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海外華人|
“外華”的教育(註1)
中國與海外華人
王賡武
本章所用“教育”一詞，其意義為正規教育。這種正規教育通常是在特定的政治框架
之內構築成的，由經濟上的盈餘和某種社會大眾的投資予以支持，同時也或多或少地
受一國的文化傳統的影響。對前往海外謀生的華人(那些在海外的華人，香港、台灣
的華人，和中國東南沿海一些地方的華人，那些在“外華”領域的華人)而言，教育
與文化傳統的關係特別難於論述，本世紀尤為如此。他們中的多數人在其一生中不得
不面對一種以上的文化，不管是西方的(有時候是殖民地的)還是本地的，以及部分是
他們自己的中國文化。而且即使在他們思考何謂中國文化時，他們也會發現，那些匯
合在一起形成中國傳統之基礎的各種各樣因素有許多層次。有稱之為大道統(Great
Tradition)的，常常與朝廷的儒家學說等同，受到文人學士的擁護和中國尋常百姓的
敬畏。還有並不確切地稱之為小道統(Little Traditions)的，把通常認為的儒家價
值觀念與流行的佛教、道教及其他風俗、信念和慣例的各極不同組合混在一起。對去
海外謀生的華人來說，大道統並不總是佔優勢的，甚至並不相干。在生活於遠離中國
首都和其他主要文化重鎮的華人中，更為常見的倒是那些小道統，它們是當地的非正
統的變種。這些社會中的每一個，為了生存和成功，從這些傳統中摘取甚麼以與外邦
文化相協調，是一個饒有興趣的課題，而我們對此尚知之不多。這裏，為了作者本人
的目的，將集中論述他們在教育方面的文化經歷。
15.1 歷史背景
講一點歷史背景會有所助益。去海外謀生的華人所形成的社會，大體可分為三個類
型。分散於諸如加拿大、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西方各國的小社會(包括“唐人街”)是第
一個類型的範例。生活於泰國、日本、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地土著中間的以商人為主的
社會是第二個類型的範例。而第三個類型的社會則分布於以中國人為主的香港、新加
坡和台灣等地。
就正規教育而言，三個類型的經歷大不相同。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屬
於第一個類型的去海外謀生的華人，主要是在用英語或諸如法語或西班牙語等其他西
方語言授課的學校接受教育。少數人到規模很小的私立華文學校去學一點基礎漢語，
但是他們在他們的家庭以外，與中國文化的接觸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受的是西方教
育，而且他們之中的多數人實質上是被培養成為加拿大人、美國人、澳大利亞人等
等。但是最近數十年間，出現了中國人移居西方的熱潮(有直接從中國、香港和台灣
移居西方的，也有從一個非中國地區再移居到另一個非中國地區的)，國外的華人社
會變得越來越大了。其結果是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比較顯而易見了，也比較容易學習
到漢語了。同時，華人種族特性的意識也使得許多華人以今人耳目一新的不同方式鑽
研中國文化傳統。然而儘管出現了這些變化，教育仍然是採用所在國的民族諸言，不
管是笑話、西班牙語、法語還是一些其他歐語，而且所接觸的文化傳統主要是西方
的。但是與早期不一樣的是，當今華人之接受西方文化價值是出於喜愛而非出於強
制。這導致了一種非常有趣的不同文化態度並存的狀態。那些在歐洲人和北美人中間
成長起來的兒童，其觀點自然是西方的，而且他們的西方價值觀念由於所受當地民族
的學校教育而加強了。與此同時，就是這些兒童中的許多人，又受到華人社會種族認
同的鼓勵，去試圖重新發現他們自己的中國傳統。處於這樣一個地位，這些年輕華人
對西方文化感到輕鬆自如而安全無虞，同時又自願正規中國傳統，個中有好奇心，有
一點敬畏，有一些感情色彩，但是沒有形成緊張的心理狀態。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亞洲，居於少數民族地位的華人曾在本世紀初享受正規的華文
教育。幾乎在一切地方，他們都有強有力的經濟實力足以開辦自己的學校；這些學校
