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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社会及其解体
第五章 世袭社会的解体
一、社会流动的结构性改变
自春秋到战国,社会明显发生了一种重大变化,顾亭林如此描述这种变化:
“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
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
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
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i
这种变化显见是一种涉及面甚广的变化,撇开天子诸侯、外交礼仪等其他方面的变化不
谈,在社会结构和流动的层面,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当然就是七国时“士无定主”以及再无一
言涉及“宗姓氏族”了。许倬云有关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的定量研究亦证实了这一结论。
许氏在班固“古今人表”所载范围内,比较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中“新人”在“古今
人表”人物总数中所占的不同比重。许氏所谓“新人”,是指那些没有任何正面证据提起他
是贵族家庭的成员或亲属的,其姓氏非巨家大族的姓氏,姓氏中也不包括官衔或称号的人
们。根据他的统计,在春秋时期,这种出身寒微、来历不明的“新人”平均占总人数的
26%,战国时期则增加到55%,如果在总人数中剔除那些不可能是来历不明的公子,则春秋
和战国两个时期的来历不明者的百分比平均各为32%与60%,两组数字都显示战国时期的社
会流动性倍于春秋时期。社会流动在春秋战国之交可以说是骤然加快。ii
但这还不仅仅是社会流动性的简单上升,因为,即使姓氏中带有祖先曾经显贵的记号,
也还不足以说明此人当时后面就有一个家族为其依托,或者说明他是作为一个家族的代表、
为了家族的利益及延续在活动。所以,也许许氏的另一调查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许氏指
出,社会流动性加快的倾向,还表明春秋晚期就已见衰落的大夫集团,到战国时代已经完全
崩溃。因为,假如原来的社会秩序依然当令,新的家族应当由新贵继续产生,以补故家留下
的空缺。但是,对战国宰相的背景作一调查后,发现这种新兴巨族的迹象实在微乎其微。
下面我们即依据许倬云有关战国时代宰相的举列,iii 对这些主政者的出身略作统计,以
与我们前面对春秋时代的主政者背景的统计作一对照:
在其所列的81位宰相中,iv 本人属于本国公子、或属本国宗室、王室姻亲的有26人,占
总数的32%,与其他国家王室有关联的有8人,约占总数的10%,两者合计亦只占总数的
42%;而与王室完全无关者则有47人,占总数的58%;而即使是与王室有关者,亦非自身构
成一世家巨族,在他们中间,仅有楚国召氏二见,如果将其算为世族的话,仅占总数的3%
。
而王室人员执掌权柄的人数增多,亦似只说明国君而非公族权力的上升,与此相应的另
一面则是士、庶人势力的大增,赵国的虞卿、廉颇;魏国的惠施、李悝;齐国的邹忌;楚国
的吴起;秦国的张仪、甘茂、蔡泽;韩国的申不害等等;都是战国时期执掌大权、声名卓
著、但却出身寒微的卿相。
在此两方面势力的夹击之下,原先的世族已难以生存,而新起者亦不再具有重新立族的
条件,这与在春秋时期鲁、晋、楚、宋、郑五国有史可稽的的85位主政者中,世族占92%、
“世卿之族”亦高达76%相比,v
其变化真有如天翻地覆,昔日权威赫赫的世族今日却不见踪影。所以,许倬云的结论
是:“春秋时政治上具有决定地位的强宗巨室似乎绝迹于战国政治。”“整个战国时代几乎
未见有春秋时代的那种巨室。若新贵没有填补旧有贵族的社会地位,而且连可以对应的家族
也找不着,本文似可说,新的社会结构已经取代了旧有的秩序。 ”vi
因此,春秋战国之交所发生的那一场变化,自然不宜仅仅视为是社会流动的简单加速,
而且还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这一大变动的实质就是社会上层的构成和来源从根本上被改变
