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海外華人|
中國南部對海外華人的看法(1)
中國與海外華人
王賡武
1983年7月和8月，我到中國南部四省旅行，並於福建的廈門、泉州及福州和廣東省的
廣州停留。在與負責華僑事務的官員談論中，以及在與這四個城市中各一所大學(分別
為廈門大學、華僑大學、福建師範大學和暨南大學)的學者的談論中，我看到了對華僑
問題，或總的說，對海外華人(2)問題的濃厚興趣，或更確切地說是恢復了興趣。而且
我深為正在進行的大量工作和官員及學者們進行此項工作的條件之困難所感動。一些
和我談話的人送給我他們自己有關這個問題的著作，其中包括他們的學校機關或各種
學會所出版的刊物。(3)
對海外華人問題的新的興趣包括區分“華僑”與“華裔”(中國人的後代)及“華族”
(血統華人)的各種嘗試－－這裏只不過是舉出可用於過去常被稱為“華僑”的幾個替
換詞語。根據官方正式聲明和公開發表的文章及評論，以及與學術界同仁及當地專家
的討論，重新對海外華人發生興趣的理由可歸納為以下五點。
第一，海外華人對“四個現代化”的價值。可以鼓勵他們提供科學技術、專門知識或
投資於現代工業企業。這是眾所周知、不需再贅述的。海外華人可以對較快的經濟增
長作出貢獻。
第二，可以說成是統一戰線工作。這主要關係到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嬴得海外華人的同
情，諸如與台灣的最終統一，中國解決香港前途的努力，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面成
就等。
第三，糾正在所謂“文化革命”期間對歸僑(回國的海外華人)及其在中國國內外的親
屬的錯誤政策。這是一個有很大爭議的問題，而且我相信，這個問題在華南的兩三個
省－－大多數海外華人來自這兩三個省－－之外，是並不完全為人理解的。從現在來
看，那些政策屬於1966至1976十年間最不合理的政策，而且對中國現代化造成極大的
災難。在希望促進“四個現代化”和統一戰線工作的情況下，現在認為有必要對在那
場針對回國海外華人及其家屬的災難性運動中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一切受害者，予以補
償。
第四，處理種族關係這個更為微妙的問題。這是指在過去二十年間，絕大多數海外華
人已經取得了外國國籍。這方面數字是不精確的。關於全球海外華人的確切數字，有
許多不可靠的估計。看來，中國官員所用的數字是兩千萬，其中約百分之二十(即四
百萬)仍為華僑，也就是有資格持有中國護照的中國公民。(4)然而問題在於那些絕大
多數已取得外國國籍的人仍然自認為或被別人認為在種族上是華人－－與其說是出於
政治上的原因，不如說是出於文化上和情感上的原因。中國願意熱情響應這種種族情
感的表達，而且願意表明，儘管中國堅定地承認這些華人作為外國公民的權利義務，
但同時也承認有責任鼓勵這種情感。
最後一點是，對撰寫海外華人歷史的關心。這是在中國人本身相互間爭論最多的問
題。這方面存在有若干學派的主張。一個學派想把這個歷史表現為上溯一千年甚至兩
千年的一部史詩式故事，但只限於那些前往海外的中國人，因而主要是那些廣東人和
福建人，他們先是前往東南亞各地，後則遠達南北美洲、澳大利亞及其他各地。另一
些學派比較廣泛地看待華僑，用以指越過中國邊境並暫時居住在國外的所有中國人。
因此，華僑的歷史就應當包括經由陸路前往朝鮮、越南、蘇聯、蒙古、緬甸和老撾的
那些人。但從歷史上來看，就會出現一個嚴重問題，不同時代的中國邊境如何確定？
麻煩接踵而來，產生出在進行界定方面的其他困難。涉及到海外華人問題，把中國目
前的邊境(包括台灣、香港和澳門)套用於古往今來一切時間，這種想法是一種時代錯
誤，而且在此時此刻，決不是所有人都會對此感到心安理得。(5)
有些人寧願把華僑歷史統統忘掉。他們願意傾全力於當前的問題。他們認為，對中國
現代化及其投資計劃來說，和在相當重要的程度上，對中國外交政策以及對必須面臨
在海外華人問題上無法緩和的敵意和根深蒂問的猜疑－－東南亞各地尤為如此。對於
貫徹這些政策的外交官員來說，這些當前的問題已經夠複雜了。這種想法很可能以是
那些煩惱的官僚以及那些本來也沒有過多少海外華人的省份－－特別是中國北部及西
部各省－－的人們的共識。他們無法理解為甚麼華僑會形成一個特殊問題，為甚麼他
們的家屬應當享受優惠，以及為甚麼他們的歷史應當分別對待。很難估計在華僑問題
上持懷疑論觀點的程度，抑或只足不關心而並非在中國國內真正敵視華僑。然而有必
要提醒一下，並不是在中國的所有中國人都關心華僑，甚至也不是所有中國人都知道
華僑是甚麼人和是做甚麼的。(6)
儘管如此，官方的政策是有的，在那些產生許多海外華人的省份對華僑問題已經重新
發生興趣。這個問題引人注目的程度大大出人意料。1978年復興了兩所華僑大學，一
所在泉州，就叫華僑大學，另一所是廣州的暨南大學。毫不足怪，這兩所大學，和廈
門大學、中山大學、雲南大學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學一樣，都對海外華人的歷史十分
關心。
13.1 華僑及其政治涵義
很明顯，海外華人問題依然被許多因素弄得一團糟。有些因素顯然是政治上的。其他
因素有經濟方面的，技術方面的，教育方面的，甚至有道德和感情方面的。然而在所
有這些因素的背後，有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在“華僑”一詞使用上的混亂，以及
許多與此有關的中國人在承認有必要準確地解釋這個詞語方面，表現出可以理解的不
