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海外華人|
新加坡的華人移民和定居者
中國與海外華人
王賡武
頁195--頁212
移居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已經存在了數千年，但是關於外來移民的概念卻還比較新穎。
其原因是，在現代之前，人們旅行或經商於相去遙遠的地方之間和他們的實際遷移是
從未加以清楚區分的。因為通常認為外出尋找工作或從事貿易的人經過一段時期之
後，仍然要返回家鄉。即使有些人與當地土著通婚並建立家庭，留居在外國土地上，
也被看作是完全正常的。並不像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那樣，把無論為了甚麼目的到達異
地的人都當成移民。
弄清這一點對於我們瞭解在英國統治下的早年新加坡很有必要。新加坡在英國人到達
之前早已存在，長期以來人們就已在新加坡進進出出。他們包括華人商旅以及種植
者。由此而論，很難說其中的任何人就是移民。在1819年後的新加坡，最初幾十年中
情況顯然如此，因為新加坡只不過是馬來群島的眾多島嶼中的一個，屬於馬來半島、
蘇門答臘、遠至爪哇和婆羅洲所組成的大馬來世界的一部分。在那個時候，許多華人
和其他民族圍繞著馬六甲海峽、爪哇海和南中國海的水域自由移動。
所不同的是，英國人把新加坡建成為自由港，它吸引了許多厭煩於在別處交付繁重而
專橫的稅款的人。因此新加坡步檳榔嶼(最早的自由港)的後塵，成了一塊磁鐵，華人僅
僅是被吸引到那裏的許多人中的一支。這些華人來自馬來半島，廖內－林加群島、邦加
－比利吞和蘇門答臘海岸，迅速地響應了另一個自由港的建立。
有三種類型的華人很快進入新加坡。第一類是那些己習慣於英國和荷蘭統治的人，他
們熟悉歐洲的法律和貿易安排。這些人主要來自馬六甲和檳榔嶼，還包括其他一些在
馬來群島各個地方與荷蘭人打過交道的人。第二類是那些在馬來和泰國各地生活過，
懂得當地風俗習慣微妙之處的人。這第二類人(其中有許多人在這個地區已居住了數代
之久)，深諳如何與當地統治者打交道的問題，他們對於英國和荷蘭的行政官員及商人
很有價值，後者需要他們的專門知識，協助他們進行貿易活動。雖然在此之前他們一
直生活在當地的統治者之下，但很快就適應了英國人在新加坡的統治。
第三類可能是最使人感到興起的，因為他們對這個地區來說還是比較新的一類，剛剛
從中國直接來到英國的統治之下。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來自閩南各縣，但是也有一些
人來自說潮州話的區域，還有一些人別說廣府話和客家話。過分強調他們在這個地區
的“新”是錯誤的，因為他們的到來與在這個地區已經商數十年的鄉親有關。他們來
自與東南亞貿易有著長期聯繫的中國南部鄉村和城鎮，所以這些新從中國來的人很有
可能對此地區的情況並不完全感到陌生，而且通過他們家族和商業聯繫的幫助，知道
該期待甚麼並能迅速適應新加坡的新環境。
因此，在英國統治下的最初十年到達新加坡的大多數華人對於這個地區並不是陌生
人。拉弗爾斯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和他的繼任者很快就意識到這些華人能夠
提供使新加坡騰飛所需要的專門知識和技能。這些早期到達的華人，不論是來自馬來
地區內部，還是來自中國，大多是商人、商人的後代、或與商人有關的人。他們渴望
學習，以便使自己成為成功的商人。雖然在新來者中也有不少工匠和農民，但他們來
到此地區主要也是為了進行廣義的貿易。無論他們是有手藝的工匠，生產和出售商
品；或是種植者，為了貿易目的栽種經濟作物，他們實際上是有抱負的具備潛質的商
人。這種東南亞華人的基本類型，作為商人或有抱負的商人，已經存在了近一千年。
當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新加坡的任何人都未必能預期到這種類型將要發
生的重要變化。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後最重要的變化是，離開中國來到東南亞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華人