了。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 F.Braudel)认为 ∶要把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的
激进社会学理论应用于过去,并打一开始就承认任何社会的基本任务是实现社会上层的再生
产;vii 我们也同意这一观点,只是在把眼光投向中国的历史时,对这种再生产是否总是带有
激烈的等级斗争或阶级冲突的性质,其改变是否总是要伴随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心存疑
问。春秋世族比起在下层革命、平民造反中一朝覆亡的西方贵族来,更象是在时间的甚长流
程中逐渐消亡,自我倾覆的。虽然春秋世族的这一消亡过程我们不得详闻,但在这一时期里
并未发生针对世族制度、波及当时诸国的“起义”似可确证。
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社会差不多总是分为上下或多层梯级的,且上层总是
少数,viii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上层的再生产、或者说上下的流动也总是时快
时慢、或多或少地在进行之中,这种流动在大多数时候只是数量方面的变化,只是涉及到具
体个人、家族的变化;但有的时候却涉及到整个流动方式的改变,这时的社会流动量和速率
当然也急剧改变,然而其中更有意义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ix
春秋战国之交所发生的变化就是这后一种变化。遗憾的是,由于《左传》终笔(公元前
468年)之后一百多年的史阙无闻,我们虽然对被隔开的这两个时期之迥别有了强烈的印
象,却难于详细了解其间的过程。
当然,我们也还是可以从春秋时期的史料中寻得若干转变的痕迹,因为这一过程毕竟从
春秋时期就已开始。笔者特别注意世族产生和消亡的自然性,可以说,世族其兴也渐,其亡
也渐;其兴也自然,其败也自然。世族自然而然地、自发地在政治的封建诸侯的范例下产
生,从各种各样的氏族、家族中脱颖而出,x 在其早期,他们的兴起有赖于自身道德的和非
道德的某种优越性,xi 当然有时也可能是纯粹的机会,而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对自我生存和延
续的关怀,又使他们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把自己获得的好处尽量遗传给自己的子孙,xii 然
后,在延续了几代之后,子孙或由于客观条件的优越而淡忘了创业的艰难,失去了奋斗的刺
激动因;或由于在价值观念上更重视生活的精美享受、文化艺术的精致发展(而这在某种意
义上也可以说正是世族、乃至其他人类群体或个人的斗争所努力追求的目标或目标之一)而
不经意于延续世族的责任,甚至变得委靡,再加上资源的有限,这种衰亡就几乎可以说是不
可避免的。xiii
而更可能的当然是所有这些因素,包括一些我们在此未提及的因素都起了作用,xiv 这就
使一些旧的世家大族被新的世家大族所取代。而这一切都是相当自然而然发生的,并且一般
来说是渐变的,因而不易引人注目。
这里我们也许有必要澄清这样一个不一定完全准确的观念:即认为在世袭社会里几乎没
有什么流动,实际上,即使社会结构并不变动,流动仍然是相当可观的,其原因就在于上述
的种种因素,xv 只是这种流动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落实在具体的一些家族和个人身
上。 周瑗曾在一篇名为“矩伯裘卫两家族的消长与周礼的崩坏”的文章中,xvi 通过歧山董
家村出土的一批西周铜器上的铭文所记录的矩伯与裘卫两家的三次交换,分析了作为周室重
要大臣和显赫贵族的矩伯地位如何一步步下降,经济拮据,不得不以自家的土地、狩猎权,
向裘卫换取在周室典礼上必须使用的瑾璋、皮饰、车辆、衣帛的情况,而曾经只是负责制皮
作裘的小官的裘卫,数代之后却发展到了能与西周姬姓的头等世家毛伯和成伯通婚的地步,
这说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情况虽然特别强烈地被变革时期的人们所感觉,但在大致
平稳的时期实际上也在渐渐地发生。
我们观察东周春秋时代,对世族内外的嬗替更可有一深刻的印象。在春秋时代最为活跃
的世家大族,绝大部分都是在春秋早期立家的,如鲁之三桓;晋之赵、韩、魏、范、栾、中
