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海外華人|
政治意義上的華人
－－他們對締造東南亞現代史的貢獻
中國與海外華人
王賡武
頁153--頁172
絕大部分有關東南亞海外華人的文獻，說的都是他們在經濟方面的成就和貢獻。一小部分提及他們的習俗、
節日、社會結構和家族體系。關於他們對待政治的態度卻記載得很少，而且通常是消極的：要麼認為華人不
問政治，要麼就認為他們是擁護中國民族主義或中國共產主義的潛在敵人，成為一種嚴重的政治威脅。文獻
中其說各異，自有其道理。華人的經濟力量大而可見；華人的文化奇特而富有理性；而華人的政治不是無足
輕重就是秘密進行，因此很難進行評價。在這一章裏，作著無意試圖否定早已公認的對海外華人在經濟、社
會和政治方面的看法中的正確之處。著眼點不同，這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華人一直不得不生活在東南
亞持續不斷變遷的環境當中，因此作者想表明的是，各華人集團並非具有堅不可摧性格的、靜態的群體；他
們並不是可以不管周圍發生了甚麼而必須保持不變，作出同樣的貢獻；他們是流動的、能動的，足以充當變
革的動因。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方能對華人處於東南亞現代化這樣複雜進程中的貢獻作出有用的評價。
本文為一初步嘗試，旨在表明何以海外華人今日正處於不斷變動當中，為甚麼說這種狀況不是新生的，為甚
麼這一狀況不合他們的心意以及為甚麼說它可能純粹是為他們的子女獲得較安定的生活條件而作出不懈努力
中的一個過渡階段。作者願從政治方面去討論這些問題，因為政治有時更易於變化，對激烈的變化更為敏
感。它可能不像社會和文化變革那樣深刻，也不像經濟革新那樣帶有根本性質，但是人們對政治變革較易作
出反應，這些反應也較容易追溯。它還易於進行分期，史學家又易於說明各個時期的特性。此外，華人在許
多方面都相像，但他們對待政治變革的態度卻不一樣。在這方面他們易於分化，又易於組合。通過首先進行
這一比較容易的工作，作者希望表明，對社會和經濟變革值得提出相類似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所引出的答
案，則將為評價華人在東南亞現代化進程中所起的作用提供良好的基礎。
作為開始，不妨先來區分一下東南亞政治史上的二大要素。最明顯的要素乃是歐洲帝國主義－－其揭幕時期
、興盛時期和新近的撤退時期。第二是本土政治－－其多層次的傳統可進一步劃分為早期的醞釀和鞏固期，
殖民統治時代和最近民族獨立的全盛時期。第三是未經同化的華人少數民族－－他們的傳統貿易，也分為華
歐共生時期和目前對民族主義政治的適應時期。這裏所提的各個時期還可更細微地加以印證，並會發現無一
能相互重合；而更廣泛地予以概括，則又會發現各個時期間有相當程度的交錯。然而，各個時期的重要共同
特徵則是這些時期都包含著政治變革，正是這種政治變革，需要在這裏著重加以說明，以便評價華人的貢
獻。
因此，希望通過追溯華人努力適應當地的政治，適應殖民地狀況(不計其是否與當地體制相混)，以及適應獨
立後的全力結構等情況。表明華僑在非中國的環境中的政治意識。這樣做時，還得時時考慮到華人本身的可
變因素，亦即他們對中國從帝制到共和，以及到“兩個中國”的困境這些根本性政治變革的反應。這倒並不
是說要把一切變數考慮進去。在實際的變化當中，把一切變數都考慮在內的做法是無所裨益的。自稱可以做
到這一點也莫不為世人所詬病。這裏試圖要做的只是舉出一些顯而易見的主要政治變數，以設法確定華人對
東南亞現代史作出的貢獻大小，這種貢獻過去一直被認為無足輕重。作者深知泰國與歐洲列強有過一段不平
凡的經歷，東南亞大陸的政治與東南亞島國的政治也不大一樣，尤其是就華人少數民族而言。但是各國共同
之處，看來足供作出以下大致的概括。
此處不擬爭論何謂政治，何者不是政治。華人的經歷始終無從與民主政治的情況相比，但是在基本上屬於一
權威主義的傳統範圍內，它可以包羅社區領導以至分享國家的和國際的權力，其範圍如此之廣，如果某些海