用中文授課，而且多數是以中國國內學校為榜樣，所用教科書往往是經中國國民政府
批准編寫的。凡是得到允許的地方，當地出生的華人都在他們的學校就讀，他們接觸
的中國文化就像在中國接觸的一樣。當然，並不是所有上這種學校的華人，其生活與
思維都和他們在中國的同輩人一樣。本地的環境，特別是像日本和泰國的那種本上的
文化價值，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他們的生活和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
年輕華人被送往當地的國立學校就讀。現在，特別是在泰國，即使在中國血統的人們
之間，泰語也已成為互相交流的語言。中國文化在凡是能倖存下來的地方，已經成為
一個亞文化群。對中國及其文化產物仍然有好奇心和感情，但是又像在西方的華人一
樣，他們似乎安於成為泰人，而且並不感到有必要接受中國傳統的教育。再者，通婚
已屬平常，以致多數華－泰家庭已經把他們殘餘的中國價值觀念同化到泰國人的行為
模式中去了。
但是在華人生活於殖民統治下的地方(不管是英國的、法國的、荷蘭的還是美國的)，
情況有所不同。許多華人願意把他們的子女送往殖民地辦的學校。在這種學校裏，他
們受到的是一些淡化的甚至是扭曲的西方文化價值，而這些並不阻擋他們堅持他們的
華人認同。但是他們對於中國價值觀念的理解是間接的，並且往往是沖淡了的和經過
高度選擇的，而且他們常常由於不懂中文而被那些在華文學校受教育的人所看不起。
在西方殖民地，使華人生活更為複雜化的是，他們對爪哇的、馬來亞的、越南的或菲
律賓的本土文化很少感覺興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就成為一個主要的不利條件。
當時西方大國陸續撤出，本土的民族主義政權創立了東南亞各個新獨立的政府。為了
繼續生存，這些華人的大多數，不得不把他們的子女送往用當地民族語言授課的本地
的國立學校。在這種環境下，華文學校幾乎無法繼續存在。現在除馬來西亞外，各學
校很少教漢語書面語。在各本地民族學校裏，華人學齡兒童往往不得不在以下二者之
間進行選擇：或者成為文化上的土著，或者吸收足夠的西方留下來的知識技能，以使
他們自己能夠去西方學習和接受教育，或許進而移居西方。幾乎沒投有人會有機會學
習中國文化價值，而打算回中國去學習中國文化價值的人則更之又少。
本世紀初，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的情況曾有所不同。香港和新加坡的教育曾一度與英
屬馬來諸邦相似，但是華人社會規模之大，使得中國文化即使在一些英語學校也很突
出。肯定地說，在英語學校學習並不妨礙年輕華人保留堅定的傳統價值觀念。至於日
本人統治下的台灣，儘管實施日本的殖民地教育，那裏的中國人從來也不曾背離他們
自己的傳統。實際上，處於進退兩難境地的倒是日本人，因為他們本身效仿中國者甚
多，甚至採用了中國的書寫方法並表示仰慕中國許多古典文學傳統，因而他們很難說
中國文化應予摒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情況再次發生了變化。台灣回到了中國的懷抱。中國內戰結束
時，南京政府遷台，帶去了看來是大傳統的強烈意識和中國文士的殘存價值觀念。在
二十年之內，民族正統觀念似乎已經在全部正規教育中恢復了。但其中亦有不同之
處。新的正規觀念，其本身是這樣兩種東西的混合：一種是中國沿海地區通商口岸
(如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和廣州)的現代與傳統文化，另一種是十六世紀以來漂洋
過海後棲息台灣的中國人的小傳統。因此，新的正統觀念與中國中原的文化截然不
同。它確信本身是現代的，而且大傳統似乎已經併入一個新的生氣勃勃的中國文化。
在這個文化中現已看不到中國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對立。三十多年來，台灣的華人
一直需要與美國及日本密切聯繫；這種需要，只不過是加強了年輕一代從學校裏學到
的現代的和自我批評的性格。此外，台灣向來自“外華”其他部分的數以千計的學生