數目日益增多。這是一個大規模的行動，而且顯然不是新加坡周圍區域特有的現象。
然而它對新加坡的影響很可能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它導致了大量華人前來新加坡
做工，或利用新加坡作為轉赴馬來群島其他地方重新安頓的基地，通過經營華人勞工
的一項新貿易，為這個大轉口中心創造了商業和就業的可能性。應該記住，不管怎麼
說新加坡並不是特殊的或孤立的。它是華人移民的一個主要目的地，並且由於它的卓
越地理位置而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的數十年裏，每年都有日益
增多的華人來到新加坡或經過新加坡前往別處。
要就此種現象加以解釋，對於寫作本章的目的來說是過於複雜了。其中存在中國方面
“推”的因素。隨著南京條約，割讓香港以及其他通商口岸的開闢，西方勢力的侵
入，以與過去相比完全不同的方式打開了中國南方的大門。那種“侵入”破壞了華南
的經濟，並使許多低下層華人生活困苦。這顯然引起了動蕩不安，最終導致了十九世
紀五十年代的多次大規模叛亂，特別是太平天國的叛亂。雖然這些叛亂最後都被平
定，但它對中國南部的衝擊和造成華人從廣東、福建兩省向外移民的後果是值得注意
的。至於，“拉”的因素，則主要來自西方勢力隨著歐洲工業革命在遠東的擴張、東
南亞市場的發展；以及錫礦和各種種植園對於勞工需求的日益增長。這個地區在經濟
和貿易形勢方面發生的質變，導致對廉價勞力的需求迅速增加，本地的華人能夠通過
大量引進他們同鄉的方式提供這種廉價勞力。新加坡的位置保證使它成為最大數額的
新來華人的接納者。這些新來華人一方面增多了勞力供應，並使得原已定居那裏的華
人可以變得更加富裕和更有成就；另一方面也為新加坡提供了新企業家人才的儲備和
下一代的商人。原來定居在那裏的華人家族能在他們的英國對手身旁保持經濟權力至
少又有一代人之久，是對英國統治在這個殖民地的穩定程度，尤其是對他們在新加坡
經濟增長方面的控制能力的檢驗。直到十九世紀末期，這些來自中國的新血才得以在
新加坡經濟中佔有逐漸增大的份額。
直到1900年前後，在新加坡的華人移民社會的性質是由那些熟悉這個地區，或與熟悉
這個地區的人有關的人所決定的。所有這些人都很容易為英國人所用。儘管在他們的
經營方式、與歐洲人的接近情況、歐洲人信任他們的程度、他們對於中國習俗和英國
法律相比的熟悉狀態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別，但事實仍然是，華人社會的存在幾乎像符
合他們自己的華人利益一樣也符合英國的利益。只要大部分來到新加坡的華人以前與
當地有聯繫，當地華人和英國人就明確知道該做甚麼。只有當沒有任何貿易聯繫的成
千上萬華人大量湧來時，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變。新來的華人作為無特殊技能的勞工，
準備辛勤做工，希望多賺點錢寄回家鄉去；或者攢足了錢回家，以支撐他們的家庭。
這些與當地沒有聯繫的新來者自然將求助於有意組織他們並幫助他們生活下去的各種
社團。由於他們的人數陸續增多，不僅威脅到英國人的權威，而且威脅到當地華人領
袖的權威。於是出現了一個英國官員和上層定居華人不得不聯合起來共同控制大批新
來華人的時期。使這種威脅受到抑制是對新加坡英國當局的管治技巧以及對他們從當
地華人領袖那裏得到合作程度的一種檢驗。通過這樣的合作，華人領導家族和殖民地
的企業才能夠駕馭這些新的人力資源，使之為他們的共同利益所用。作為報酬，新來
移民可以順利地向已定居的華人學習，並從他們前輩奠定的堅實基礎上獲益很多。截
至十九世紀末，新舊華人已經融合無間，創立了一種新的海外華人社會。
9.1 對於變遷的適應
雖然這些變化發生在十九世紀，能夠歸之於華人移民的主要特點是他們的適應能力。
現在著重闡述這種適應能力的性質。適應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概念。有些人認為它
代表著變化無常和缺乏忠誠或原則，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是一種富有彈性的方式、強烈
的求生本能和應付惡劣環境的最佳防衛機制。確實，當我們把華人說成適應能力強
時，他們真的具有這一切特徵。1819年新加坡落人英國人統治之下，最初去到那裏的