外華人不對某些政治方面產生熱情和興趣，倒是令人奇怪的事。重要的是要確定哪一類華人捲入過哪一層次
的政治，和這類活動使他們有貢獻於東南亞歷史的重要性如何。為此目的，建議可根據他們的政治興趣和活
動，將海外華人自始至終劃分為以下三個大類：
甲類－－主要關心的是中國的國家政治及其國際後果；
乙類－－主要關心的是所在地的社區政治；
丙類－－被牽入非華人統治集團的政治(不論其為土著的還是殖民地的抑或民族主義的)。
本文涉及的是現代東南亞，因此在這裏不去討論十九世紀以前這一分類的當否得失。從十九世紀開始，這一
分類是適當的，因為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這一地區經歷了從傳統政治到殖民政治再到民族主義政治的演
變，我們可以觀察生活在這些不同政治狀態中，並去適應這些不同狀態的所有三類華人。
7.1從傳統政治到殖民政治
人們對第一階段即十九世紀大部分年代中華人的公認寫照是，他們完全不問政治，只關心貿易和生計，並且
急於擺脫一切形式的政治生活。這種說法當然充其量只是部分正確，在某些地區則很不確切。事實上，即使
是在當時，所有這三類華人都是存在的。當時的華人社會規模還很小、而且大都是過渡性質的；多數華人隻
字不識，生活有時很艱難。現在很少有詳細描寫當時華人活動全部情況的可靠文獻，多數只是重複說明他們
勤勞聰明。不過和有充分的材料可供我們看出：乙類是為主的，這一類人主要關心社區領導、地位和勢力；
也存在甲類，但它傾向於通過秘密會社及其反滿甚至反封建制的情緒同中國保持密切的組織聯繫；還有很小
的丙類(其中有些人是已同化了的峇峇或土生華人等)，他們的主要作用是保持同土著統治著及其貴族官員進
行政治對話。甲類同乙類的界線以及乙類同丙類的界線有時不很清楚，有些強有力的乙類領袖同時具有幾種
身分。有時追求同當地統治者和貴族的政治聯繫，有時在秘密會社的等級制中保有一席之地。但是已可看出
其問出現某種程度的分化和抗衡。這三類人都產生過一些在華人社會中謀求權力、官階和尊榮的領袖。乙類
中的領袖總的來說最為得心應手。他們直接用商業上的成就去向華人社會獻殷勤，以巨大財富博得華人的尊
敬；他們從清帝國那裏買來官階和頭銜，從而使甲類中的對手相形見絀，而那些人與中國的政治聯繫則往往
也是危險的。有時他們靠收買地位較低的丙類中的華人為他們做事以加強自己在地方上的地位，他們深知那
些人很會迎合本地的統治者和官員。
以上三類華人的存在給我們的印象是，華人從一開始時起就是相互矛盾的。尤其是乙類華人，他們給人的印
象是：機會主義、缺乏政治忠誠的任何概念、騎牆和左右逢源。時至今日依然如此。甲類華人給人的印象的
陰險、傲慢，屬於“一旦為華人，永遠為華人”這一派，懷有理想主義並以自己神秘的方式愛國，對凡非華
人所給予的幫助和好處絕不領情。至於丙類華人，看來他們很講道理，易於相處，甚至柔順有餘，要是給以
某些特權和保證的話，十分願意被人同化。
然則怎能說這幾類華人的政治活動對東南亞現代史作出過貢獻了呢？在最初的階段，看來他們的貢獻很小。
極難評價華人秘密會社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丁當地同樣性質的會社，又在多大程度上破壞了封建的忠貞。甚至
更難說乙類華人用比當地貴族和平民百姓多得多的錢財腐蝕了本地的政治。比較明確的是，隨著歐洲商業企
業和帝駝之間的競爭到成在擴大，乙類華人的貢獻在於削弱了當地的經濟勢力以及因此而削弱了當地的政治
勢力，使得歐洲人的征服變得較為容易。但是這很可能同華人自身間的競爭有關。在乙類華人注意到甲類華
人同中國的聯繫，注意到丙類華人又得寵於本地統治者時，他們可能看出了通過謀求同歐洲行政、司法部門
的特殊關係，將大有好處。至於丙類華人，他們提供了某些技巧，使統治著對華人貿易界，如果不是直接控
制的話，也能有所瞭解並施加影響。他們同地方統治集團的密切聯繫也許有助於維持種族間的和諧關係，從
而保持和平。但是他們貢獻最大的可能是他們與當地人的通婚，他們的家庭成了官場中的新成員，從而成為
公認的政治制度的堅定而能幹的支持者，因為他們在這些制度裏已經取得了長遠的利益。
