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六日，在《新民晚报》上看到沈从文逝世的消息，极为惊讶。前不久，我还
收到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信，说从文的病已大有好转，能在屋子里走几步，手也灵活了些，
可望再执笔了。岂知好转现象，却是凶兆。
当晚，我拟了一副挽联，翌晨，托老友包谦六写好，寄去北京，以申远地友朋哀悼
之情。联语云：“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滇云浦雨，平生交谊仰文华。”上联说
从文的作品是现代的楚风、楚辞，不过不表现为辞赋，而表现为小说。下联说我和从文
的交谊，虽然有五六十年之久，但经常会面的机会，只有在上海的三四年和在昆明的三
年。彼此离居的时候，也不常有书信来往。因此，我和从文的交情，形迹是可谓疏远的，
但由于彼此相知较深，在出处之间，以及一些社会关系，有共同之处，在一个时代的文
人之间，也有理由可以彼此都认为至友。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蒋介石在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张作霖在北方大举迫害革
命青年。这里所谓革命青年，在南方，是指国民党左派党员，共产党、团员；在北方，
是指一切国民党、共产党分子，和从事新文学创作，要求民主、自由的进步青年。张作
霖把这些人一律都称为“赤匪”，都在搜捕之列。一九二七年五、六、七月，武汉、上
海、南京、广州的革命青年，纷纷走散。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北平、
天津的革命青年纷纷南下。许钦文、王鲁彦、魏金枝、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姚蓬子、
沈从文，都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先后来到上海，我认识他们，也在这一段时期，而且大半
是冯雪峰介绍的。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
租住了两间房子，记得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红与黑》。
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
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
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
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
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
出去逛马路散步。
一九二九年十月，我在松江结婚。冯雪峰、姚蓬子、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
村、刘呐鸥、戴望舒等许多文艺界朋友都从上海来参观婚礼。从文带来了一幅裱好的贺
词。这是一个鹅黄洒金笺的横幅，文云：“多福多寿多男女”，分四行写，每行二大字，
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从文的毛笔书法，已是很有功夫
的章草了。贺词原是一个成语，称为“华封三祝”，原句应当是“多男子”，从文改为
“多男女”，表示反对封建家庭只重生男的陋俗。可是，尽管从文这样善颂善祷，我结
婚后生了一个女孩，不到二岁就夭殇了。以后接连生了四个男孩子，竟没有一个女儿，
未免辜负了从文的反封建祝愿。
十月是松江名产四腮鲈鱼上市的时候。我为了招待上海朋友，特地先期通知办喜筵
的菜馆为这一桌上海客人加一个四腮鲈火锅。这一席酒，他们都吃得谈笑风生，诵苏东
坡《赤壁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的名句，看到了直观教材，添了不少酒兴。
饮至九时，才分乘人力车到火车站，搭十点钟的杭沪夜车回到上海。
这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感情最
融洽的时候。谁想象得到，一二年之后，也频为革命而牺牲，丁玲态度大变，雪峰参加
了革命的实际工作，行踪秘密，蓬子被捕，囚在南京，徐霞村回归北平，沈从文有一个
时期不知下落，后来听说在中国公学，淞沪抗日战争以后，也回到北平去了。
从文在上海最多三年，我和他见面不到十次。直到我编《现代》杂志，写信去向他
索稿，才从往来书信中继续了友谊。在这一时期，我知道他很受胡适器重。他在中国公
学任教，为《新月》和《现代评论》写小说，都是胡适的关系。随后，胡适又把从文介
绍给杨振声。当时教育部成立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杨振声负责编审各级学校语文教材，
就延聘从文在那里工作。由此，从文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业，有月薪可以应付生活。但这
样一来，写作却成为他的业余事务，在他的精神生活上，有些主客颠倒。于是他不得不
挤出时间来从事写作，常常在信里说，他寄我的稿子是流着鼻血写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我应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来到昆明。和我同
