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海外華人|
儒家思想邊陲上的小龍
中國與海外華人
王賡武
有一種新的慣常說法是應當把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歸為一類，因為它們有共同
的特徵。在過去十年間它們的明顯共同之處是經濟上都表現得很成功。更為突出的
是，它們都屬於東亞的這樣一部分：這部分比世界的其它發展中地區對旨在提高經濟
增長的措施更為迅速地作出了反應。它們在發展速度方面處於領先地位。這在全世界
察覺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的經濟奇跡之後不久就成了明顯的事實。如果說，日本
是工業繁榮的巨龍，那麼，這四個地方就是小龍。
如果日本是典範，這四個地方和日本有其麼共同之處呢？如果日本是因為掌握了西方
所教的東西而達到頂峰的，這些小龍學到了甚麼呢？它們直接從西方學到的東西與它
們通過日本間接學到的東西相比，是同樣重要還是前者比後者更重要呢？抑或是一些
別的甚麼東西－－一些它們都與日本共有的東西使它們能夠如此迅速地學習日本以及
幫助它們如此成功地消化和適應西方的經濟運作和體制？
這一系列問題太複雜了，不可能在這裏討論。我只準備討論的問題是，在幫助這五個
國家用資本主義模式來促進現代經濟發展方面，傳統的儒家價值觀念是否可能是一個
決定性因素。把注意力特別集中於儒家價值觀念的傳統，是因為它被認為是日本人、
朝鮮人和中國人共同的獨一無二的最重要因素，實際上也是整個東亞以及東亞人(特
別是海外華人)最活躍的那些東南亞地區所共有的。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問題，對近
來的學術研究是有益的，同時也是富爭論性的，但是現在很清楚的是，對儒家學說的
作用曾經有些過分的說法。
這個儒家價值觀念傳統也許是造成東亞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因素－－這種可能性是存在
的。但是這個關係東亞各國的論題還有一個弔詭。這個弔詭是，儒家價值觀念在中國
最強，在日本最弱，然而工業化卻在日本生根，資本主義發展最迅速的也是日本。而
且就那幾條小龍而言，它們都處於中國的邊陲地區，其中距儒家思想中心最遠者為新
加坡。另一方面，中國本身(大陸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去四十年的大部分時間內
卻選擇了抵制以資本主義道路達到經濟的迅速增長。意味深長的是，與中國陸地接壤
的北韓和越南北方也都同樣取社會主義道路而捨資本主義道路。這種弔詭還表明，雖
然儒家價值觀念或許曾有助於資本主義式工業化，但是過多地相信儒家學說或者過於
接近儒家思想中心或許是這種發展的一個障礙。
在1912年清朝結束前的一千年，官方的儒家學說居於中國文化的核心地位。這是由在
文化上一統而且接近中央權力的士大夫制定的正統觀念。在這些士大夫之下，農、工
、商三者構成一個文化的編陲(cultural periphery)，供養而且通常都支持這些士大
夫。在中華帝國以外的鄰國，大都擁有受儒家思想感化的精英：朝鮮盛行儒家思想，
越南差一些，日本則幾乎沒有儒家思想，它們處在一個具有堅強意識形態中心的大國
的國外的邊陲(external periphery)。而有別於中國城內的文化的邊陲和非漢族構成
的國外邊陲，近代又逐漸形成了稱為分離的邊捶(detached periphery)的地區。它包
括這樣一些區域：它們在中國之外，在中央控制之外，而華人則佔人口的多數。所有
這三種都是邊陲，都是通過與儒家思想中心這樣一種觀念的關係而形成的邊陲。