行;齐之崔、陈;至于郑国的七穆,更是晚至春秋中期方始立家,比较有把握的在春秋之前
就已建立的大概只有齐之国、高;卫之石氏等寥寥几族。但是,我们却不能够确凿地说,世
族只是到春秋时期才第一次广泛地建立,有可能世族已经上演过了一轮自己的戏剧,只是史
料湮没,无以称述罢了。“历史是贵族的坟场”,但另一方面,历史也是“贵族的摇篮”,
xvii 或者说,历史在其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贵族的舞台”。历史是这样一出戏剧,它
几乎总是、也不能不是演员少,观众多;台前人少,台后人多;甚至有时演员相当固定,世
袭社会就是这样一种演员相当固定的情况。
而春秋时代似可被视为难得的史料相对丰富、剧情亦相当完整独立的一次这样的演出。
我们仍沿用前面按每九十年把春秋时代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做法,这样,我们看
到,在第一个九十年,在我们所列出的36家世家大族中,xviii 已经有23家在活动,其中一大
半是明确在此期间始立的。在第二个九十年,立族的有13家,明确覆灭的有4家,即晋之
栾、;齐之崔氏和卫之宁氏。而到了最后一个时期,则已经不见再有世家大族的始立,明
确覆灭的则至少有8家,其中周召简公盈被杀,晋范吉射、荀寅出奔齐,以及卫孔悝奔宋、
宋华弱奔楚、向巢奔卫、楚斗辛奔随、陈夏区夫见杀;除了分晋之三家,夺齐之陈氏,其他
世族如鲁之三桓的覆亡看来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它们到了七国时期全都无影无踪。
我们可以再扩大视野,根据春秋经传所见世族延续的世代,将它们大致分类如下∶xix
国 别 |
九世以上世族 |
五世以上世族 |
三至四世世族 |
周 |
5 |
12 |
|
鲁 |
2 |
8 |
4 |
晋 |
4 |
8 |
12 |
楚 |
1 |
7 |
4 |
齐 |
5 |
15 |
|
郑 |
4 |
13 |
|
卫 |
1 |
3 |
10 |
宋 |
1 |
5 |
5 |
陈 |
1 |
2 |
|
秦 |
2 |
|
|
蔡 |
1 |
|
|
合计 |
9 |
45 |
82 |
其他都是不足三世的世族。而在三世以上的世族中,也以三世至四世的世族为最多,其
次则是五世至八世的世族,延续到九世以上仍然显赫的世族显然极少。这些世族在七国时期
也都消失,并无此消彼长之情况。
二、世袭社会解体的诸原因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春秋晚期所发生的变化还不仅仅是世族内部的嬗替,而且是整个世
袭社会的崩溃,所以我们除了上面约略提到的导致具体世族衰亡的原因之外,还须特别注意
导致整个世袭社会在春秋战国之交崩溃的诸因素。
管东贵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从李斯廷议看周代封建制的解体”中列举了一些对封建制解
体原因的解释:如钱穆说,“内废公族,外务兼并,为封建制破坏、郡县制推行之两因。”
xx 瞿同祖、李宗侗等倾向于认为诸侯兼并、阶级破坏是封建崩溃的原因;徐复观把封建没落
的原因分为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原因来论说,认为封建社会结构的瓦解是“随”封建政治
结构的瓦解而发生;许倬云在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所写的“周朝与秦朝”条目中,似以
“家族纽带愈来愈淡薄”作为周代封建制解体的主要原因,这样,他的观点与李斯廷议中所
说的“后属疏远”基本上相同。管东贵自己的看法是:封建制的解体不单是作为一种政治制
度的问题,而是连同它所存活的环境整个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的问题,封建制实行之初是很有
效的,后来变得无效,是由于它与环境之间长期的互动互变造成的,首先是宗法制度渐渐松
动,慢慢就导致了封建制的解体。xxi
封建世袭社会解体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所言,在这些因素中肯定还有经济
的原因。资源有限是一个随着贵族人数增多而越来越起制约作用的客观事实,可供分封的土
地会越来越少,但是,这一因素更象是一个不止在世袭社会中生效、而是会持久地在各种社
会中都起作用的因素,同时,通过贵族内部的权益再分配,亦即贵族内部的嬗替亦有可能暂
