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钱钟书与堂弟钱钟韩一同考取了东林小学一年级。东林小学是无锡县立的第二高小，是四年制的高等小学，钟书与钟韩同班。在同学中还有邹文海。邹文海，宇景苏，后来到台湾，曾任台湾政大法学院院长。据邹文海《忆钱钟书》(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创刊号)说，钱钟书当时喜欢读书，每次路过他家门口，总听到他的琅琅读书声，因而成为邹文海父亲教育邹文海学习的范例。钱钟书虽然只有十岁，但在文学方面已经显露出相当的才气，除了读书外，他还喜欢写一些小考据文字，例如他考证出所谓巨无霸腰大十围的一“围”，并不是手臂的合抱，而是手指的一柞等等。只是他数学糟糕透顶，与邹文海的数学水平差不多。

   入校不久，家里传来噩耗：伯父去世了!钱钟书还没有放学，家里来人把他召回，他听到这个消息，不啻如雷轰顶，一路哭，一路叫“伯伯”，急急忙忙奔回家中，扑倒在伯父面前又哭又叫，但伯父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钟书想到伯父对自已的关心、爱护，现在慈祥的伯父竟然与世长辞了，他哭得非常伤心。

   伯父去世后，伯母除掉长房应有的月钱供养祖父外，其它一切费用全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担负。钱钟书的学费、书籍费当然也全由父亲缴，但钟书仍对他的伯父深切思念，对他来说，伯父比他父亲还要可亲可敬。相比之下，由于父亲的严肃、板正，他对父亲倒有几分畏惧、生疏和隔阂。学期中间添买新的课本，钟书因为没有钱，就没有买书，上课只是听讲；他因为看小说太多的缘故把眼睛看坏，眼睛相当近视，又坐在教室后排，上课时看不见教室黑板上的字，老师讲什么他茫无所知。就连他的练习簿还是伯父生前亲手用纸捻为他装订成的毛边纸本，没有行格，写出来的宇歪歪斜斜。上英文课，练习英文书法要用钢笔。在开学的时候，他还有一支笔杆，一个笔尖，安装起来用。可是用了不久，笔尖折断了，又没有钱买钢笔，他居然急中生智，用毛竹筷子削尖了头蘸着墨水写，但竹筷不能吸墨，只能蘸一下，划一道，写成的宇有粗有细，有时不小心，本子上会滴上几滴墨水，把本子弄得一塌糊涂。奇怪的是，这么多的困难，他竟然没有对人讲，也从没有想到向父亲要钱买书、买笔、买本子。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倔傲，万事不愿求人，当然不是他对父亲冷漠，而是根本没有想到过向父亲要钱。

   那是一个雨天，他穿着伯父生前的木板钉鞋，大得像只小木船，没法趿拉。真亏他想得出，把鞋里垫些纸团缩小空间。走到半路，见到小青蛙，就脱了鞋，捉了许多小青蛙放到鞋里，光着脚抱着两只大鞋上课去了。上课时，他把鞋放在桌下，一边上课一边玩，不小心青蛙纷纷蹦了出来，在教室里乱蹦乱跳，这下子可热闹了，满堂轰笑，气得老师把他施出来罚站一晌。

   上课另一个常玩的把戏是射弹弓。别的同学在听课，他却口袋里装些小泥丸，拿着弹弓瞄准，别的同学正听得聚精会神时，不防被他弹了一下，顿时嚷起来，老师便把他拉出训斥一通，然后罚站。他一边站着，一边乐，混混沌沌，一点也不觉得羞愧。

  可以说，他几乎从没有正正规规地听过课。他对上课没有兴趣，不管是国文课、数学课，他完全不在乎，上课时只顾看杂志小说。然而，他的国文成绩却一直很好。小楷写得潦潦草草，每个宇用墨很淡，难得有一个字能规规矩矩地写在方格之中。可是，教师对他的文章却评价很高，非常欣赏他的文采，常常揭示他的作文，并给他“眼大于箕”、或“爽若哀梨”的佳评。 

  当时他父亲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教书，同族的钱穆也应聘在那所学校任教，钱钟书放学后总是到三师来，然后随父亲一起回去，钱穆后来回忆说：“余常至其(指钱基博--引者注)室，时其子钟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钟书已聪慧异常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