14.1 文化的邊陲
讓我從我所說的文化的邊陲開始。在這方面，重要的是區分儒家價值觀念的類別與層
次。至少有三類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是重要的。第一類是孔子、孟子和他們的(門人)
弟子傳人視為儒家思想價值核心的那些價值觀念。這可以從他們的著作中提煉出來，
甚至可以從註解和充實他們著作的無數次嘗試中提煉出來，這種嘗試歷經中華帝國的
千百年漫長時期。不管儒家學說為了適應於這個龐大帝國的情況有過多大改動，我們
決不可忘記；探求真理與智慧的真正儒家思想，一直存在至今，但是這種無止境的採
索對於這裏的論點不是主要的。
第二，從儒家思想引出的那些價值觀念使歷朝歷代的帝王及其政治體制合法化了。早
在約兩千年前的西漢中葉，那些價值觀念便引人以適合於一個特定的帝國結構。它們
為官僚層所接受和運用，又反過來改變了那個官僚層的性質，賦予它一套持久的華麗
詞藻以及一整套指導官吏行為的標準，甚至還不時遏制帝王作出過度專制的行為。這
些儒家價值觀念每當有必要時也不斷被拋棄、修訂和重新使用。經過一段長時間之
後，它們和士大夫體制水乳交融，以致可以說帝國官吏的權力已經和正統的儒家政治
價值觀念形成一件無縫的天衣。肯定的說，到了宋代(960--1276)，已經幾乎不可能說
出帝國制度的哪一部分是儒家的，和哪一部分不是儒家的。儒家學說已經使其本身在
一個權力結構內部相得益彰而且強大有力，而這個權力結構已不再能否認它源於儒家
並以儒家為基礎。一個格外成功的合成體出現了－－而且儘管有過許多折衷和曲解，
以致有損於這種公眾和國家提倡的儒家學說，但絕不能說真正的儒家價值觀念已經喪
失了。這些價值觀念仍然山一些人堅持著，這些人為他們自己，為他們的家庭，有時
也為他們當地的社會集團，努力保持孔孟倫理中比較優秀的部分。
儒家價值觀念的第三類是儒家學說的那些實用部分和至理名言。實際上所有中國人在
長時間中都已把這部分視為他們幸福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它們是關於家庭和社會關係
的價值觀念；這些價值觀念很可能甚至在孔孟時代之前就已深深紮根於中國社會，而
其基本要素則由這兩位大師及其傳人明確地表達出來。關鍵之點在於它們始終具有廣
泛的社會性，對其他價值觀念和其他信仰體系總是願意兼容並蓄的。這樣的價值觀念
並非一向被認為是儒家所僅有；例如，杷尊敬甚至崇拜祖先視為維護家庭體系的主要
支柱，就可以和道教與佛教的宗教習俗並行不悖。宋代以前的人多數人並不著重於把
這些價值觀念稱為儒家學說。只是在宋代新儒家學派為他們的時代重新解釋和充實儒
家價值觀念之後，這一類儒家學說才在平民百姓中得到表達。關於一些精選的士大夫
價值觀念的本土化和通俗化過程，我們尚不甚瞭解。但由於它是處於國家或官方的儒
家學說的邊陲地帶，而且已經在那些與士大夫集團無緣的各階層中國人中間取得了獨
立的生命力，因此對於我們瞭解儒家價值觀念在過去幾個世紀中的作用來說，它是特
別重要的。
很清楚，這個第三類是處於第一類和第二類的邊陲。它處在第一類的邊陲上，因為它
並不著重儒家學說中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標準，這些標準是為曾經仔細攻讀經典著作而
且明確堅持其中的中心價值觀念的那些人所信奉的。在土大夫以外的階層中，從哲學
觀點看，沒有任何東西是權威性的。必須使儒家倫理適應實際需要，適應其他宗教組
織，以及適應中國不同地區神道設教的要求。它之所以被接受，是因為它給那些在地
方社會中往往是不定形的、缺乏明確範圍的、甚至互相矛盾的一切提供了主要支柱。
而它又為士大夫和學者所推崇和強化，確保它的受人尊敬地位，它的權威不亞於皇