时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一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新形式,尤其是谷
禄制度的兴起。童书业认为:春秋以上但有封土赐田之制,而无谷禄官俸之事。《国语·晋
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可证。甚至大夫之家臣也有食邑或食田,如成
十七年传∶“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襄二十九年传∶“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
焉。”所以春秋后期以前大概没有不得封土、食田之贵族。但到春秋后期,贵族人数日增,
渐有无土可封之势,始有所谓“无禄”之公子、公孙(昭十年传∶“凡公子、公孙之无禄
者,私分之邑”)。贵族最下层之士此时盖多贫困,亟谋仕进以取禄食,然所取者已为谷
禄,而非封邑、食田。《论语·雍也》∶“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原思为之
宰,与之粟九百”。《泰伯》∶“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宪问》∶“邦有道,
谷;邦无道,谷,耻也”。此孔子弟子之为家臣者,固多取谷禄为俸;即孔子为鲁大夫,亦
无封邑、禄田,而但取谷禄,《史记·孔子世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
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亦可证。童书业认为这种谷禄制度为创造统一的国家创造了条
件:
“凡有封土即有人民,得组织武装,为独立之资。春秋以来,天子之不能制诸侯,诸侯
之不能制大夫,以至大夫之不能制家臣,悉由于此。故封土赐民之制,实为造成割据局面之
基础。及谷禄制度兴,臣下无土地人民以为抗上之资,任之即官,去之即民,在上位者任免
臣下无复困难,乃有统一局面出现之可能。故谷禄制度之兴,实春秋战国间政治、经济制度
上一大变迁。”xxii
但就社会内部结构而言,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谷禄或俸禄制度所开启的新的上升之阶。
韦伯在其对中国儒教与道教的研究中,探讨了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从封建世袭国家向俸禄国家
的转变,他首先认为,中国的封建制与西方的封建制虽然外表有很大的相似性,内部却有相
当的不同,在西方,采邑的世袭性,只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果;xxiii 采邑所有者的身份,是
根据他们是否拥有司法裁判权来加以区分的;骑士等级的身份也有别于其他身份等级,甚至
有别于城市贵族。而所有这一切,都跟土地世袭占有这一决定性的经济因素有关。而在古代
中国,却看来不是土地,而是氏族血统与政治权力的结合起了关键作用。长久以来,神性就
不再附着于个人身上,而是附着于氏族。身份等级并非来自通过自愿称臣和授职而获得的采
邑,而是恰恰相反,那些贵族氏族的成员,至少在原则上,是根据家庭传统的等级,才有资
格获得一定等级的职位采邑,重要的职位,牢牢地掌握在某些家族的手里。在中国,氏族的
世袭神性,从很早起就是首要的,具体的采邑的世袭性,并不象西方后来发展的那样,具有
决定性的意义,而毋宁说是一种滥用。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以在氏族中的世袭地位为基础对
一定等级的采邑的要求权。xxiv
我们如果通俗地解释韦伯的话,则可以说,首先,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指春秋战国之
前),不是土地这一经济因素,而是血统这一自然因素更为优先,是“血而优则仕”“族而
优则仕”而非“土而优则仕”或“富而优则仕”。xxv 其次,在古代中国,血统的优越必须
通过政治权力来体现并得到巩固的保障和长足的发展,亦即获得政治权力和官职、尤其中枢
官职对家族十分重要,家族无官则“无以庇其族”,作为大夫立家之范例的诸侯之始立,亦
