督教义。”

　　然而赋予一部著作以价值的，在于它公然表达的内容，不在它隐而不见的意义。在致沃腾堡公爵的献辞当中，卡斯特利奥谈论得清晰透彻。这篇献辞的开篇和结尾，令到神学汇编超越于瞬息即逝的论战之上。虽则致公爵的献辞只有寥寥十几页，却首次要求，在欧洲思想自由拥有得到庇护的神圣权利。虽则他的文字仅是替异端讲话，这篇献辞却为日后所有因其政治或哲学独立精神遭受独裁者迫害的人们，做了生机勃勃的辩护。反对精神正义夙敌的斗争，反对企图镇压与自己党派不同意见的狭隘狂热分子的斗争，在此明确展开。一个观念，胜利地对抗那褊狭的思想；惟有这一个观念，能够在地球之上化解敌对——这便是宗教宽容的观念。

　　卡斯特利奥以心平气和的逻辑，清晰而无可辩驳地展开自己的论点。争论的问题在于，单因纯粹思想上的过犯，异端是否便应该迫害、处决。然而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卡斯特利奥诘问道：“在使用异端一词时，我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可以对谁称之为异端，而不失其公正？卡斯特利奥答道：“我绝不相信，所有被名为异端的人，都是真正的异端。……今天，这名称已经变得何其荒谬绝伦，骇人听闻，且具备了辱骂的色彩，以至有谁要翦除私敌，会发现最便当的方法，就是把对手控为异端。旁人听到这骇人的名字，会吓得魂飞天外，避之不迭，对那些被指为异端的人，对胆敢替他们申辩的人，会盲目地大张挞伐。”

　　卡斯特利奥拒绝染上这样的迫害狂症。他清楚，每个时代都找得到一批倒霉的人，给集体仇恨充当出气筒。有时这出之于他们的宗教，另一些时候，则出之于他们的肤色、种族、出身，他们的社会观与哲学观。便是这些弱势小群体，变成了多数人发泄潜在精力的标靶。口号，理由，可以各有不同；然而诽谤，蔑视，消灭——这些方法却是一成不变。如今作者宣称，一个理智的人，绝不应容许自己被这些诽谤所蒙蔽，也不应因群众本能的愤怒而丧失理性。他必得胸怀对均衡和正义的献身精神，一次又一次寻求公道。因此，就异端问题而言，“马蒂努斯·贝里乌斯”拒绝采取明确的立场，除非他能够充分把握这词语的涵义。

　　那末，异端又是什么？卡斯特利奥一再返回这一问题。既然加尔文与其他审问官都宣称，《圣经》乃是惟一行之有效的法典，贝里乌斯便以极大的细心，考查起《圣经》的字句来。看罢，在《圣经》里他找不到这个词，也找不到这个概念。得先有一套教条体系，一种正统，一套统一的教义，“异端”这样的词语才能得以流传；教会形成了制度，对教会的反叛才成为可能。真的，在《圣经》里面，的确提到不信教者，也指出该当惩罚他们；然而这不等于说，所谓异端因而便是不信教者。塞尔维特的情形，便提供了证明。那些所谓的异端，特别是再浸礼派，坚称他们自己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把救主尊为最令人景仰敬爱的典范。既然基督徒绝不把突厥人、犹太人或者异教徒称做“异端”，则异端只是在基督教内部犯下的罪行。因此，我们得出了新的公式：所谓异端，便等于那些身为基督徒，却不承认“真正的”教义，反以某种方式冥顽不灵地背离“正确”道路的人。

