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海外華人|
宋、元、明與東南亞關係的對比
中國與海外華人
王賡武
頁119--頁136
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二千年前左右。在這段長時期中，中國與該地區關係的性質很少變
化，即使有些變化出現，也因為它們是逐漸發生的，難以引起人們重規。但是，有幾個時期的變化
是比較顯著的，這就是南宋的最後幾十年，終元一代和明代的最初幾十年。下面試行說明這些變
化，並對其重要性加以評迷。
從十三世紀後半期至十五世紀前半期這二百年間的主要有關事件已為人們所熟知。回顧一下這些事
件的梗概將有助於闡釋中國和東南亞的關係在上述兩個世紀中的重大變化。首先應該提出的問題
是，南宋、元代及明代初期的統治者究竟是如何看待東南亞的？因為弄清看法問題十分重要。對比
之下，南宋的首都杭州，元代的首都北京以及明代初期的首都南京對東南亞的看法很可能是不一樣
的。這可以稱之為“帝國的觀點”，因為人們可以設想這種觀點是出自京師的，並且人們也可以設
想當京師的位置遷移後，這種觀點會改變。但是，還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看法，例如來自各個不同的
主要貿易城市及口岸的看法，對東南亞的各種各樣聯繫是在哪些地方進行的。也許其中的最佳例子
是南宋和元代的泉州對東南亞的看法。
5.1宋代與東南亞的關係
我們可以先從十三世紀初期(南宋)《諸蕃志》一書編者的觀點開始。人們認為這部書的原文與我們
今天看到的內容沒有過大的出人(原書佚，今本由永樂大典輯出，譯者註)，確實代表了趙汝適及其
後二百年間所有使用這部重要著作的人士對於各個蕃邦及城市的看法。立即可以弄清的是，曾在泉
州為官的編者是以海事和商業的觀點著手撰述的。因此，他一開篇就簡要敘述交趾 (今天的越南北
部)， 並不是出於習慣的理由，即越南在歷史上是與中國有著最緊密聯繫的南方王國，而是因為像
他所說的：
交趾古交州，東南薄海……，歲有進貢，其國不通商，以此首題，言自近者始也。
...引自趙汝適《諸蕃志•交趾國》
接著，他筆鋒一轉，言及占婆，對它作了頗為詳細的敘述。在占婆之後，這部書沿印支海岸而下，
述及柬埔寨和馬來半島，並且還多少談到了蘇門答臘和爪哇一些主要區域的詳情。可是，其間他也
插入了一段對蒲甘(緬甸)的簡單介紹，其所以把蒲甘包括在內，很可能是因為編者認為公元1004年
(宋真宗趙恒景德元年)，蒲甘曾和室利佛逝(蘇門答臘)、大食(阿拉伯)一道派遣了朝貢使團。這段
介紹似乎是引自一部較早的書《嶺外代答》(十二世紀)，該書的作者周去非很可能知道蒲甘並不靠
近趙氏曾提到的那些海國，但是正像《嶺外代答》中所明確記述的那樣，可以從大理國 (現代的雲
南) 南行到達那裏。趙汝適當已知道南宋與大理沒有官方交往，對於該國的唯一貿易是經由陸路穿
過廣西西部進行的，與泉州毫無關係。
此處提起《諸蕃志》中對蒲甘的令人迷惑的介紹，並不是為了強調趙汝適本人末曾作過海上旅行，
因此對東南亞地區知之甚少，而是要使人們注意到北宋殘餘的“帝國觀點”仍然留存於趙汝適曾經
引用過的《嶺外代答》這類南宋著作之中，並也可在《諸蕃志》中其他處見之。一個有趣的對比
是，趙汝適在書中迴避了越南，因為它不是通商國冢；但卻列入了蒲甘，然而書中並未提到它和中
國之間任何可能的貿易聯繫。這個事實提醒我們，“帝國觀點”與一個中國官員的思想從來相去不
遠，即便當時他明確宣稱專注於貿易關係，並且確實用了他書中的一半篇幅來描述外國的商業產
品，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出自泉州的看法顯然將其重點放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洋沿岸國家，在爪哇、蘇門答臘之後，提到了印