时来到的有李长之、吴晗、林同济、严楚江等人。这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昆明的外
省人，不过二三十人。他们都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决定应聘的，所以他们的来到昆明，
不是由于战事影响。但两三个月之后，昆明市上出现了大批外省人。第二批到达的是中
央银行职员。第三批到达的是杭州笕桥空军，他们把基地转移到昆明。第四批到达的是
清华、北大师生和中央研究院人员。清华、北大两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因为昆明还
没有校舍，暂时在蒙自上课。沈从文和杨振声，属于中央研究院，他们先到昆明，在云
南大学附近租了民房作办公室和住宅。从文只身一人，未带家眷，住在一座临街房屋的
楼上一间。那钟楼房很低矮，光线也很差，本地人作堆贮杂物用，不住人。从文就在这
一间楼房里安放了一只桌子、一张床、一只椅子，都是买来的旧木器。另外又买了几个
稻草墩，供客人坐。
从此，我和从文见面的机会多了。我下午无课，常去找他聊天。渐渐地，这间矮楼
房成为一个小小的文艺中心。杨振声和他的女儿杨蔚，还有林徽音，都是我在从文屋里
认识的。杨振声是位忠厚长者，写过一本小说《玉君》之后，就放弃了文学创作，很可
惜。林徽音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她会海阔天空的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
印象。从文还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一二句话，转换话题。
昆明有一条福照街，每晚有夜市，摆了五六十个地摊。摊主都是拾荒收旧者流，每
一个地摊点一盏电石灯，绿色的火焰照着地面一二尺，远看好像在开盂兰盆会，点地藏
香。我初到昆明，就有人介绍我去“觅宝”，开头是和李长之、吴晗一起去，后来长之
被云南人驱逐出境，吴晗结识了教育厅长龚自知，几乎每晚都到龚家去打牌。于是，沈
从文遂成为我逛夜市的伴侣。
这些地摊上的货物，大多是家用器物。电料、五金零件、衣服之类，我们都没有兴
趣，看一眼就走过。但也会有意外的收获。有一次，从文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
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从文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
个一套，名为“八骏图”。他很高兴的化一元中央币买了下来。当时的中央币一元，值
旧滇币十元，新滇币二元，民间卖买，还在使用滇币，因此，使用中央币的外省人，都
觉得云南物价廉平。
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
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
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堆旧衣服中发现两方绣件，好像是从朝衣补褂上拆下来的。
从文劝我买下。他说：“值得买。外国妇女最喜欢中国绣件，拿回去做壁挂，你买下这
两块，将来回上海去准可以销洋庄。”我听他的话，化四元中央币买下了。后来送给林
同济夫人，她用来做茶几垫子。当时的林同济夫人，是一位美国人。
在福照街夜市上，我们所注意的是几个古董摊子，或说文物摊子。这些地摊上，常
有古书、旧书、文房用品、玉器、漆器，有时还可以发现琥珀、玛瑙，或大理石的雕件。
外省人都拥挤在这些摊子上，使摊主索价愈高。我开始搜寻缅刀和缅盒。因为我早就在
清人的诗集和笔记中见到：云南人在走缅甸经商时，一般都带回缅刀，送男子；缅盒，
送妇女。缅刀异常锋利，钢质柔软，缅盒是漆器，妇女用的奁具，大的可以贮藏杂物。
从文未来之前，我已买到一个小缅盒，朱漆细花，共三格，和江南古墓中出土的六朝奁
具一样。这个东西引起了从文的兴趣，他见到就买。一九四二年，我在福建的时候，他
来信说，已经买到大大小小十多个了。瓷器也收了不少，八骏图又收到二只。一九四二
年以后，大后方物价高涨，公教人员月薪所得，维持不了原有生活水平。昆明屡经敌机
轰炸，大学师生都疏散到乡下。大约从文也没有兴趣去逛夜市，说不定夜市也从此消失
了。
从文对文物的兴趣，早就有了。从练字开始，首先就会注意到碑帖。在上海的时候，
走在马路上，他总是注意店家的招牌。当时上海的招牌，多数是天台山农写的北魏字，
和唐驼写的正楷，从文似乎都不很许可。回北平后，琉璃厂、东安市场、隆福寺，肯定
是他常到的地方，收集和鉴赏文物，遂成为他的癖好。解放以后，从文被分配在历史博
物馆工作，许多人以为是委屈了他，楚材晋用了。我以为这个工作分配得很适当，说不
定还可能是从文自己要求的。自从郭沫若盛气凌人的斥责了从文之后，我知道从文不再
会写小说了。如果仍在大学里教书，从文也不很合适，因为从文的口才，不是课堂讲授
的口才。蹲在历史博物馆的仓库里，摩挲清点百万件古代文物，我想他的兴趣一定会忘
了一切荣辱。在流离颠沛的三十年间，他终于写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几部第一
流的历史文物研究著作。如果当年没有把他分配在历史博物馆，可能不会有另一个人能
写出这样的文物研究专著。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经由越南、香港回上海省亲。十月，离上海到香港，耽了几天，
