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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末代封建王朝（清）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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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房中理论与人口理论 清代的性学理论与明代相仿，也主要是通过“种子”、“求嗣”等医学论述和 结合养生理论而发展的。在严酷的封建礼教的重重压制下，在性禁锢和性封闭的压 制下，性学依附统治阶级感兴趣的、社会大众较能接受的一个或几个领域，才能获 得生存权，也才有一些发展的可能。在清王朝统治的２６０多年中，道教似乎处于 一种衰微的境地，像明代张三丰那样著名的道教人物在清代没有，房中理论结合道 教的也很少。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清代人口的迅速增加，和性、生育有密切关系 的人口理论有了明显的发展，这是这个时期的一大特点。 一、“种子”术与房中养生术 清代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与代表著作主要是： １．《产科心法》 为清代名医汪朴斋所著。汪为清代名医，新安人，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是“歧黄 名家，凡经诊治者虽毙亦能救之，大江南北推为扁鹊复生”。他工于妇科，到了晚 年，总结一生行医经验，写成此书，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盖竭数十年研究 之功，用之取效，悟于心而应于手者”，可见其中多为实践经验。全书分为四个门 类：种子、胎前、临产、产后。其中“种子门”中有一些涉及房室生活的内容： 大凡难得子者，病有四件：其一，气不足。临事必不能远射，不射则精不入子 宫，精不入子宫孕从何来？且气旺则能生精，气虚则精必少。其二，精薄。血虚则 精必薄，薄而不凝结何能成孕？其三，不恋场。设遇房事， 未及入门，精已泄；或既入门，未战数合即出矣。子宫尚未启门迎接，女兴方 起，男兴已尽，将何物以结胎？其四，精寒。精既寒冷，投入必不凝结，盖阴阳交 合，必阳精热、阴户暖，二人相火并旺，性志合于一处，一交一受，自能成胎；如 春暖则万物发生，冬冷则万物消索，此天地阴阳、自然之理也。人有前四者之病， 故难于子嗣矣。 以上只是一些原则论说，但书中又援引了《种子歌》，加以具体的解释、说明 与指导： “三十时辰二日半，二十八九君须算，落红满地是佳期，金水过时空霍乱。空 霍乱兮枉施工，树头树底觅残红。要知落花先结果，何愁桂子不成丛。”此诗古书 皆有，但未详解，予特为之发明：盖三十时辰，本是两日半，但从经行之时记之， 在三十个时辰之外，即可端正行事，三十时辰之内，切勿乱动，动则妇人作病，故 曰二十八九君须算，言尚未过三十时辰不宜行房事耳。落红满地是佳期，言已过三 十时之外不必待其红尽即当种子矣，则四十时亦可。人每待其红净而后交合，则子 宫已闭，或未闭而受孕者，定是女胎，故下文明言曰：金水过时空霍乱，空霍乱兮 枉施工，树头树底觅残红。此发明必带残红未尽时，精入尚有残红，包裹而成孕； 红尽则子宫空虚，多难停留，只惟年壮血旺妇女，或者新血立至。然必是女胎何也？ 予曰：此即血冲精，精被冲开，血反入内，合成离卦之象也。人之成胎，不过精血 二物，一刻间而凝结，交至极乐之候、精泄之时，已成胎未成胎，男女自有知觉之 妙，俱在心神精气共到之候。若耳听别处，则不成胎，何也？以其心神不到之故也。 诗之后联云：要知落花先结子，何愁桂子不成丛，亦言不必待尽之意，试看荷花、 凤仙、石榴，一切结果之花，花瓣未尽落，而中心先已结子矣。然其诀仍宜于半夜 后，交子时阳分种之，定是男儿。且夫妇睡至半夜，均得温暖，气血和匀，斯时交 合，稳得麟儿；再若遇妇人行经在月半前更妙。予常以此法传人，多得子矣，应验 如神。 以上这首《种子歌》在古代甚为著名，胡文焕著《类修要诀》中也有引述，列 为《螽斯秘诀》第一条，但文字略有不同。汪朴斋在《产科心法》中结合自己的实 践经验加以引申、说明，比较透彻，且有新意。 ２．《妇科玉尺》 编撰者沈金鳌，清无锡人，字芊绿，廪贡生。他博学多才，好学不倦，曾从华 希闵治《诗经》、《尚书》，从秦蕙田治《易》，从顾栋高治《春秋》，著《尚书 随笔》等书。