是政治权力的直接结果,只不过这些被分封者较之西方,带有远为浓厚的血缘色彩。并且,
相对于直接的政治权力而言,法律亦退居于不甚重要的地位。重政治权力、重官职这一特点
看来特别反映出中国春秋战国前后两个时代的粘连,说明中国即便在大变动的时代,其断裂
也不象西方那样彻底和明显。最后,则是在古代中国,不是武人骑士,而是文人的地位日渐
重要,文人(儒士)日益形成为一个特殊和固定的阶层。
但在春秋战国之后,等级的差别虽然仍旧保留着,世袭神性却瓦解了。在封建时代里,
采邑制度是与世袭神性的等级层次相一致的,分封制废止之后,俸禄制度则与取而代之的官
僚行政相适应。 这意味着封建主义的全面废除。xxvi 随着官阶等级制的确立与巩固,出身卑
微的人的晋升机会大增,新的皇权与平民的力量联合在一起,最终战胜了封建贵族势力。一
种凭个人功绩获取官职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了:xxvii 只有个人的功绩,并且只有功绩本身,
才是取得官职的必备条件,这就是“开明的”家产制的新原则。xxviii
尽管韦伯甚重经济因素的作用,但他已经注意到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注意到文化和
价值因素在中国社会历史演变中的特殊意义,注意到中国的封建时代与西方的封建时代就已
有一定差异,中国自春秋战国以后与西方就更是分道扬镳,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xxix 而在
这其间,价值的观念和体系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一看法与梁漱溟的观点颇有相合之处。梁漱
溟自他探讨中国文化历史一开始,就反复申明中西异途、中西文化之异是类型之别,而非阶
段之差的观点,在他解释中国古代封建解体的原因时,他认为是由文化和政治开其端,其具
体表现即在贵族阶级之融解,而士人出现。封建阶级(实则并包封建而上至古代之贵族阶
级),第一是建立在武力上,第二是宗教有以维系之。从来贵族与武装与宗教三者相联;西
洋如此,到处亦皆如此。因此,除后世以逐利殖产而起之阶级,或稍形散漫外,凡贵族阶级
在其社会中例必为集团之存在。然而奇怪的是中国竟有些例外。梁启超《中国文化史》,尝
论中国贵族政治最与欧洲异者,有三点∶第一、无合议机关,如罗马元老院者。第二、贵族
平民身分不同,然非有划然不可逾越之沟界。第三、贵族平民在参加政治上,其分别亦只是
相对的,而非平民即不得闻政。这三点恰透露当时贵族不成一集体。大抵阶级成见不深者,
其种族成见亦不深,其国家成见亦不深,三者恒相关联。又章太炎所著《社会通诠商兑》一
文,亦同藉春秋时代许多事例,辨明中国早没有象一般宗法社会那样种族排外情形。xxx
然而,为何中国古代封建贵族阶级自身这样松散,其对人这样缓和呢?梁漱溟认为,这
是因为古代中国人理性早启而宗教不足,而宗教不足则集团不足。封建所依靠者,厥为武力
和宗教;而理性恰与此二者不相容,理性早启,则封建自身软化融解,而无待外力之相加。
其松散,正由人们心思作用萌露活动,宗教统摄凝聚之力不敌各人自觉心分散之势。而当时
的周公礼乐,复使人情温厚而不粗暴,少以强力相向,阶级隔阂不深,则又其对人缓和之由
来。xxxi
因此,中国古代贵族亦可以说是“自毁长城”、“自掘坟墓”,是无意的,有时甚至是
甘心情愿地“自毁长城”、“自掘坟墓”,不仅作为集体行为是这样,作为个人行为更是如
此。不仅贵族中那些文化修养最高者因对贵族衰亡的大势有预感、有无奈而并不深以世代延
祀永续为意,xxxii 其中的最杰出者甚至对下层被埋没的有才华者抱有同情,至于那些贵族中
的最强悍有力者出于野心或迫于压力所进行的激烈争斗和兼并,客观上亦加速了贵族作为一
个阶级的覆亡。但是,在贵族阶级自身覆灭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自然还不是上层的世家
大族,而是下层的士人,而且这一士人阶层正处在一种由武人向文人转化的过程之中,梁漱
溟曾言,贵族阶级之融解,盖早伏于阶级之不甚凝固,缺乏封畛。在此宗教不足的社会里,
贵族而脱失于武力,其所余者还有何物?那就只有他累积的知识和初启的理性而已。这就是
士人。中国封建毁于士人。他力促阶级之融解,而他亦就是阶级融解下之产物,为中国所特
有。中国封建之解体,要不外乎阶级之解消,而仿佛将以理性相安代替武力统治。它不同乎
西洋之以新阶级代旧阶级,为武力更易其主体。此即其先由文化和政治开端之说也。xxxiii