提供了中國教育，並將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畢業生和企業家派往美國。通過這樣
做法，這一新形式的中國文化已經讓其他去海外謀生的華人－－特別是香港、新加坡
和北美一些城市的華人社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香港和新加坡也發生了變化，儘管方式頗不相同。新加坡有
其自身的國家政府及其自身的公民認同，創辦了以英語為教學語有的國立學校。但
是，一些中國價值觀念被保留下來了。因為對具有中國血統的新加坡人也講授中文。
迄今為止，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態度在心理上依然是矛盾的，而學校裏所學的現代事物
則主要是西方的。但是由於新加坡位於東南亞，與印尼及馬來西亞相鄰，新加坡華人
－－儘管有學校所講授的內容－－並不僅僅是處於中國的與西方的文化傳統之間。他
們試圖首先成為新加坡人，同時仍然努力用中國的、東南亞的和現代世界的各種因素
的混合體建設一個新的民族文化。在這樣一個文化出現之前，他們之中的多數人一想
起文化傳統就感到頗不舒服。
另一方面，香港由於就在中國近邊而又靠英國法律、國際金融和西方技術維持其生
存，不得不更為直接地面對中國文化傳統。而且多數香港人是新近從中國來的或者是
過去來到的中國人的子女，傳統仍然被看作是實在的和有生命力的。儘管如此，這些
傳統已經被改革了，因為人們是在香港學校受教育。在香港的學校裏有一個複雜的變
化過程。中國的東西與非中國的東西的結合，傳統的東西與非傳統的東西的結合，在
香港學校裏都是獨一無二的。作者的看法是，儘管香港的教育表面上與台灣及新加坡
各方面相似，但是多數的香港人在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自豪感與對世界的現代性的實際
需要之間，無計是在感情上還是在理智上正處於最劇烈和最公開的緊張狀態。從這種
緊張狀態中得到的經驗值得予以更多的注意。這個經驗或許與所有其他去海外謀生的
中國人的經驗－－特別是台灣或新加坡的中國人的經驗－－具有共同特徵，但是試圖
明確表示這種共性，可能導致一個過於抽象而無大用處的表述。
15.2 教育與文化傳統
到這裏為止，作者避開了中心問題，那就是甚麼是中國文化傳統。對去海外謀生的華
人來說，直到最近，它是那些被在中國的中國人看作是傳統的任何事物。但是由於傳
統這個概念的本身在中國已經受到半個多世紀的劫難，現在更加不能肯定是否有人真
正瞭解傳統在中國是甚麼意思。姑且不論那些完全不承認任何形式傳統的極少數人，
支配教育方針並互相爭逐人們支持的大體上有兩種態度。一種強調指出，中國文化遺
產有一個不能化簡的核心，必須予以研究並不惜任何代價予以保存。這種態度常常作
為表明每個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所具有的華人屬性的根本原則而被提出來，具有相當的
感染力。在一個著名的公式中，這就是“中學”的“體”(如在“中學為體”這個短
語中)。另一種態度比較注重實效；它教導年輕一代要以批判的眼光審查過去的各式
思想的各個組成部分，並且幫助年輕一代選擇哪些應當子以保存和繼續發揚，有點像
“批判地繼承”。
在教育界，第一種態度被認為是非常可敬的。它是採取守勢的態度，然而卻是愛國
的。上面引用的張之洞的名言，其原意是強調儒家遺產的優越性。這個原意曾多次受
到抨擊。文化革命的十年間(1966-76)達到了極點。但是它從來不曾被全部擯棄。有
趣的是，把“中學為體”與“西學為用”相提並論的整個引語，在當前中國激烈的歷
史辯論中重又泛起了。看來，許多中國人仍然認為，如果中國不甘於為外國思想和制
度所腐蝕，就必須有一套根本原則，供年輕的中國人遵循。困難在於這些根本原則應
是甚麼，並無一致意見。許多人所關心的是，在擯棄“中學”的舊的“體”之後，必
須找到一套新的東西來取代它，不管是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西方的自由主
義。
第二種態度從一個不同的前提出發，不再考慮要有一個不能化簡的傳統核心(也就是
拒不接受任何種“體”的想法)，而是代之以教導年輕人認識遺產中可能值得為現代