積極態度。通俗的用法把這個詞語弄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致出現了認可當前在其含義
上的極大差異，而這是現代語言學家習以為常的。然而這正是問題之所在。中國政府
和多數外國政府以及多數已經取得外國國籍的中國人－－特別是在東南亞的那些人－
－都沒有清楚地把“華僑”一詞限定為僅指那些保留中國國籍的人。在中國之外，正
在越來越多地按照這個有限的意義使用“華僑”一詞。總之，這個詞語現被認為具有
政治意義。這個事實，即這個詞語具有政治意義，仍然需要加以強調。
“華僑”一詞的使用始於十九世紀未葉，而且由於與民族主義及革命相聯成，很快便
具有政治意義。(7)在這個詞語具有五十年以上的政治含義的情況下，對如何使用這
個詞語以及可以準確地應用於哪些歷史時期，有必要十分謹慎。然而中國人認為，
“華僑”一詞到十九世紀後期才出現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在那個時期以前就不存在
海外華人。關於這個詞的政治用法和意義這一點，遭到了忽視，或者也許是沒有被理
解。但是既然現在對華僑問題和華僑歷史這麼活躍，規避這個詞的正確使用就可能不
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或單純的學術問題了。當前在這個詞語上的混淆不清和感情用
事是如此嚴重，長此以往勢必使中國人永遠也弄不清這個詞的意義。(8)反過來，在
國外的具有中國血統的那些人中間，以及在中國人已成為國民的那些國家的人民中
間，就算不造成混亂的話，也會招來誤解和猜疑。
關於政治意義這一點，需要加以重新陳述。爭論是圍繞“僑”這個詞的使用進行的。
這是一個古老的詞語，其主要意義是“僑居或暫時離家居住在外”。第一次明確地把
“僑”這個詞用於指居住在國外，即在一個外國的中國人，見於1858年(咸豐八年)的
一份官方文件。那是天津的中法條約，其中在提到相互在對方國家建立外交使團之處
使用了這個詞。(9)到那時為止，曾有過一系列詞語被用來描述居住在海外的中國
人，其中有些詞語極具貶義。箇中主要原因是，在明清兩代的大部分期間，中國人被
禁止前往海外；如有往海外者，則回歸時就有受到嚴厲懲罰之虞。那時，僑居或暫時
居住海外的意思是通過其他詞語表達的。“僑”這個詞從來不曾用上。看來，其他詞
語足以滿足當時語言上的需要。那麼，採用“僑”這個詞以及後來進而採用“華僑”
這個詞作為名詞的意義何在呢？
其意義主要是政治上的。1858年正式使用“僑”這個詞時，僅適用於在國外任職的官
員。但當東南亞富商開始通過向皇朝捐資購買官銜時，就有必要對他們使用比較文雅
的詞語以承認他們的官位。此後，相繼向歐洲、美洲和日本派遣了外交官員，其中包
括1877年(光緒三年)任命胡璇澤－－更以Whampoa而聞名－－為新加坡領事。他在被
任命之前，已經購買了官銜；如果在此以前，有人曾被正式稱為“僑居”的話，胡氏
當時也應當被記述為“僑居”新加坡了。(10)但是直到1885年，一份官方文件才把一
切暫時居住在國外的中國人承認為“僑居”。這份官方文件是另一個中法條約，其中
把這樣的中國人稱為“僑居”於法屬印支。(11)至於“華僑”，可能是在1882至1883
年(光緒八年－九年)黃遵憲第一次用組合詞“華僑”稱謂海外華人。當時他在舊金山
任總領事，敘述的是平民而不是官員。據說此詞見於他致他的上司－－中國駐美國公
使鄭藻如的信中，但現今所保存的信件其真實性如何，尚不能肯定。無論如何，這封
信在他生前從未公開，而且似乎也不曾影響其他任何作者。廈門大學的莊國土曾指
出，鄭觀應在1883及1884年(光緒九年及十年)的兩個奏章中使用過這個詞，1884年
(光緒十年)的《光緒帝實錄》中也曾簡短地提及鄭的奏章。令人遺憾的是這兩個奏章
於1909年(宣統元年)才公布，而實錄中的簡短說明則公布得更晚。因而這些都很少可
能影響同時代的著作。也有可能這些文本並非原文，而是在公布前經過修改或校勘
的。(12)
因此，將“華僑”詞首次作為名詞使用是表示中國官員和知識分子的政治覺醒過程已
達致頂點，而這種覺醒在華南各階層中國人中尤為突出。既然如此，此詞確於何時首
次為人使用或究為何人所首次使用，並無關緊要。如果說，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期
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間，“華僑”一詞曾不知不覺地被不時使用，也就不足為
奇了。那是一個預備期，在此期間，一種必須對前赴海外的中國南方人做些事情的政
治認識正在形成。那時，這些來自中國南部的華人正在要求得到關注，而且提出這樣
要求的並不僅僅是富商大賈。在那個時期，對於中國官員來說，一個目不識丁的中國
窮人在國外受人欺侮，和一個文化程度較高、經濟境況較好的中國人在國外受人歧
規，同樣是蒙受恥辱。(13)
因此，對官員而言，1893年(光緒十九年)撤銷對海外旅行的禁令是意味深長的。(14)
取消禁令使他們得以自由考慮怎樣利用在國外的華南人的資金、技術和精力來使中國
富強。雖說此項禁令在實踐中只是一紙空文，但我們不應低估禁令的撤銷對各種各類
中國人的重要意義；對福建和廣東的婦女，意義也不小，她們現在可以比較容易地到
國外和丈夫及家人團聚或外出與那些不準備在當地娶妻的人結婚。一旦錢財可以容易
地流回中國，婦女可以出國，中國南部與海外華人之間的聯繫就不可估量地加強了。
這比領事代表所涉及的技術性問題和國籍法所能起到的作用要大得多。這種聯繫越是
加強，對實際保護工作的需求也就越大；而且清廷和海外華人福利的牽連越多，政府