晚年潜心于医学，自号尊生老人，著《沈氏尊生书》、《妇科玉尺》 等。 《妇科玉尺》共六卷，分为求嗣、月经、胎前、临产、小产、产后、带下、崩 漏、妇女杂病九篇。每篇先作综合叙述，凡属各该门的征候，已具概要；次列脉法； 再次就该门举出主要病症，录述前人的理论与治法，或详或略，切合实际需要；最 后汇录方剂，以备随症采用。此书的特点是，分析、归纳十分精辟，阐述具体、实 际，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有新的发挥。 该书的“自序”虽然与房中理论无关，但从环境影响、心理变化来分析妇女的 病原，与前人相比是很有新意的。他说： 尺者划分寸，量短长，取其准也。尺而以玉为之，分寸所划，坚久不磨，尤准 之准也。余窃思短长之数，必取准于尺，于物然，于病亦然，于妇女之病更无不然， 何则？妇女深居闺房，则情不畅；妇女见地拘局，则识不开；妇女以身事人，则性 多躁；妇女以色悦人，则心偏妒。稍有不遂，即为忧思，忧思之至，激为怨怒；不 知忧则气结，思则气郁，怨则气沮，原则气上，血随气行，故气逆而血亦逆，血气 乖争，百疫于是乎作。及其疾作，又苦不自知，即或知之，而幽私隐曲，又不肯自 达，且多掩蔽；于是其家一委之医，医一凭之脉，而此翕翕跳动之脉；欲借以测妇 女幽私，达妇女隐曲，毫厘千里，贻祸不小，岂非妄意揣度，而未知用玉尺以量之， 且用玉尺以求得其准乎？ 在该书卷一“求嗣”门内，有不少内容与房事有密切关系，而作者是从“种子” 的角度，引用前人理论，并加以论述的。作者首先指出：“求嗣之术，不越男养精、 女养血两大关键，盖男精女血，因感而会，精成其子，万物资始于乾元也。”至于 如何养精，他阐述道： 养精之法有五。袁了凡云：一须寡欲，二须节劳，三须息怒，四须戒酒，五须 慎味。 盖肾为精府，凡男女交接，肾气必为震动，肾动则精随以流，外虽未泄，精已 离宫，未能坚忍者，必有真精数点，随阳之痿而溢出，故贵寡欲。 精成于血，如目劳于视，则血于视耗；耳劳于听，则血于听耗；心劳于思，则 血于思耗。吾随事节之，则血得其养，故贵节劳。 肾主闭藏，肝主疏泄，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原则伤肝， 而相火动，动则疏泄者用事，而闭藏不得其职，虽不交易，亦暗流而潜耗，故贵息 怒。 酒能动血，人饮酒，则面赤、手足红，是扰其血而奔驰之也。血气既衰之人， 数月保养，精得稍后，然使一夜大醉，精随荡矣，故贵戒酒。 浓郁之味，不能生精，淡泊之味，乃能补精，盖万物皆有真味，调和胜，则真 味衰；不论腥素，但煮之得法，自有一段冲和恬淡之气。盖人肠胃能啖食谷味，最 能养精，故贵慎味。此其大要也。 在“求嗣”门中，沈金鳌总结了古人的一些理论，并加以解释、说明。他引用 一首性歌诀：“玉湖须浅泛，重载却成忧。阴血先参聚，阳精向后流。血开包玉露， 平步到江洲。”他认为所谓“浅泛”，即《素女经》中所谓“九浅一深”之法，因 为男女行房，“浅则女美，深则女伤”，这就是“重载即成忧”的道理。对此，又 具体阐述道：“《养生经》云：交合之时，女有‘五伤’之候”，这“五伤”是： 一者阴户尚闭不开，不可强刺，刺则伤肺。二者女兴已动欲男，男或不从，兴 过始交，则伤心，心伤则经不调。三者少阴而遇老阳，玉茎不坚，举而易软，虽入 不得摇动，则女伤其目，必至于盲。四者经水未尽，男强逼合，则伤其肾。五者男 子饮酒大醉，与女交合，茎物坚硬，久刺不止，女情已过，阳兴不休，则伤腹。五 伤之候，安得有子？ 为了使夫妻房事达到完美的境界，作者提出，交合之前要相互激发性欲，男要 做到“三至”，女要做到“五至”： 男子“三至”者，谓阳道奋昂而振者，肝气至也。壮大而热者，心气至也。坚 劲而久者，肾气至也。“三至”俱足，女心之所悦也。若痿而不举，肝气未至也， 肝气未至而强合，则伤其筋，其精流滴而不射矣。壮而不热者，心气未至也，心气 未至而强合，则伤其血，其精清冷而不暖矣。坚而不久者，肾气未至也，肾气未至 而强合，刚伤其骨，其精不出，虽出亦少矣。此男子求子所贵清心寡欲，以养肝、 心、肾之气也。 女子“五至”者，面上赤起，眉靥乍生，心气至也。眼光涎沥，斜视送情，肝 气至也。低头不语，鼻中涕出，肺气至也。交颈相偎，其身自动，脾气至也。玉户 开张，琼液浸润，肾气至也。五气俱至，男子方与之合，而行九浅一深之法，则情 洽意美。 作者又分析了女子达到性兴奋的表现，归纳为“五候”： 娇吟低语，心也。合目不开，肝也。咽于气喘，肺也。两足或屈或伸，仰卧如 尸，脾也。口鼻气冷，阴户沥出粘滞，肾也。有此“五候”，美快之极。男子识其 情而采之，不惟有子，且有补益之助。 现代性科学认为，男女性交，出自三种目的或需要：一是快乐，二是健康发展， 三是生儿育女。