世界而予以保存的那些部分。但是對多數人來說，試圖批判而又同時使用中國遺產本
身的語言、修辭和方法，這是不能鞭闢入裏的。這方面最有趣的事例可以從文化大革
命中對所有傳統思想的抨擊中看到。例如，那些激進的領導人不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
的框架內爭論，而是用不很正統但又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來抨擊更加正統的觀念。在其
他情況下，則用通教的、佛教的和中國古代其他哲學家的思想批判儒家的一切東西。
換言之，即使是這種批判態度，也受以下一種傾向之苦：在一個封閉的體系內爭論，
而這個體系包含許多正是要予以批判的思想。
保存“中學”，甚或通過使之比較現代化的方法加以修改或改進，乃是代表著以結構
的和比較抽象的方法研究文化傳統。此外還有著其他的出發點。一個常見的例子是指
出傳統中的根本倫理原則，這些原則對於做一個中國人至為重要而且顯然必須教給所
有中國人。實際上，很久以來的想法一直是：中國人沒有這些原則就不知如何舉止。
為此，要求年輕人通過具體事例學習，使自己對極其重要的社會價值觀念有比較深刻
的認識，從而對如何以及何時採取必要的行動有比較強烈的意識。這種通過真實教訓
進行教育以指導社會行為的實例，來自古代知行合一觀，而這種合一觀至今仍有影
響。
知與行相互聯繫是一個古老的想法，也是中國倫理學的主要支柱。它的形成歷經幾個
世紀。對它的最好和最明確的陳述來自新儒學派的大哲學家朱熹。約八百年前，他
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
重。”二百五十年之後，新儒學思想中的反對派領袖王陽明則主張知行合一。此後又
有其他精心的改進，但是直到現代這個問題都是一個生動的哲學和教育問題。孫中山
和毛澤東在他們各自的革命活動中，都受知和行是必要的和互補的思想指導。孫中山
主張知難行易，而年輕的毛澤東受朱熹的影響則明確地認為行更重要。有趣的是，當
毛澤東用現代術語表達二者的關係為理論與實踐時，世俗理論變得同等重要。作為馬
克思主義者，他從倫理知識走向科學理論。他的論點是革命行動必須在革命理論指導
下才能成功。
這是一個良好的範例，說明傳統的表述在影響現代中國思潮方面所起的作用。它對中
國教育的影響仍然為人們感受得到。問題依然是，在鑒定一條倫理原則值得學習之
前，是否有必要先鑒定它是中國的，或者，依此推理，在供年輕人學習之前，是否必
須先得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就官方而言，中國教育對共產主義思想比對中國
傳統更加注意。然而上面所學的例子表明，在中國當前關於文化的辯論中，我們仍然
能夠看到一種見解上的傳統態度。
這並不表明在中國的全體華人都同意這樣一種抽象的概念，即“中學”必須構成全部
知識的核心；也不表明他們都同意這樣一種觀點，即具體的倫理範例為繼承中國遺產
提供最佳的指南。但是，把當今仍然存在於中國的傳統思想方式與在“外華”領域的
去海外謀生的中國人中間比較常見的另類思想方法進行對比，會是有益的。如前面所
略述的那樣，去海外謀生的多數中國人－－他們作為少數民族生活著，既無權，又得
不到中國的保護－－曾尋求實際而有用的本領，以應付外國的而且往往是敵意的環
境。為學習而學習是沒有什麼價值的，而且他們很早就擯棄了那種針對少數人的“君
子”教育－－也就是學習經書以成為文人學士－－而去學習科學的、專業的和商業的
本領，以應付他們四周的迅速變遷。對那些離開得更遠的人來說，生活在西方或生活
在其他正在現代化的或民族主義抬頭的亞洲人中間，幾乎無求於文化傳統，由此而形
成的往往是對學習的相當粗淺的功利主義態度。這種學習只涉及有用的而且能迅速加
以利用的東西。可是在華人看來，少數全盤接受西方文化遺產的人，多少有點今人無
法容忍。但是作者並不準備詳細論述其所受教育完全不同於中國教育的那些人，而願
集中於離中國較近地方的教育，即香港和台灣的教育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新加坡的教
育。這是在中國邊緣的“四小龍”中的三個，近年來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注意。(2)它們