帝，但地方上的教師也竭力支持它，這些教師根據基礎的經典著作的原文來啟導學
生，而這些原文至少從明代(1368--1644)起就毫不例外地依據正統的儒家學說予以解
釋。
但是由於精通主要經典著作原文的人是比較少的，因而這類儒家倫理標準也處於國家
的或士大夫的儒家學說的邊陲。那些被灌輸這些標準的人認識到，朝廷是堅決要求信
奉儒家學說的，而且他們如果打算發跡，就必須遵照，但同時他們也認識到只要不公
開反對國家的正統觀念，就可以隨意使用其他標準以滿足其物質上及精神上的需求。
在地方上，他們必須表現順從，以使當地的士人和縣衙門裏的官員相信他們不是潛在
的持不同意見者或叛逆。他們所需瞭解儒家價值觀念的程度取決於他們和這些士人及
下級官員交往的多寡。很明顯，農與工和官吏的關係最淺。他們是否信奉儒家價值觀
念通常很少有人關注，在太平盛世時尤為如此。然而在亂世時，地方官吏就指望對諸
如忠孝等儒家基本價值觀念的信奉會約束農與工不參加秘密會社和反對作亂。
商則不同，那些有能力在較大城市之間、跨越省界，和到帝國邊遠角落進行長程貿易
的商人，以及那些到國外進行貿易的商人尤為不同。宋代以後，儘管儒家的正統說法
仍然把他們排位於工、農之下，但他們已不再是一個被定為地位永遠低下而備受壓抑
的階層了。他們已經見到了在長安、洛陽、揚州和廣州的富有洋商能享受較高的地
位，而且就在宋代他們逐漸取代了這些外國商人。新的商人階層出現了，其中有些與
士大夫、地主士紳及軍界有著來往，有些與權貴在資金、開創企業方面有著聯繫，甚
至與權貴有家族關係，這些權貴可以保證他們的經商活動得到官方的保護。反過來，
這些商人又通過讀書識字和熟悉儒家經典著作來追求受人尊敬的地位－－至少是為了
他們的子孫後代。運氣好而在這方面最為成功的商人，由於本家本族有人應試及第而
使本人得到士紳的禮遇。但就大多數商人而言，由於致力於鞏固他們的商管企業，使
他們無暇成為儒家學者或加入士大夫集團的行列。而且由於他們需要和商業生產者－
－不管是工還是農－－緊密合作，就不得不保持平易近人。因此，商人不管多麼成
功，只要他們需要經商，就依然是處於邊陲的一個中間集團。他們堅持著一些儒家的
觀點，但儒家學說的負擔並不過重。
處身於儒家學者和士大夫的邊陲，有利於商人階層，因為這一方面使商人在某種程度
上不必囿於嚴格的行為規範，而與此同時又使他們與官場有適當的接觸以表明他們對
帝國有用。在俗話所說的“天高皇帝遠”的情況下，與朝廷的儒家中心保持距離也是
頗符人意的。可以肯定，遠離官僚控制的機構，就可以使人得以進行企業活動，而這
種活動是嚴格的儒家思想所不贊成或不允許的。從對中國商人階層的大量研究中看，
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如果商人有得到官府保護的機會，而其活動又遙遠得足以使
他們自由和自主經營，這樣的商人就更有作為。儘管如此，同樣清楚的是，他們無論
在甚麼時候都容易落人官方的控制；在專斷的政治制度下，應用儒家價值觀念助長了
裙帶關係、貪污腐化、朝令夕改、以及無益的官府干預。到了明清兩代，隨著更為嚴
格的行政管理和更加致力於思想灌輸，中心價值觀念就更為有效地擴大到邊陲，從而
也就更加難以擺脫朝廷儒家學說中心價值觀念的向心作用。
但是許多商人在國外經營，而且有時是中國政府無法控制的。這樣，他們的工作就處
於中國域內的文化的邊陲和中國域外的那個分離的邊陲一分子之間的中間地位。特別
令人感興趣的是那些專門從事與外國貿易的商人，從十六世紀起尤為如此，那時明清
兩代的政策與歐洲人向東南亞的擴張二者一起，導致了新型華商的興起。十六至十八
世紀期間海外華商在東南亞的豐功偉績應當予以更加仔細的研究，但這方面的詳盡研
究不屬本文的範圍。這裏只指出一些有關華人小集團的事實就可以了；這些小型的華
人集團當時正在各個不同的外國口岸謀求在非儒家統治者及官員之下討生活。