度、中東和東非的二十個左右國家及口岸。這反映了當時在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交往中，來自阿拉
伯、波斯和印度的回教徒商人所佔的優勢。趙汝適聲稱從泉州商人那裏獲得了許多關於外國的信
息，顯然他的主要信息是來自那些印度和西亞的商人。實際上，就連這種貿易向東擴展到渤泥和菲
律賓的事，好像也是由上述商人對他講述的。意味深長的是，東方的貿易沒有直接與泉州掛鉤，而
是間接地取道占城；這又可證明，此條貿易路線是從東南亞西部(占城和爪哇－蘇門答臘)經由西婆
羅洲開闢的，不是由福建商人自己開拓的。
另一點饒有趣味的是，趙汝適在他所列諸國的最後加上了新羅(朝鮮)和倭國(日本)。按照慣例，這
兩個國家在中國人對於外國的敘述中本應首先出現。但他不僅把它們擺在最末，而且使用了略顯過
時的名字來稱呼它們：新羅早在約三百年前就已被高麗(朝鮮)征服，日本成為倭國的通用名字甚至
止那時還要早。這還表明趙汝適使用新羅和倭國的舊名是因為它們在阿拉伯語中仍然被用作朝鮮和
日本的名稱。
總而言之，我們似乎已經有了一幅從泉州的中國商人眼光中所看到的東南亞情況 (那些中國商人依
靠西亞商人為他們提供信息)， 這是與宋代的“帝國觀點”大不相同的。確實，我們有理由詢問，
在十三世紀杭州是否也另有其對東南亞的帝國觀點。遺憾的是，我們簡直沒有原始資料可供綜合歸
納，從而看出在南宋末歷朝帝王的帝國觀點，即使在理宗(趙昀1224－1264)長期統治下也是如此。
但可以肯定，那樣的觀點未必與趙汝適或泉州商人的觀點一致。更有可能的是，南宋的觀點把大部
分注意力放在與蒙古族的關係方面，因為宋朝曾試圖借助蒙古的力量摧毀女真族的金國。可是這些
前度盟友不久就被證明是比女真更加兇險的敵人。此外，南宋大約要著重於與朝鮮、日本這類國家
的貿易關係，因為它們的商人能夠直接來到杭州，而且它們與中國北方比鄰也有著政治上的重要
性。同樣，與北方中國人及位於四川西部、西北部的各個非漢族部落土邦，甚至那些毗鄰的大理、
安南(越南)王國的陸上貿易關係也曾是帝國觀點的一部分。準確地說，那種觀點如何把東南亞包括
了進去則尚不清楚。合理的設想是，東南亞在南宋帝國的眼光中本無政冶意義，僅僅是個地區，通
過它，回教徒商人來到中國，把當地的豐富自然產品帶來並使中國的商品在那裏找到了良好的市
場。換句話說，這個地區與中國的貿易首是南宋政府歲入的富饒來源，因而促使杭州的官員對它產
生了經濟上的興越，而非政治上的興越。
那麼在南宋的最後幾十年中，對於東南亞的關係有甚麼獨特之處呢？因為，畢竟唐代、五代時期的
閩和南漢等南方王國甚至北宋也都確認東南亞貿易的經濟利益。在唐代和北宋的鼎盛時期，其主要
差別有兩個方面。第一，那時通過朝貢使團存在著正常的“外交”關係，雖然許多使團大部分是出
於商業的理由而派來的。而南宋似乎已經承認它沒有權力命令任何朝貢使團前來杭州。第二，唐朝
控制著越南的要害地區，把它作為“保護國”，並且力圖在雲南、四川邊境保持積極的外交和軍事
作用，當公元九世紀時，它甚至為了控制越南而和南詔王國作戰。但是唐代自八世紀中葉以後已經
衰弱，所以到九世紀時它對南方的帝國觀點變得日益外強中乾。當唐朝覆滅，越南人為其獨立而戰
獲得成功後，中國與南方的關係已經出現了重大的變化。但是足足過了一個多世紀，北宋才接受這
種變化(即越南的獨立)不是一種暫時性現象。
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變化是，中華帝國和西南地區的關係日益疏遠，特別是和雲南的關係，那裏的大
理國已經取代了南詔王國。到了十一世紀，這種關係也主要是商業關係。宋朝放棄了唐代對南方的
外交和軍事作用，因為它在中國北方(長城以內)面臨著需要應付的更大問題。隨著朝廷在中國北方
的進一步挫敗和汴京(開封)的陷落，南宋根本已無法支撐北宋那套已經減弱的帝國觀點。從十二世
紀中葉起，它只是採取守勢尋求苟安，對東南亞的主要著眼點在於杭州政府所期望的貿易利潤。這