的實例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財富與文化的關係的問題，而且有助於理解文化的一個
特別今人感興趣的方面，即貿易文化(the culture of trade)；這個方面有助於闡明
教育與文化傳統這個題目。
15.3 貿易文化與三小龍的教育
很久以來，歷史學家一直討論財富與文化的關係，討論這樣一個看起來像是基本上屬
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是文化因素決定一個社會能生產多少財富，還是生產的
財富決定所達到的文化水平－－在這方面是有不同意見的。為了我們這裏論述的目
的，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就足夠了，那就是與三“小龍”的人民生活水乎相比，中國人
民的生活水平是極低的，而且所有中國人都為此而感到煩惱。由此對這個問題上一系
列觀點生出了情緒化的反應；例如，一個富裕的、皇制統治的中國曾產生偉大的文化
傳統，因此中國文化如果打算再度興旺，中國就需要繁榮。或者說，古代的重要思想
曾產生富足的中華帝國；如果能使這些思想適合現代用途，它們就不難使中國再度富
足吧？或者，更加似是而非的說法是，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曾擯棄中國的傳統價值觀
念而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價值觀念，因而國家趨於衰落。這種說法幾乎和其他一
些人的另一種說法一樣經常聽得到，後者是：中國依然貧窮，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領
導人從來也不曾把他們自己真正地從傳統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來，而這種思想方式已
經沒有用處了。
這裏不是審查這樣一個複雜問題的地方；在這個問題上，歷史學家與現代分析家的意
見尚不一致。事實是，在中國的華人是貧窮的，而在外面的華人則當得多。而且中國
的文化傳統看來並沒有妨礙台灣生產財富。在日本，人們普遍認為日本的傳統實際上
有助於加速日本的經濟發展。此外，在日本和“四小龍”，財富似乎不僅助長新的文
化傳統的產生，而且復興具有生命力的古老傳統。新的文化是否都那麼合乎需要，以
及從老的文化中保留下來的是否都是其各自遺產中最精華和最基本的部分－－在這些
方面意見是否一致儘管還成問題，但事實是，財富可以為研究這些問題提供手段。教
育已經從有更多的資源可供利用中獲益。教育已經成為更加開放和多元化，而這種情
況必將有助於導致對文化傳統的進一步理解和人民的文化本身的新發展。
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的大部分財富是由成功的貿易及工業政策創造的，其中包括直接
以促進貿易和工業為目標的教育及培養政策。因此，把對貿易及工業的態度的實例作
為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方面子以考查是特別有益的。毫無問題，當今這三個地區的教
育對商業及技術上的利益考慮甚多。但是人們往往忘記的是，雖然所獲得的現代技能
是新的，但對待獲得這些技能的態度卻深深紮根於中國文化傳統。這些態度有正面的
特點，也有負面的特點，說明了中國遺產本身－－特別是作者所謂的“貿易文化”－
－的一些歧義。
作者所謂的“貿易文化”，是指從商人的價值觀念中得到的文化，也就是說，商人為
了利潤而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以及他們準備把市場擴大到甚麼程度。這還必須考慮商人
從事經營所在的文化結構和社會普遍對待財富的態度，特別是對待通過貿易活動而致
富的那些人的態度。例如，按照中國的大傳統，商人的地位非常低下；事實上，他們
曾照例被置於社會等級的底層。帝國的士大夫不承認商人為社會創造了財富，而僅僅
認為他們只是為商人自己創造財富。這在一個農業大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它確實意