在那些期望日漸高升的人看來就必定越發不能今人滿意。官員發現，他們不得不更為
積極地響應發自中國南部的要求保護免受歧視的呼聲。他們這時較好地瞭解了西方各
國政府保護其全部國民的方法，而且由於到1895年(光緒二十--年)為止，至少有三個
與列強簽訂的條約已經把“僑”字用作對獲准在國外居住的官方用語，他們就不難在
1893年取消官方禁令之後立即把這個詞應用於全部海外華人。總之，到了這個時
候，“僑”字被廣泛使用，包括全部華人，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是不可只是因為其時
機已到而低估其廣泛使用的政治意義，以及加上“華”而構成一個新的普通名詞的政
治意義。(15)
另一個重要之點是“華僑”一詞一旦開始應用後的力量。一旦對獲准在國外居住有了
政治上的承認，要求官方保護的願望日益增長，更加強烈。但當所得到的保証證明是
軟弱無力時，就激起了其他政治情緒。一批持不同政見的人要求推翻政府，並以反滿
反清的措詞(寓有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表達了這種要求。這些言詞引起了華南的中國
人－－大部分國外華人的故鄉－－的同情。在這方面，一首粗俗而措詞有力的“革命
歌曲”－－看來是專門寫給爪哇華僑的－－曾於1903年作為附錄刊印於鄒容的影響極
大的《革命軍》內。(16)這首歌曲不會引起東南亞富裕而成功的中國頭家的多大同
情，但其政治寓意是清楚的。它提高了這些中國南部華人的政治作用，嘲弄了那些很
可能既支持西方殖民統治又支持滿清政府的成功富人，而且是第一次直接號召海外華
人投身於中國政治。它又是若干年後孫中山的名言“華僑乃革命之母”的直接預示。
(17)不論是否當之無愧，海外華人從那時起就義無反顧，並於其後五十年間，在國外
保持了鮮明的政治形象。今天，正如中國闡釋他們的那樣，他們的身分只是普通的外
僑，其本身並不具政治意義。那個把全部華人稱為華僑而且具有政治意義的時期在二
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終止了。那個時期不妨稱為華僑的五十年。
應當強調的是，華僑的年代不可予以上溯。把“華僑”這個詞用於更早的時期，那是
不顧史實。那是違反明清兩代的政策的，是違反它們對寓居海外的中國人的見解的，
甚至是違反它們的政治觀念的。(18)漫不經心地甚至滿不在乎地把“華僑”應用於歷
史上曾經去國外幾年或更長時間的每個中國人，那是在嘲弄迄至今日為了理解中國現
代史的一些主要變遷和為了以正確的歷史眼光觀察這些變遷而做出的種種努力。
13.2 比較東南亞與北美及澳大利亞
在和現今的中國官員及學者的討論中，常常把前往東南亞的中國人和前往諸如美洲及
澳大利亞等其他地方的中國人加以區分。眾所周知，所有這些人幾乎都來自中國南
部。我曾和中國南部的一些人交談。在他們看來，各地區之間有幾點可資比較。
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關係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如果把現代的越南北部包括在內，可以
追溯到兩千多年以前。東南亞各港口之有中國移民，至少已一千年；而那個地區甚至
以西地區的人之移居於中國，則時間更久遠。(19)最初，他們的人數決非很多，但是
他們可能已成為華南與那個地區之間健康的共生關係基礎。然而這種早期的關係被西
方的擴張破壞了。西方的擴張從1511年葡萄牙侵佔滿剌加國起，直到本世紀上一個年
代前後為止。(20)在過去這450年期間，十九世紀中葉前的主要交往是通過貿易，同
時帶有一些“海盜行為”和走私，也有一點政治活動，特別是中國國內動亂中的一些
政治避難者。(21)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大規模的勞工移動才把北美和澳洲地區帶到這
個領域中來。
然而就北美和澳洲地區而言，其構成成分則完全不同。最初仍然是和華南聯繫，但是
從非熟練勞工開始，其後在美國則繼之以學生。極少數工人可能開展了低水平的貿
易，但貿易從來也不是這一聯繫的主要特色。即使是勞工，在限制性的勞工立法直接
歧視華人後，也就成為無關緊要了。(22)然而到了1900年，隨著中國南方的政治領袖
－－如孫中山及其支持者和康有為的保皇會的支持者等－－在他們所到之處競相擴大
影響，東南亞與其他地區之間有了表面上的相似之處。民族主義感情的傳播也是共同
的，這特別是因為東南亞的華人同情在其他地方的明顯地遭到歧視的同胞。國外華人
越來越多地捲入中國政治活動是使這種地區間的比較成為可能的另一個因素。(23)
但是其間的不同之處更為重要得多。歷經幾個世紀在東南亞地區經濟方面取得相當成
就之後，本世紀產生了“南洋華僑”的形象。這一形象是由華南的中國人自己以其內
南航行到東南亞的行動為其表現，並以人數眾多，和中國經紀人、企業家以至資本家
的無數成功故事，以及華僑教育的驚人成就為其特徵。對西方殖民大國和當地政治領
袖來說，這一形象表現為經濟上的支配地位。對中國南部的民眾來說，則南洋既是財
富與機遇的樂土，又是當於浪漫色彩的地方，這個地方到處都是或粗野或可愛而又隨
和的人們。(24)
1941年以前，南洋地區對中國南部有意移居外國的任何人而言，顯然比其他任何地方
都更具有吸引力。雖然殖民地當局和泰國對外來移民的控制日益加強，但是從來也沒
有像北美和澳大利亞那樣實行嚴格的限制。對華僑子女的華文教育的控制往往被生動
地描述為排華措施的事例，但是排華行動從來也沒有像美國幾十年前那樣激烈，也沒
有美國那種法律上的系統規模。除了一種人之外，南洋是最今人嚮往的地方。那除外
