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性文化

第八章 末代封建王朝(清)7

  四、被查禁的“淫书”

  在清朝被查禁的性小说主要有:

  1.《灯草和尚传》

  一名《灯花梦全传》,又题《和尚缘》,六卷十二回。题“元临安高则诚著”、
“云游道人编次”、“明吴周求虹评”。然文中引及《野史》、《艳史》一般认为
是清初作品。

  故事叙述元末有杨知县者,妻汪氏,乃千户之女,15岁时嫁与这杨官儿,1
7岁时生女名长姑。长姑许与李商人之子李可白。杨官儿致仕后回原籍扬州,夫妻
与女三口过活。然杨官儿虽年40,性好闲游,一日同几个朋友去苏州虎丘赏月去
了,夫人在家冷清度日,忽有一头脸发面俱是红色的婆子自荐于江氏,称善作戏法。
是夜,婆子“取出一束灯草来,约有三寸长,到火上点着了,叫奶奶来看。夫人走
近灯前,只见灯花连连爆下,忽一滴油落在桌上,抖然变了一个三寸长的小和尚,
跳了两跳,走向夫人面前问话。”后竟直钻汪氏阴户。小和尚又能变作身长八尺,
日日与夫人交欢。杨官儿回家知情,夫人乃将和尚藏于婢女暖玉处,和尚遂与暖玉
夜夜欢娱。一日,杨官儿偷奸暖玉时,又发现灯草和尚,遂将他扯成三四段而死。
此时,老婆子即引春夏秋冬四姐来救治灯草和尚;并由夏姐先诱奸杨官儿,春姐夺
长姑夫李可白。继而,诱得杨官儿与春姐,甚至与女儿长姑乱交。长姑又与和尚通
情,被婿发觉休离后,仍与和尚淫欲过度而死。杨官儿也在女儿断七作法场时,被
灯草和尚惊死。杨官儿头七那天,暖玉恋上了做道场的道士周自如。周先后与暖玉、
汪氏成奸。汪氏又去杭州寻找灯草和尚,回来后知暖玉已勾搭男仆来禄一起逃离,
汪氏遂与周自如重斟合卺之杯,成为夫妇,十分恩爱。

  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是肯定人欲,蔑视礼法。书末证诗开头说:“莫道人家贪
色欲,相逢尽是消福禄。”第五回红婆子说:“大凡偷情嫖院,一夜情分,也是前
世有缘。”小说还有一首回前词说:“那夜深人静,欲火怂恿,男男女女,没一个
不想成双着对”。这些都直接表明了作者的观点,即男女交好都是无可指责,甚至
是命中注定的事。

  作者在宣扬人欲的合理性时,特别表现了对女性的关注,对书中有“淫行”的
女性往往予以原谅。它没有使主要人物因淫而受到报应,而相反地使惩淫的人受到
了报应,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少见的。

  2.《载花船》

  短篇小说集,共四卷十六回,每卷演一故事。作者的真实姓名及身世不详,题
西泠狂者编次,书中叙事地点多为杭州及其附近,作者似为杭州人。书首有己亥冬
月朗人序,疑为清顺治十六年。

  此书描绘了一些宫廷与民间的有关爱情与性的故事。如描写一个宫妃敢于藐视
女皇武则天的淫威,大胆地追求爱情,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女天子宫禁谈龟”
、“贪龙阳喜盟佳偶”、“听淫声纵妻蓄谋”等处都有露骨的色情描写,在道光与
同治年间都被列为禁书。

  3.《蜃楼志》

  又名《蜃楼志全传》,二十四回,约十六万字。题“庾岭劳人说”,“禺山老
人编”,卷首有“罗浮居士序”。以上都不是真姓名,但从书的内容看,大量出现
粤地风土人情,可以推断他们大致是粤人。本书成于何时也无确切年代可考,但从
书中所记史事(如“公行”与洋商贸易等)及最早刻本的刊载年代为嘉庆九年来看,
大致可推断此书成于乾嘉时期。

  这本书以广东十三行商总苏万魁之子苏吉士(乳名笑官)为主人翁,写了他及
周围发生的许多事情。它写广东官场、写洋商十分真切,也富于时代特征。它还以
大量笔墨写了苏吉士的两性关系。书中有不少地方对男女之情作了过分的渲染。清
同治七年丁日昌把它列为禁书。