種情況可以比作十世紀時在中國南方的南漢和閩王國所面臨的局勢，但這兩者都不能說是真正具有
任何帝國的觀點。南宋可謂具有帝國觀點，所以對東南亞的著法表現了一種逐漸瀕於絕境的帝國的
獨特觀點，它僅僅是從經濟利益著眼才認為東南亞是對它有用的。
蒙古人造成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第一次改變是與大理和越南有直接關係的。這甚至發生於蒙
古人滅南宋之前。公元1253－1257年(元憲宗蒙哥三年－七年，即宋寶祐元年－五年)，蒙古大軍穿
過四川西面的東部西藏，跨越金沙江(長江上游)進入雲南，征服了大理國，完成了迂迴包圍在四川
和中國北部、中部其他各處作戰的南宋軍隊的第一步行動。他們按著鞏固了對各個土司的統治，把
大部分雲南合併於一個新設分置的行省府、縣，這次行動也使得蒙古人逼近越南邊境和南宋的潼州
府路及廣南西路邊界。雖然這些征戰並沒有導致南宋的立即覆亡，因為它還倖存了二十年，但其對
於中國和東南亞關係的後果卻是意義深遠的。從此雲南永遠變成中華帝國的一部分，而直接控制雲
南就為中國發展它和現代東南亞陸上鄰邦的新型政治及經濟關係
奠定了基礎。
5.2元代與東南亞的關係
從公元1276年(至元十三年)後，蒙古人統治中國南部九十年(統治雲南一百三十餘年)。在涉及東南
亞關係方面，元代與之前中國歷朝有幾點明顯的差別。控制雲南即是其一。另一點差別是元朝重新
力圖征服越南(白十一世紀中葉後宋朝即未曾作過這樣的嘗試)。更為重要的是沿著整個雲南和各個
傣民族(在現代的老撾、緬甸及泰國)及緬甸人的陸上邊界所進行的多次戰爭。蒙古人還特別企圖征
服占婆這個在中國與南中國海沿岸諸國的海上交往中佔有關鍵地位的貿易國家。因為控制了宋朝的
海軍，使蒙古人得以考慮向海外征戰，於是導致對占婆、日本和爪哇的遠征。雖然這三次遠征無一
成功，但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對爪哇的那一次則把中華帝國海軍引進了東南亞，這是自七世
紀初以來該地區鮮有的事物。
但即使如此，這些明顯變化對於元代中國的東南亞觀又有其麼影響呢？元代有三部直接論述東南亞
的重要著作，其中兩部的大部分內容至今仍然保存了下來，這就是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十四
世紀初期)和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十四世紀中葉)。至於第三部，也是其中最早的著作，陳大震
的《大德南海志》(十三世紀末期)則只留下斷片殘篇。但前兩部書提供了充足的資料，可以作一些
有趣的比較。
周達觀的著作對於研究十三世紀的吳哥和高棉社會很有價值，同時也是一部卓越的人種論著作和遊
記。但對我們尤其有關的是，他是一個官方使團的成員。與此同時，已經有幾個使團被派往占城，
另一個使團被派往暹羅。他的著作對於一個被留在外國一年的使團能夠做些甚麼提供了非常詳盡的
描述。再者，他的書還證實了元朝對東南亞地區確實有一種帝國觀點，在這方面，僅有的官方記載
尚沒能表達出來。此種帝國觀點包括對國家和社會的多方面興趣，遠遠超出了商業目的的需要。確
實，在周達觀所作的觀察中，最低限度有一半具有政治、外交和軍事的意義。此外，它也告訴我
們，元朝的官方記載是何等粗略，因為公元1296－1297年(元成宗元貞二年－大德元年)的周達觀使
團，在元朝的檔案中似乎沒有記述；如果不是有他的書留傳下來，我們將對這個使團全然一無所
知。
上述的第二本書是基於個人的經歷，汪大淵有五年之久利用泉州作為基地，進行了一系列的航海旅
程，穿過東南亞到達印度洋各港口。幾年之後，他又用了三年時間主要在東南亞旅行。這很可能是
發生在十四世紀三十年代(約當元順帝元統、至元年間)的事。該書其中一篇序言中，作著註釋道，
當1293年蒙古遠征爪哇後，來往於東南亞的中國商旅受到了禮遇，因而能夠知道許多有關該地區的
