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海外華人|
魯迅、林文慶和儒家思想
中國與海外華人
王賡武
頁173--頁194
這篇短文出自一項末完成的關於魯迅在華南的研究。我之所以對這個題目發生興趣，
有好幾個原因。林文慶(1869-1957)是一位早期對儒家思想產生興趣的新加坡人。
1921年即他五十二歲時，作為現代的醫生改革家－－企業家的林文慶，應朋友和仰慕
者陳嘉庚(1874-1961)之邀，放棄了他在新加坡的事業，出任廈門大學(即廈大)校
長。(1)他當校長的事，除了校友和新加坡的一些朋友及仰慕者之外，並沒有引起多
大的注意。在中國，只因魯迅(1881-1936)於1926-1927年有短短幾個月在該校執教，
許多作家才記起了林文慶這個人物。不過他們提到林文慶，毫無溢美之詞，大多是對
他認真提倡儒家思想的努力寥及數語，不以為然。中國的當代政治已經把魯迅和陳嘉
庚兩人譽為中國人民的楷模，而林文慶則由於他的“儒家信徒”形象，召致了人們嚴
厲的指責。看來現在他只能企望從他的新加坡同胞那裏得到比較寬厚的對待了。(2)
8.1 魯迅與廈門大學
這篇短文的背景故事是從1926年9月4日星期六魯迅到達廈門後不幾天發生的事情開始
的。(3)他到後第二個星期的星期三，有個學生來看魯迅，同他談起這所大學和它的
前途。據那位學生回憶，曾經對他說過校長(林文慶)提倡“復古”、“尊孔”，強迫
全體學生用文言，不用白話。(4)那位學生是不是在魯迅到達後真的這樣快就向魯迅
談論起了校長，我們不得而知，因為魯迅沒有留下這次談話的記載。如果那學生對他
說了，我推想他會感到驚詫的，因為邀他來校的朋友林語堂，還有歡迎過他到來或在
他接見那個學生前邀他出去吃午飯的其他同事都不大可能同他談論起林文慶的喜好。
他們深知他激烈的觀點，不致有意去打擾他。他們沒法不讓他知道的是學校辦事效率
低，校長甚至對有些在兩三個星期前就來了的人還不忙於簽發聘書。但是此時期，就
在他下榻後第三個晚上第一次寫下他抱怨的話時，他並沒有責怪校長，而是責怪那位
在愛丁堡受過教育的校長代理秘書兼教育學教授孫貴定。(5)
不管他是怎樣想的，他並沒有讓一個學生的看法來打擾他。他自有別的心事：校園與
世隔絕，和當地閩南人語言不通，吃飯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問題，缺乏志同道合
和催人奮進的朋友。久居北京十四年後不適應這裏持續的暖熱天氣(更不用說他到廈
大第六天颳起的一場颱風了)。他越來越感到孤寂，尤其是越來越意識到把他引到這
塊文化沙漠上來的國學院，還不見得有發展的前途。(6)使他感到更惱火的是，周圍
有那麼多過去他在北京時的論敵的擁護者，有的像他那樣是林語堂引薦來的，有的是
史學家顧頡剛糾集來的。(7)魯迅覺得這批人只崇拜陳源和胡適，他們形成了一個機
會主義者的小圈子，和北京那些瞧不起魯迅寫的文章，實則自己卻知之不多的人同屬
一類。他對某一個人特別惱怒，因此來了不到三個星期，就寫信要求辭去國學院的職
務，只是在林語堂的勸說下，才於事後不久收回了辭職書。(8)這件事發生在9月20日
開學後僅四天，因此很難說是開張大吉。
大約在這時，他對廈門的想法已透出了不祥的徵兆。他環顧四周，承認自己無心欣賞
秀麗的風光，引起他注意的倒是鄭成功(國姓爺)和他坑滿的一些遺跡。他發現附近有
一片斷垣，據說是當年鄭成功建的，頗使他難以忘懷。他強烈地感到，除台灣島而
外，廈門代表著最後一小塊落人滿洲人之手的中華土地。他一想到1683年台灣的陷
落，就想起了也在那一年，康熙皇帝下詔重修新的欽定版本《十三經》和《二十一
史》。(9)於是他進而寫道：
現在呢，有些國民巴不得讀經，殿版《二十一史》
也變成了寶貝，古董藏書家不惜重資，購藏於家，
以貽子孫云。然而鄭成功的城卻很寂寞，聽說城腳
的沙，還被人盜運去賣給對面鼓浪嶼的誰，快要危
及城基了。有一天我清早望見許多小船，吃水很
重，都張著帆駛向鼓浪嶼去，大約便是賣沙的同
胞。
含義再清楚不過了：英雄往事無人問，無聊“好古”是文明。不過他自己對遺跡卻並
不多愁善感。經過北京那些狂暴而激動人心的歲月後，他最惦記的是那些有趣的人們
、活躍的論戰、促使他反恩和激勵他創作的人或事。相反，為了給學生編講義－－中
國文學史－－他還不得不天天看“中國舊書”，弄得甚麼思想也沒有了。(10)
他對於現代和傳統的看法，在“五四”運動的激烈論戰期間一直是很清楚的。不知道
林文慶是不是很瞭解魯迅到廈門前的反對舊制的文章。沒有證據表明他很熟悉中國知
識界的情況。他很可能沒有意識到魯迅同他聘來廈門大學國學院的多數著名學者間的
深刻齟齬。(11)如果他意識到了，也可能不在乎這些，因為新成立這所國學院的通告
就曾在幾家全國性日報上頗引起一番騷動，以致有的報紙評論說這所大學有眼光、有
見地，可以預料其前途無量。的確，對有些人來說，能有魯迅來執教，自是一大成
功，因此消息傳來，確實吸引了一批讚賞魯迅作品和他的現代主義、非正統觀點的學