在第二階段中－－主要是指十九世紀未年和二十世紀初葉－－對華人的印象主要仍然是不問政治，只知勤勉
地為自己掙錢，只是受到中國派出來斂財的或因在國內政治失敗而出逃的政治煽動家的騷擾。這種印象甚至
比公認的對第一個階段華人的印象還不準確。這時的華人社會規模已經大多了，許多人定居下來了，而且大
都是在城市裏，他們的成分也在迅速改變。生意做得成功的商人為數越來越多，在華人學校或殖民地學校受
過教育的人數猛增，還有一批批有文化修養的中國人新來到這一地區，尤其是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而
且，我們現在已不再仰賴於少數外界觀察者對這些社會集團所作的一知半解的敘述了。華文報刊雜誌日見增
多，它們清楚地反映了人們越來越注意中國和東南亞各地華人社會的政治事務了。使用殖民地語言或土著語
言的能力也導致了對殖民主義政治和東南亞民族主義政治的關注日益增長。
這樣，以上三類華人的界限就更鮮明了。乙類仍然是最大的一類，不過它的領袖已不再主宰華人社會的事務
了。甲類人數在增多，大抵是由於文化較高的中國移民來此以及當地受過華文教育的人數增多之故。早先提
供了同中國稍有某種政治聯繫的秘密會社已讓位於公開支持中國國內反帝制運動的新組織。繼1911年革命之
後，這些組織又按照國民黨的路線，後來又按中國共產黨的路線組織成為具有自覺意識的政黨。甲類力量日
益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是對幾十年來受人凌辱侮慢的深深不滿，中國和中國人行將再度崛起的情緒以及國民黨
人和共產黨人所能提供的意識形態構架。這類華人分享著正在復興的中國的激動心情，並且設法要把這種激
情通過他們的著作、演說和在東南亞一個個咖啡店裏的交談傳達給所有的海外華人。他們感到報效祖國，正
當其時，因此要致力於中國的政冶，甚至把他們置身海外合理化為積攢財富的渠道之一，以此來幫助中國發
展貿易、工業和實力。
他們能有這樣的想法，當然主要是源自中國和東南亞的現代化。帝國主義列強已經在中國各口岸和它們在東
南亞各基地之間建立了緊密的交通往來。既快又安全的航運、電報和電話聯絡以及遍布各地的國際新聞機
構，種種方便條件無不有助於使海外華人靠近中國，使中國靠近這一地區。同時由於接觸越來越直接，甲類
華人為其本身在華人中獲得地位、尊榮乃至名望的有利條件也隨之增多了。
與此同時，那些現代殖民政權也比過去強大了，他們很快學會了怎樣對付偌大的華人少數民族。甲類華人中
的政治煽動家不受歡迎了。他們破壞了多數海外華人從事貿易活動所選擇的日常方式，不同派系的民族主義
分子之間意識形態的競爭以及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意識形態的競爭都危及到和平。於是各殖民國家政
府，在殘存的土著統治者的同意下，或者不經他們同意，有時便設法鼓動華人效忠於他們的居留國。要言
之，他們喜歡人數不多的丙類華人，給他們的領袖以種種榮譽，投以各種頭銜，委派其中某些人在政府部門
擔任次要職務。尤其是殖民地教育，它是把某些華人的精力成功地引向殖民地仕途的渠道。
至於丙類華人的領袖，他們的主要作用仍然同在第一個階段時一樣：主要是代表華人社會中自己那一部分人
保持同統治官員進行政治對話，協助他們瞭解整體華人的問題。這在殖民控制仍在擴大，而中國民族主義又
在不斯加強其對海外華人的吸引力的情況下，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到底是甚麼原因促使丙類華人認同於
歐洲人的政府或著歐洲人與土著混合組成的政府？這一點根本不清楚。肯定當時有人是出於個人原因，有人
因為不再會操華語而別無選擇，但是有證據表明，許多人只為感激他們的人籍地，想永遠在那裏安家。對於
後者，他們懷有一片新建立起來的忠誠，有時是對仁慈的家長式統治，有時是對法治和合理的官僚政治等政
治原則，有時則是對這一地區都市中心出現的比較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不論出於甚麼原因，丙類華人被吸納