情況。另一篇序言也強調汪氏所寫的都是自身經歷，親眼所見。在這部私人遊記中，有兩點值得注
意之處。一、它所記述的國家和政府情況大大少於對口岸、商業產品和當地風俗民情的觀察。二、
作著從東面的群島(包括台灣和菲律賓)開始，以書中略多於一半的篇幅用來敘述東南亞，可是這部
書完全缺乏在趙汝適書中可以發現的那份西亞情懷。另一方面，由於汪大淵心中記掛的只是他自己
的商業利益，他對於所訪問各地的觀察是相當膚淺的。沒有甚麼證據可以表明他意識到了被記述的
口岸和國家的相對重要性。但有兩個顯著的例外是關於柬埔寨和爪哇的。他顯然對所見所聞的吳哥
風情以及爪哇的滿著伯夷(Majapahit) 帝國的威勢、財富、法律和秩序留有深刻印象。雖則他記載
了元朝曾派遣一個使團去那裡，教化爪哇人尊重中國，但沒有敘述這次遠征是一場失敗。甚至還把
這個使團的日期搞錯了四年多。然而汪大淵享有的出入自由和他對一百多個地方的描述與記載，可
以使人們聯想到，當時在東南亞和印度洋的回教徒及中國商旅可能享有一種類似在西亞北部和中部
商旅那樣的“蒙古人統治下的昇平”。
上述的兩本書都不屬於官方記載，現存的官方史料表明，泉州的看法無論是通過西亞人的眼光 (例
如《諸蕃志》或是通過中國人的眼光(例如《島夷志略》)，皆與十四世紀時潮州官方所接受的新出
現的帝國觀點不相一致。這在汪大淵著作的跋中，有一段很好的總結如下：
皇元統一，聲教無遠弗屆，區宇之廣曠，古所未聞。海外島夷無慮數千國，莫不執玉貢琛，以修民
職，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國之往復商販於殊庭異域中者，如東西州焉。
...引自汪大淵《島夷志略•後序》
這種帝國觀點是以大一統的言詞表達的；但是這些言詞也是每個偉大朝代在始建時所慣用的傳統，
就像唐代和北宋初期那樣。南宋末期之所以缺乏帝國觀點是不難理解的。因為被王朝存亡問題所困
擾的南宋統治者已不能侈談空洞無物的豪言壯語。所以在元朝忽必烈汗統治下重新出現的帝國觀
點，其意義並不在於觀點本身，而就東南亞而言，其新義在於當時的政治形勢。駐屯中國南方的蒙
古大軍巳無須像以往每個漢族中國朝代那樣擔心北方邊患，因而他們能比前朝更自由地從軍事上向
東南亞推進。他們與西亞回教徒在亞洲北部、中部的聯盟現在擴展到了聯結泉州和整個亞洲海域的
回教徒商人。此外，他們如有需要，還能利用南宋建立起來的海軍力量。因此，將近一個世紀之
久，蒙古人在中國南方各個港口集結了可用以實現對那個地區的帝國觀點的龐大兵力，這是東南亞
從未遇到過的情況。
再著，關於商人的地位和作用，這種帝國觀點也不受儒家保守思想的限制。這種觀點毫無困難地認
可了商業的看法。換句話說，“泉州看法”已不再是一種可供選擇的更為現實的觀點，而是元朝新
的帝國觀點的必要組成部分。蒙古人深信憑藉他們本身的強大，必能重新實現漢－唐－宋帝國的那
些振奮人心的豪言壯語。這樣一來便消除了中國人過去的顧慮，放手地向南方推進。從而使東南亞
展現在一個露骨的大國武力之前，這種力量可利用以支持蒙古朝廷的友好所控制的和平貿易。
如果那個強權只是單單朝向海洋發展，從中國一直是個大陸國家而言，是缺乏說服力的。但是有一
個陸上因素使得這種帝國觀點對於東南亞更為實際。這便是蒙古人長驅通過西藏東部 (他們對西藏
人的影響又是另一回事) 進入雲南。征服大理國後開闢了那整個區域供中國人定居，蒙古軍隊駐
防，還可在與東南亞內陸國家的交往中，從陸上採取新的外交和軍事主動。這些收穫是持久的並且
完全改變了中國－東南亞之間經過雲南的陸路關係性質，其影響醫一直延續至今。此後，不僅有了
一個在新的帝國觀點可供強大王朝在初建時重申，而且有了一個經陸路到東南亞的“昆明觀點”，
歷久不衰。這個觀點比起任何從泉州、廣州 (後來還有上海和廈門) 所形成的海上觀點更為堅實穩
定。
5.3明代與東南亞的關係
待到元代末期，中國和東南亞的關係總算達到了平衡。在十三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裏，蒙古人在南方