  但是,现代有些文艺评论家对它评价很高,认为它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部佳
作,开了晚清《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的先声。如郑
振铎二十年代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首读此书,“欣悦无已”,感叹“名作之显晦,真
是也有幸与不幸之分的。”又说此书“无意于讽刺,而官场之鬼域毕现;无心于谩
骂,而人世之情伪皆显。”戴不凡评论说:“就我所看过的小说来说,自乾隆后期
历嘉、道、咸、同以至光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的确没有一部能超过它的。”

  4.《品花宝鉴》

  又名《怡情佚史》、《群花宝鉴》,清末长篇白话小说,六十回,五十余万言,
原书不题撰人,从石函氏之《品花宝鉴序》中推断,为陈森撰。陈森字少逸,江苏
常州人,科举不得志,羁愁潦倒,排遣于歌楼舞馆间,在他人的属意下,陆陆续续
写成此书。

  这部书通过官宦子弟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的神交情恋为主线,兼写一些达官名
士与梨园八大名旦的友好往来的光明行为,同时穿插描写了一些富商与纨裤子弟玩
弄、奸污优伶的丑恶行径,企图通过对“情之正者”与“情之淫者”的对比描写,
来划分情之邪正,寓劝惩之意。

  由于书中描写了同性恋,并有大量性生活的描写,因此历来学者大都对它持否
定态度。清同治七年,此书也被划入禁书。但是,如果将此书放到当时的时代条件
下来看,它描述并揭露了当时病人膏肓的上层社会荒淫无耻的“狎优”之风,写出
了地位低下的优伶内心的痛苦,而且倾注了作者自己的理想情趣,并有一定的进步
意义。

  5.《闹花丛》

  话本小说,四卷十二回,题姑苏痴情士撰。作者真实姓名及身世不详,该书开
篇即言“明朝弘治年间”,似成书于清代。

  这本书演述明弘治年间的庞国俊与刘玉蓉的婚姻故事,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式小
说。作者认为男女情欲是人之常情,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对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私情
非但不加谴责,反以“律设大法,理顺人情”为名,让他们二人婚配,这在“万恶
淫为首”的封建社会是极大的叛逆行为,可是作者在评语中却赞赏不已。该书在肯
定男女之情的同时,也有放纵情欲的倾向,宣扬人生短暂,应及时行乐,也有一些
淫秽描写。道光二十四年,浙江官府下令禁毁;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明令禁
止流传。

  6.《株林野史》

  六卷十六回,署“痴道人编辑”,刊于清代。该书的女主人公是春秋时代著名
的“乱国淫女”夏姬,(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主旨是宣扬女人是祸水、贪淫亡
国的论调。如第八回写屈巫劝阻楚庄王娶夏姬时道:“此妇乃天地间不祥之物,据
吾所知者言之,子蛮为伊人而死,陈侯为伊人而被弑,泄治为伊人而遇害,陈国大
乱,皆此人之所致也,不祥莫大焉。天下美人多矣,何必娶此淫物以贻后悔?”

  以今日眼光看来,此书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都不高。嘉庆十五年六月御史伯依
保奏禁小说之中,即有此书及《灯草和尚》、《如意君传》、《浓情快史》、《肉
蒲团》等描写“秽亵不端之事”的作品。同治七年丁日昌禁书目中也有此书。

  7.《绿野仙踪》

  清李百川著。他是雍乾间人,因代人借债而破产,“风尘南北,日与朱门作马
牛”,断断续续地完成此书的写作。作者自称写这部小说,“总缘蓬行异域,无可
遣愁,乃作此呕吐生活耳。”

  该书以儒生冷于冰为中心,通过他参加科考,访道寻仙和得道后“周游天下,
广积阴功”,平灭妖孽贼寇,渡脱凡人等活动,比较深刻地刻画了世情世态;书中
不少人物形象,特别是一些下层人物,描写得很生动感人。但一些淫秽描写和封建
伦理的说教,是书中的糟粕。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将此书列为“应禁淫书”。