生。(12)也許林文慶只不過是信任他的漳州同鄉林語堂。林是魯迅的摯友，過去又同
過事，當年他們兩人都捲入了北京女師大的學潮。(13)那位尊孔的校長很可能還不知
道自己請來的是一位筆鋒犀利為全國之最的反孔者。想到這一砧，林文慶和魯迅間的
衝突很可能就在所難免了。就在10月份的前半個月，即魯迅來了還不到六個星期，衝
突終於出現。
事情本來會早在10月3日星期日就起始的。那天，林文慶召開大會紀念孔子誕辰，進
行一番相當於禮拜天布道的宜講。原來他巳宣佈10月2日星期六放假，星期日又把全
校師生召集到大禮堂。跟著他使以孔子學說是否適用於今日為題發表演說。不可思議
的是，他用英語主講，由大學代理秘書、化學教授為他翻譯。他自覺有些反常，於是
解釋說他的“國語”不夠好，而他又很希望把他的觀點準確無誤地傳達給眾人。(14)
就我們所知，魯迅沒有出席那次聚會。看來他不大可能不知道有那次大會－－顯然，
到會的師生約有400名，就是說在校的大抵人人都參加了。至少他總該知道，關於那
次聚會，該校校刊《廈大周刊》10月9日曾有詳細報導。(15)然而在他的日記裏和這
段時期的好幾封信裏，都隻字未提那次會。以往一旦有甚麼事情使他感到惱怒，他慣
於諷刺有加，評論一番，這回卻沒有給我們留下片言隻字。然而此舉很難想像會不讓
他感到惱怒。也許他是在試圖實踐那次會後當晚他對許廣平所說的話：“我現在採取
閉關主義，一切教職員，少與往來，也少說話。”(16)林文慶對孔子學說的信念是直
言不諱的。他的演說摘要頗能說明問題(在今天不同的時勢下也還很有意思)：(17)
今日所講此題，吾人欲有完滿之解答，不可不先知
孔子學說之其理乏價值，其根本目的畢竟何在，吾
人能明白乎此，庶此題目不難瞭然於胸中。據鄙人
意見，大概分為二種：
(一)孔子宗教觀念及哲學觀念。現在中國頗多研究新
學者，受歐西文化之重染，以為孔子並非宗教(18)，
此說從一八四０年以迄於今，異口同聲，聞不一
聞。其所持理由，以為孔子書中對於鬼神之說頗少
言及，故僅標為道德之良師。其實此種思想，大繆
不然。不知孔子學說，承重實際，非徒以怪誕不經
之說欺人者所可比擬。至於孔子哲學，不但以當時
國家社會所表現之一切事物，加以深刻研究並將古
代過去之經驗，潛心默察，窮探奧理，而成“一以
貫之”之道。故孔子學說實為千古不可磨滅之學
說。
(二)道德。孔子道德，起自家庭，漸次及於社會而國
家而天下，其根本全在孝之一字。現在歐西各國，
才頗贊成此道，如最近之所謂博愛等主義，無一非
由家庭而起。(19)故我國孔子之道德根本，實較各國
為優。且其學說凡人皆可做到，非徒托空言者可
比。
(三)政治。國人對於孔子學說，最不滿意之處即在此
點。然此非真知孔子者。孔子之時，其所主張之尊
君學說，與近今吾人所反對所不滿意之帝國主義大
大不同。吾人試觀私淑之孟子所說“民為貴”一語
即可見其對於政治主張概略矣。且其根本主張在進
世界於大同，才未會不適用於今日。(20)
魯迅是怎樣對待這些的呢？顯然對此他是不會沒有印象的。但是此刻他所想的即在別
處，所以對林文慶的觀點只說了句：他是“尊孔的”。(21)可是他對這樣的事都要其
感到不快：校長是怎樣開辦這所新建的國學院的，他給新到職的教員簽發聘書有多
慢，他對文科主任林語堂是何等不夠幫忙，他怎的留不住新院長而讓國學院由一個同
魯迅敵對的因循守舊的小集團支配著。(22)9月18日，魯迅出席了國學院首次業務會
議，注意到那些雄心勃勃的發展大計，就像是受到一支粗糙的生產效率碼尺的支配，
“如以好草餵牛，耍擠些牛乳一般。”(23)他對校長為國學院制訂的出版計劃也嘖有
煩言。他懷疑林文慶所言是否有誠意，因為他說，當他拿出他的《古小說釣沉》手稿
表示他多麼樂於表現一下“生產效率”後，這事即“從此沒有下文”。(24)
8.2 魯迅與林文慶的衝突
國學院就是在林文慶這種紙上大發宏願、金錢上嚴加控制的氣氛中於10月10日國慶那
天大吹大擂正式成立了(25)魯迅到場了，但他對林文慶為開辦這樣一所國學院認真提
出的理由以及他所得到學校創辦人陳嘉庚提供國學研究的支持，實在無可置有。於是
他評論了一番國慶焰火和當晚的表演。至於國學院，讓他惱怒的也就是他看到的平庸
和缺乏風格，好比無知的鄉巴佬受到某些三流演員的哄騙後那種可悲的自我滿足。他
沒有直指其非，不過他對他和他的同事們不得不為布置廉價的“即成”古物展覽所作
一切的描寫，足以說明他認為校長為國學院提出的主張毫無實際意義。(26)
但是魯迅並沒有忘記林文慶在國學院正式成立時就國學研究所說的話。四天之後，即
10月14日，當他被邀向全校師生作週會講演時，他講了半個鐘頭，有意反其道而行
之，講了另一番話。他講演的題目是〈少讀中國書，做好事之徒〉。(27)他的一個學
生記下了當時魯迅所說的話。(28)他說儘管他在廈門是教國學的，應當勸大家埋頭古
籍，但是鑒於他在北京時同那些提倡讀經復古的人打交道的經驗，以及出於他對廈門
老抱著《古文觀止》不放的人的關懷，使他想到：“與其多讀古書，不如少讀古
書！”他說，晚近號召“復古”救國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是多數倡導者是別有用心