待船去海防。当时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九妹岳萌，和从文的两个儿子小龙、小虎，还
有顾颉刚的夫人，徐迟的姊姊曼倩，都在香港待船去昆明。从文、颉刚都有电报来，要
我和他们的眷属结伴同行，代为照顾，徐迟也介绍他的姊姊和我一起走。此外，还有几
位昆明朋友托我在港代办许多东西，记得有向达的皮鞋和咖啡，杨蔚小姐的鞋子和丝袜，
诸如此类。我当了两天采购员，于十月二十八日，一行七人，搭上一艘直放海防的小轮
船。顾夫人身体不健，买了二等舱位，余者都买了统舱位，每人一架帆布床，并排安置
在甲板上，船行时，颠簸得很厉害。
船行二昼夜，到达海防，寓天然饭店。次日，休息一日，在海防补充了一些生活用
品。次日，乘火车到老街，宿天然饭店。这里是越南和中国云南省的边境，过铁路桥，
就是云南省的河口。当晚，由旅馆代办好云南省的入境签证。次日，乘滇越铁路中国段
的火车到开远，止宿于天然饭店。次日，继续乘车，于十一月四日下午到达昆明。这一
次旅行，我照料四位女士，两个孩子，携带大小行李三十一件。船到海防，上岸验关时，
那些法国关吏把我们的行李逐件打开。到河口，又一度检查，比海防情况好些。每次歇
夜，行李都得随身带走。全程七日，到昆明时，只失去了徐曼倩的一件羊毛衫，还是她
自己忘记在火车上的。这一件事，我自负是平生一大功勋，当时我自以为颇有“指挥若
定”的风度。
这一次旅行，使我和从文夫人及九妹都熟识了。从文已在北门街租了一所屋子，迎
接他的家眷。北门街也在云南大学附近，因而我常有机会去从文家闲谈。此后又认识了
从文的小姨充和女士。她整天吹笛、拍曲、练字，大约从文家里也常有曲会了。不久，
我迁居大西门内文化巷，与吕叔湘同住一室，与陈士骅、钱钟书同住一楼，与罗廷光、
杨武子同住一院。从文有了家庭生活，我也没有机会夜晚去邀他同游夜市了。
一九四○年三月，我又回上海省亲。由于日本军队已占领越南，我无法再去昆明，
就和从文暌别了好几年，书信往还也不多。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我两次去北京开
会，都到东堂子胡同去看望从文。他说正在收集各地出土的古锦残片，一件一件的装裱
起来，想编一本《古锦图录》。他还拿出几个裱好的单片给我看，我觉得很有意义。这
本书，不知后来完成了没有。
一九六三年，从文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衡山饭店。他和巴金一起来看我，其时我
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情况，我不知道，彼此觉得无新话
可说，只是谈些旧事。过一天，我去衡山饭店回访，适巧有别的客人接踵而来，我只能
稍稍坐一刻，就辞别了。这一别，就是音讯不通的十八年。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带研究
生到北京，在北京图书馆找论文资料。我挤出一个下午，到崇文门西河沿去看望五十年
未见面的张天翼，此后，就到附近东大街去看从文。时已傍晚，话也不多，我想走了，
从文和他的夫人却坚邀我吃了晚饭走。我就留下来，饭后再谈了一会儿，我就急于回北
师大招待所。这是我和从文最后一次会晤，如今也不记得那天谈了些什么。似乎还是他
夫人的话多些，由于我的听觉已衰退，使用助听器也不很济事，从文说话还是那么小声
小气的，都得靠他夫人传译和解释。
以上是我和沈从文六十年间友谊的经过。论踪迹，彼此不算亲密；论感情，彼此各
有不少声气相通的默契。从文对我如何理解，我不知道；我对从文的理解，却有几点可
以说出来，供沈从文研究者的参考。
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最熟悉的是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非但熟悉，而且
是热爱。从文没有受过正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但他的天分极高，他的语文能力完全是
自学的。在他的早年，中国文化传统给他的影响不大。这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题材、
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基础。各式各样单纯、质朴、粗野、愚昧的人与事，用一种直率而古
拙，简净而俚俗的语言文字勾勒出来。他的几种主要作品，有很丰富的现实性。他的文
体，没有学院气，或书生气，不是语文修养的产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经验的录音。我
所钦仰的沈从文，是这样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的作者。
由于要在大都市中挣扎生存，从文不能不多产。要多产，就不能不有勉强凑合的作
品。在三十年代初期，他有一部分作品属于这一类。他为我编的《现代》写过几篇小说，
用《法苑珠林》中的故事改写，后来编为一本《月下小景》，也是我帮他印出来的。这
几篇小说，我都不很满意。在昆明时，我曾坦率地向他讲了我的意见，他笑着说：“写
这些小说，也流过不少鼻血呢！”
从文的小说中，确有些色情描写，这就是为郭沫若所呵斥的。赤裸裸的性欲或性行
为的描写，在现代文学中，本来已不是希罕的事，要区别对待的是：还得看作者的态度，
是严肃的，还是淫亵的？从文小说中那些性描写，还是安排在人物形象的范畴中落笔，
他并没有轻狂诲淫的动机。再说，从文小说中的性描写，既不是《金瓶梅》型的国货，
也不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型的舶来品，而是他的湘西土货。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