古人在封建礼教影响下，否定了快乐的需要，特别是否定了女子快 乐的需要，否则就是“淫女荡妇”；片面夸大了生儿育女的需要，“为后也，非为 色也”；有时又加上了一个“养生”、“采补”的需要。由于观念上的限制，由于 论述要被社会所接受，一些医学家论及房中术时，多从“求嗣”的角度讲，尽力往 这方面拉。但是实际上，男女求得性快乐的需要是否定不了的，自然产生的，甚至 是首位的。这种情况在以上论述中也有自然流露，如“情洽意美”、“美快之极” 等等。最后，又往“不惟有子，且有补益之助”上靠了一下。 在这一著作中，很强调“男女情兴”，这十分符合现代性科学中强调的要有“ 性前嬉”，男女双方要充分进入兴奋期后才能性交的原理。例如： 男女情动，彼此神交，然后行之，则阴阳和畅，精血合凝，有子之道也。若男 情已至，而女情未动，则精早泄，谓之孤阳；女情已至，而男情未动，则女兴已过， 谓之寡阴。《玉函经》云：孤阳寡阴即不中。譬诸鳏夫及寡妇，谓不能生育也。 《妇科玉尺》又探索了何种体质的女子不宜于生育的问题： 万全曰：骨肉莹光，精神纯实，有花堪用，五种不宜。一曰螺阴，户外绞如螺 蛳样旋入内。二曰文阴，小如筋头，只可通溺，难为交合，名曰石女。三曰鼓花， 头绷急似无孔。四曰角花，头尖削似角。五曰脉，或经脉未及十四而先来，或十五 六而始至，或不调，或全无。——此五种无花之器，不能配合，焉能结成胎孕也哉？ 此书对女子在什么情况下易于受胎，也作了一些总结，内容与前人大致相仿， 例如： 妇人血经方绝，金水才生，此时子宫正开，乃受精结胎之候，妙合太和之时， 过此佳期，则子宫闭而不受胎矣。男女之分，各有要妙存焉。如月信方绝，一三五 日交合成男，二四六日交会成女，过此不孕。（鳌按：过期则子宫闭而不受胎，非 子宫之闭。子宫之气闭也。） 该书又引用陈士铎的论述说：“凡男不能生子，有六病；女不能生子，有十病。 ”这男子“六病”是：“一、精寒也；二、气衰也；三、疾多也；四、相火盛也； 五、精少也；六、气郁也。”女不能生育的“十病”是：“一、胞胎冷也；二、脾 胃寒也；三、带脉急也；四；肝气郁也；五、痰气盛也；六、相火旺也；七、肾水 亏也；八、任督病也；九、膀胱气化不行也；十、气血虚而不能摄精也。” ３．《女科要旨》 撰者陈念祖，字修园，乾隆举人，精于医，有《本草经读》、《伤寒论注》等 书共四十八种，其共同特点是取材精当，浅近易懂，因而一向为初学者和临床医生 所喜阅，《女科要旨》就是其中之一。全书分四卷，主要内容为：调经、种子、胎 前、产后、杂病、外科。其中调经、种子、胎前诸篇，是作者以自己的见解兼融各 家学说而写成，并采取了问对体裁，文字深入浅出，有不少内容涉及房事。 作者十分反对那种“无子而诿于天命”的说法，认为求嗣在人而不在天，其中 有男女双方的体质问题，也有时机与方法问题。他说： 兹幸拜名师，于百年中而得有秘授焉。一曰择地，二曰养种，三曰乘时，四曰 投虚。地则母之血也，种则父之精也，时则精血交感之会也，虚则去旧生新之初也。 余闻之师曰：母不受胎者，气盛血衰之故也。衰由伤于寒气，感于七情，气凝血滞， 荣卫不和，以致经水前后多少，谓之阴失，其道何以能受？父不种子，气虚精弱故 也。弱由过于色欲，伤乎五脏，脏皆有精而藏于肾，肾精既弱，辟之射者力微，矢 枉不能中的，谓之阳失，其道何以能种？故腴地也不发瘠种，而大粒亦不长硗地， 调经养精之道所宜讲也。 作者又十分重视行房的时机，他说： 诚精血盛矣，又必待时而动，乘虚而入。如月经一来即记其时，算至三十时辰， 则秽气涤净，新血初萌，虚之时也，乘而投之。如恐情窦不开，阴阳背驰，则有奇 砭纳之户内，以动其欲，庶子宫开两情美，真元媾合，如鱼得水，虽素不孕者亦孕 矣。此法历试历验，百发百中者也，岂谬言哉！ 作者又引用袁了凡的话说： 天地生物必有絪缊之时，万物化生必有乐育之候。猫犬至微，将受娠也，其雌 必狂呼而奔跳，以絪缊乐育之气触之不能自止耳，此天然之节候，生化之真机也。 凡妇人一月经行一度，必有一日絪缊之候，于一时辰间，气蒸而热，昏而闷，有欲 交接不可忍之状，此的候也。此时逆而取之则成丹，颇而施之则成胎矣。 作者又谈到怀胎而审男女之法： 及其既孕，欲审男女，行以父生年一爻在下，母生年一爻在上，后以受胎之月 居中，或遇乾、坎、艮、震，阳象也，则生男；或遇巽、离、坤、兑，阴象也，则 生女，有可预知者焉。呜呼，始而无子者，非天也，人自戕其天也；已而有子者， 亦非天也，人定可以胜天也。以上这些怀胎审男女的道理，有待科学验证。但是有 子无子非定于天、“人定可以胜天”的思想，则是非常正确的。 ４．《勿药元诠》 撰者汪昂，清代名医，休宁人，寄籍丽水，号讱庵。他好集医方，著有《本草 备要》、《医方集解》、《灵素类纂》等。 