的。他們要人們讀經，目的是讓他們成為孝子順民。他們以讀經自負，以懂得中國古
文化自誇，但是又有多少人在“五卅慘案”(1925年)中用《論語》感化過外國兵不要
槍殺中國人(29)，(天津沿海的)日本軍艦導致了“三•一八”慘案(1926年)，死傷約
200人，又有多少人借《易經》裏的咒語叫那些日本軍鑑沉沒了？(30)
他接著補充說，要救國，當今最好少讀中國書：這種書讀少了，不過是文章做得差一
些，但是讀多了至少在三個方面有害：越讀意志越薄弱；越讀越謹小慎微；越讀越分
不清是非。這倒不是要你們不讀書了。愛讀書是好事，但是不要讀幾乎沒用的“死
書”；不要把自己讀蠢了而要關心世事；不要讀書死，只要注意身體健康。書有好書
壞書、可信之書和不可信之書。古人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他解釋說，那是
就歷史事實的準確性而言的。這裏他是就古書的思想性說的，眼下少讀些這樣的中國
古書。如果不得不讀，別忘了明辨、批判，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這番反其道而行之的話顯然是針對林文慶尊重儒家經書的陳詞濫調而說的，而且是對
魯迅受命來到的、林文慶十分得意的國學院的公開挑戰。但是魯迅在他演說的下半部
分又在表面上給人以用另一種見解轉化他的講話的印象。在第二部分的評論挽回了校
長的面子，並且使魯迅的演說得以有一半登載在《廈大周刊》上。之所以只有演說的
後半部分摘要發表，根本沒有提及前半部分，說明魯迅號召人少讀中國古書，使林文
慶的自尊心受到多大的傷害。魯迅對這一刪節是怎麼想的，無記載可稽。但是顯而易
見，聽眾中記得他們對策一部分講演是如何熱情鼓掌的青年們，決計忘不了那番話所
受到的待遇。把這番話省去了，而第二部分則羅列較詳，這種行為無從叫他們尊重學
校。
第二部分講話道出了魯迅對林文慶的印象的另一方面，倒也很有意思。這一番話概括
刊載在每週一期的校刊上，內容如下：
世人對於好事之徒，每致不滿，以為好事二字，一
若有遇事生風之意，其實不然。我以為今之中國，
卻欲好事之徒之多，蓋凡社會一切事物，惟其有好
事之人，而後可以推陳出新，日漸發達。試觀科侖
布之採新大陸，南生之探北極，及各種科學家之種
種新發明，其成績何一非由好事而得來。即由本
校，本是一片荒蕪之地，建屋以招學生，其實亦即
好事。故我以為好事之徒，實不足病。
常見本校之運動場上常常有人，圖書館之中文閱覓
室閱者常座為之滿，當然是好現象。而西文閱覽室
中之報紙雜誌，閱者寥寥，一若不關重要者然，此
即不知好事也。不知西文報紙雜誌，雖無重大關
係，然於課餘偶一翻閱，實亦可增許多常識。故甚
望諸位對於一切學科，皆隨時留心....。
惟各人之思想境界不同，我不敢勸人人皆為甚大之
好事者，但小小之好事，則不妨一嘗試之。譬如對
於几可遇見之事物，小小匡正，小小改良便是，但
雖此種小事，亦非平時常常留心不為功。萬一不
能，則吾人對於好事之徒，當不隨俗而加以笑罵，
尤其是對於失敗之好事之徒。(31)
這番話受到了林文慶的讚許。作為一名在愛丁堡受過良好的現代科學訓練的醫生，他
對魯迅想說的話無異會大加讚賞的。可是顯而易見，當林文慶完全同意魯迅的話，並
且說學校創辦人陳嘉庚大力投資興教，也是一個好事之徒時，魯迅對他不悟這話同他
極度的尊孔思想相衝突，不禁為之愕然。魯迅還加上一句：“這裏就是如此糊裏糊
塗。”(32)
當然，並非一切都是那樣清楚明確的。魯迅有意讚揚的好事之徒陳嘉庚，據林文慶
說，原來也是擁護強調中文經書研究；認為國學和現代科學應予並重的人。而且確
實，陳嘉庚在現代實用方面，當真使當時的中國為之耳目一新。他憑著自己受過了點
的鄉村經書教育，外出闖蕩世界，明白了要重視西方科學、技術和經營體制的道理。
(33)是他請來了他的朋友、現代科學家、創業者林文慶，放棄了新加坡的一切，幫他
創辦了廈門大學。兩人都認為學校應培育新一代的中國人，他們既具有一切現代技
能，同時又突出中國文化的精華。也許可悲的是，魯迅，這位集中體現了反抗過去種
種腐敗的、受到傷害的傳統學者，看出了自己站在一方，而受到一位好意然而感覺遲
鈍的百萬富翁支持的文化暴發戶林文慶則站在對立的一方。當中，很可能是兩人間分
野的實質，就是林文慶復與儒家思想的努力。
魯迅在廈門大學又待了三個月，對那個地方越來越感到幻想破滅了。(34)只有對文學深
感興趣的同學們才給他帶來些愉快的時刻。(35)他在10月14日講演後不久，便打算把他
兩年的聘約縮短為一年，甚至設法更早一些離去。聘他到廣州新成立的“革命的”中
山大學(受勝利的國民黨支持)擔任文科主任之約(按：魯迅曾任國立中山大學文學系主
任兼教務主任，當時的文科主任為傅斯年。－－譯者注)更堅定了他的去意，他已決定
離去了。林語堂等勸他不要去，甚至林文慶和大多數同學對他這一決定都感到特別失
望。(36)關於魯迅後來對國學院的開辦路子是怎樣的深感厭惡，以及他在離開那裏去