的一種人就是學生。學生不限於中國華南部的人，而且大多前往美國。沒有人到南洋
去留學，但是有許多人到那裏去教書。然而作為獲得新知識的地方，以及／或者為了
弄個外國學位來抬高身價，則美國僅次於日本。(25)這確實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不同之
處，而且這個不同之處的重要性，今後將日益增加。
當然，這個最重要的不同之處當時在中國南部並未得到普遍承認。美國是一個獨立國
家，擁有先進的技術，而在南洋，當時除了那小小的友善的泰國外，沒有任何部分是
獨立的，更談不到強大和先進。南洋可使海外華人獲利，是因為那裏的殖民統治和一
些統治當地的精英認為他們可資利用。統治美國的精英在任何可比的方面都不需要華
人。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兩組政治事件完全改變了南洋和北美地區的相
對地位。海外華人對這兩者都未曾料到。
第一組政治事件是民族主義在東南亞各個殖民地區的興起。一般而言，來自中國南部
的海外華人在理解者照這一事態發展的意義方面是遲鈍的。他們大多數人都過份忙於
賺錢或竭力維持生計以致無暇他顧。其他人則把他們的政治觸角轉向他們在福建和廣
東的村鎮，而不是轉向東南亞事務。在多年之內，“南洋”被視為神話。(26)實際上
並非像有的人盲目輕信那樣，有這麼一個海外華人的福地。那是為宣傳和癡心妄想所
誇大的短暫性現象。很快便清楚的是，每一個新興國家都繼承了處理華人問題的不同
方式，因為華人問題在每個地區從來都不是一樣的。現在每個新國家都制定了限制性
法規，這些法規往往是直接針對它們人口中具有中國血統的那些人的。這些法律在試
圖約束某類華人活動的程度方面各不相同，但是看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具有法律
上的系統規模了。(27)
隨著“南洋華僑”形象的消失，東南亞各華人社會的發展也就告終了。大多數社會社
團轉而採取守勢，有些目前實際上已經瓦解不成其為社會集團了；在有些地方，小得
多的社會或親緣關係的組成則在掙扎求存。這種轉變並不是突如其來的，但是與二十
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的華人相比，可以說轉變現已完成。
第二組政治事件也衝擊了“南洋華僑”，但對北美華人社會的性質具有更為深刻的影
響。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和國民黨政府遷台給美國的對華以及對整個亞洲的傳統
政策帶來了出乎意料的變化。由此給北美華人－－主要仍為華南的中國人－－帶來了
另一種轉變：政治上與文化上的聯繫擴大了。有政治避難者，但更重要的是學生。這
些學生大多數來自台灣，其中許多人滯留在美國或者又回去定居。移民政策也修改
了。對香港和廣東的聯繫加強了。 三十年間，那兒的華人人口增加到原來的六倍以
上。現在，與老“南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新的海外華人具有吸引力的是北美
(程度差一些的是澳大利亞)。(28)
總之，就海外華人問題而言，近來的事態發展導致了東南亞與北美情況之間的強烈對
比。這個問題至少有三個主要方面。第一個可稱為國際方面，第二個可稱為民族方
面，第三個可稱為中國方面。
第一，北美及澳大利亞各國政府對中國比較友好，而且並不感到受中國血統公民存在
的威脅。而對東南亞的多數政府而言，越南及蘇聯所作關於海外華人是中國派駐該地
區的奸細的宣傳對一些人依然是縈迴耳際，因而對中國方面有關國外華人－－不論是
否中國公民－－的一言一舉，都當成一個“敏感的”問題。這對使用“華僑”一詞是
有影響的。東南亞國家聯盟的華人絕不使用這個詞語，因為這個詞對他們多數人來說
是錯誤的，而且會冒犯他們各自的政府。另一方面，對北美來說，新近有許多華人從
台灣、香港及其他地方到達那裏，而那裏的各國政府對“華僑”這個詞似乎不那麼敏
感，因而就可以比較普遍地和比較隨便地使用，而不至於冒犯任何人。(29)
民族方面就更為微妙，而且除了別的以外還涉及政治上的忠誠問題和種族特性問題。
前一個問題是相當主觀的，而且人們很少希望予以全面考查。現在可以預期，在多數
情況下，對接納和對待那些具有中國血統的人將不致有明顯的歧視。歷史表明，與歸
化的社會融為一體是公認規範，華人在這方面並非例外。但是更加深奧的根本問題是
種族特性問題，也就是那種個人的和文化的認同觀念。這種觀念比國籍觀念深刻，人
們即使在選定一個新國籍之後，甚至也可以保存這種觀念。雖然這是一個古老的問
題，但其在現代和在國際上產生的後果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嚴重得多和複雜得多。種族
特性是與個人人權、民主權利和少數民族權利相關聯的。它引起權力的問題，人道力
量的使用，以及通過各族人民文化上的百花齊放來豐富國家的問題。這在一個日益縮
小和資訊發達的世界尤為如此。如果種族特性被完全承認為一種權利－－北美洲和澳
大利亞在這方面可能帶頭－－那麼，就關係到華人而言，可能發生兩件事情。他們的
種族特性將通過諸如華人、華裔以至華族等中性詞予以適當的表達；這些詞的本身都
不含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意義。現代的開明政府在處理種族特性問題中，知道強制地完
全同化少數民族是不人道的，而且是很不必要的。因此，就華人的種族特性而言，這
些政府對上述詞語的這種用法不應有任何疑難。而在國外定居並已選定了定居國國籍