本书全书一卷，主要记述导引、气功、摄养等防病健身方法，某些常见病的预 防，以及饮食起居诸方面应当注意的问题。书中有《色欲伤》一篇，专论房事太过 所造成的损伤，其文曰： 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女人二七而天癸至，交合太早，斫丧天元，乃夭之由。男 子八八而天癸绝，女人七七而天癸绝，精血不生。入房不禁，是自促其寿。算人身 之血，百骸贯通，及欲事体，撮一身之血，至于命门，化精以泄。夫精者，神倚之 如鱼得水，气倚之如雾覆渊，不知节啬，则百脉枯槁。交接无度，必损肾元，外虽 不涉，精已离宫，定有其精数点随阳之痿而溢出，如火之有烟焰，岂能复返于薪哉！ 汪昂的论说与明代万全所论基本一致。其要点有三：一是指出早婚有害；二是 说房事不节则损伤肾元而短寿；三是认为精已排出则不能复返，所以还精补脑之说 不可信。汪昂的这些论述是有相当的科学道理的。 ５．《养病庸言》 清代沈嘉树撰，是一部养生著作，其中有不少论述房事养生的内容。沈嘉树是 一位豪资殷富的封建士大夫，妻妾盈室，生活上养尊处优。年轻时由于不注意节制 房事，弄得疾病缠身，所以他十分重视房中养生的研究。此书就是他切身体会的总 结。 在书中，他特别强调夫妻性生活和谐是双方感情融洽的表现，但夫妻感情越好， 性生活就越要有节制，要考虑长远，不能只图一时之快，否则就是“爱之适以害之” 了。他认为： 凡人所以与妻妾相狎暱者，为其互相爱也。然我爱妻妾，必欲弄得精髓枯竭， 缠绵床蓐，使妻妾劳于服事，瘁于担忧，卒之不免于奄然物化，又俾妻妾做孤鸾单 凤，一生一世，酸苦伶仃，是非特不爱之，而适以害之矣。妻妾爱我，必欲陷我于 死，亦不爱我实甚，而害我实甚。以上两层念头，常摆我心上，作镇心之宝，又时 常讲解于妻妾，则己之欲固不戢而自消，而妻妾之心亦恍然省悟。 凡夫妻同寝，彼此都一毫不动欲念，互相抱持而睡，则阴阳之正气互相感受， 互相调剂，极有益处。欲念一动则败矣。 凡人享艳福者，身体必不健，享年或不永，以其情好太笃，精气受戕太盛，抑 亦造物者勒其福也。慧心人觑破此旨，偏与造物争权，老寿之福从此而半，不亦休 与！ 作者在书中又指出，在健康不佳或生病的情况下，更应禁绝房事，最好是独宿。 他说： 老子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玉体横陈，肉薄相接，除是圣贤仙佛，方能不 动心，下此则当之而靡矣。故养病必服独宿丸，旦必独宿，且导引之功可施也。妻 妾虽正色，然亦要格外节制，格外矜严。 盖病人相火必动，不可更见女色也。相火旺时，即不接女色，心亦要动，此时 惟有想女色旁边都是夜叉鬼物，万枪利刃，森罗布列，等我到彼，就要动手。若撄 其锋，顷刻殒命，则心可惧思返。 以上这些论述，所提倡的方法似乎有些消极，但节制情欲的观点则是正确的。 此外，还有许多流传民间的秘方、笔记，都和养生、“种子”有密切关系。例 如康熙年间的手原本《古今秘苑续录》，这实际上是一本古代的生活日用大全，其 中的“得子神方”云： 用白鸡乌骨蛋一个，真蕲艾一撮，井水一大碗，放小铜锅内，煮极熟，候妇人 经水初至，黎明时淡吃一枚，仍少睡片刻。如经色淡红者，每日吃一枚；若经色赤 红者，间日吃一枚，经止即不必吃。服至三月后，即受孕，且多生男子。 又如“合卦算胎法”云： 凡算男女胎法，以父生年为上爻，母生年为下爻，受胎月为中爻，遇一三五七 为阳，二四六八为阴，画成一卦：遇乾坎艮震为男，巽离坤兑为女，百不差一。若 算男生女，算女生男，定多夭亡。 又如“治梦遗法”云： 临卧时，以左手搓脐，二七，右手亦然，复以两手搓胁，摆摇七次，咽气纳于 丹田，握良久乃止，屈足侧卧，永无走失矣。 这方面的资料流传至今的不少，其中的思想、方法是否科学，均有待验证。但 是它反映了当时的流风，则是值得注意的。 除了以上所介绍的这些资料以外，在房中书方面，清朝末年值得一提的是叶德 辉。他十分博学，经学、律法、考据、碑版、摹印、金石、书法、占卜等许多方面 都有造诣。他藏书丰富，嗜书如命，在书架上贴了一张纸条：“老婆不借书不借”， 宣称他只有老婆和书这两样决不借给别人。他在书中夹着春宫图，认为能防火，因 为火神是女神，见了春宫图就会羞而却步。可是，他在政治上很保守、顽固，一贯 反对新生事物，反对改革与革命，１９２７年因为攻击长沙的农民协会，被斩首示 众。他酷爱收集古代医书，他从《医心方》和其它医书中原录出《素女经》、《素 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等五种中国古代的房中术著作，连 同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残卷，于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４年间 刻入了他的《双梅景闇丛书》中，而且在序、跋中对这些古籍作了一些说明和考证 工作，这些工作至今看来仍不失为有益的。 