廣州前的幾個月裏勉強做了些甚麼，這些情況值得詳加論述。在這篇短文裏，提一下
魯迅自己是怎樣結束這一切也就夠了。這番敘述見他1926年12月3日寫的第三封廈門通
信和1927年1月16日在開往廣州的船上所寫的信。這兩封信都是寫給《語絲》周刊發表
的。
他在12月份為的信中兩次說到校長，一次是說有關出版兩冊學術集子的事，第二次是
說校長要請理科主任擔任國學院顧問。關於第一件事，他說：
後來預算不算數了，語堂力爭；聽說校長就說，只
要你們有稿子拿來，立刻可以印。於是我將稿子拿
出去，放了大約至多十分鐘罷，拿回來了，從此沒
有後文。這結果，不過證明了我確有稿子，並不欺
騙。那時我便將印《古小說鈞沈》的意思也取消，
並且自己再縮短年限為半年…(37)
關於第二件事：
前天開會議，連國爭院的周刊也幾乎印不成了；然
而校長的意思，卻要添顧問，如理科主任(38)之流，
都是顧問，據說是所以聯絡感情的。我真不懂廈門
的風俗，為甚麼研究國學，就會傷理科主任之流的
感情，必用顧問的繩，將他絡住？聯絡感情法我沒
有研究過；兼士又已辭職，所以我決計走了。(39)
在1月份的信中，他說到他的辭職和人們認為他何以要走。他辭職的理由是因為健康關
係，這任誰都知道不過是藉口。同學顯然認為是校方迫使他走的。信中這樣寫道：(40)
不知怎的終於發生了改良學校運動，首先提出的是
要求校長罷兔大學秘書劉樹杞博士。(41)
聽說三年前，這裏也有一回相類似的風潮，結果是學生完全失敗，在上海分立了一
個大夏大學。(42)那時校長如何自衛，我不得而知；這回是說我的辭職，和劉博士無
干，乃是胡適之派和魯迅派相排擠，所以走掉的。這話就登在鼓浪嶼的日報《民鐘》
上，並且已經加以駁斥。但有幾位同事還大大地緊張起來，開會提出質問；而校
長卻答覆得很乾脆：沒有說這話……(43)
校長林文慶博士是英國籍的中國人，開口閉口，不
離孔子，曾經做過一本講孔教的書，可惜名目我忘
記了。(44)聽說還有一本英文的自傳，將在(上海的)
商務印書館出版(45)，現在正做著“人種問題”。他
待我實在是很隆重，請我吃過幾回飯；單是餞行，
就有兩回。不過現在“排擠說”倒衰退了；前天我
聽到的是他在宣傳，我到廈門，原是來搗亂的，並
非預備在廈門教書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沒有辭
掉。(46)
魯迅接著預料說，既然他走了，他的罪過會更大，下面他又說了11月裏他在集美學校的
講演怎樣得罪了該校校長葉淵的事。這所學校是陳嘉庚創辦的，同廈門大學聯繫密切，
可以說反映的是陳嘉庚制定的同一方針。陳嘉庚信任和支持葉淵，一如他信任和支持林
文慶。魯迅進而說，葉淵還說集美學校的學生鬧風潮是魯迅鼓動起來的。(47)
8.3 短暫的邂逅
魯迅在廈門大學的4個月零12天就這樣結束了。但是，我已說過，後3個月主要是完成
前6個星期內業已存在的東西。魯迅10月14日在週會上發表演說時，一些因素的搓合，
已經使他原先在廈門大學待兩年的打算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了。這些因素當中，林文慶
的儒家思想是次要的但卻是預兆。本人將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以結束此文。
首先，無疑林文慶很癡迷於牠的儒家思想。他就這一題目進行寫作已有三十年之久，
並且深信這種思想為與西方的科學價值相輔相成提供了倫理的和宗教的信念。同時顯
而易見，這些在十九世紀末業經他加以發展，後來又經康有為(他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
間曾經到過新加坡)等人予以肯定或者加強的觀點，直至他就任廈門大學校長時，基本
上一直末變。(48)這也許不是他的過錯。中國那時一些更偉大的思想家對“五四”運動
的擁護者叫喊要求實現現代化都離得遠遠的。甚至中國一些倡導西方思想的先驅者在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也反過來反對他們認為過火的行為。林文慶的西方朋友當中，包括
一些著名的西方學者，有很多人都害怕號召革命，害怕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而主張
維護中國的光榮傳統者則大有人在。而且，他那位創辦廈門大學的朋友和他也有同
感，於是就把整個國學研究的問題委之於他的判斷。(49)
有一點是有關魯迅的資料以及寫過魯迅在廈門(50)的人所沒有提到的，這就是林文慶當
時正在積極籌辦一所工程學院，並最後終於建成一所醫學院。還有，那時學校裏聘來的
教員，絕大多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文科當中不但有戴密微(Paul
Demiieville)、艾鍔風(Gustav Ecke)等外國學者，並且在外國受過培訓的教員和在國