華人是很能適應的，那就是說，他們是機會主義者，如果新的環境允許有更好的謀生
機會，他們就隨時準備更換主子。他們的適應性代表了一種對權威的現實主義觀點，
以此作為貿易的工具。
這些華人中的大部分可以與那些當檳榔嶼建立後便迅速遷入該地的華人相比，那些人
經受住了馬六甲管治的改遷－－從荷蘭人改為英國人，再改回到荷蘭人，1824年後又
再次重歸英國人。他們之中也包括另一些華人，他們無論是在吉打、吉蘭丹、丁加
奴，或是在廖內、德利(棉蘭)、西婆羅洲、文萊，都能在當地馬來統治者的管轄下興
旺發達；尤其是那些對於柔佛、雪蘭莪和霹靂的蘇丹統治暸解得很清楚的人。他們之
中還將包括一些曾經生活在荷蘭統治下的爪哇或泰國國王統治下的曼谷、馬來人統治
下的南部泰國等地區的華人。他們謹遵商人的守則，去到有錢可賺的地方，當環境變
化，別處能夠提供更好的賺錢機會時，就又前往那裹。如果定居下來在經濟上有利可
圖；或者能保證提高社會地位，這種社會地位的提高轉過來又能保證更好的經濟前
景，他們則準備定居。他們只是忠誠於貿易機會，忠誠於那些和他們公平貿易的人，
忠誠於保護他們事業的穩定政權。以此為目的，他們是華商，無需忠誠於任何一個政
府或任何一個帝國。他們的忠誠只是屬於和他們的家族集團及中國故鄉相連結的工商
企業。當然，當地也對他們的活動有所支持；與他們的廟宇有關的各個組織，各種公
開或秘密的社團，也對他們提供了保護。此外。最重要的是地方當局，無論是馬來、
泰國、英國或荷蘭的，他們都向它們求得正式承認。
從這種觀點來說，作為一個定居地，華人對於新加坡從來沒有任何永久的忠誠，他們
的忠誠主要只是把它當作一個繁榮的貨物轉口港和有利可圖的貿易中心。只要英國人
能為他們的貿易提供優越條件，華人就能忠誠於他們，而許多華人確實也是如此。因
此只要新加坡是英國的，無論它是歸印度管轄的海峽殖民地，或是成為直接向倫敦負
責的單獨殖民地，都沒有甚麼不同。至於英國人和荷蘭人如何為了他們各自的意圖劃
分馬來世界，甚至英國和當地馬來統治者如何治理各個動亂地區，這些對於華人也沒
有多大關係。確實，在整個十九世紀，海峽殖民地的華人能夠在英國保護下自由遷入
馬來諸州，如果他們得不到英國保護，就在馬來人的保護之下遷入，並在當地發生的
爭端中支持馬來統治者。只是當華人逐步弄清英國人有優越的貿易安排，能給予較好
的法律保護，在行政管理上更有效率後，他們才明確地把效忠於當地馬來統治者及其
貴族，轉向效忠於英國官員。從而，隨著英國的統治日漸鞏固，華人便適應英國人的
需要和英國的方式，並且日益不屑於當地原有的統冶方式。實際上到了十九世紀末，
大多數華人已從以馬來語為基礎的貿易體系逐漸轉換為英－華體系。
老一輩定居在海峽殖民地的華人，他們原先講馬來語，後來逐漸變得能講流利的英
語，這時由於幫助英國人進行貿易活動而加強了他們的優勢地位。同樣，由於英國明
顯成為在這個區域的歐洲列強中最強有力的國家，那些處於英國統治下的華人日益賞
識這個強國以及由英國人推行的，與荷蘭人、西班牙人、法國人相比之下較為開明寬
容的施政方式。顯然，那些出生在這個地區被當地稱為峇峇的人－－他們受過英國教
育而且和英國人密切合作－－開始相信他們能在英國統治下生活是幸運的。英國的公
民身分和保護變得越來越意義重大，他們更加重視與英國的聯繫，甚至達到把英國的
利益置於中國利益之上的程度，當然這裏的中國是指衰落的滿清一代。
從華人社會本身的觀點來看，這種適應性無疑是個優點。然而，從另外的觀點，尤其
是從那些曾經賞識華人的才幹和魅力的當地馬來統治者及貴族的觀點來看，則認為這
是機會主義。因為他們注意到這些華人背離了當地的文化和利益而贊同異國的行為作
風和經商方法，於是華人的適應性變得非常可疑，而且越來越遭到鄙規。總之，由於
貿易利益變得更多地依賴現代權力結構，華人從此被看成是缺乏政治忠誠的人。這不
僅是就效忠於英國的和本地的統治官員而論，也是就效忠於中國而論。只要清朝國勢
衰微，不能保護他們，而且確曾在他們離開中國海岸後立即把他們拒之門外，那麼任
何對中國的忠誠其本身就是空洞的。當然，在大部分時期中都談不到這些。因為中國
對於東南亞的任何地區都無力施加影響。華人和中國的唯一真正聯繫是和他們故鄉家
族的聯繫，而且為此還必須和中國官員保持良好關係。此外，堅持說華語也是必要
的，因為這樣的文化聯繫能夠使他們在有朝一日返回中國或送他們的子女回國學習時
應付裕如。