的華人，一定會而且也應當滿足於此。(30)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保留華僑這個詞
彙，用以準確地稱謂那些暫時在國外居住的具有中國國籍的人，這對於其原來的字面
意義也最為貼切。
最後，中國方面，也就是與中國本身有關的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其1980年的國
籍法(31)謀求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尚有一個聯繫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廣大網絡把中國
以外的華人和他們在中國的家屬結合在一起。隨著時間的消逝，這些聯繫會進一步削
弱嗎？根據中國國內外過去五年重新發生的興趣和重新出現的活動情況看，這樣說顯
然還為時過早。國外有些年長的華人不喜歡聽到他們現在不是華僑的說法。有些人感
到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正在被“剝奪繼承權”，極少數人則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台
灣政府準備把他們叫做華僑。這可能給中國政府及其國外機構帶來一壓力。但是長遠
看這也許不會構成一個重大問題的。(32)
更為嚴重的是“僑”這個詞在中國國內的廣泛應用。有一位學者列舉了“僑”的大量
用法，包括用於人，用於組織、協會和工作單位，用於地方，用於經濟，甚至用於因
本世紀中國歷屈政府重視華僑聯繫而引起的非常獨特的專門術語。這些用法的形成，
是由於為處理華僑事務而設立了大量機構。事實上，由於中國政府各級機構承擔了對
華僑和他們在中國的家屬以及其他聯繫的各種責任，事實上已經出現了這方面的專責
工作。(33)
華人本身已經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這種情況將持續多久？從國外的事態發展來看，可
以合法的叫做華僑的人逐漸減少。同時，早年的歸僑，年紀越來越大了，而且他們的
家屬現在幾乎在各方面都已基本上適應了中國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情況下，答案似乎
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龐大的機構還在，而且有許多人正在為華僑面認真工作。由於官
僚體制的性質－－一切國家莫不如此－－，有盹華僑的廣泛活動很可能會長時間繼續
下去。但是如果它主要是關係到中國國內的活動，而且不過多地擴大到有外交含義的
工作，這就不會有甚麼害處，甚至還有些好處。這項工作具有許多福利事業的和人道
主義的特徵，而且可以有助於某些中國建設和現代化的領域。然而確有必要對它進行
細心監督，以不便外國政府或國外的外籍華人產生錯覺。(34)
中國出現一種頗有前途的事態發展，此處特別值得一提。它是與中國許多學者很想撰
寫的中國以外的華人歷史有關的。如前所述，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很久以
前。中國商人、船員和難民前往東南亞地區至少比前往美洲和澳洲沿岸早八百年，而
且遠在這批中國人可以正確地被叫做華僑以前。當前存在著這樣一種可以理解的強烈
願望，就是把所有這些很久以前的情況都叫做華僑史的一部分，而不理會這個詞的現
代政治意義。如果歷史學家照此辦理，則東南亞必將成為華僑歷史的核心。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中國現代史而言，為現代科學技術、為教育發展以及為代
表中國執行外交任務而前往北美、日本和歐洲的比較不多的華人，卻在總體上對中國
產生了更深刻的影響。被派往國外學習並繼而在國外工作三年或三年以上的中國學
者，被正式列入華僑的定義之內。有很多實例說明這些人對中國的科學發展做出了明
顯的貢獻。如果把他們看作是歸國華僑，那麼，學識與科學的資歷具有的重要性是來
自南洋的金錢數量無可比擬的。就東南亞的大多數而言，其歷史作用主要單純是一個
財富的問題，也就是開發諸如福建及廣東等省所需的錢財問題，而在中央政府那些高
瞻遠矚的官員看來，這並不是一種給人印象特別深刻的貢獻。(35)
在過去五年間，出現了無異於實際貶低東南亞華僑史的重要性的極大諷剌。例如，由
於華僑對有種族意識的北美人並不是一個構成威脅的概念，因此研究北美華人的歷史
就得到鼓勵。許多譴責過去政府政策的書籍出現了。美國學者和中國學者的共同協作
研究成為可能了。但是由於北美華人大部分來自廣東省操廣州話的地區，並且由於幾
乎全部其他在國外的華人－－特別是那些來自潮州、海南和福建南部的人－－都南下
東南亞，可能進行的研究在質量上的差距越來越大了。考慮到東南亞各國政府對其中
國血統公民的敏感，來自中國的學者現在幾乎不可能對今天的東南亞華人進行任何有
意義的研究。因而，廣州各縣的學者享有其他地區學者只能望洋興嘆的機會。
但是，儘管有這種環境方面的差異，一些有建設性的事物已經出現了。中國正在出現
一種覺醒，意識到有關東南亞華人的研究是和東南亞歷史本身的研究不可分的，意識
到東南亞華人的歷史最好理解為東南亞歷史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這不僅表明中國學
者已開始尊重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歷史和東南亞地區爭取獨立和現代化的努力，而且還