叶德辉在对古代性学书籍整理出版的过程中，发现自古以来的性学书籍都以一 定的方程式撰写，最主要的是几乎每本书都有六大内容： 一是两性交合是宇宙、天地间的大事，对健康的重要性，性伴侣之间关系和谐 的重要性； 二是对性前嬉的描述； 三是对性交过程的描述，如何运用各种姿势与技巧以达完美的境界； 四是生子、怀孕、优生、抚育法；五是性治疗； 六是对性的食补、食疗。 以上内容都和人类健康与发展有很大关系，叶德辉在整理性学古籍的过程中也 是以此六式作为导向的，这也是我们研究性学古籍需要牢牢把握的六个方面。 二、节制生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性——生育——人口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家庭或家族来说，考虑的是 子嗣、后代；对社会来说，考虑的是社会总人口。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 就是最基本的劳动力，如果人丁不双梅景闇丛书谭延署兴旺，无论是家庭、家族还 是社会都很难发展，很难兴旺发达。 因此，综观中国历史，几乎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都采取了休养生息、鼓励生产、 推行早婚、奖励生育的政策，于是，人口有所增加，生产有所发展。但是经过一个 时期以后，社会基本矛盾逐渐激化，统治阶级对民众过重的剥削、战争、动乱与灾 荒又使人口大减。人口增加，减少，再增加，再减少……整个社会就处于这样一个 曲折的、波浪式的发展过程中。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个问题，例如南北 朝时的周朗认为，增殖人口是建国之本，“凡为国，不患威不立，患恩之不下；不 患土之不广，患民之不育”。他还认为，长期的战乱、苛政严刑、徭役繁重，造成 “破国则积尸竟邑”，“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举”，“妻老绝嗣”，因而使人 口减而不增。 我国古代的人口状况也确是如此。据徐宗元所编《帝王世纪辑存》记载，夏代 总人口为１３００多万人。直到西周，人口并无多大增长，周公相成王时（约公元 前１０２４年）人口为１３７１．４９２３万人，只比夏禹时多了约１６．１万人。 到了东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６８４年），人口反下降到１１８４．７万人。 战国时期的人口很难统计，据《帝王世纪》的作者皇甫谧的估算，战国初年列国人 口相加，总数约１０００余万。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据范文澜的估算，人口 约有２０００万。可是秦末大动乱，到西汉建立之初，户口仅剩下十之二三，幸存 者大约只有六七百万人。随着西汉政权的加强和发展，到了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２年），全国在籍人口达到了５９５９．４９７８万人，这是汉代人口的顶峰数字。 可是，到了东汉末年的大乱以后，三国时期全国在籍人口又锐减为７６７．２８９ １万人。西晋太康元年（公元２８０年），全国在籍人口有所回升，总数为１６１ ６．３８６３万人。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６０６年）时，全国在籍人口达到４６ ０１．９９５６万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７５５年）为５２９１．９３０９ 万人。但经过唐末与五代十国的大乱，到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９７６年），全国 在籍编民仅３０９．０５０４万户，如以每户平均５人计算，也只有１５００多万 人。至宋徽宗大观四年（公元１１１０年），全国在籍人口为４６７３．４７８４ 万人。元末人口大减，至明万历六年（公元１５７８年），全国在籍人口为６２０ ０万。 由此可见，在中国明朝以前，全国人口最多只达到五六千万，而且上下起伏很 大。