經過幾次引人注目的成功與失敗後終於定下心來在有利可圖的貿易情況下接受那個地區的進貢。確
實，這時的重點顯然已從政治控制轉向商業考慮，汪大淵的書大致準確地描述了當時存在於外國和
中國商人的這種和諧、安定情況。
於是，經過幾十年的內部叛亂和在中國中原的激烈戰鬥後，當南方的和平由於元亡而遭到破壞時，
東南亞各國和商人必然想要知道是甚麼樣的帝國觀點將要代替元朝的帝國觀點。正如人們所料，一
個新承天命而興的朝代所用的主要有詞與它的前朝並無多大差別。明代開國者洪武帝特別關心吸取
元代的教訓，迅速求教於漢、唐、宋的歷史，找出必須恢復的中國統治楷模。毫無疑問，應該再次
肯定這種帝國觀點、主張和言詞。但是蒙古人則曾毫不猶豫地對東南亞使用武力。他們征服了位於
雲南的大理國，入侵越南、緬甸、撣泰諸邦、占婆甚至爪哇，一切均是為了保證元朝的權威受到敬
畏和尊重。後來，大事撻伐已不必要，因為它帶去的信息得到了理解。其後，友好的外國商旅在中
國沿海進行的海上貿易便能夠受到保護。但是這種民間貿易帶有的特色並不為洪武帝和他的一些正
統的儒家謀臣所喜。他們贊成恢復朝貢關係，也擔心把這種關係與不受控制的對外貿易混雜起來的
後果。在不得不把許多進行海上貿易的商人集團從江蘇和浙江沿海趕走之後，他們開始認為是自由
放任的私人貿易導致了這個新帝國沿海邊境的動亂和不安。
蒙古人對東南亞鄰國的政策是以北方邊境的安全為前提的，元朝有能力威脅這些南方的統治著，並
且儘可能地擴展它的勢力。明太祖所處的地位正好與此相反。和中國歷朝一樣，明朝要面對來自北
方的威脅。明太祖需要確保南方和沿海邊境的安寧，以便能集中全力對付強大的蒙古－突厥聯盟並
保衛滿洲西部到西藏東部之間的漫長邊境。正是這種戰略形勢決定了他對東南亞的帝國觀點的基
點。這是從研究漢、唐和宋代歷史經驗中得出的觀點。他還特意恢復了過去那些朝代用以和來自藩
國的朝貢使團打交道的宏麗言辭及古代禮儀。但他並不滿足於此，因為他知道他所處時代的狀況已
顯然與以前的朝代不同。不像漢、唐和宋代的開國著，他繼承的南方中國已經是個人口稠密、以貿
易為主導的地區，而且受到沿岸防務問題的嚴重威脅。他還繼承了一個獨立的鄰國越南，這個鄰國
現在已變得比以前強盛，在它和蒙古人發生過危險的衝突之後，更有決心保衛自己的獨立。此外，
他也繼續了新建行省雲南所面臨的問題，它擁有許多少數民族並有與各土司的複雜行政和政治關
係。這個省對於他的帝國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他不能忘記當蒙古人從西藏東部南下佔
領雲南後，南宋曾變得多麼易受攻擊。同時，他也不能不著到與一個緊密聯結東南亞大陸的地區，
以及和明帝國具有一條漫長共同邊界的聚鄰國打交道的後果。
於是，在當時的明朝首都南京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帝國觀點。這個觀點力圖強調，在元朝統治下經
歷一個世紀的脫離常軌後，它正在恢復傳統和正常狀態。這種正常狀態的基本特點是對於固有傳統
言詞的使用和正當禮儀的恢復。其中包括在外國君主朝貢的貢品和皇帝回贈的禮物之間標明君臣名
分；以及對外國君王首領的冊封和頒賜明朝的曆書。這些儀式是經過精心安排的，但實際上並不需
要外國像過去元朝堅持的那樣，真正臣服於帝國的控制。各種象徵性的臣服標準被詳細周全地制訂
出來，然而這些標準既表達了明朝廷的意旨，也考慮到了派遣和接受使者的各國統治著是可以接受
的。所有這些做法都遠遠超過漢、唐和宋代對東南亞的習慣做法。很可能最引人注目的做法是冊定
越南和占婆還有朝鮮的山川，並與中國國內的山川一道祭祀它們的神靈。這個做法後來進一步向南
擴展列東南亞，甚至向西擴展到南亞。雖然這僅僅是象徵性的，而且其所以推行也是出於希望保佑
這些君王長壽、平安和他們的國家永遠繁榮昌盛這種明顯的恩惠之意，但冊定各國山川和祭祀其神