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不是他一贯的全力以赴的创作倾向。郭沫若
以此来谴责沈从文，似乎完全忘记了他的老朋友郁达夫。
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从文于一九二三年来到北平，没有
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斗。一九二四年，已在《现代评论》和《京报副刊》上发表创
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
实秋、朱自清、叶公超等人。长期和这样一群教授、学者接近，不知不觉间，会受到熏
陶。这一群人的总的气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绅士派。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个
乡下人，其实他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一九三三年，他忽然发表了一篇《文学者的态度》，
把南北作家分为“海派”和“京派”。赞扬京派而菲薄海派。他自居于京派之列。这篇
文章，暴露了他思想认识上的倾向性。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
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从此，安于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怯于接受西
方文化。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他从未穿过西服。他似乎比胡适、梁
实秋更为保守。这些情况，使我有时感到，他在绅士派中间，还不是一个洋绅士，而是
一个土绅士。反帝、反封建，在他只是意识形态中的觉醒，而没有投身于实际行动的勇
气。也许他的内心有不少矛盾，但表现出来的行为现实，却宛然是一个温文尔雅，谨小
慎微的“京派”文人了。
从文在文章和书信中，有过一些讥讽左翼作家的话。话都说得很委婉，但显然暴露
了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不满。他说左翼作家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没有较好的作品。他们
是以革命自诩的浮夸青年，不能扎扎实实的工作。这些转弯抹角的讥讽，当然使左翼作
家会对他怀有敌意，因而把他目为反革命的作家。其实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
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结柢，恐怕他还是
受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的影响。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讥讽，也并不是出于政治观念。鲁迅
对左翼作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①从文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过
鲁迅是从更左的立场上讲的，从文却从偏右的立场上讲了。 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这
个刊物，我只见到过两期，是重庆友人寄到福建来给我看的。我不知从文在这个刊物上
写过些什么文章，有没有涉及政治议论？不过当时大后方各地都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
认为这是一个宣扬法西斯政治，为蒋介石制造独裁理论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后果不知如
何，但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
沈从文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作为一位文学作家，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二
个十年间，他和巴金、茅盾、老舍、张天翼同样重要。建国以来，文学史家绝口不提沈
从文，却使国外学者给他以浮夸的评价，并以此来讥讽国内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
这是双方都从政治偏见出发，谁都不是客观的持平之论。
至于沈从文的思想问题，我已把我个人所感觉到的情况讲了一个大概，也许我说得
是，也许不是，毕竟我和他常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他的思想发展的曲折道路，也许我的
观感太简单化了，这还有待于传记作者的研究。今天，既然党的政策已开放了百家争鸣
的自由，那么，一切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都应当用思想问题的尺度来作结论。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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