關於忠誠的一次主要檢驗出現在第一個中國領事(後來是總領事)被派到新加坡之時。
他受到了盛大歡迎，華人和這些領事的關係是真誠的，甚至是親密的。領事在文化方
面的活動和他們能夠幫助華人在中國的家族，逐漸受到華人的讚賞。更重要的是1893
年(光緒十九年)後清政府對於所有要求回歸中國的海外華人改變了政策，使他們不必
再耽心受到懲罰。與此相反，他們還被告知，一切過去的限制都已撤銷，這進一步有
助於增強海外華商和中國官員之間的正式聯繫，而且還鼓勵了婦女大批移民往東南
亞。當然，這一切的關鍵並不在於海外華人感到中國的滿族統治者比以前有所不同。
作為中國南方人，他們在精神上仍然是反滿的。這從華南的秘密會社及其在東南亞的
分支中已很清楚地反映出來。但是，從他們看到衰微的清朝改變政策以應付西方的挑
戰，以及修改後的政策給了他們地位和在中國經商的機會這些方面而言，他們認識到
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性轉變。他們的基本貿易本能被中國改變對一般商人的政策所
喚醒了。到了十九世紀末期，中國商人地位的提高已變得日益明顯。依靠經商發家的
海外華人現在被歡迎到中國的工業及其他企業投資。他們的子女被歡迎去那裏求學，
同時，任何在國外受過教育的人，也被歡迎參與促進中國發展的新政策。在這種氣氛
下，新加坡華人的忠誠受到了嚴重考驗。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至1911
年清朝覆滅這段過渡時期中，許多華人盡力保持對英國的忠誠，而另外一些華人則既
忠於英國又忠於中國，他們認為具有這種雙重忠誠並不矛盾。
不過，這是一個過渡時期，有兩項發展導致了重大變化。第一項表明觀點上的轉變，
因為在世紀交替及其後新來的華人移民更多意識到中國的變化，從而願意積極捲入中
國的事務。第二項重要發展也反映了在中國出現的變化。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和學者正
在要求改革甚至革命，這些人受西方思想的影響並不亞於在西方學校中受過教育的新
加坡年輕華人。他們被正在遠東廣為傳播的進步思想所吸引，表現了對中國存亡的日
益關注，並希望通過引進新的思想和建立新的體制來促使中國復興。無論他們是熟諳
中文或是英文，都深信總有一天他們對中國的依戀將不再被限制於僅僅關心他們在故
鄉的家族，而應擴大為包括拯救中華民族。
因此，最大的考驗是華人將如何近應民族主義的新勢力。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意識在
華人中已經存在了數百年之久，但是在十九世紀末期激勵著華人年輕一代關心中國命
運的西方民族主義，卻以完全未曾料及的方式喚醒了他們。沒有多久，那些忠於英國
的華人就日益被大多數華人看作是不忠於他們的中國文化傳統。從中國來的新移民
中，對於西方價值觀念之缺乏興趣，逐漸變成對受英國官員統治和服從當地法律 (這
些法律他們並不充分理解)的一種抵制，甚至是敵視。
當然，這並不單純是對華人的考驗，它也是對英國人的考驗。在十九世紀更迭之際，
如何保持新加坡華人對英國的忠誠，己經成為比在這個世紀其他時期更為嚴重的問
題。英國人不得不認真考慮新加坡的前途，因為那裏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是華人，而且
新加坡的繁榮已經變得越來越依靠這些華人。讓他們定居下來，並改變他們對流動
性、適應性和忠誠的觀點，是議事日程上的一個主要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戰場之一在
於教育。由於更多的中國婦女南來和更多的華人留居新加坡，本地出生的華人人數穩
步上升，於是他們的教育對於英國人及華人社會領袖都成為一個重大問題。對新來的
華人而言，解決教育問題的辦法在於建立更多的華人學校，通過這樣的學校將能阻止
中國文化被英國的教育所沖淡，並能恢復對中國的忠誠。然而英國人都把這看作一種
威脅，力圖說服華人在新加坡定居，放棄過於露骨的反英民族主義。英語教育被大力
推廣，用以對抗數目越來越多的華文學校。到了十九世紀末年，在總督史密斯爵士
(Sir Cecil Clementi Smith)治理下教育變得越發受到重規。對高等教育的提倡
－－先是通過醫學院，然後是通過師範教育和為海峽殖民地培養年輕官員的教育－－
