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
作家群与五十年代台湾文学史
作者:应凤凰
作家群与五十年代台湾文学史(1-1)
[一]前言
五十年代作为台湾一个「文学历史时期」,到目前为止,在两岸所出版的文学
史书中,很少得到正面的评价。从较早大陆福建出版的文学史形容这个时期的
文学:『纯是充当国民党当局「反共复国」的宣传工具,完全失去艺术价值』,
到1987年辽宁版台湾文学史将其总结为:『歪曲现实生活…思想内容的概念
化,艺术表现的公式化,…由于这种文学的欺骗性和八股化而逐渐为人所厌』。
即使回到台湾本土评论家写的文学史,引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的句子,他
说,五十年代的文学是:『压根儿不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和人民,…是白色而
荒凉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义关怀』。彭瑞金1991年出版的战后文
学史写道:『反共文学大锅菜式的同质性(公式化),虚幻性和战斗性等反共
文学主张,是它的致命伤,所以尽管它霸占了整个台湾文学发展的空间,文
学的收成还是等于零』。
以上是台湾文学历史分别受到两岸重视的八十年代以降,各史家/史书对五十
年代文学典型的评价。有意思的是,两岸评论家尽管意识形态千差万别,对于
五十年代文学的评价,倒是异口而「同声」,意见相当一致。其一,同样批评
反共文学的缺乏艺术性;其二,同时否定了它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究其原因,不难设想:从大陆研究者的观点来看,对方既是「反」我们的「共」,
岂有好话可说,自然指其为「欺骗性」「颠倒历史是非」。另一方面,从七十
年代末乡土文学论战之后兴起的台湾本土化运动及其提倡者的观点来看,反共
文学只一味热衷于过去的大陆经验,不肯看一眼脚下这块台湾土地,自然没有
资格「立足」于台湾文学史。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批评与论述的形成,都用了一个共同的前提与假设,那就
是,双方都将台湾五十年代文学,简单贴以「反共文学」或「战斗文学」的标
签。这里于是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从1950年到1960年这漫长十年之间,
台湾文坛是否可以仅用「反共文学」一顶帽子加以拢统概括。这种概括之不当,
龚鹏程的论文批评其为一种『简化历史的描述语』。然而,如果不能,在「反
共文学」之外,五十年代还有什么另类文学,或者反「反共」文学作品,同样
也构成五十年代文学的重要一环,而却被前述写史的人所忽略了。
第二,反共文学如何及为何缺乏艺术性,原因何在?是否仅因它是「宣传工
具」,是「意识形态挂帅」,所以就丧失艺术性。这个说法,至少前述两岸评
论家必然是不同意的--因为,不论中国大陆所提倡「为阶级服务」的工农兵文
学,还是台湾本土派所推动的乡土文学,无不主张「意识形态挂帅」。既然意
识形态不是问题,所谓「艺术性」的标准又在哪里?反共文学既主导了一个时
期的文学风潮,究竟它在文学史上,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该如何在这些针锋
相对的意识形态之外,重新评价反共文学,还给他一个较清晰的历史轮廓。
标题:作家群与五十年代台湾文学史(1-2)
以上两个问题正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重点。但在实际作法上,有别于一般著重理
论的论文,本文把焦点落实在文本的阅读上:检视一份横跨整个五十年代,最
受当时知识份子看重的《自由中国》杂志文艺部分,以及另外一份读众极小,
但影响力却细水长流的《文友通讯》。挑选《自由中国》而不挑其他「纯文艺」
刊物的原因,一是因为它的「代表性」--其他纯文艺刊物如《文坛》《革命文艺》
《文艺创作》等,不是由清一色军中作家投稿,近于习作园地,就是官方
色彩太强,例如《文艺创作》的编辑部,乾脆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里头,由国
民党提供全部的经费及预算。
不只它的在野色彩,《自由中国》文艺部分由聂华苓主编,聚集了当时一批具
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大陆来台作家。事实上,四十年后的今天回头看,五十年代
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陈纪滢的《荻村传》,彭