　　我们找到了定义？老天，在五花八门的诠释中间，我们怎能断定得了，哪个才是“真正的”教义，哪家才算对于上帝言语的“正确”诠释？瞧瞧天主教的解释，路德派的解释，茨温利派的解释，再浸礼派的解释，胡斯派的解释，加尔文派的解释，我们在哪里找得到“真正的”教义？在宗教事务方面，是否有什么东西绝对真确，永远能对《圣经》做到“正确”诠释？卡斯特利奥好不勇敢，他以谦逊的“不”字来回答，这便向狂妄的加尔文提出了挑战。《圣经》的意义，有时清晰易懂，有时却晦涩难解。“宗教的真理，”这极具宗教性情的人写道，“存在于其神秘的性质当中，虽历经千年，依然斗争不已。直到精神之爱启发了我们，呈现出最终之道，才能够消弭流血。”任何人对《圣经》的诠释都会有错误，因此宗教宽容便是基督徒的第一要务。“如若一切事物都如同上帝之存在一样清晰易晓，基督徒便易于在宗教事务方面万众一心，诚如所有民族都基于对上帝的承认而结为一体。然而一切既是晦涩难解，基督徒便应停止相互攻讦。如若我们比异教徒聪明，我们也该同时表现得更优秀、更有同情心。”

　　在文章里卡斯特利奥又前进了一步。任何人，纵然承认基督教真理的根本原则，其行事却不曾取悦于现存的权威，这样的人便被目为异端。因此，我们终于接触到事情的关键：异端并非绝对概念，而不过是个相对概念。在天主教徒眼里，加尔文的信徒自然便是异端；同样，在加尔文的信徒眼里，再浸礼派自然也是异端。谁在法国给当作真正的信徒，在日内瓦一准是个异端；相反的情形也同样成立。在一个国家得当个罪犯烧死，到邻国便会奉为烈士。“在一个城里他们奉你是真正的信徒，到下个城里就拿你当个异端。因此，如今谁想活得安安静静，他的信仰和宗教，得像城市与国家的数目一样多。”于是卡斯特利奥得出他最大胆的最后公式。“反思真正的异端是什么，我只找得到一个标准，便是：在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大家全是异端。”这看上去简单之极，显明之极，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然而在那时能够说得如此坦率，便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这公式的意义相当重大，因那整个的时代及其领袖，王侯教士们也罢，天主教徒和路德信徒们也罢，全得到这一个断然的宣示：他们对异端的追捕荒谬之极，乃源自错误的幻觉。成千上万人遭到迫害，被非法处决，被绞死、溺毙和烧杀；他们本来清白无辜，因他们未曾罹犯任何反对上帝与国家的罪行；在行为上他们绝不稍逊于自己的同胞，只是在不可见的观念领域有所出入。可又有谁得到了指导旁人思想的权利，又有谁能够认为旁人最隐秘的内心信念触犯了法律？国家做不到，其它既定的权威同样做不到。《圣经》里有言，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卡斯特利奥又引了路德的话，说尘世的王国只管得了肉体，至于灵魂，上帝绝不希望任何世间的法律行使于灵魂之上。国家有权要求每一个臣民遵行外在的统治与政治的程序。因此，道德、宗教以及（让我加上）艺术信念领域的内心世界，只要不包含对于国家实体的明显背叛——用现代的话讲，只要不涉及政治煽动，则对这内心世界横加官方的干涉，便只能意味着对权力的滥用，以及对个人神圣权利的侵犯。因为内心世界的事情无须对国家负责，这是有鉴于“就此类事务而言，人人得自行吁告上帝”。国家当局与人们的见解毫无关涉。那末，人们遇到旁人哲学信念跟他们不同，干吗气得口沫四溅？干吗立即通知给警察？干吗恨得这般杀气腾腾？没有和解的精神，便不可能有真正的人道。“惟有抑制住我们的不宽容，我们方能够和平共处。在达成信仰的统一之前，即便时时出现意见分歧，我们至少还能普遍理解，相亲相爱，和平结合。”