開始引起了共鳴。同樣，華人社會也力圖擴展他們的學校和提高中文教育的質量。從
十九世紀未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這段時期，是那些主張華人社會忠於海峽殖民地
的人和那些要求所有華人恢復以中國自豪的人之間的一個激烈兢爭時期。它可以被描
述為在華人中為改變適應觀念而作的努力。最初的適應性是以人們能夠發現的最佳貿
易環境為基礎，這使得華人樂於遷移，而不願歸屬於任何特定的政權。新的適應性則
強調在一個地方應該對變化的環境作出靈活的反應，它是以忠於那個地方為基礎的。
華人從一種適應性改變為另一種適應性的能力，是二十世紀最今人感到興趣的發展。
9.2 作為定居者的華人
確實，在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的大多數並不在那裏長久定居，而是回國或前往東南
亞的其他地方。正因為這樣，華人常被認為是安土重遷，所以很少在國外定居。如果
他們在國外定居，那也是由於特定的環境所迫才這樣做的。但是，如果我們考察一下
東南亞華人的全面情況，顯然上述說法並不完全真實。有充分的證據說明，他們曾定
居在爪哇、泰國、蘇門答臘各處及鄰近的島嶼、檳榔嶼、丁加奴、西婆羅洲、菲律賓
和其他地方。我們已經注意到，當發展和就業的機會出現時，定居在這個區域的許多
人，也遷到了新加坡。那些從鄰近區域來到新加坡的人 (他們巳定居在鄰近區域如果
不是幾世紀也有幾十年)，若是他們的事業有了成就，都很願意在新加坡定居下來。
還有充分的證據說明，來自鄰近區域的人中的大部分，在他們到達後的幾年內就已決
定在新加坡定居。因此，迄至十九世紀中期，我們可以說有數以百計的定居家庭，其
中包括那些來自中國，與已定居的家庭通婚的人，或是與他們結成商業夥伴的人。對
於那些熟悉東南亞的人來說，定居下來似乎並不顯得過分勉強。所以新加坡的華人並
非都是行蹤不定的移民，其中也有不少定居者，雖然這不意味著他們永不遷出。
新加坡華人作為定居者的經歷，可以按時期先後敘述於下。首先來定居的是華商。這
些人是海外華人中的中堅分子。他們熟悉這個地區，並且經商獲得成功，因而隨著商
業活動的需要，無論到哪裏都可安家。這些人是從1819年到十九世紀末年這段時期中
的定居者。他們一直是定居者中佔有優勢的一群人，進入二十世紀後可能也是如此。
跟著是十九世紀後半期到達的華工。他們的主要意義在於是空群抵步，雖然其中的大
部分人只是為了短期停留，還有許多人因找不到工作而陷入貧困，被遣送回國。可
是，稍有成就的人則帶著積蓄返鄉，幫助他們原在中國的家庭。儘管這樣，在他們之
中還是有一批人或與當地人結婚，或擺脫了勞工身分，成功地轉向經商，從而留了下
來。再者，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依靠創業才幹而擁有財產，才邁出了走向定居的第一
步。其中包括許多能夠利用他們的技藝開設商店的工匠。在他們之中還有一些識字或
半識字的人，利用他們的寫作能力為華人商店做事或自己經商。於是商業上的成功和
在當地結婚成家就成為定居的兩大原因。這第二批華人直到十九世紀末期才開始在新
加坡定居，到了二十世紀前半期他們就大批定居了。其中的原因包括英國政策的改
變，鼓勵人們留下；還包括當時中國的形勢動蕩不安，使他們打消了回國的念頭，從
而促使那些有成就的人們繼續留在東南亞。
第三個時期是最難辯識，而且也令有些歷史學家難以接受的。這就是“華僑”時期。
“華僑”一詞譯成英語是“Overseas Chinese”(海外華人)，意思為暫時生活在國外
的華人，這個詞在十九世紀很晚時期才開始使用，到了二十世紀最初十年才廣泛使
用。但因此詞是被中國政府及各個政黨為了尋求海外華人支持他們在中國的政治活動
而使用的，所以流傳很快。結果，這個詞取代了所有其他稱呼在國外的中國人的詞
語，並被賦予一種以前所有詞語從未有過的政治含義。“華僑”一調的要害之處在於
它立即被應用到每個有中國血統的人身上，不管他們的祖先已在國外生活了許多代。
從這點來說，這個詞的使用恰恰是對定居的觀念不利的。它認為任何具有中國血統的
人除對中國忠誠之外不可能再有對任何其他方面的忠誠。它對一切已獲得當地公民身
分的人施加頗大壓力，讓他們重新考慮自己的地位。比這尤有甚者的是，它使每個具