提高了他們本身的歷史知識水平，從而適應當今的現代學術的要求。事實是，有關東
南亞地區華人的大部分文獻都不是中文，不僅有當時的殖民地國家的文字，而且有東
南亞各地的本地語言。只用中文資料或者不時再加上少數殘缺不全的外文翻譯資料，
翻譯質量往往很差，不足以客觀而科學地研究東南亞華人的歷史。一些中國學者開始
承認，研究海外華人的歷史學家有必要深入到這些海外華人所去的國家的歷史研究中
去。
看來很清楚的是，對在國外的華族的看法，正在發生一些變化。撰寫那些前往北美或
澳大利亞的華僑的歷史，可能很容易，因為在那些地方對此沒有很大的敏感性。但
是，恰恰因為歷史學家毋需對別人的感情敏感，他們所寫的歷史就完全可以保持傳統
的、種族中心的型式。另一方面，正如近年來發生的事件所充分證明的那樣，在東南
亞是需要敏感的，這就要求更高水平的理解和更大的努力，以便敘述南下的華人時做
到科學而精確。可能還需要很長時間這個努力才能產生效果，但現在至少這樣的時機
已來臨：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南飛的大多數華人將成為歷史寫作的對象，而且寫作上的
歷史綜合性水平將超過中國歷史學家以往達到的水平。
註釋：
(1)這篇論文的原稿曾於1983年作為講稿在香港大學和多倫多大學(加拿大東南亞研究
協會(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提出。
(2)"Overseas Chinese"(海外華人)是通行的中文名詞“華僑”的英譯詞語。兩者通
常都隨使用來表示住在海外的任何中國人。但是近年來，各屈政府(包括中華人民共
和國)把華僑的含義縮小為僅指生活在外國的中國國民。對於外國籍的華裔人士，現
在另有用語：比較普通的是“外籍華人”，或者在識別國籍時，則用“緬華”(緬甸
華人)、“馬華”(馬來西亞華人)等等。至於英文詞語"Overseas Chinese"(或類似
的 "the Chinese Overseas"、"the Chinese abroad"等其他英文詞語)，現在不一
定譯為“華僑”，而是按照字義中譯為“海外華人”。這是避免“華僑”這個詞的
政治和法律涵義的一種方法。這裏對這個英文詞語是依種族的中性意義使用的，即
“中國國外的任何可以識別的華人”。
(3)主要有1981至1983年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的《華僑史論文集》(三卷)及《華僑教
育》；1983年泉州出版的《僑史》1982年第一期；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和陳碧笙
教授及林金枝教授的著作。
(4)洪絲絲於1981年12月在北京舉行的華僑史討論會上的發言，題為《華僑歷史研究
工作中的幾個問題》，載《僑史》，1982年，第一期，頁2(但亦發表於別處)。
(5)陸上邊境尤其難於確定。如果中國的所有少數民族過去一百是中國人民的一部
分，那就不可能有華僑住在藏族人、蒙族人、突厥語及通古斯語諸民族的故土了，
也不可能有住在雲南的華僑了。
(6)這方面的逸聞頗多。一則流行的笑話稱，一位中國青年詢問華僑是哪個國家。另
一則笑話是敘述一位北京的中國青年的故事：當有人向他打聽去華僑事務委員會怎
麼走時，他說，“啊！妳是說華僑大使館吧。”
(7)Wang Gung wu, "A note on the origins of Hua-ch'iao", first published
in Masalahmasalah International Masakini, no. 7, 1977，頁7至18 (Jakarta)，
又錄於Wang Gung wu, Community and Nation (ASAA, S-EAsia Publication Series,
Singapore and sydney, 1981)，頁118到127。關於此問題的評註，又見《華人、華
僑與東南亞史》一文，此文係1976年3月3日在新加坡商會的演講，載《南洋商報》，
並轉載於崔貴強及古鴻廷編著的《東南亞華人問題之
研究》(新加坡遠東圖書公司，1978年)，頁27至32。又見Wang Gungwu, "Southeast
Asian Hua ch'iao in Chinese history writing",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pecial Issue edited by C. F. Yong), XIl:1 (March 1983), 頁1至14
及本書第二章。
(8)關於“華僑”、“歸僑”以及與之有關的其他華人的新的困難，見Wang Gungwu,
"External china as a New Policy Area", Pacific Affairs, Spring 1985，及本
書第十二章。(9)Huang Yuebo等編《中外條約彙編》(商務印書館，上海，1935年)，
頁76。
(10)關於這個時期的背景，見Yen Ching-hwang(顏清湟), "(Ching's Sale of Honours
and the Chinese Leader ship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77-1912)"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 no. 2 (Sept. 1970), 頁20至32。莊國土在其尚
未發表的《“華僑”一詞名稱考》一文中稱，“僑寓”第一次用以稱謂暫居國外的中國