首先，這些商人的大多數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三省－－廣東、福建和浙江－－主要是來
自文化的邊陲的人。儘管幾乎沒有當時留下來的直接證據，但是可以設想這些商人帶
去了儒家文化的要素。他們也許曾公開崇奉流行的佛教和道教，但是那些出身於商人
家庭的人很可能是有文化的，而他們的文化知識則諒必來自基於儒家經典著作的問答
式教科書。
第二，這些華人的人數很少能達到足以形成穩定的社會集團的地步，而當人數不多
時，就或者依賴他們與諸如在馬尼拉、巴達維亞及曼谷的那些較大華人社會的聯繫，
或者與他們各自的當地社會同化。但是有跡象表明，在較大的社會集團內，他們重視
他們的華人屬性，並且把傳統價值觀念－－包括儒家有關家庭的價值觀念－－世代相
傳，特別是有賴家族和鄉親經管的企業。
第三，他們大部分是不得不在非中國統治者及非儒家文化價值觀念之下求生的商人和
工匠。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是脫離中國官府的商人，既沒有中國官府的保護，也免
於中國官府的勒索和干預，他們不得不迎合另一類官吏，而且一般說來，不得不與外
國的精英及貿易制度打交道，後者並不衊視商業和商人階層。與此同時，他們開始瞭
解支持貿易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官員，把任官員的荷蘭和英國商人，以及積極從事貿易
的當地統治者和貴族。這是一個與中國不同的貿易天地，而且是一種以完全不同的方
式進行高度競爭的貿易天地。這種商旅生涯很可能和在中國官府管轄之下同樣前途末
卜，但是外國不同口岸之間的貿易是公開的，而且在一個多元化的環境中對商人是甚
為寬容的；這些條件都是在中國找不到的。
華商本身的文化傳統必須包括有漢、唐及宋代曾在中國從事貿易的外國(中亞細亞、波
斯、或印度)特權商人的經驗，也必然包括比較晚近的元代回教徒商人的經驗。許多外
國商人曾在東南亞從事貿易，華商諒必深懂中國以外的商人是在甚麼條件下發財致富
的。如果這樣，華商一定會注意列在明朝時期，外國商人曾被作為貢使來對待，而以
前歷代著稱於中國的外國貿易商聚居地則實際上在十五世紀就消失了。連中國人也被
阻止從事任何類型的海外貿易。他們必定明白這樣一個嘲弄人的情況，即他們在中國
外面此在中國沿海能夠更自由地、更成功地和其他外口商人進行貿易。如果說，一個
儒家之邦的士大夫和帝國的儒家哲學比一些“蠻夷的”貿易制度更加不利於他們的貿
易機遇，他們會不會感到驚奇呢？
不管在中國外面有甚麼樣的比較優勢，事實是國外的華商人數是比較少的，海外華商
從來也沒有達到足以支配任何一個口岸的人數，而且他們從來也不曾獲得任何一屈中
國政府的政治及軍事支持，而這種支持是歐洲商人和亞洲一些其他國家的商人都普獲
得的。事實上，一直到十九世紀，這些海外華人不只是生活在儒家天地的邊陲；他們
所依賴的是外國的好感，甚至更多地依靠他們自己練就的本領，以使他們本身成為外
國統治者所不可或缺的。然而儘管如此，還是有可能論證：在使他們成功和使他們在
其他人心目中被看作是非常寶貴的諸因素中，就有著以儒家的倫理及社會關係為最優
秀代表的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
在這個階段的早期，其邊陲的一個部分，說明了最終成為分離的邊陲的一個範例。這
就是中國人從十六世紀起在台灣定居後。諸如鄭芝龍及其先輩與後人等華商對開發台
灣所起的作用，在中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部分為荷蘭利用台灣進行對華及對日貿
易的努力所激勵，部分迫於中國的政治動亂，鄭芝龍及其子鄭成功(歐洲著作中稱為