中国古代封建的解体,是否就意味着阶级或等级的消失,这一点我们还须在后面探讨。
但文化和理性在中国历史发展早期就已表现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确实令人注意,梁启超甚至
认为,贵族政治的消失,其主要原因就是文化知识的下逮。他说:
“若夫贵族平民两阶级,在春秋初期以前,盖划然不相逾,百姓与民对举,大夫士与庶
人对举,君子与小人对举,经传中更仆难数,乃至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语,似并
法律上身分亦不平等,关于此方面真相如何虽未敢确答,要之政权恒在少数贵族之手,则徵
之左传中所记诸国情事,甚为明白,盖封建与宗法两制度实行之结果,必至如是也,虽然,
此局至孔子出生前后,已次第动摇。……
“贵族政治之完全消灭,在春秋以后,其促成之者,孔墨诸哲学说与有力焉,说详次
篇,兹不先述,然而环境之孕育此变化,实匪伊朝夕,其主要原因,则在智识之散布下逮,
封建初期,政治教育与政治经验,皆少数贵族所专有,一般平民,既无了解政治之能力,复
无参加政治之欲望,及其末期,则平民之量日增,而其质亦渐变,第一,小宗五世则迁,迁
后便与平民等,故平民中含有公族血统者日益加多,第二,当时贵族平民,互相通婚,故实
际上两阶级界限颇难严辨。第三,各国因政变之结果,贵族降为平民者甚多,例如前文所举
‘栾胥原,降在皂隶。’第四,外国移住民,多贵族之裔,例如孔子之祖孔父,在宋为贵
族,而孔子在鲁为平民,此等新平民,其数量加增之速率远过於贵族,而其智识亦不在贵族
之下,此贵族政治不能永久维持之最大原因也。”xxxiv
而在这一过程中,孔子起了一种独特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此正如梁漱溟所言:一般都
说,孔子私人讲学,有教无类,乃学术平民化之开端,并为后世开布衣卿相之局。士之一流
人,如非孔子开创,亦必为其所发扬光大。这话虽大致不错,然须知远在孔子之前,暨其同
时,有学养之人散在民间而不仕者,或疏贱在野之贤才起而当政者,既不少见。有孔子乃有
后世之士人,亦唯有这些先河,乃有孔子。孔子非突然出现,他实承先而启后,使历史浸浸
发展到社会之丕变。士人非他,即有可以在位之资而不必在其位者是也。其有可以在位之资
与贵族同,其不必定在位与贵族异。假使一天,贵族少至绝迹,而在民间此有可以在位之资
者推广增多,政治上地位悉为他们所接替,人无生而贵贱者,这就是中国封建解体之路。而
春秋战国实开其机运。一方面战国霸主竞用贤才,相尚以养士,他们的出路大辟。孔子恰生
在春秋与战国之间,以讲学闻政为诸子百家倡,就起了决定性作用。xxxv 最后,梁漱溟的总
结是:
“西洋封建解放,起于其外面之都市新兴势力之抗争侵逼;中国则起于其内部之分化融
解。西洋是以阶级对阶级,以集体对集体,故卒为新阶级之代兴。中国新兴之士人,是分散
的个人,其所对付之贵族阶级亦殊松散。及至阶级分解后,以职业分途代阶级对立,整个社
会乃更形散漫。
西洋以工商发达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殆随经济而变,颇似由物到心,由下而
上。中国以讲学养士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推动了经济(士人无恒产,不代表经济势
力,而其所作为则推动了经济进步,李悝商鞅其显例),颇似由心到物,由上而下。
以上是说明中国封建解体之由来,同时亦就是指出∶中国从这里起,便缺乏阶级,不象
国家。”xxxvi
然而,在中国古代封建解体、春秋时代的世族消失以后,社会究竟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中国还是不是一个阶级或等级社会,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阶级或等级社会,孔子在
这一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的过程中究竟起了何种独特的作用,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进一步的探
讨。下一页
世袭社会及其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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