內受教育的教員一般多，而且教授外國語的課程也同教授中文的課程一般多。(51)這
樣，很可能會招來這所學校不夠重視國學研究的批評。因此創辦國學院一事可以被理解
為林文慶在設法彌捕這一不足。然而恰巧就是這個國學院，學校聘魯迅來的地方，成了
他憤怒和幻想破滅的集中點。當然，根據現有的材料，我們可以認為魯迅憤怒的真正原
因不在林文慶的儒家思想，而在林氏沒能使國學研究多發揮作用，不理解國學院對青年
一代意味著甚麼，以及沒有因此而給國學院更多的支持。相反，林文慶卻把許多事務
交給一批因循守舊的人去辦。這些人只知討他的歡心，從來不懂得同學對新的人文學
科所懷抱的願望。鑒於學校的權威主義結構，這種不理解，不支持也同林文慶對國學
的出發點，即重申儒家學說的價值有關。魯迅看出了(這裏他可能很正確)這正是國學院
沒有前途的真正原因。(52)
魯迅有了在北京時的經歷，對當代這種陳舊的儒家學說持否定看法是可以理解的。然
而他對學校、學校的創辦人和校長(他是一位具有良好科學背景的現代人)之缺乏同情則
不易解釋。回顧起來，似乎魯迅也沒有脫離開中國文人學士歷來的成見，瞧不起沒有
受過文化教育的、通過個人奮鬥而成功的富人，認為他是利用金錢為自己樹碑文傳。
(53)對於林文慶這樣的人，生在英國殖民地，受的是西方教育，還在渴望學習中國的東
西，要同中國認同，不管是何用意，對此他肯定沒有好感。在魯迅看來，顯然這位中
國的“局外人”對經書不過是一知半解卻在那裏指手劃腳，教中國的年輕人該知道些甚
麼、做些甚麼。特別讓他生氣的是，一些他認為是裝作內行的人和與他個人作對的小集
團，則在迎合著林文慶的反動觀念。(54)結果，本質上都屬現代人的兩人之間進行對話
的機會看來己不存在：魯迅，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從內理抓住了現代性的重要關鍵；林
文慶，生於國外，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人，認為需要用儒家的高貴外衣以使他用科學技
術改造中華的程度合法化。兩個背景迥異的人沒有彌合鴻溝的對話，無怪乎他們之間短
暫的邂逅會這樣一無所成。
註釋
(1)陳育崧著〈林文慶論〉，《南洋學報》，卷19，第1/2期(1965年)：頁132。說林文慶
因已退隱，乃為招聘。但據各方記載，當時他在新加坡公共事務方面仍很活躍。所謂
“退隱”，陳育崧或許是指他不再擔任中國或海峽殖民地的官職或行醫。但他仍擁有
大量金融及商業方面的事業。
(2)1957年1月1日林文慶逝世後，新加坡許多人為其致哀，尤其是China Society的會員；
見陳維龍，〈林文慶博士傳略〉，Annual of the China Society (1957): PP.71-73；和《林文
慶博士誕生百年紀念刊》(新加坡，1973-年)。此後，李元瑾對林文慶的思想進行過廣
泛的研究，《林文慶的思想：中西文化的匯流與矛盾》(碩士論文，南洋大學，1974年
)，現正印刷中。
(3)近來有葉鍾鈴的研究〈魯迅和林文慶在廈大的一場衝突〉，《人文與社會科學論文
集(四)》(1984年)：頁109-114。魯迅日記極有價值。我引用的是收在《魯迅全集》(共
16卷，北京，1981年，以下作《全集》)中之極佳的注釋版本卷14和15。9月4日事見
《全集》，卷14，頁615。
(4)指青島大學來的同學俞念遠。30年後他署名俞荻撰文談起這次會見：〈回憶魯迅先
生在廈門大學〉，文載《文藝月報》，1956年10月10日，重利於《魯迅回憶錄》(上
海，1979年)。魯迅在日記中僅說他在8號那天來訪，《全集》，卷14，頁615。
(5)9月7日給許壽裳的信，《全集》，卷11，頁480。據1926-1927年《廈大布告》，孫
貴定是社會心理學教授兼教育系主任和哲學系主任。他被列為獲得過愛丁堡大學教育
學博士學位，是林文慶的校友，因此顯係林文慶所信任的人。他曾代表林文慶出席過
1930年上海暨南大學組織的重要的“海外華人教育會議”；見上述會議《報告》(上
海，1930年)，頁14-32。
(6)上述觀點出現在他的早期信件中，最頗著的是他給許廣平的信，《兩地書》，《全
集》，卷11，頁105，114-117，118-121。有時表達得更加強烈的類似觀點也見於他給
許壽裳、韋素園和章廷謙的信，《全集》，卷11，頁480-490。另見川島著《和魯迅相
處的日子》(成都，1979年)，頁50-64。
(7)9月20日和25日給許廣平的信，《全集》，卷11，頁118-121，125-128。
(8)他於9月24日辭去國學院職務。這在他27日寄給許廣平的信中有生動的描寫；日記，
《全集》，卷14，頁617；《兩地書》，《全集》，卷11，頁126。五天後，他又受到
林語堂強留而撤銷辭呈；《全集》，卷11，頁133。
(9)9月23日“廈門來信”，首次發表於名為《波艇》的一本廈門月刊第一期，編者為在
魯迅指導下成立泱泱文學社的廈大學生，其中之一為俞念遠(見註釋(4))。這一期末註明
日期，但很可能是1926年12月份刊出的。這封公開信是他用深情乃至浪漫情調寫到廈