  此外,还有《巫山艳史》、《杏花天》、《蟫史》、《女仙外史》等小说,题
材各不相同,但由于其中有一些露骨的色情描写,而在清代被列为禁书。

  在清代,还有一些小说,虽然不能算是性小说,也非禁书,但其中也包含了不
少人类性生活的哲理。例如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写了一个书痴,叫郎玉柱。
他嗜书如命,“昼夜研读,无间寒暑”。有人劝他娶妻,他的回答是“书中自有颜
如玉,我何忧无美妻”。由于精诚所至,“绝代之妹”颜如玉真的出现,并和他一
起睡觉。“然枕席间亲爱倍至,而不知为人”,即两人十分恩爱,却不懂得怎样性
交。这样过了许久,“郎一夜谓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则生子,今与卿居久,何不然
也?女笑曰:‘君日读书,妾固谓无益,今即夫妇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
’郎惊问何工夫,女笑不答。少间,潜迎就之。郎乐极,曰:‘我不意夫妇之乐,
有不可言传者。’”也就是说,颜如玉教丈夫如何性交,郎玉柱才体验到夫妻性交
的快乐。后来,颜如玉生了一个孩子。

  在清代,还有不少长篇弹词由于色情描写或加上其它原因而遭查禁。如《倭袍
传》由唐家倭袍、刁刘案两个故事组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斗争、
官场黑暗及上层社会生活;文笔甚佳,描摹情状细致入微,颇具诗意,且场景渲染
繁富,扣人心弦,所以深受民间喜爱,流传甚广,并被改编成多种体裁。再如《芙
蓉洞》,描述一个尼姑的私生子,竟位至三公,这和封建礼教的观念大相违背;同
时有些关于男女私情的露骨描写,而在道光与同治年间几次被查禁。

  在清代,春宫画仍在悄悄流行,但在朝廷严格取缔下,远不如晚明之盛。到了
清末,印刷业较广泛地运用石版术,新兴的中国石版画也风靡一时。从光绪中叶到
辛亥革命前,在上海等地出版的石印画报不下二三十种,其中最著名的是《点石斋
画报》。它创刊于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主编为画家吴友如。这个画报内
容很富有现实性和进步性,以图画和一定的文字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情
况,其中有不少有关性文化的宝贵资料,例如当时的婚礼、冥婚、褒奖贞节、妓女、
性变态、性诈骗、性犯罪等等,图文并茂,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社会与文化情况的
绝好资料。对于这些资料,本书也引用不少。

  五、中国古代性小说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性小说,以明、清两代为最盛,这是一笔很大的文化遗产。明、清
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与末世,总的看来,这是个暴力、荒淫与腐朽的时代,
明、清两代性小说的大量出现有许多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对此
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应该看到,所谓“淫书”,在中外历史上都有,但是,总的看
来,历史上外国的性小说远较中国的性小说逊色。人称中国最大的“淫书”是兰陵
笑笑生的《金瓶梅》,最小的“淫书”是芙蓉主人的《痴婆子》,前者是一幅广泛
而深刻的社会风情画卷,后者简直是一部女性性心理学的教科书,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这两部小说,一为白话,一为文言,文笔亦雅亦
俗,又写得合乎情理,竟使许多社会名流爱不释手,历来相信它们的作者是“大名
士”、“大手笔”,而外国历史上这方面的作品就很少有达到这样的深度与亮度的。

  比较起来,中国历史上的性小说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常常通过一些具体情节的描写,较为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社
会环境。

  第二,许多古代性文化的内容都反映在性小说中,如形形色色的性观念,道家
的“采阴补阳”思想、性风俗、性艺术等。

  第三,多数性小说自然主义地、露骨地描写性交行为,而排除了性爱与感情因
素。

  第四,用果报轮回“劝善戒淫”的道德外衣来掩盖其淫秽的内容,所谓好淫者
必得奇祸,一定会遭到报应等。中国古代的许多“淫书”都是“肉欲狂”加“循环
报”。

  第五,小说中不少主人翁是色情狂,有施虐癖。明、清性小说中最常见的男子
在过性生活时以使女子感到痛苦为快乐,以女子的痛苦衬托男子的欢愉。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虚伪、这些性小说的研究价值以及它们所
可能引起的社会后果。

  几百年来,有不少文人学士对历史上的性小说作过评价,真是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观点大不一致。对此,半个多世纪前,沈雁冰曾作出以下的评述:

  在中国的性欲小说里,很显明的表现出几种怪异的特点:

  一是根源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采补术。原始人不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
意义,看见‘两性交媾而能生子,觉得是神秘不可思议的怪事,因而对于生殖器有
一种神奇的迷信;这在原始时代并不为奇,但是中国却在文化昌明以后,还保存着
这种原始思想,且又神而明之,造成了“采补术”的荒谬观念,所谓黄帝御千女而
得仙去等等谰言,遂成为采补术的历史的根据,几乎中国历史里无一时代没有这等
采补术的妖言在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流传,汉、唐、明的方士就是采补术的创造者与
宣传者。他们不明白性交的生理的作用,以为男女的精液是一种最神奇的宝贝,妄
想在性交时吸取对方的精液以自滋补,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他们——方士们,造作
这些妖言,一半固在衒世欺人,而一半亦正自欺。但采补术还带有神秘姓,传授者
难掩其伪,学习者苦于渺茫无速效,于是有依据了采补术的原理,想直接应用男女
的精液的邪说出来。《野叟曝言》中谓李半世饮男子精液后即能壮阳纵欲,明代方
士以处女月经炼红铅,都是例证。此可名为采补术的平凡化,然而愈加丑恶不近情
理了。大概在古代的性欲小说内,多写左道的神秘的采补术,而在近代的性欲小说
内却只有饮人精液一类的平凡的采补术了。

  二是色情狂——几乎每一段性欲描写是带着色情狂的气氛的。色情狂的病态本
非一种,而在中国性欲小说内所习见的是那男子在性交以使女性感到痛苦为愉快的
一种。《金瓶梅》写西门庆喜于性交时在女子身上“烧香”,以为愉快,而最蕴籍
的性欲描写,也往往说到女性的痛苦,衬出男性的愉快。

  三是果报主义。描写极秽亵的事,偏要顶了块极堂皇的招牌——劝善;并且一
定是迷信的果报主义。奸淫者必得奇祸,是一切性欲小说的信条——不问作者是否
出于诚意,为了要使人知道“好淫者必得奇祸”而作性欲描写的小说,自然是一椿
有意义的事,但是不使淫者受到社会的或法律的制裁,而以“果报”为惩戒,却是
不妥。因为果报主义托根于迷信鬼神,一旦迷信不足束缚人心,果报主义就失了效
用,那时候,劝善的书反成了诱恶。

  上举三项,勉强可以包括中国性欲小说的一般面目了。就我所知,这三者确可
算是中国性欲小说特具的特点。色情狂的描写,固然在各国性欲文学内多常见之,
然如中国性欲小说之无往而非色情狂——无色情狂即无性欲描写——却也是独特的。
至于采补与果报主义,不用说,可称为“国粹”。又如绘声绘影的性交描写则我已
说过,竟是中国的特产。

  所以我们不能不说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是自始就走进了恶魔道,使中国没有
正当的性欲描写的文学。我们要知道性欲描写的目的在表现病的性欲——这是一种
社会的心理的病,是值得研究的。要表现病的性欲,并不必多描写性交,尤不该描
写“房术”。不幸中国的小说家却错认描写“房术”是性欲描写的唯一方法,又加
以自古以来方士们采补术的妖言,弥漫于社会,结果遂产生了现有的性欲小说。无
论如何抬出劝善的招牌,给以世情的解释,叫人家不当他们是淫书,然而这些粗鲁
的露骨的性交描写是只能引人到不正当的性的观念上,决不能启发一毫文学意味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中国社会内流行的不健全的性观念,实在应该是那些性欲小
说负责的。而中国之所以会发生那样的性欲小说,其原因亦不外乎:

  (一)禁欲主义的反动。

  (二)性教育的不发达。后者尤为根本原因。历来好房术的帝皇推波助澜所造
成的恶风气,如明末,亦无非是性教育不讲究的社会内的必然现象罢了。

  沈雁冰是我国20世纪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文艺评论家。他的主要文学生涯是
在解放以前。以上对中国性文学的评论至少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观点,或许代表了相
当一部分老一辈的观点,其中有不少道理,中国的性小说中的确有不少糟粕;但是,
如果说它们不能启发一毫文学意味,中国没有正当的性文学,那可未必。中国的性
文学作品在明代大量出现,从本质上看,正像卜迦丘的《十日谈》等作品在欧洲文
艺复兴时代出现一样,是对中世纪性禁锢的反动。不少性小说有它深刻的社会意义,
从而直至今日对社会还有相当大的影响。至于性交描写,有的服从于主题需要,因
而是必要的;有的则是哗众取宠,发泄畸形心态,毫无价值,并会造成不良的社会
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对中国古代性文化,既不能一概全盘肯定,照单全收;
又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它,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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