“國姓爺”)的商船船隊奠定了一個以台灣為基地的海上帝國的基礎。儘管這個“帝
國”最後失敗了，台灣自1684年後為滿清所統治，但它仍然是一個邊陲地區，作為福
建省的海外一隅管理較鬆。在早期的中國移民中，必有儒家文化的蹤跡，但是在一個
多世紀的時間內這些人形成一個社會，不用受中央任命的官吏管治，直到十八世紀中
葉，才形成本地的儒士階層。可以說，台灣起初是分離的邊陲，後來又重新歸依。
十九及二十世紀期間，中國沿海的迅速而根本的變化開始滲入儒教中國的中心。但是
儘管在軍事上和外交上節節敗退，中國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功地捍衛了它的核心價
值觀念。即使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當時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公開抵制儒家學說－－
之後，大部分核心價值觀念也繼續保存下來，而且一直到1949年，還不時有人組織復
興儒家學說的活動。不過這些復興活動取得多大成功則是無法肯定的。中國經歷了約
四十年的持續動亂、外來侵略和內戰。由中央的士大夫集團管治的儒家秩序肯定一去
不復返了。相反，1840年後，沿海地區及人民遭遇了許多新的挑戰，其中包括部分的
與全部的領土分離。從割讓香港到建立諸如上海、天津、寧波及廈門等外國人享有治
外法權的通商口岸，都在這些挑戰範圍之內。最後，日本的野心導致了割讓台灣，繼
而又強佔了滿洲。頗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成了一個華人佔多數的城市，這些華人的
生活是完全不受中國政府控制的。
在整個二十世紀前半葉，分離的邊陲擴展了，中央則削弱了。這種情況使中國的政治
領袖焦慮不安，而且生活在分離地區的那些人要求開放和多元化的強烈呼聲與要求在
一個強有力的中樞之下實現統一和穩定的同樣強烈的呼聲互相抵觸，後者認為強有力
的中樞可以保衛國家不受外國帝國主義者和資本家的侵犯，實際上也是不受一切不可
取的外國思想和體制的浸溶。眾所周知，後來共產黨人勝利了；他們比國民黨人更有
組織，而且行使中央集權的決心更大。在換了一種不同的國家意識形態旗幟下，他們
以一種類似新形式的士大夫集團把權力重新集中到中央。他們重新肯定了對中國城內
邊陲的控制，使各通商口岸和這些通商口岸所服務的各省以及富饒而迅速發展約滿洲
地區重新依附。剩下的是香港和台灣這個分離的邊陲。
我們注意到這個分離的邊陲－－華人佔多數的香港及台灣地區－－已經和日本及南韓
一起走上了工業資本主義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在大陸上的邊陲(即以前的通商口岸及
其在內地的衛星城市，還有前滿洲的東北三省)則在繼續工業化，但是作為工業化的社
會主義的火車頭，而社會主義中國則是工業化前那個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儒家之邦的後
繼者。如果說，當中的區別僅僅是從一場持續的冷戰所引出的政治思想與制度的不
同，那麼，這樣一個區別就會很容易予以解釋和接受。現在離奇的是有人正在爭辯說
日本和四小龍之所以在實現工業資本主義方面取得驚人的成就，是因為它們在過去具
有儒家思想的共同特點。而且在外表上，這種說法對東北亞許多人是有吸引力的，因
為他們能夠把現代的進步與某些非西方的而是這個地區固有的價值觀念聯繫起來。在
這個意義上，我回到儒家思想邊陲這個觀念上來。我已經概述了文化的邊陲的特點，
特別是有關商人的特點，以及處於分離的邊陲的特點。現在把這兩個邊陲領域和國外
的非漢人邊陲比較一下是有幫助的。國外的非漢人邊陲的精英階層－－朝鮮的、越南