門的唯一一封信。他是為了他在廈門的學生和當地讀者才這樣作的；《全集》中《華
蓋集續編》，卷3，頁369-371。
(10)10月4日給韋素園、韋叢蕪、李霽野的信；《全集》，卷11，頁483-484。
(11)他從1918年起發表於《新青年》和各報文學副刊的早期作品，都表明他厭惡任何復
古主義者的復古觀點。在他抵達廈門前發表的六卷著作中，至少二卷中有對當代因循
守舊的作法進行辛辣諷刺的文章，並多次提到他在北京同一派受過西方教育的學者的
論戰。但林文慶對他的印象可能只是他作為作家的名聲和他的學術著作《中國小說史
略》，而不是他的激進見解。不過，魯迅很敬仰屈原，他應當感到高興(如果他注意到
這一點的話)。他自己也極敬仰屈原，並且在翻譯《離騷》，他對魯迅選《離騷》那段
引語作為他1926年8月即魯迅到廈門前幾個星期在北京出版的那卷小說《彷徨》的代
序，必定會讚許的。在魯迅被迫離開北京前往廈門之際，那種被放逐荒野的感傷情緒
很可能油然而生。用他幾年後的話說，他是“逃出北京，躲在廈門。”他的創作本能
乾涸了，因此在廈門時只能寫些傳奇、童話、軼聞和回憶錄；《集序》，1932年12月
14日作，見《南腔北調集》，《全集》，卷4，頁456。
(12)1926年6月至8月間，《申報》和《時事新報》對廈大的擴建計劃讚許有加，並曾報
導過聘任魯迅(周樹人)的事。1926年8月4日《時事新報》摘要見《全集》，卷3，頁396
注6。另見卓治〈魯迅是這樣走的〉(1927年1月16日)，文載《北新》(上海)，1927年1月
23日和29日；重印於《魯迅研究資料》(北京，1977年)中的〈魯迅在廈門資料彙編〉，
見《魯迅研究資料》，卷2，頁283-287。其他涉及這一主題的著作有文斐的《魯迅與
青年》(太原，1978年)，頁18-20；陳夢韶的《魯迅在廈門》(北京，1954年)；許廣平的
《欣慰的紀念》(北京，1951年)，頁61-72。
(13)1925年他們在女師大同事時成為密友，當時林語堂是該校教務長。他們並非總是意
見一致，但兩人互相敬重，並有幾分感情。例如林語堂發表於1925年12月14日《語
絲》第57期上有關“費厄潑賴”的看法和兩星期後魯迅寫的答覆，後又發表於《墳》
中，《全集》，卷1，頁270-272。數月後，即1926年3月，他們兩人的名字都出現在北
京流傳的通緝名單上(林是17號，魯迅是21號)，魯迅在1926年4月曾評論過此名單，見
《而已集》附錄，《全集》，卷3，頁575-581。1926年5月林語堂受林文慶之聘，同年
6月，他又說服魯迅南來廈門，見日記記載，《全集》，卷14，頁606；另見魯迅6月17
日寫給李秉中的信，信中告以他打算離京南下，見《全集》，卷11，頁468。
(14)《廈大周刊》第158期(1926年10月9日)。大學代理秘書為劉樹杞教授(見以下註釋
(38))。
(15)《廈大周刊》第158期(1926年10月9日)。
(16)《全集》，卷11，頁140。
(17)《廈大周刊》第158期(1926年10月9日)。林文慶演說的原文引自〈魯迅在廈門資料
彙編〉，見《魯迅研究資料》(註釋(12))，頁294-295。
(18)這個觀點很有意思，不過說是西方文化影響了中國人，使他們認為儒家思想並非宗
教，這種提法遠非清楚。在中國士大夫中，早已將儒教(儒家教誨)和其他的教作出了區
別，因此很難把孔子同佛以及各種時行的神等同對待。在這種意義上，士大夫通常認
為儒教高於其他諸教。西方學者不過是確認了這些士大夫業已相信的東西，即孔子不
是神或先知，而是一位偉大賢明的老師。
(19)我不知道他腦子裏想的是甚麼。如果強調博愛，那就和家庭關係的排他主義正相反，
甚至在那些關係內部也是嚴格按等級行事的。
(20)林文慶竟把“尊君”同“帝國主義”相提並論，令人費解。顯然兩者並不相同，抵
制“帝國主義”與不“尊君”毫無關聯。至於“大同”，這又回到康有為對林文慶年
輕時的強大影響了；李元瑾著《林文慶的思想》。
(21)他是在林文慶演說後的當晚得出這一判斷的，見10月4日給許廣平的信，《全
集》，卷11，頁141。
(22)魯迅對國學院幾乎一開始就持批評態度，但是並不始終責怪林文慶領導無方。他還
認為國學院教務主任沈兼土能力不強不負責任，對他的朋友林語堂的行政才幹也沒有
好印象。他的生氣，很多時是衝著顧頡剛和他從北京帶來的人。見魯迅書信，《全
集》，卷11，頁119-120、126、133-135、140-142、484-485、489-490、503-505。
(23)10月4日給許廣平的信，《全書》，巷11，頁141。
(24)“廈門通信(三)，收入《華蓋集續編》，《全集》，卷3，頁394。
(25)《廈大周刊》，159期(1926年10月16日)。這一期報導了魯迅所藏六朝隋唐碑碣拓片
展覽。
(26)10月4日和16日給許廣平的信，《全集》，卷11，頁141、157。
(27)本題的前半部分類似他1925年2月21日就“青年必讀書”對《京報副刊》的答覆。
那次他沒有提出書名，只是發表了些議論，大意是說他認為中國的年輕人應少讀中國