人大概是在1878年(光緒三年)。此點
見於駐美國、西班牙及秘魯公使陳蘭彬的一篇奏章。他在奏章中建議對當時新到美國
的中國人予以領事保護。在整個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提及“僑居”之處似乎均在涉及
官方保護的場合。
(11)《中外條約彙編》，頁89。姑不論中國清代何時確實視安南(即現代的越南)為非中
國的、因而為外國的國土，這是第一次把“僑”合法使用於在明白無誤的外國國土上
就讀的中國人；同書，頁151。
(12)黃遵楷的《先兄公度先生實事疏略》為其兄的舊金山來信的唯一資料來源。吳天任
的《黃公度先生傳稿》(香港中文大學1972年)，頁106引用了這些來信。我不能確定原
文未經潤色。我感謝莊先生提及鄭觀應和《實錄》；《“華僑”一詞名稱考》，頁7至
8。鄭觀應的兩個奏章見《盛世危言後編》(1909午首次刊印，1969年台北大東書局影印
)10.1158及5.633。《實錄》中提及最早之處為光緒十年乙未(1884年)，第188章，頁
8a。莊先生本人深知這些文本刊印於二十餘年之後，但認為大概是可靠的。但鄭觀應
在其1909年前多次出版的著作中，一律使用“華人”或“華民”這一事實，又使上述
看法不無可疑；見《鄭觀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卷一，這是一本極有價值的
文集。
(13)這一認識的最好說明是黃遵憲的名時《逐客篇》，作於1882(光緒八年)年前後；
《入境廬詩草箋注》(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修訂版)，頁126至130。
(14)關於這個問題的最近研究，見Ying Ching-hwang(顏清湟)，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a i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1851-1911)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1985)，第七章。
(15)1984年3月，我曾有機會利用北京國家第一檔案館的資料，但時間過於短暫，未能
確定“華僑”作為名詞何時始見於官方文件。在我能夠確定之前，我堅持我在"Origins
of Hua-ch'iao"一文中頁13或頁123至124的觀點。
(16)我在"Origins of Hua-ch'iao"中翻譯了此詩的一部分，見該文頁17至18或頁126至127。
(17)張永福(Tee Eng Hock)著《南洋與創立民國》(上海，1933年)。
(18)例如，在十七世紀，當中國人在馬尼拉被大批屠殺時，明廷不聞不問。在十八世
紀，當更多的中國人在巴達維亞被殘殺時，清廷一聲不響。對於不在中國國土上且違
法前往國外的人，沒有責任為他們做任何事情。(19)我說的“以西”，是指許多印度人
、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這些人在頭十個世紀中跟隨東南亞土著來到中國定居。我說的
中國移民，包括在十世紀越南獨立之後移居越南的人。
(20)非殖民化主要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一種特殊現象，但是也可以說，最後一次反殖
民主義戰爭到1975年西貢及金邊被攻下才結束。
(21)到十五世紀中葉，即葡萄牙人到來前的半個多世紀，政治(包括朝貢)關係就沒有真
正的重要性了。然而在十七世紀、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的部分時期，政治避難者
都很重要。
(22)Jack Chen的最近著作The Chinese of America (Harper & Row, 1981)，第二部分詳述了
這個情況。
(23)這是一個有待以比較方法進行研究的課題。若干值得注意的研究項目表明，對華人
在不同國家的政治活動進行比較的方法，可能很值得一用。例如，Lea E. Williams,
Ooerseu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nesis of the Pan-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00-1916 (The Free Press, Glencoe, 1960); Antonio S. Ta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898-1935: A Study of their National Awakening
(n.p., Quezon City, 1972); C. F. Yong, The New C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 (Raphael Arts P/L, Richmond, S. Aust., 1977); 顏清湟
(Yen Ching 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ala Lumpur,
1976); L. Eve Armentrout-Ma,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1893-1911: Rivalry between