進當地的政治活動，主要是參加擴大他們在殖民政府中的勢力的政冶活動，也有些人在當地興起民族主義運
動後參加了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政治活動。
儘管總的看來丙類華人在地方政治活動中相當順利，但是他們在更大的華人社會裏的地位並不確定。華人社
會其他部分的人有時認為他們有用，只要可能就只顧利用他們。更經常的是甲乙兩類華人對華人過分認同於
非華人，感到不以為然，甚至對那些被認為走得更遠，分明拒不承認其華人屬性的人，進行中傷。部分出於
這種原因，部分也因同歐洲人或土著東南亞人建立意味深長的友誼遠非易事，丙類華人人數一直不多。據說
丙類華人中的一些邊緣成員還有投到較大的乙類中去的，甚至改而信奉中國某種激烈的民族主義。
因此，在第二個時期裏，甲類華人意氣風發，咄咄逼人，他們對共和政體的、進步的新中國越來越感到自
豪。而丙類華人則表現得沉靜隨和，他們誠惶誠恐地謀求成為殖民的或土著體制中的一部分。居間的仍是那
一大批乙類華人，他們表面看似不問政治，因為他們既不公開參與當地的政治活動，也不公開介入中國的政
治活動。然而這裏也有政治生活。他們不斷有效地組織起來以應付日益複雜的形勢需要。他們傳統的家族和
行業組織並不總是足以保障他們的利益，於是他們組織起了現代的壓力團體，以期確保同各自殖民政府以及
與之通商的毗鄰地區的政府保持良好關係。與此同時，他們也願意參加一些愛國行動，以使他們在甲類華人
和自己在中國的親友眼中受到尊敬，不過這種介入只限於不危及他們在當地統治官員面前的尊榮。此外，他
們還得當心甲類華人中的政治派別，因為這些派別總想支配他們傳統的勢力範圍，滲透到他們的組織中去。
這樣，乙類華人雖然在華人事務中已不再鰲頭獨佔，但是他們還不得不大事施展政治權術，以求既保持住他
們中國人的資格，又在一個異國環境中不失其靈活性。他們這個類型煞似一個儲水池，在它的邊緣上有許多
華人青年從一條渠道流入甲類的政治舞台，還有許多人則從另一條渠道投身於丙類的地方政治活動。所有三
類華人的力量，則依殖民政府的不同政策，各國不同，並且隨著中國發生的非常事件，因時而異。不過在上
述第二個時期當中，華人民族主義情緒的白熱化和歐洲殖民主義可疑的合法地位兩者有時抑把華人趕到一起
來了，因而暫時予人以一個團結的華人社會的觀感，甚至讓許多人相信真有一個南洋華人社會存在。
於是問題又來了，人們也許會問，這幾類華人的政治活動究竟對東南亞現代史中的上述第二個階段作出了甚
麼貢獻。殖民地史學家往往注意到了華人作為貿易中介的功用，但是通常排除華人對東南亞政府和政治作出
貢獻的可能性。然而歐洲人設立政府的時候，這個地區差不多到處遍布了華人少數民族，而且這些少數民族
在殖民統治時期的人數又日益增多了。這一事實警告我們不要去接受上述簡單的說法。正如歷史學家卡爾
(E.H.Carr)所說：“數目在歷史上能說明問題”。數目確實是能說明問題的，因為數目在政治上具有份量。
歐洲人來到東南亞時，無非是幾個同眾多互相敵對的土著勢力打交道的敵對集團。通過一番較量，各個集團
的歐洲人都成功地制服了土著勢力。對這些土著勢力，他們原來只能要麼藉條約規定的權利要麼靠征服來對
付。但是他們常常發現華人少數民族顯然不同於各土著民族，他們也難於消滅。這些少數民族還很引人矚
目，主要因為他們有技術，有能力，拿得出資本。於是幾乎在各地，歐洲人都很快發現，把華人當成他們政
治謀劃中一個單獨的變量倒是不無用處。不妨脅迫華人去幫助歐洲人對付不順從的本地人，還可指責他們是
對本地人福扯的真正威脅，而歐洲人卻聲稱自己是來保護本地人的。再如，通過成功地把當地人同華人分隔
開來(有時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歐洲人在肯定了華人傳統的經濟特長，從而豉勵他們進行現代化的同時，
一面又限制當地人只能搞他們的傳統工藝，使其放慢進行現代化。這當然談不上是華人的直接貢獻，不過歐
洲人採取這種政策大體上是成功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華人的態度和價值觀念，以及自視優越於東南
亞各民族的想法。這種態度和價值觀念與殖民時期該地區的政治形態不無關係，並且肯定影響了當地的政治