歌的《落月》,都是在《自由中国》发表的,可以说在当时各杂志间,《自由
中国》刊出代表作的比例最高。也因此,研究台湾五十年代文学,绝不可忽略
这份刊物的重要性。
除了刊登最多代表性作品,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它作为一份「杂志」本身
的影响力,也是它被挑来讨论的原因。众所周知,它是五十年代台湾知识社群
最看重的刊物之一;从读者群的质量与角度,不失为衡量一份杂志重要性的客
观标准。可惜八十年代以降,尽管学术圈已出版不少研究《自由中国》的论文,
包括至少一本博士论文,两本硕士论文,大家虽重视《自由中国》的影响力,
然而不是讨论民主宪政的议题,就是它经济与社会的思想,总把焦点集中在它
与战后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上;从来大家就只把它当一份属「反对党」阵
营的先躯性刊物,完全忽略它在文学文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也是本文挑选
它的另一原因。尤其近年出现在学术圈的几篇讨论五十年代及反共小说的论
文,都忽略了「反共文学」作为一个时期的文艺思潮,它的传承关系,特别是
与一群中国五四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关连性。
陈映真在1983年接受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访问的时候,论及台湾文学与政
治的关系时,说:『二次大战后,从《自由中国》时代一直到去年(1982年)
《台湾文艺》改组之前,台湾的文学基本上和党外民主化运动无关』。这话
听起来好像不错,其实是皮相的看法。并不是《台湾文艺》改组成像一份反对
党的文化喉舌刊物,台湾文学就与台湾的党外民主化相关;同样的,也不是小
说家王拓、杨青矗成了美丽岛事件的受难者之后,台湾文学才忽然的与台湾民
主化运动相关。事实上,深层的看,不论现代主义文学或者乡土文学,都与台
湾四十年来台湾社会的民主化相关。
本文的前半部著重于讨论《自由中国》十年的文学轨迹,试把焦点从往昔的单
看其政治经济面,转向它的文学文化面向:根据它已发行的二百多期的文学作
品,加以分期分类,从中追纵其内容与风格的逐渐转变,也藉此突显五十年代
在「反共文学」之外的多样面貌。这份刊物的本身就具备风格不同的作家群,
特别是一群大陆来台的女作家及其作品,不但人数多,产量与质量都令人刮目
相看。
除了作为主导潮流的「反共文学」,尚有这群虽具大陆经验,创作上却与国族
大业毫不相干的女性作者与作品。加上另外一群聚合在《文友通讯》上,只有
本土经验,毫无大陆经验的本省籍作家群,正逐步走向他们的成熟期。这三股
在五十年代各领风骚的写作群,可说已形成台湾主导文化之外的「另类型」或
「反对型」。本文第三部分将回应最近几位学者关于五十年代文学的评论与评
价,包括后殖民理论应用在台湾文学时期的问题,希望藉著类似的对话,使五
十年代文学的面貌更为清晰。
作家群与五十年代台湾文学史(2-1)
[二]《自由中国》文学十年
《自由中国》是一份十六开本,大部分时候只有32页的半月刊,创刊于1949
年11月20日,于每个月的一日、十六日出刊。一直到1960年9月4日,创办
人雷震及主编傅正等人被捕,杂志也因此被迫停刊,发行的最后一期是第二十
三卷第五期(每半年一卷),前后延续了十年九个月又十天,十年多总共出刊
了二百六十期。
《自由中国》原筹备于1949年初的上海。当时国共内战方酣,中共几乎控制
了整个长江以北,雷震、胡适、杭立武、王世杰等人商议想发动一个「自由中
国运动」,希望以自由主义为旗帜来号召反共。谁知不多久中共大举渡江,国
民党节节败退逃到了台湾,胡适也从上海去了美国。这也就是《自由中国》创
刊号上,编者说的「原计划要办一份日报,但因种种困难,未能实现,后来改
变计划,一方面印行自由中国丛书,一方面在各地报纸同时刊登时论专论」,
同时出版这份定期刊物,可知创办者当初的企图心及作法,规模原要比光办这
份薄薄的杂志大很多。创刊之初,挂名的「发行人」胡适,此时人在美国,还
不知道自己当了发行人。杂志的真正主持人是雷震,每期印在封面的社址:台
会」的「主编」,根据文艺部分主编聂华苓的回忆,情况是:『雷震经常在他
北市金山街一巷二号,就是雷震自己的家。至于封底每期都只印著「编辑委员
会」的「主编」,根据文艺部分主编聂华苓的回忆,情况是:『雷震经常在他
书房工作。我们四、五个职员在靠近大门的一间屋子办公』。
雷震曾经是国民党资深的,担过重任的核心党员,如果不是自讨苦吃办《自由
中国》杂志,很可以舒舒服服当他的「大官」。1897年出生的雷震浙江长兴
人。1919年考取公费留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毕业,专攻宪法,