Reformer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the Americas"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ris, 1977); Edgar Wickberg (ed.), From China to
Canad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 (Toronto, 1982), 第一
及第二部分。
(24)以“南洋”指東南亞是現代的用法。在十九世紀後期，“南洋”所指涉的範圍比較
廣。只是在本世紀頭十年之後，其意義才固定下來；這時候，“南華僑”開始專指東
南亞的幾百萬海外華人，而且使人聽起來就好像這些華人構成了一個公認的統一社
會，這個社會很可能將在一塊富裕的土地上興旺起來。見Wang Cungwu,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Singapare, 1959)，頁33至34。
(25)主要是美國各大專院校發揮作用的這方面情況有待詳述。有關雅麗協會
(Yale-in-China)，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美國在清華大學、聖約翰大學和嶺
南大學的權益等，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論文已經開始出現。有一篇論文試圖作出全面
研究，那就是：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1966)。但是沒有任何一篇用西文撰寫的研究論文比得上日本
學者實藤惠秀關於中國留日學生的研究，特別是他的《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東京，
1969年)(1970年修訂版)。
(26)“南洋”一詞在南洋大學沿用至今，而且仍用於廈門大學從事東南亞研究的研究所
名稱。1958年，我曾就其使用提出質疑(見Nanyang Chinese，頁42)，而且我的書可能是
在書名中用“南洋華人”這個短語的最後一本用西文撰寫的著作。
(27)這些法律並非全部都是新的。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從一開始也就是在十六世紀後期和
十七世紀初期就提出了限制性法律。不同之處在於殖民地的法律幾乎毫不掩飾法律照
顧殖民統治這而對抗外來的華人，而新法律則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看來往往是照顧本
土公民而反對源於移居的公民，不管這些移居者已經在該國住了多久。
(28)這是一個正在引起認真研究的領域，例如，Wu Yuan-li (ed.)，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Pacific Asian American Mental Health Research Center, Chicago, 1980,
Monograph no.3)，這裏編纂的都是引人入勝的文章。
(29)1983至1984年，我曾訪問北美六個月。在此期間，我發覺在講廣州話的華人－－不
管是美國公民還是新近從香港或中國來的人－－之間，“華僑”這個詞語是常用的。
另一方面，那些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起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或是那些從台灣來的華
人，似乎不大喜歡這個詞語；他們主要用“華僑”來指那些早期移民的後裔，或是指
現代的、與他們相當的、講廣州話的那些人。
(30)隨著新的幾代人在當地出生和受教育，華族特性越來越成為一種微妙的現象。可能
不用多久，諸如華人、華族以至華裔等詞就不宜用以稱謂他們和他們的子女了。
(31)全文載1980年10月6日《北京周報》第40期。
(32)這並不是說今後不再有華僑了。相反，只要中國人繼續從中國、台灣和香港移居外
國(或者從一個中國以外的國家移居到另一個國家)，就總會有在法律上是華僑的人或者
舉止像華僑的人。但華僑是否將繼續成為對中國和對其他政府的一個重大問題則是另
一件事。
(33)關於中國目前使用漢字“僑”的規範複合詞表，見陳存廣《“僑”字探源及有關
“華僑”概念的研討》，載《僑史》，1982年第一期，頁25至29。
(34)我與福建和廣東的地方歸僑官員代表的談話表明，對這個問題日益有了理解，但由
於牽連到感情因素，很容易因藉助國外華人以實現現代化或建立有利可圖的生意這個
聰明想法而沖昏頭腦。
(35)已故的廖承志先生強烈主張把一切曾在國外工作三年或三年以上的人(包括海外學
生在畢業之後繼續逗留工作三年或三年以上者)均列為歸僑。華僑的這一引申意義的後
果是不一的，但是歸僑中有第一流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這一事實肯定使歸僑即使不是
有多大影響，也是值得敬重的。最近，歸僑數字似乎有所增加，主要是由於從越南歸
國的華人。這是一個冷酷的提示，說明歸僑數字往往取決於東南亞各國政策上突如其
來的變化。
犀鳥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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