書，多讀外國書；重新發表於《華蓋集》，《全集》，卷3，頁12。為此他遭到嚴厲的
抨擊，不得不於1925年3月3日、8日和4月3日在同一《副刊》上對這一觀點詳加闡述，
作了三次著名的答覆；魯迅1938年逝世後方經人收集，發表於《集外集拾遺》；《全
集》，卷7，頁248-251、頁252-260、頁263-265(包括反駁他的話的信件文本)。他1926
年在廈門講演的第二部分“做好事之徒”則代表他新近的思想。
(28)俞荻著〈回憶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見以上註釋(4))。他在30年後回憶這次談話，
因此他的說法可能不夠確切。很可能他把他的回憶同魯迅1925年的話和答覆已經核對
過了。此處收入此文，因其文字簡潔，主要論點符合魯迅的觀點，較其三次答覆更為
清晰。
(29)R. W. Rigby, The May 3O Movement (Canberra, 1980)，對魯迅反應的某些評論，尤見
頁108-111。
(30)指1926年3月18日段棋瑞開槍射擊抗議日本海軍鑑隊駛近天津沿海的示威群眾。
(31)《廈門周刊》第168期(1926年10月23日；引文出自〈魯迅在廈門資料彙編〉，見
《魯迅研究資料》(以上註釋(12))，頁291-292。(查《魯迅研究資料》第二分冊頁
291-293，應為《廈大周刊》160期－－譯者註)魯迅在10月16日給許廣平的信中曾提及
此事，《全集》，卷11，頁185及註釋(5)。
(32)致許廣平的信，《全集》，卷11，頁158。
(33)有關陳嘉庚的文獻現在越來越多。他對教育的頁獻，見王增炳、余綱著《陳嘉庚與
學記》(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頁15-44上的簡單敘述。詳倩見Yong Ching Fatt, 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1987).
(34)然而應該指出，他在這幾個月裏寫下了幾篇優秀的短篇小說和文章，收集了他早期的一些
最佳作品以供出版，著名的有收在《朝花夕拾》中的一些短篇小說和兩個集子：《墳》和《華
蓋集續編》。他還完成了他的《古小說釣沉》手稿，但學校末予出版。曹聚仁在他觀察敏銳的
魯迅傳記中聲稱在廈門的幾個月收穫甚豐，對此我表示同意，對魯迅在廈門編輯《野草》一點
卻並不清楚；《魯迅評傳》(香港，1961年)，頁91。
(35)可惜他們的文才沒有給他留下印象；給許廣平的信，《全集》，卷11，頁212和
226。
(36)聘書是11月11日接到的，《日記》，《全集》，卷14，頁623。但他在決定離校前
幾天又猶豫了；給許廣平的信，《全集》，卷11，頁204和頁211。然而不出幾天，他
要求去廣州的消息傳開了，林語堂竭力勸阻他不要去。但是國學院的經費問題和使林
語堂的工作越來越難做。魯迅終於說服林語堂去謀求林文慶同意讓他廢除聘約，年底
離去，《全集》，卷11，頁215、221。後來，有些學生利用他的離校來組織反對學校
的示威活動，至1927年1月，情況變得嚴重，使學校遭受很大破壞，《全集》，卷11，
頁261、262、268-269、274-276。
(37)“廈門通信(三)”，《華蓋集續編》，《全集》，卷3，頁393-395。
(38)指化學教授劉樹杞，密歇根大學畢業，曾獲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工程博士學位。
(39)此處不確；沈兼士已於10月份即削減經費的會議前兩個多月離開廈門。魯迅於11月
中旬前收到中山大學聘書，決定如允許他解除他的兩年聘約，便打算前往應聘；注意
1926年12月15日的一次採訪中所談關於於他的聘約問題，《廈聲日報》，1927年1月15
日，《魯迅研究資料》重印(以上註釋(12))，頁270-273。
(40)“海上通信”，《華蓋集》，《全集》，卷3，頁398-401。
(41)見註釋(38)。國學院因地方不夠，曾借生物樓三樓作為陳列館和圖書室。劉教授以
理科主任身分要求歸還三樓房間。後來有人認為魯迅憤而辭職，他應負責；《全
集》，卷3，頁402，註釋(5)。另一報導稱劉教授因從英美購得價格昂貴的設備，致使
林文慶力求削減國學院的經費；但是看來更重要的是林文慶的復古方針和魯迅對比的
激烈反對。這已查明為他們兩人間抵觸的主要根源；《魯迅在廈門資料彙編》，見
《魯迅研究資料》以上註釋(12))，頁276。
(42)《全集》，卷3，自402註釋(6)。
(43)魯迅顯然認為林文慶確實說過《民鐘》發表(後來曾予否認)的話。我們無從確定此
事的真偽。當時有關魯迅為何辭職的謠言很多，因此不能設想《民鐘》的報導確切無
誤。其時魯迅已十分生氣，對此細節，末予深究。
(44)此處是指林文慶的《孔教大綱》，以中文發表，但大抵為他發表在《海峽華人雜