的，和日本的精英－－與中國的精英階層共同分享儒家傳統曾達千年以上。
14.2 儒家在朝鮮、越南，及日本的影響
首先，簡單說明一下它們各自的歷史背景。朝鮮的統治者於唐代派遣年輕的學者來華
攻讀中國的經書，但是直到高麗王國第十代統一全國以後，他們的國家制度才開始具
有儒家正統的特色。即使那時，在長達數百年間，佛教在朝鮮的勢力，還是比在中國
大得多。直到李朝激烈反抗蒙古族的威脅時，朝鮮才開始堅定地與以中國明朝為中心
復興的新儒學融為一體。從那時起，朝鮮的精英階層幾乎在各方面都成為一絲不荀的
儒家信徒。雖然李朝統治著中國域外的一個貢國，但其統治者和朝鮮的士大夫都以能
在倫理和政治問題方面奉行儒家思想而自豪。朝鮮的其餘人民在很大程度上被置於與
中國相似的等級制度中，商人階層的社會地位甚至比中國的還低。
至於越南人，雖然他們也曾派遣年輕學者到長安攻讀中國經書，他們畢竟與中華帝國
的中心相距遙遠。由於他們有求於中國人的地方較少(他們沒有像蒙古人和滿洲人那樣
的危險敵人)，他們從十世紀起就在保衛民族的獨立中成為比較自覺的民族主義者。然
而他們也自認為有一個自己的中央王國－－儘管在中國以外－－而且他們也由士大夫
階層像中國官吏那樣管理的國家，管理方法與中國宋明兩代相似。1426年(宣德元年)他
們脫離中國明朝而重新獲得獨立後，他們賦予他們的士大夫集團更強大的權力，以倡
導他們自己形式的儒家正統觀念。但是，與朝鮮人不同，越南人有一個伸向南方的邊
境，因而他們一直有其南方的邊陲地區，這些地區與位於河內三角洲的中心相抗衡。
隨著越南人移入占婆人和高棉人的故土而更加成為東南亞人，他們也就有了更多機會
接觸非中國文化(通過佛教和印度教的價值觀念)，從而有更多可供選擇的文化模式。到
了十八世紀，他們北方的儒家學說與南方邊境的文化就已經勢均力敵了。
日本人與朝鮮人及越南人的不同甚至更為突出。首先，從最初起，儒家價值觀念的滲
入還不及佛教那樣深。日本這個國家幾乎沒有甚麼儒家的言論。早年派往中國留學的
日本學者總是對佛教更有興趣。無論是在藤原家族時期，還是在封建割據時期，都不
曾出現一個儒家士大夫集團。可以肯定，在德川幕府時期之前，儒家思想影響是一個
非常可疑的問題。這並不是說，在德川幕府時期，儒家經典著作未有被比較廣泛地攻
讀；也不是說，在貴族及其武士中，甚至在武士所公開衊視的商人中，不存在強烈的
儒家價值觀念。但是在沒有一個強大的儒家土大夫集團的情況下，日本商人就會較少
地受到一個嚴重的行政架構的約束。儒家以外的各式思想，不管其是否土生土長，就
能夠開花，而且當十九世紀中葉全新的刺激最終隨西方船隊出現時，就能夠提供不同
的反應。
當我們把話題再到現代經濟發展並與儒家思想的中心和邊陲這個主題相聯繫時，很明
顯的是，日本的經濟奇跡和日本的儒家學說並不直接相干，也和中國儒家思想的中心
的密切關係並不直接相干。在有儒家背景的所有東亞國家中，日本一直處於距離中心
最遠的邊陲。因此，工業資本主義首先紮根於日本而不在這個地區的其他地方，這個
事實是意味深長的。並非偶然的是，當幕府武士及學者用冠冕堂皇的儒家口號還政於
明治天皇時，沒有堅如磐石的士大夫集團利益妨礙全盤接受西方的科學與技術。也沒
有一個一統的士大夫階層可以被誘導來轉向另一種形式的正統觀念，以便重建一個儒
家後的士大夫集團。日本的多元化，足以吸收範圍廣闊的思想並為一個適合於迅速工
業化的資本主義經濟奠定基礎。這種多元化傳統很少是源於儒家學說。它主要是由於
日本能夠把從國外引進的各類思想和制度看作僅僅是對日本文化的又一貢獻和構成日
本文化約又一層次。
對比起來，東亞沒有其他國家和地區具有可與日本比擬的經歷。因此，有趣的是，在
這些國家和地區中，有四個沿著看來是追隨日本的路線成為小龍的，兩另外三個則
否。那四個，即南韓、台灣、香港及新加坡，似乎在主要傳統根源方面，與轉向共產