　　这些屠杀，这些污辱了人类之名的野蛮迫害，绝不应由“异端”们负责。他们本是无可指责。不应因旁人的思想和信念，而对他横加责难。这罪孽深重的世界横行着错误的观念，肆虐着狂热的混乱，那般盲目的信仰，那般理论家的急燥，不容许在他们的观念、宗教和哲学之外还有正确的东西存在，是他们才制造着罪恶。卡斯特利奥无情地嘲笑这疯狂的傲慢。“人们确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无误，或可说，他们以虚幻的确定，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无误，而置他人的观点于不顾。残酷与迫害生自狂傲自大，因此虽然如今，观点几乎就跟世上的人数一样多，人却不会容忍任何与自己不同的见解。无一个教派不在谴责其它所有教派，并企图建立至高无上的统治。正是因此，便出现了流放，驱逐，监禁，烧杀和绞杀；也是因此，那些打手们满心莫名的暴怒，他们不懈辛劳，想方设法要将我们的主子感到不悦的观点镇压下去——甚至他们镇压这样的观点，简直说不出个中理由！”一方的冥顽不灵，导致另一方同样的冥顽不灵。精神上的不能宽容，“干残忍勾当的野蛮兽欲，遂导致我们今日所见，哪个死刑犯先发发善心给绞死，而后点火焚尸，会惹许多人勃然大怒，觉得备受侮辱。”

　　惟有一件事情，能将人类从这种野蛮当中拯救出来——那便是宗教宽容。我们的世界之大，容得下许多真理；若是人们心怀友善，便能够和谐同住。“让我们相互宽容罢，让我们不谴责他人的信仰罢。”对异端的追捕绝无必要，一如对观点的任何迫害同样绝无必要。既然加尔文为开脱罪责，恳求王侯们对待异端，要动用烈火与利剑消灭不贷，卡斯特利奥则求告当权者，“更应投身于温和一方，绝不屈从怂恿你谋杀他人的人，因最后审判时他们不会站在旁边帮助你；替自己辩解，他们已是自顾不暇。相信我罢，若是基督依然活在世上，他绝不会劝你杀掉呼告他名字的人，纵然他们在某些细节上面犯了错误，纵然他们偏离了正确的道路。”

　　如同有学术上的问题需要解决，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平心静气，讨论了那一个棘手问题——所谓的异端究竟是否有罪。他将正反两方的理由仔细权衡一通；他要求建一座精神自由的城市，叫那些遭受追捕的可怜人得个避难所。他虽坚信自己的立场，表明其见解的时候却谦卑恭顺；不像那般褊狭的人，活像市场上的小贩，吵嚷着叫卖自己的教条。这些理论大王心胸狭隘，全在布道台上尖叫不停，硬说惟他叫卖的才是真信仰，旁人的全是假货色；惟有借助他的声音他的话，才宣示得出上帝的意志。而卡斯特利奥的回答简单之极：“我绝不对你们说，我是什么上帝遣来的先知，惟是个平常人来自民众中间。我厌恶争论口角，只愿宗教的树立不靠争斗，而靠富同情心的爱；不靠诉诸外表的作为，而靠心灵内部的礼拜。”那般理论大王相互讲话，恰像对学童和奴隶；而人文主义者相互讲话，便是人对于人、兄弟对兄弟。

　　然而，人若真具有人道的精神，目睹非人道的所作所为，便无法不深感震撼。一个诚实的作家，若当时的奇思异想强烈扰乱他的心，他的手便无法继续宁静地阐发教义；若正义的激愤震动他的神经，他的声音也只能颤抖不已。因此，长期而言，对于商培尔的屠杀，卡斯特利奥绝无可能约束了自己，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在那里，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受了莫可名状的折磨而就死地，这是以宗教之爱的名义，学者消灭了学者，神学家杀害了神学家。