性格和氣氛。
華人在政治體制現代化方面的貢獻並不怎麼顯著。這裏主要的工作肯定是殖民地行政官員做的，他們或者把
本國和其他殖民地的現成體制移植過來，或者接受、修訂當地的體制和其他殖民帝國的辦法。此處，應當指
出，甲類華人力量的增強，被看作是一種威脅，因而招致殖民政府想出種種巧妙的辦法來孤立和限制他們的
活動，精心設置了法律和治安體制，和對傳播媒介的管理規章。這種威脅也導致了在一些規章制度和政策方
面作出過一些讓步，從而有助於使為華人中佔多數的乙類華人感到快慰和滿意，而這些讓步也確實對一些關
鍵的體制如政治代議制作為最高權力，以及司法和財政措施的某些方面有所影響。這些讓步措施往往為後來
出現的忠誠可靠的丙類華人所肯定，他們業已從中學會如何運用這些新體制的主要部分。
第三個主要影響領域是華人對意識形態的直接貢獻。這倒並非因為民族主義是華人的，也不是因為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華人的，而是因為華人在若干國家中對激起某種民族主義、某種資本主義以及某種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超過作用。一樁樁事情都可能表明：甲類華人激起了印尼和馬來西亞民族主義的某些暴
力行動(那裏的民族主義往往影響到所有的華人)；乙類華人應對泰國、菲律賓資本主義和反共情緒的某些特
徵負責；甲類華人和丙類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幫助過馬來亞和新加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形成。不過
這種情況百到東南亞現代史上的第三個時期即1945年以後方才變得明顯起來。
7.2民族主義政治
1945年以來的第三個階段還在演進、發展，要說清各類華人在未來數十年間將怎樣進行分化，現在為時過
早。要可靠地佔計華人在政治上對這一地區的戰後歷史作出的貢獻，我們也難辦到。這樣做還有待於事態的
進一步發展。不過在這裏追溯一下這三類華人從第二個階段轉變到第三個階段的道路，以及他們是如何適應
民族獨立和殖民者撤退的頭二十年，如何適應共產黨中國的興起，這倒不無裨益。我們可以據此更好地評價
第二個階段中某些傾向的意義，進而又有助於我們理解今天所發生的一切。而且通過對第三個階段發展情況
的考察，我們可以更加明確地說明華人對東南亞現代化業已作出的某些貢獻。
1945年以來華人在政治上最顯著的發展情況是，甲類華人的進取精神和熱情漸見消蝕，許多甲類華人轉向乙
類華人小心翼翼、抱成一團的做法，以及丙類華人極力認同於入籍國的人數雖不穩定但卻顯著增多。
華人對戰後東南亞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很快獲得了承認。已故的珀塞爾(VictorPurcell)甚至在戰爭結束前就
開始考察這一問題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東南亞華人》(TheChineseinSoutheastAsia)一書1949年問世以
來，人們對華人社會將在該地區起政治作用一說已不用懷疑。關於華人社會，從一開始就有兩種廣為人們
接受的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華人是一種外來威脅，是為中國服務的潛在敵人。1949年前，他們被看作可
能是在這一地區堅持自己權利又勢力強大的民族主義中國的幫手；1949年以後，他們又被視為可能是被誘
代表北京政權替國際共產主義工作的顛覆分子。第二種看法是，如果允許華人經濟實力成為令人不安而又
勢不可擋的政治勢力的基礎，那麼華人便將成為一些國家的內部威脅。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看法，因為持
這種看法的人同時又認為華人無非是一些貪婪的、不負責任的資本家，很遺憾，他們在政治上對新興國家