主義的三個，即中國、北韓及越南，並無顯著的不同。然而它們之間的差別－－在很
大程度上植根於它們各自遇到的不同的殖民大國和帝國主義－－無疑與它們的儒家思
想的共同背景同樣重要。
在前者中，有三個可直接與中國大陸進行比較，而南北韓則或許可以單獨對比。越南
情況特殊，因為它曾在短時期內分裂成北方和南方，但南方在一場慘痛的戰爭之後又
重新歸附一個統一的越南。儒家價值觀念對這個結局可能沒有起甚麼作用。越南不僅
在地理上與中華帝國的中心相距遙遠，而且在感情上也有些疏離。再者，當越南受殖
民統治時，法國人使它逐漸與中心“分離”。在法國統治下，越南人接觸了一個資本
主義經濟的模式。但是越南的領導人在他們的民族主義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拒不接受
那個模式，而和中國大陸的人一起轉而信仰了社會主義思想。而迄今為止，這並未反
過來有助於他們的恢復和發展。現在預言越南的今後結局尚為時過早。對這樣一個需
要予以分別研究的東南亞國家而言，還有許多特有的可變因素，而這方面最好是與諸
如老撾、柬埔寨及緬甸等東南亞大陸國家進行比較研究。
再回來談其他幾個國家和地區。兩個朝鮮特別令人感到興趣。1945年以前，南韓的文
化價值觀念和北韓幾乎沒有區別。雙方都是在那以前從儒教中國分離出來的。之後，
北韓人士要得到蘇聯的支持(藉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南韓人則由美國予以保護，後來
美國幫助他們發展經濟。日本人也幫助了南韓人。1945至1952年之間，在這兩方面，
顯然是政治因素比文化因素更為重要。
兩個朝鮮的事例說明，我們不應當全神貫注於儒家價值觀念是否會決定一個民族傾向
於資本主義，而是應當詢問如果給予不同的政治思想及結構，是否能使不同層次的儒
家價值觀念以不同方式成功地進行適應。簡言之，我們應當詢問一個具有同樣儒家背
景的民族是否能運用儒家傳統的不同部分對不同的政治環境作出反應。例如，擁護至
高無上的金日成和中央集權的士大夫政府的北韓人，其行動方式可能符合正統官僚的
儒家學說。同樣，幫助南韓人使其工業資本主義方式成功的可能是混合式的和比較大
眾化形式的儒家價值觀念。北韓得到蘇聯和中國的軍事援助。南韓得到美國武器和日
本資本以及比較開放和多元化的多國組織的幫助－－這種情況並不意味著儒家學說是
無關痛癢的。如果與毫無儒家背景的地區相比，仍然有顯著的區別。我們需要警惕的
是，在分析四小龍時過分強調文化價值觀念作為東亞成就重要前提的程度。
北韓人和南韓人之間還有一個相同之處也是值得注意的。兩個朝鮮同受日本長達三十
五年的統治。這對朝鮮從中國的儒家中心分離出來會有一些影響；但是如果確有影響
的話，也只是若即若離。例如，它迫使朝鮮一些愛國的傑出人物更加信奉儒教，以作
為對抗日本的國家主義和神道教的良方。與此同時，它促使朝鮮其他許多人改而信仰
基督教或共產主義等，以保持他們的國家認同。這裏當我們試圖把文化價值觀念與急
速的工業現代化聯繫在一起時，又一次面臨極大的含混。一方面，在這些價值觀念體
系中，可能有一些已經使一些朝鮮領導人傾向於像北韓那樣在一種新的中央集權的士
大夫集團領導下執行社會主義計劃的方針。在儒家學說中，有強化極權主義傾向的特
色：使人們符合於一個“正人君子”應當如何的願望；相信對個人生活的各方面進行
強有力的集中控制的個人生活；以及對商業和商人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儒家的一些
個人價值觀念可能已經使持不同意見的基督教徒更加有力地說服另一些朝鮮領導人實
行自由民主政體作為先進資本主義的必要部分。