　　塞尔维特受折磨的形象，加之对异端的群众性迫害，令卡斯特利奥从书页上抬起眼睛，去寻找是谁煽起了如此暴行，是谁徒然以上帝的虔诚仆人之名，辩解自己的不宽容。卡斯特利奥这样的话，准会令加尔文虎视眈眈：“纵使这些事件骇人听闻，那般罪人的罪过更其骇人。他们披了基督的外衣，倾力奉行不义，还要宣称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基督的意志！”卡斯特利奥清楚，当权者总要诉诸宗教或哲学的观念，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然而鲜血玷污了导致如此暴行的观念，暴力贬抑了它要为之辩护的思想。米圭尔·塞尔维特绝非依据基督的命令被烧死，依据的惟是约翰·加尔文的命令，这该引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奇耻大辱。卡斯特利奥指出：“时至今日，那些自认为基督徒的人，给旁的基督徒以火、水与剑绝不留情地大肆屠杀，所受的对待更惨于杀人犯和强盗，又有谁甘愿做个基督徒？在今天，人若在细枝末节上面跟君临头上的掌权者意见相左，准以基督之名给活活烧死，即便像塞尔维特，在火焰当中亦呼告基督，且大声申明自己笃信基督，亦同样无可幸免。目睹此景，又有谁甘愿礼拜基督？将呼告耶稣的人付之一炬，这岂不比撒旦的所作所为更邪恶？”

　　因此，这可敬的人道主义者觉得，该适时地破除人们的错觉，以为那些殉道身死的人，单因为在智力层面与当时的统治者们有所不同。他看到统治者们总是滥用权力，而他孑然一身，势单力薄，却惟有他支持那些遭受迫害与追捕的人们的事业；于是绝望之余，便放开声音，以一首充满同情的乐章结束自己的吁告：

　　“哦造物主，世界之王！你是否看见了这些？莫非你变到如此地步，如此残忍，如此悖离你的本性？你活在世间的时候，无人能比你更温和，更仁慈，更能够忍受伤害。当你遭鞭打，受唾弃，挨嘲弄，戴荆冠，夹在两个强盗之间钉上十字架，身受如此屈辱，你还要替那些在你身上行恶事的人祷告。莫非你变到如此地步？我以圣父之名恳求你：这真是你的意志？将不懂你教训之伟大的人以水溺死，鞭打得遍体鳞伤，伤口上撒盐，以利剑肢解，以文火烤杀，折磨至死的手段，残忍到无所不用其极——如此种种，是你下了命令，是你做了首肯，哦基督？那般组织如此屠杀的人，那般将你的子民剥皮剁碎的人，真的是你的仆人？目睹这些暴行时人们高呼你的圣名，一如你渴望以人肉为食——此时你真的君临其上？如果你，基督，真下令做了这一切，撒旦将何所为？宣称你会下令做撒旦的恶事，这是何其可怕的渎神！那些事情，惟通过魔鬼的意志和炮制方能够实现，那般人们却将其归诸基督之手，这是何其卑下的狂傲！”

　　只要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仅仅写了《论异端（De haereticis）》一书的序言，或在这篇序言当中只写了这一页，他的名字也能永垂人类的历史。因他的声音如此寂寞；这世界以武器的铿锵压倒了话语的声音，这世界最后的解决手段惟战争一端，像这样的世界，他的祈求要找到知音，几乎是绝无希望。纵使宗教导师和圣者一再申说，对健忘的人类而言，最人道的要求依然必是恢复他们的记忆。卡斯特利奥为人谦逊，他接下去说：“毫无疑问，我绝未讲过前人未曾讲过的话。然而将真理和正义重复宣讲，俾使人们能有所认识，这并不至于多余。”因在每一时代，暴力总会改换面貌重行出现，则坚持精神事业的人们，也必得不断改变与之斗争的方式。他们绝不可借口敌对势力过于强大，转而寻求避难。因需要讲出的话绝不嫌讲得太多，宣示真理也不会徒劳无益。纵然上帝的话语未曾得胜，却毕竟晓示了其永恒的存在；谁在这样的时刻礼拜它，便成了一个光辉的例证，证明恐怖绝不能够控制自由的精神；即便在至为残酷的世纪，人道的声音仍然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