到了清代，清王朝十分注意增殖人口，如康熙五十一年（公元１７１２年）， 清廷正式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清雍正元年（公元１７２３年）采 用“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的办法改革赋税制度，即将原来的全部丁银（人 头税）摊入田亩之数内征收，这实际上取消了自秦汉以来一直实行的人头税制度， 十分有利于繁殖人口。 清朝初年，人口也不过几千万，但由于实行了以上措施，同时也由于社会生产 力的不断发展，全国在籍总人口到了乾隆二十九年（公元１７６４年）就增至２． ０５６亿；嘉庆十七年（公元１８１２年）又增至３．３３亿多；道光十四年（公 元１８３４年），再增至４．０１亿多；到了光绪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０１年）， 又增至４．２６亿多。 在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中、前期，由于人口凋零，徘徊不前，许多学者 都撰文强调蕃衍人口的重要，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个别有远大眼光的学者也看到了 问题的另一面。例如战国时期的韩非就提出，人口太多是导致贫穷的原因之一。他 说：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 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 多，与有五子，大父（祖父）来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 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目睹当时人口迅速增殖的情况，也提出了“生人之率， 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以提醒世人注意这个问题。 明朝的通俗文学家、“三言”和《情史》的编撰者冯梦龙也敏锐地看到了人口 剧增给社会造成的威胁。他在《太平广记钞·古元之》一文的批语中写道：“不若 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 养之？” 到了清代，全国人口已经上亿而且急增至三四亿的情况下，提倡节制生育思想 的学者就更多了，例如： 著名的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洪亮吉指出目前人口增长过快，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问 题。他在《洪北江诗文集·治平篇》中写道：“治平既久……其户口则视三十年前 增五倍焉，视六十年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这样， 就会导致物质生活资料紧张，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他说：“高、曾之时，隙地未尽 辟，闲廛（空房）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加一倍而已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造成“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 ”他还说，假定一对夫妇“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则比较富裕；到了儿子 一代，变成“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则衣食“仅仅足”；再到孙子一代， “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则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必不敷矣”。他又说：“ 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忧也”。应当指 出的是，以上说法把人口看成是一个变量，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却是静止不变的。 