誌》(Srraits Chinese Magazine)及提交新加坡海峽哲學學會(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Singapore)的文章的譯文。我末見過此書，新加坡國立圖書館似亦未收藏。《傳記文
學》(台北)，卷34，6期(1979年6月)，頁146所載最新傳記條目中將該書列為英文書，說
明該地無人見過此書。魯迅及其同事似都末見過此書。此處他說他不記得書名，很可
能是他十分瞧不起林文慶，認為不值得一記。《廈門日報》1927年1月15日(魯迅16日在
船上為此信的前一天)發表魯迅在一月前會晤李叔珍時曾說：“他(林文慶)自奉為孔子
信徒，曾經寫過一本叫做“孔甚麼綱的書”。他的朋友孫伏園補充說：“是(孔教大綱)
嗎？這個…”，兩人面面相覷，哈哈大笑起來；收於〈魯迅在廈門資料彙編〉，見
《魯迅研究資料》，頁270-273。
(45)並無此種自傳。商務印書館(上海)1927年出版的是Tragedies of Eastern Lif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Social Psychology。該書試圖從英屬馬來西亞的馬來人、華人
和英國人的故事中引出假設。書中帶有強烈的倫理色彩，林文慶在序言中這樣概述：
“Aholybab族叮能存在著善，證明人類儘管沉淪於墮落之中，但有善的天性，因而激勵
人們作出最大努力，拯救為遠東各文明開化的政府所愚蠢地容忍的、殘酷無情的交易
的犧牲者。”
(46)這時謠言四起，氣氛很緊張。魯迅對廈門大學及其校長深表不滿，因此對於能說明
林文慶理虧的事，自會信而不疑。沒有確證說明林文慶確實說過諸如此類的話。魯迅
日記則證實1月4日林文慶曾來訪過他，並於9日和13日兩次為他餞行；《全集》，卷
14，頁638-639。這兩次午宴實難十分盡興，原來同學在1月2日已經見過魯迅，並在勸
他留校未成之後，於1月7日組織一次向學校抗議、要求根本改革學校的大會；1月6日
給許廣平的信和註釋2，《全集》，卷11，頁268-270。
(47)“海上通信”，《全集》，卷3，頁400。林文慶、葉淵使得陳嘉庚對魯迅的印象相
當不好，當然這只限於林、葉二人明白。這今人遺憾的事態發展並未給陳嘉庚造成很
大的不安，因為這時他正處於力圖挽救他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實業以及為集美學校
和廈門大學籌措經費的艱難困境中；見楊進發著《陳嘉庚》第4章；陳碧笙、楊國楨著
《陳嘉庚傳》(福州，1981年)，頁36-41。
(48)此點在李元瑾的著作(以卜註釋(2))中說得很清楚。
(49)陳育崧，Tan Koh Kee, the Towkay, a case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ang
Power (Xiamen University Alumni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1969)，見李元瑾著作，頁
83。
(50)凡在中國寫過這一題目的人，對林文慶無不多所垢病。只有中國以外的人以及廈門
大學校友比較寬和。
(51)教員名單及其詳細學歷見(1926-1927年、1928-1929年)《廈大佈告》；另見《廈大
周刊》，12O-170期(1925-1926年)及271-180期(1927年11月-1928年)。
(52)見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給許廣平各信。《全集》，卷11，頁118-276。
(53)肯定這是一位仰慕魯迅、寫過魯迅離開廈門之事的學生的觀點；卓治著“魯迅是這
樣走的”，《北新》(上海)，1927年1月29日，重印於〈魯迅在廈門資料選編〉，《魯
迅研究資料》(1977年)，第2冊，頁283-287。關於魯迅瞧不起林文慶連連吹捧陳嘉庚所
作捐獻和犧牲，以及他掏出“兩毛錢”的故事(可能不足憑信)，見洪絲絲對此事的解
釋；王增炳、金綱著《陳嘉庚興學記》所作的序，頁1-4。
(54)對從北京招聘來的國學院同事，尤其是據信為顧頡剛引薦來的陳源和胡適的崇拜
者，魯迅的敵視態度是眾所周知的，同時又略帶使人迷惑之感，甚至讓許多仰慕魯迅
和顧頡剛的人都感到很尷尬。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人促使魯迅認為林文慶是個平庸、
霸道、無知還帶三分傻氣的冒牌內行。對林文慶尤其具有悲劇性的是，魯迅離校後，
緊接著顧頡剛也離校了，去的也是廣州中山大學；見1927年7月魯迅和顧頡剛的通信，
發表於《三閑集》(1932年)，《全集》，卷4，頁39-40。
犀鳥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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