的效忠，莫過於一表忠誠以求獲得好處。實則這種看法在對待華人的政策上造成了許多混亂。一些國家的
政府總要設法使華人對當地的政治事務更加忠心耿耿，更加一往情深，同時又希望他們僅僅作些不會產生
政治反響的經濟建樹。視華人為國內外的威脅，這兩種看法都不確切。這些看法來自一種模糊的感性認
識，即華人一方面是甲類的，另一方面又是丙類的，就是認識不到這兩類人代表的是華人社會中的兩個極
端。它們並不理解的是，這兩類華人哪一類也不是穩定不變的，而大多數華人都屬乙類，這類華人主要的
政治活洞是防守性的，以保住自身的地位為目的。這些人當中有些人已經轉向甲類華人的理想主義或返祖
心態；有些人則已幻想破滅，終願回到那個主要的社會群體中去。有些人寧願接受丙類華人認同於當地政
治願望的做法、其中有的也是因為幻想破滅，願意回到那個主要的社會群體中去。
我們把1945年以後的情況同戰前情況加以比較時，便可看出各類華人之間的流動很大，時時表現出日益增強
的政治警覺性。甲類華人對中國發生的事件的反應，在1900年以後變得已很顯著，他們在1911年後支持國民
革命，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分裂成幾個政冶派系，抗日戰爭期間又組織統一戰線活動。1945年後，他們經歷
了一段短時期的民族主義復興，然後又經歷了一段較長時期的對共產黨中國的熱烈嚮往。這後一種熱情往往
是“大漢沙文主義”的一種稍加偽裝的形式。到了七十年代，這種激情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減弱，並且作過一
些痛苦的重新評價，不過這類華人中肯定還是保存下來了一個小小的核心。他們抵制乙類華人的“被動”和
丙類華人的“出賣”，其理據已不再指著現在，而是朝向未來。它以一種對未來的看法為基礎，即中國在未
來定將成為東南亞的主導力量。甲類華人現在認識到他們還不能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但是都認為他們應該
站在歷史這一邊，作好準備(為了家庭和親友，往往是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覺地進行)走向勝利一方。他們是
唯一還能確切地稱為“華僑”的一類人。他們在各自國家裏，如果不被認為具有進步觀點，就被認為是“沙
文主義者”；要是他們不隱晦對毛澤東主義的傾向性，他們就被認為是“共黨分子”。乙類華人也越來越意
識到1945年前中國發生的事情，並且在1945年後有一段時間仍然希望出現一個強大的中國，以便有助於他們
在海外的事業和生計。不過他們不像甲類華人那樣，他們對於中國的有限實力和中國的政治是否適合於自
己，歷來有所懷疑。當東南亞的民族主義更加直接有力地影響到他們時，他們所持這種保留的看法證明是對
了，於是不得不對以前捲入當地政治活動的猶豫態度重新加以考慮。有許多人走得更遠，還加入到丙類華人
中去，力圖鞏固他們在各居住國的地位。不過總的來說，有充分證據表明，乙類華人在許多國家仍居大多
數。儘管有棄此而去丙類的，但也有來自甲類的某些人補充。他們的人數始終很多，原因是他們也具有相當
政治意識，也被認為他們比甲類或丙類華人更現實、更精明而講求實際。他們對東南亞的未來也有自己的看
法。他們希望中國擴大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但也希望那些新興國家真正要求獨立，希望中國(不論北京還
是台北)理解這一點，不要打算向那種新興民族主義挑戰，尤其決不要為了海外華人而這樣做。總之，他們
看出了東南亞新的合法國家的現狀將繼續維持下去，他們唯一能做的乃是盡可能使自己適應這些國家的國
體。同時，他們也不打算像丙類華人那樣走得很遠，甘冒目睹兒女被同化、華人社會解體的風險。儘管他
們看來安於或多或少地脫離中國歷史的主流，但是他們仍然希望保持他們的中國文化和中國語言，不僅保
住他們的生命、家庭和財產，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維護住他們作為一個經濟群體的存在。他們通常都傾向於