1920年加入了国民党,历任国民党政府重要职位,如抗战前后曾主持国民参政
会,制宪国民大会等机构的秘书行政工作,内战期间也曾代表蒋介石参加国共
和谈,与当时各党派政治人物关系良好。
作家群与五十年代台湾文学史(2-2)
至于在台湾十年间《自由中国》编辑部的组成份子,前后十人左右,其中有台
大中文系教授如毛子水,有国民党官僚:曾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也有在台大
哲学系教逻辑,血气方刚的殷海光,后来是傅正。『这样一个组合所代表的意
义,就是支持并且督促国民党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
会』。而与本文关系更密切的,则是一直主编文艺部分的聂华苓。1925年出
生的她是湖北人,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英文系。1949年到台湾不久,即进入
杂志社任编辑以迄停刊,这期间除了写作,也在几个大学兼课。杂志停刊后,
1964年赴美,隔年与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创办「国际写作计划」
组织。
《自由中国》自创刊号起,每一期都在极明显的位置,刊出四条『宗旨』,其
中第一条是:「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
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第二条
提到要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最后一
条说:「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这四条宣
言还是胡适的手笔,1949年在搭往美国的船上写了寄给上海雷震的。基于如
此宗旨,杂志时常刊出的「徵稿简则」是这样的:第一,「凡能给人以早日恢
复自由中国的希望,和鼓励人以反共的勇气的文章,都为本刊所热烈欢迎」。
第三条是:介绍世界各国反共的言论,书籍与事实的文字。第六条:「其他反
极权的论文,谈话,小说,木刻,照片等」。这些徵稿原则正好准确地说明
了以后十年《自由中国》这份刊物的内容与性质。根据上述的徵稿原则,我们
看得很清楚,第一,《自由中国》是一份意识形态十分强烈,「反共」意识极
为明显的刊物。第二,他出刊期间的十年,正好横跨整整一个五十年代--也就
是国民党政府刚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从动荡到安定的最初十年。
第三,虽然以政治及思想为重,但每期都以醒目的标题,刊登至少一至三篇文
艺作品,从未间断(每期以十篇左右的文章计,文艺作品刊登的比例,约占总
量的百分之十五到三十之间)。也就是说,十年间二百六十期,登出约三百篇
文学作品,包括八部中长篇小说,三部剧本,及其他新诗、短篇小说、抒情散
文、文学理论、书评等不同文学类别的文本,隐隐然呈现五十年代台湾一个文
化层次的风貌,文学历史的缩影。目前几本文学史论及五十年代,都太偏重国
民党「文艺奖金委员会」颁发多少奖金,生产多少反共小说等「官方」资料。
事实上,官方的奖项固然有鼓舞作用,民间杂志的提倡,未尝不也是反共文学
生产的源头。
作家群与五十年代台湾文学史(2-3)
下面把《自由中国》十年文学历程分成「前中后」三期,不只为了叙述上的方
便,也配合杂志本身整体内容的转变,以便互相对照。事实上,杂志内容也随
著台湾的社会环境与国际局势而转移:在杂志的「前期」,从1949到1952年
底的两年间,台湾局势仍岌岌可危,美国似乎又袖手旁观,国民党心存改革,
《自由中国》也大力配合著宣扬反共,双方关系良好,属利害与共的密月期,
杂志也得到政府的经费补助。
「中期」的五年,即从1953年初,到1957年底,正在韩战爆发之后,台湾的
安全由于第七舰队的维护,已高枕无忧,国民党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专制,杂志
便也渐渐由支持转为批判。这个时期杂志内容著重于内政的改革,尤其偏重宪
政的改革。文学部分则数量与质量都达到整个十年的高峰期。
「后期」从1958年起。1957年台湾举行地方选举,贿选的行为很引起民众不
满,杂志又从批判的角色再一变,转为反对的立场;除了文字上提倡成立反对
党,发行人雷震也积极结合本省政治精英,参与实际的社会运动,才导致入狱,
终于使杂志关门。而这时的文学也进入「西化」时期,不论诗或小说都有大量
的美国来稿。各期作家群先简列大纲如下:
前期--陈纪滢、金溟若、朱西宁(小说)
中期--司马桑敦、林海音、聂华苓(小说)
吴鲁芹、陈之藩(散文);余光中(诗)