味著經商本領很少被用來使中國富裕，而只是不時用以輔助帝國的國庫。當商人正在
作出寶貴貢獻時，他們受到土大夫的嚴密監督，並且使他們覺得他們只是在勉強容忍
的情況下獲准經商。少數經營成功的商人階層總是把他們自己看作是個人依賴於士大
夫的保護。因此，貿易文化是卑躬屈蓆膝的，明哲保身的，而且一向是仿效土大夫文
化的。
中國文化傳統的這個主要特徵，在“外華”領域己經很大程度上被擯棄了。即使在保
持強大傳統的台灣，這部分傳統在對年輕人的教育中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廢止了。而且
在香港和新加坡，照顧投資者及企業家的相反作法得到了在傳統中國前所末見的尊敬
和新地位。這種貿易文化之怎樣得到承認，很可用以衡量一個社會可以怎樣修正文化
傳統以適應其需要。
然而在中國，情況要複雜得多。本世紀初，商人的地位剛剛開始發生變化時，連續的
兩次革命阻擋了這個發展趨勢。第一次是由民族主義的文人學士和軍人領導的，第二
次則為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農民所控制。後一次革命繼承了對貿易文化特別強烈的偏
見，而且通過把貿易文化等同於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剝削價值，在將近三十年期間
肅清了這種文化。因此，當貿易文化在“外華”領域得到積極的理解並且實際上在教
育中得到鼓勵時，同樣的特點在中國卻受到譴責。即使現在，中國新的開放政策對於
商人的作用，還是猶豫不決的。表面上，企業家的活動作為增加生產和國民財富的手
段得到官方大力提倡。激進的意見甚至談到“全民經商”以響應市場力量，但是這個
激進“口號”的真實語調使我們聯想起傳統的態度。這個語調表明許多人按照傳統方
式對商業感到不安和喜惡交織，並且擔心有權有勢的人會像過去那樣利用他們的地位
剝削商人階層。商人的地位仍在激烈辯論之中。實際上，他們仍然受到幹部的嚴格監
督，而且他們仍在保持傳統上的可疑而低下的地位。可能還需要相當一段時間，尊重
貿易文化的教育才會在中國有立足之地。
在我們這裏的實例中，文化傳統的重要部分基本保持未變，卻未能以合理而實際的方
式看待這個傳統，其結果是大大地破壞了中國創造財富的能力。和這個經驗同時並進
的是迂迴的理論解釋，這多少是由於還未弄清楚中國是否當真相信其文化傳統的某些
部分應予保持，抑或它是否確是想要擯棄一切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傳統，抑或它是
否認為這種文化上的利害關係與當前問題並無關聯。我們肯定不能從這個如何看待商
人的實例中斷定中國最終將如何對待其文化傳統的所有其他部分。這裏所強調的是與
去海外謀生的華人如何對待對於商人階層的傳統態度作對比，特別是與把態度的轉變
應用於正規教育作對比。這些華人的經歷說明，價值觀念出於需要而轉變適應，並根
據新的形勢改變教育方法及目的，他們就能創造出巨大的利益。這不需要應用於文化
傳統的每一個部分，但是必須就“教學法、學校課程及方針”(3)對文化傳統的許多
部分作出合理而實際的決定。看來，只有這樣做，教育在協調文化遺產與當代世界追
求實利方面，才能真正趕到有價值的作用。當前“外華”領域的教育是幾十年來許多
決策的成果。對在中國的華人來說，沒有可以不費力氣吸取的教訓，因為中國的情況
大不相同。但是，如果說，中國與“外華”領域的廣泛接觸，特別是與香港的深入接
觸，竟然未對中國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教訓，那倒是怪事了。
註釋
註(1)本章原是1988年10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五周年校慶之際在該校“文化傳統與
當代教育”研討會上講話的一部分。此次發表時，略作修改。
註(2)見第十四章。
註(3)“教學法、學校課程及方針”是包括在研討會主題的副題之內的幾個題目。
犀鳥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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