因此，對兩個朝鮮具有重大意義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受到兩個超級大國的
外來政治干涉。結果，北韓的發展依靠了蘇聯和中國，南韓則追隨了美國和日本。這
並不是說，文化價值觀念在兩個朝鮮的經濟發展中沒有可以扮演的角色，而是說其角
色是在超級大國搭起的舞台上扮演的。這裏，與意識形態的政治作用相比，儒家思想
的背景似乎很遙遠，微不足道了。
14.3 中國內外的華人
最後，我們談談中國內外的華人。和那些從中國分離出去並選擇資本主義道路的外圍
地區相比，那些歸附中國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管理的邊陲地區現在在經濟上是不發達
的。但是即使是處於分離的邊陲，也有差別。新加坡很可能不僅保持與中國完全分
離，而且不是完全具有中國特點的。作為一條小龍，它的前途在於和它的東南亞國家
聯盟鄰國一起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部分攜手發展。另一方面，台灣則在地理上及文
化上離中國近得多，而且實際上也堅決認為它是中國的一部分。其實它本來可以在
1949年和大陸上的其他外圍邊陲一起重新歸附中國，幾乎可以肯定，儘管有儒家的價
值觀念，台灣假定和上海、福建、廣東及天津一起“解放”，它現在不會和這些地方
有很大的差別。它與大陸分離了近四十年，而且它採用了一個不同的經濟模式 這一事
實使台灣能成為四小龍之一。
至於香港，它生活在重新歸附的陰形籠罩之下－－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信守其關於香
港現行結構在1997年後五十年不變的諾言。這對香港的前途會有甚麼不同嗎？有人期
望，在不太遙遠的將來，香港能夠和其他小龍一起影響中國大陸的沿海邊陲地區。如
果中國確實想要使這種情況發生，我幾乎可以肯定這樣的期望是會實現的，但是這需
要中國從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控制全部經濟活動的體制邁開一大步。而這在當前看
來，確實是未必可能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在其當前的思想“淨化”運動中，
所依靠的是一個幹部官僚制度，這個制度使我們想起傳統的儒家士大夫集團。黨的幹
部按照某些方式處理國家的問題，其中包括有關經濟發展的問題，看來這些幹部已經
重新創造了在芸芸東亞國家中最具有儒家思想特色的國家。
14.4 結論
今後又如何呢？這是一個大題目，顯然我無法在這裏討論。確實有許多因素可以影響
著分離的邊陲的四個樣本，但是起最重要作用的決不是儒家價值觀念，加強這樣的價
值觀念肯定也不會起大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對外界開放的程度；重視功績高於意識
形態純潔的意願；以及一個不是反覆無常又獨斷專行的制度，而是一個尊重個人及其
財產的法律的制度。如果國際貿易和高技術通訊繼續大力發展，那麼，這個邊陲就很
有可能保持自主和自由。有助於維護這樣一個開放制度的那些儒家價值觀念會繼續對
這個制度的繁榮與進步作出貢獻。與此同時，預計這個地區內受工業資本主義影響的
其他國家不久將如人四小龍的行列。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就有必要探索：儒家價
值觀念之存在於中國的邊陲，是否具有重要的意義。
犀鳥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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