后期--徐□、于梨华(小说);周策纵(诗)
作家群与五十年代台湾文学史(3-1)
◎前期(1949\11\20~1952\12\16)
十年中只有创刊之初的这段时期,文学作品的「反共」意识形态最为浓厚,刊
的几乎是清一色,单刀直入的反共小说,艺术技巧比较低。撇开意识形态不谈,
创刊后至1952年底,即最前面的三年馀总共(七卷)75期,整个文学的质与量,
也是前中后三期中成绩最差的,这种情况可能与此一时期还没有一个专责的文
艺主编有关。聂华苓是在《自由中国》工作了一两年之后,有一天雷震在报纸
上看到她居然也能「写文章」,才跑去请她改当编辑,「特别负责文艺稿」的。
[陈纪滢.金溟若.朱西宁]
这个时期占最大「面积」的,要数陈纪滢以及他的长篇小说《荻村传》。说他
最占面积,不只因为长篇从1950年4月初刊到10月底,整整连载了十四期,
还因为作者这个人是当时文化生产领域里的大「资本家」--他除了因为大陆时
期在东北当过副刊主编,因此爱写些与中国东北作家或左翼文坛交游的文章
(如「萧军之死」1951\10\16),本身又坐享终身职「民意代表」的乾薪;1950
年国民党文宣部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他当了理事长;在纸张极缺的五十年代,
还自己经营一家「重光文艺出版社」,大批出版自己各类作品。《荻村传》主
角傻常顺儿的个性及故事背景,除了土共来了以后的段落,模仿鲁迅《阿Q正
传》的痕迹实在太明显,而其主题精神与艺术深度都差鲁迅原作甚多,但在那
时不但很少人批评,还能翻译成英文出版。
若就文类来看,此一时期刊登数量最多的仍然是短篇小说。技巧较突出的,有
充分继承中国三十年代写实精神的金溟若作品:「歧路」(1950\12)与「筛」
(1951\5),后者还是以当时台湾社会为背景,批判性相对较强的小说。金溟
若是五十年代很突出,却不知为何一直被评论家冷落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
品多出现在杂志早期;短篇「筛」特别引人注目,不只因为小说背景不在大陆
而在台湾,更因为主题的尖锐性。「筛」里面细腻刻画了几位刚「流落」到台
湾社会的失意政客,正削尖了头要钻营进政治中心的种种窘状,小说藉此呈现
一票大陆知识分子依旧不能脚踏实地,虚假浮夸的共同性格,也趁此批判这批
人在中国土地上惨败的原因。金溟若以「筛」为题,寓意于「大时代」的考验,
有如一张无形的过滤网,执迷不悟或品质低劣的知识份子,只好被大时代淘
汰。金溟若,本名金志超,浙江瑞安人,1918年生,1970年去世。童年随
父东渡日本,求学于东京;回中国后毕业于上海大学,来台后一直在教育界服
务,曾翻译不少日文作品。他是曾任人间副刊及《当代》主编金恒炜的父亲,
七十年代出版有小说集《白痴的天才》。
作家群与五十年代台湾文学史(3-2)
朱西宁早期道地的反共短篇也在此时开始发表:「糖衣奎宁丸」(1950\12)
「拾起屠刀」(1951\6)与「火炬的爱」(1952\3),「何处是归宿」(1952\5)
等,在那时很快能结集成书,且获得评者一致的赞美。如司徒卫的书评说:『他
是一个军人,一手拿笔,一手握枪,在两方面他都是真真实实的战士』。陈
纪滢推崇其为新文学创作「一枝奇葩」的书评也刊在《自由中国》(1952\8\1),
书且在他开办的出版社出版。朱作品的特色,人物及对白很鲜活生动,故事
的社会与环境因素却一片模糊;同样写实小说,这是他与中国三十年代左翼作
家如茅盾、巴金等最不同的地方。如果他的小说可称是「反共」的典型之作,
那么这种小说的要素之一,便是极尽所能描绘共产党人的狰狞面目,越恐布越
没有人性越好,朱最喜用的手法是「性暴力」,只要有共产党员出现,一定有
强奸少妇或女学生的情节;因而书名虽用「爱」字,其实是「一本充满仇恨与
愤怒的书」。但这部书大概是后来让朱西宁「深悔少作」的作品,以后他一
直没肯重印,至今已绝版多年,因此读过的人不多。
这段时期还刊了三部反共剧本,一些回忆性的文章,其中最教人印象深刻的是
段永兰写「我的父亲」一文:虽是回忆性悼念亲人的散文,却写得诚挚细腻,
十分动人。作者的父亲同雷震一样,也曾是国民党的高干;从一个角度看,此
文写活了一个负责的,俭朴的,实事求是的政府官员的面貌,但从另一个角度
看,这种人既是国民党中的少数,我们何尝不感同身受一个孤独的爱国者无力
回天,悲凉无奈的一面。除了上面提到的陈文之外,另有两篇文学类的书评
文字,一是殷海光评梁实秋的《雅舍小品》(1952\2),一是梁实秋评余光中
诗集《舟子的悲歌》(1952\4)。三篇书评正好诗散文小说各一,多少显露了
五十年代文学初期《自由中国》与当时主流作家作品的深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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