有中國血統的人都感到必須儘快尋求恢復他們的完整中國人身分。“華僑”一詞變得
與一種正在擴大的情緒緊密聯繫在一起，這種情緒號召全體愛國華人支持中華民族和
新的共和國。由於這個詞在新加坡和東南亞其他地方被使用得如此有力，所以它實際
上排除了整個十九世紀曾經發展出的忠於當地的情緒。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
隨著與中國保持一致變得日益必要，對當地的忠誠則變得招人懷疑。確實，在各個時
期，當中國遭到外國侵略或侮辱時，華僑的愛國精神高漲得如此強烈，以致使得所有
殖民國家及本地的統治者對於中國及其海外華人的野心產生真正的恐懼，根深蒂固的
恐懼。就這點而論，定居被賦予了一種更為不祥的含義。一旦中國的民族主義建成了
富強的中國，華人定居就成了最終要受到中國勢力支持的一種華人對東南亞的殖民。
這些不僅僅是存在於非華人和西方殖民政府間的恐懼，也是被一些愛國華人本身所鼓
勵的情緒。
然而，從本世紀開始直到大約五十年代的這段華僑時期是個意義含混的時期。一方
面，它似乎鼓勵所有華人最終都返回中國，有的甚至是盡快返回中國，特別是那些對
於中國的現代化任務能夠奉獻一技之長的人。另一方面，它暗示那些已定居的人，倘
若他們能為中國的工業化和投資貢獻他們的財富與技能，那也算是做了該做的事情。
截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一股反對殖民主義及西方價值觀念的強大暗流，導致
一些華人支持當地的民族主義運動，把殖民國家逐出東南亞。還有一些華人在意識形
態上是反對殖民主義的(不僅在那些來自中國的移民中，而且在那些曾在東南亞受過教
育的華人中)，他們認為有必要聯合一切亞洲的反殖民主義力量，共同對付歐洲列強。
所以華僑時期是個非常複雜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難以推斷出“定居”究竟意味著甚
麼的明確概念。在歷史上，華人曾大量在東南亞定居下來，然而從心理上說，那種定
居的真正性質一直為忠誠於當地政府和愛國主義的矛盾感情所限制。關於華人是否會
定居，在每個人的心目中產生了疑問。部分地是由於這種混亂狀態，就連有大批華人
安家立業的新加坡，也不能確信華人中的大多數是否已真正地永遠定居下來了。
我們應該記住，是外界事件，尤其是二十世紀發生在中國的事件改變了這個地區的面
貌。而國民黨的垮台和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又進一步為東南亞華人加深了其複雜性。當
他們自己成為共產主義和反共勢力之間的全球意識形態鬥爭的一部分時，國外華人的
選擇餘地大大減少了。1949年後，成千上萬的人確實作出了選擇，返回中國。但到了
1960年，這股歸國熱潮就變成了涓涓細流。現在對於他們而說，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南
亞新興的民族國家中，土生土長的民族主義的力量。這裏只有新加坡是個十足的例
外。1965年它企圖加入馬來西亞未能如願，就成為獨立的新加坡共和國，於是在那裏
的華人面前展現出一幅全新的未來景象。在東南亞華人的歷史上，第一次具備了充足
的理由讓一批華人定居下來。
新加坡的顯著成就確實己使移民變成定居者，並且保證它的公民中的那些具有中國血
統的人都有個生死與共的家園。這些華人定居者和早年來到新加坡的大多數祖先不一
樣，他們決心洗脫華人作為機會主義過客的形象。他們是否能夠成功，現在要作出斷
定仍然為時尚早。因為還難以使得多疑的鄰人相信，他們已徹底擺脫了歷史的影響，
今後這個地區無論遇到怎樣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問題，他們都將竭志留在新加坡。此
外，他們還必須證明是作為“新加坡人”而留居的。對他們而有，作為新加坡的大多
數人口，祖輩流傳的文化準則將僅僅是對於社交和商業有用的東西。而且，對他們而
言，在新加坡和中國之間保持無論怎樣的聯繫，都必須和新加坡與任何其他國家之間
所保持的聯繫，處於同樣的基礎之上。
犀鳥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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