自稱為華人，而不是華僑；自認為馬華、泰華、印華等等，而不是馬來西亞人、泰人、印度尼西亞人，或
者自認僑居者(如馬僑、泰僑、印僑)。
至於丙類華人、從十九世紀以來其中許多人早巳對中國不加理會了。有些人因為早已認識到華人指望不上中
國的幫助，因此必須首先投靠土著政府，然後投靠殖民政府，藉以保護自己。有些人通過持續不懈的接觸，
在當地政治環境中如魚得水，認為在這裏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1937--1941年
期間以及大戰剛結束後的1945--1949年期間，中國國內所發生的種種事變對他們的影響都不大。總起來說，
他們在戰時是反日的，不過(除在泰國外)他們對於歐洲殖民事業的忠心要超過對中國抗戰事業的忠心。但是
同其他兩類華人一樣，他們同樣面臨著戰後局勢的風雲變幻。就在甲類華人對共產黨中國的興起感到興奮，
乙類華人對當地民族主義力量日益強大感到憂心忡忡之際，大部分丙類華人不得不把他們對歐洲殖民者的忠
誠轉向民族主義的反殖事業。事實上，這是一種異常為難的調整，而丙類華人在獨立前夕民族主義鬥爭最高
漲時幾乎遭到解體的厄運。一方面，有不少忠誠的“殖民地居民”，面對帝國主義勢力不可避免的撤退感到
悵惘，一旦可能，寧願離此而去，到宗主國去另建家園。另有少數人則轉向較大的乙類華人社會，而不接受
他們不信賴的民族主義政權。這樣，丙類華人人數的減少便成了對“從帝國到獨立國”過渡的最初反應。然
而在獨立後，一俟那些新興國家稍稍穩定下來，許多原來的成員又回到這一類當中來了，更多來自乙類的人
則認為有可能接受新的制度。於是在許多情況下，戰後時期的丙類華人至少包含這樣三個層次：丙類華人原
來的核心，他們可以在這類華人中運續追溯至兩代人以上；新加人者，他們熱衷於確立忠實國民的身分；回
歸的舊成員，他們發現歸根到底他們同當地民族主義者共事比在那個更大的華人社會裏要愜意。
丙類華人對東南亞的前途有他們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新興民族主義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甚至是正
義的、令人嚮往的，因此只要可能，願意成為其一部分。在他們看來，中國，不論是共產主義的，或是別的
甚麼主義的，不大可能控制這個地區，也不希望中國這麼做。他們大多數人不會華語，甚至極少說他們故土
鄉族的方言，但對所在國家的當地語言或是前殖民者所用的語言，都能運用自如；有的人還兼嫻二者。他們
具有華“族”的血統，但既然有可能有條件爭取躋身於社會和政治上都處於優越地位的入籍國國民，他們便
不屑於努力回復為華人了。他們接受這些國家的憲法網領和政治綱領，認為是切實可行的，並且認為他們即
使不被完全同化，也能在政治上同那個國家的本國國民結為一體。這類華人中的許多人通常不稱自己為華
人，而自稱為馬來西亞人、泰人、印度尼西亞人等，至多加上“華裔”二字。在他們各自的國家裏，土著國
民對他們仍然持有一些保留的看法，不過仍會對他們冠以國民華人、忠誠可靠的華人、甚至好華人等名稱。
作者已經表明，要評價華人對東南亞現代史第三個階段本身的貢獻，現在仍為時過早。上面概要論述了第三
個階段中的發展情況，主要在使我們較好地瞭解過去幾十年間華人在政治方面有哪些變化，同時幫助我們評
價華人對過去一百年來東南亞歷史的貢獻。我感到有必要提到現在，因為它能使我們正確觀察1941年前關鍵
的、奠下規模的數十年。
最後，擬再回到上面簡要討論過的問題，即華人對政治作風、機構體制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貢獻。在政治作風
方面，華人在1945年後的一些變化，增加了這樣的疑慮，即人多勢眾的華人少數民族會嚴重阻礙向獨立的新
興國家的過渡。當地的民族主義者還發現華人的技術、能力和資本都屬命脈所繫，這就影響了他們的政治考
慮。新興的民族領袖感到殖民地對付華人的兩手做法自己不妨也加以利用。藉著威脅說新政權要是失敗了，
將發動極端主義的種族分于去對付華人，這樣肯定會有夠多的丙類和乙類華人被脅迫來與之合作並給予支