实际上，后者也在发展提高之中，但往往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且有些因素如 耕地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 洪亮吉认为，人口过多会使物质资料紧张，从而使物价上涨。他在《洪北经文 集·生计篇》中说：“五十年以前（乾隆初年）吾祖父之时，米以升计者，钱不过 六、七，布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现今人口大为增加，而田地货财却没有 多少增长，“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 于是，“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 这样，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加上大批失业，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他在同书中说： “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十倍于前”，如果再有天灾人祸，有些人就会 铤而走险，为非作歹，从而产生“攘夺之患”，危害社会。 清代还有一位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也提出和洪亮吉相似的观点。他在《汪悔 翁乙丙日记》中写道：“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公元１６４４年） 一人者，至今（公元１８５５年前后）一百二十八人。”由于地少人多，“国家浮 于地者数倍”，许多农民得不到土地，手工业者无处就业，竟至“驱人归农，无田 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人。”因此他主张节制生育，认为一个国家“民不可过少” ，但也“万万不容过多”。 汪士铎主张通过晚婚以降低人口出生率。他在《汪悔翁乙丙日记》中反复陈述 早婚之害，认为许多青少年男女“每十五六皆嫁取”，“十六皆抱子”，“年十五 六皆授室”，“年三十即抱孙”。这样做的弊病很多，只能早早地生出一大批素质 不高的人，使社会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主张女子“二十五而嫁”，“男子三十而娶” ，从而扩大两代人之间的年龄间隔，以降低人口增长率。他还主张对超生者以加重 赋税的方法来处罚。他还指出，“人多而气分，赋稟而遂薄，又濡染于风气，故人 才益难”，如果实行晚婚，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这些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进步思想，到了清朝末年又有新的发展， 其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字卓如，号任公、沧江，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是变法维新的领导人之一。毕生著作甚多，主要收集在《饮冰室文集》中。他坚决 反对早婚，提倡提高人口素质。他在《饮冰室文集》卷七的《禁早婚议》中说：“ 凡愈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姻愈迟。”“优劣之数，常与婚媾 之迟早成比例。”“印度人结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为常，而其衰老亦特速焉。 欧洲人结婚最迟，三十未娶者以为常，而其民族老而益壮。” 他在《禁早婚议》中指出早婚有五大害处：一是“害于养生”，二是“害于传 种”，三是“害于养蒙”，四是“害于修学”，五是“害于国计”。 观古可以知今。古人在这个领域许多闪光的思想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于 今天的社会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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