持，同時還可以指甲類華人和多數乙類華人是對國家真正獨立的嚴重威脅，而這種威脅只有新的國家領袖方
能克服。更為嚴重的是華人身上殘餘的優越感和城市化華人對主要是在鄉村的土著人民在經濟、教育方面的
優勢。針對前者，便設法貶低華人，要他們安份而不敢輕舉妄動。針對後者，便使用政策手段發動側重有利
於受教育較少者和技能較差者的種種運動，其做法通常是鼓勵國民超過華人，同時對華人施加壓力，要他們
不敢再那末銳意經營，氣勢逼人。新政府亦決不允許華人用他們的經濟力量取得任何真正的權力。這種考
慮，在某些情況下是完全正當的，但是對各級政府確也產生了一些消極作用，的確影響了獲勝的民族主義者
的政治作風。居統治地位的精英繼承了不少殖民地精英民族的、現代家長式統治的作風，有時還有所創新。
時時滲透到殖民理論和實踐中來的“分而治之”的精神，被推面廣之成為從內部分化各個華人社會的微妙權
術，其對上述三類華人的主要作法可以概括如下：孤立甲類華人；漸次栽培丙類發展；適當鼓勵乙類，僅使
之保持活躍、興旺和滿足。
新與的東南亞國家在行政、司法和政治體制方面的遺產更明顯地具有殖民地性質，華人的存在的確更難對這
種遺產加以排斥或加以認真修改。大部分體制已有其內在安排，使其更易於控制華人。這些安排從警察權力
到法治，從教育結構到政治代議制，各不相同，不單可用來應付國外要求現代化的壓力，而且用以對付國內
存在已經現代化或正在迅速進行現代化的華人社會的壓力。這裏必須強調指出，政治現代化同經濟現代化兩
者息息相關，隨著歐洲殖民者上層人士的離去或即將離去，正是華人在商業和工業方面的進步跟上了步伐。
結果，三類華人在國防安全、經濟發展和政治參與這三個不同的領域中都使要求革新和計劃將來的動力延續
下去。
最後，對意識形態的貢獻。1945年以來的情況證實了華人激起過當地民族主義的若干暴力行動，形成了資本
主義和反共運動的某些特徵，同時也決定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某些東南亞國家的地位。作者已經指出，
這些情況在戰前數十年間是怎樣有所預示的。大量華人少數民族對種族觀念所產生的影響，包括對種族主義
和種族寬容兩者的影響，早先不大明頗，近來卻顥而易見了。從表面看來，這並不出人意料；早在殖民者撤
退以前就有過要出現過多次種族糾紛的警告。但是有個關鍵條件已經起了變化。帝國統治有賴於種族寬容，
而小的單一民族國家卻難以避免種族主義。的確，從西方繼承的這一份民族國家的遺產，加上它的種種假說
、神話和禮儀等等，使得東南亞人和華人兩方面同樣極大地處於守勢。國家一體化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即使
是在國民們具有同樣的語言、文化、宗教、歷史和政治理想的極好環境中，也很難令人接受。異族人的存在
和對種族的異族觀點的存在，再加上語言、文化、宗教和財產方面的顯著差異，就更得要求有很大的妥協意
願、非凡的政治權術和罕見的博愛精神。在東南亞，大量華人少數民族的長期存在，促使人人感到人有不同
種族，且當用寬容之道來思索。這就已經是華人在東南亞種族問題方面所作出的一種貢獻。但是只要仍存在
亞洲人團結起來反對歐洲殖民者的上層人士的可能，這種貢獻便不能彰顯出來了，而在華人完全接受當地宗
教時，問題就更好辦了。在戰後，出現種族問題的國家比以前增多，我們對東南亞也難免受到這一問題的困
擾就不足為怪了。值得注意的是，華人對種族主義和種族寬容都作出過貢獻，而且幾乎肯定將來還會作出貢
獻。
作者在文首曾經說過，華人是可變的，東南亞已經歷了改變，政治變化最易於為人注意，華人在政治上很警
覺，對此自會作出反應。通過集中討論三類華人的政治情況以及他們自己適應歷史變化之道，作者著重說明
了華人少數民族對這一地區所作出的一些具體貢獻。這並不是主張只有這種貢獻最重要，然而它確實表明了
對東南亞史的一個方面開始作出充分探索的可能性，因為這個方面曾經有過著述，但和經常受到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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