靈也是表示明皇帝對寰宇之內的這些國家所負責任的手段，而這種責任從來沒有如此清楚地說明
過。
這種對於東南亞的新的帝國觀點和元代大不相同，它不炫耀武力，不要求歸順，甚至也不企圖維護
間接的控制。它對私人海上貿易也沒有任何鼓勵。反之，明太祖還想採取措施將其置於修訂過的朝
貢體制之下，由官方控制一切貿易。這樣的帝國觀點強調象徵性地承認中國作為萬邦中心的地位，
以及明太祖繼承中國歷代盛世的權力的合法性。
然而，在這種觀點後面的東南亞現實情況，都不是和諧、繁榮等浮誇言詞所能掩蓋的。越南和占婆
之間仍然不斷發生戰爭，毗鄰雲南邊境的許多土邦相當動蕩不安；爪哇海和馬六甲海峽沿岸地區的
國家間也存在著政治動亂。洪武皇帝不久就發現他不得不捲入以上的前兩方面，而且他的帝國也將
感受到第三方面的後果。確實，在明代的其餘時期，東南亞提出了至少四個單獨的問題，它影響著
明朝對這個地區的帝國觀點。這些是：
1.越南與占婆的關係，雖以越南征服占婆告終，但發展成對柬埔寨的敵對關係，後來又和泰國相
爭。雖然這些涉及的是越南本身的對外關係，但明代各朝皇帝如何看待這些發展，則是衡量他們對
東南亞的帝國觀點的一種尺度。
2.中國與越南陸上關係的特殊問題。這和上面一問題有關，但焦點在於兩國之間的陸上邊界，以及
越南對它西面和中國南面的部族領地的政策。突出這個特殊問題的關鍵歷史事實是，早在十五世紀
初明朝沒能把越南併入帝國版圖，這是對於東南亞大陸歷史具有重要意義的一件大事。
3.中國和南中國海沿岸各國在航海與商業兩方面的海路聯繫，從菲律賓的呂宋順時針移向泰國及占
城的各港口，有個短時期還越過馬六甲海峽，包括印度洋甚至向西遠遠阿拉伯和東非沿岸的國家。
這種聯繫可以回溯到南宋和元代的阿拉伯－波斯及印度商人，但是隨著公元1405－1433年的鄭和幾
度海上遠征，中國人越來越在這種聯繫中佔據優勢。他們深深地捲入了與東南亞日益繁榮的各個王
國的直接貿易，而對印度洋的貿易較少興趣。直到十六世紀，歐洲人才開始把對印度洋商業的需
要，再次帶到中國沿海。
4.明朝向現代緬甸、老撾和雲南省境內的西南土邦推行它的土司(地方使司或土邦)政策。這本來是
元代遺留的政策，但是恰好在明朝開國前的一個新的發展是值得注意的。除了向南方擴張的越南人
和緬甸人外、一些現代泰人的祖先也已向南方遷移，公元1350年在湄南河流域下游建立了阿瑜陀耶
王朝。並且把北部的邏(素可泰)和古邦羅解(華富里)聯合起來，成為中國典籍中的邏羅。
上面談到明朝對東南亞的帝國觀點綱要，著重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由於洪武帝採取了積極的
朝貢政策和他的兒子永樂帝派出了海軍遠征，所以幾乎已無任何其他有關東南亞看法存在的餘地。
當然，人們可能期望來自廣州或泉州的看法與此相異。但，不同於南宋有《諸蕃志》、元代有《島
夷志略》明代初期沒有反映來自南方大港埠看法的著作。相反，在明初六十年中，所有關於東南亞
的記載不是官方的，就是那些曾隨同鄭和進行過幾次航海的人士的著作。其中最有價值的顯然是檔
案裏的資料，它包括在明初兩朝皇帝的《實錄》和其他國家文獻中。但對於瞭解通商和航海情況更
有興趣的，則是起源於鄭和遠征而留存下來的著作：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搓勝覽》，鞏珍
《西洋番國志》。還可以加上十六世紀整理集輯的作品如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及鄭若曾《籌海
圖編》(譯按：《籌海圃編》：題胡宗憲輯，實出幕僚鄭若曾之手。)等﹞。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這
些著作與官方見解－－來自南京和長江三角洲(迄至公元1421年首都遷往北京)的帝國觀點－－相比
之下，沒有一部著作表現了任何其他看法。直到十七世紀，我們才再次發現一部著作，明確反映了
中國南部的一種地方看法，這便是張變的《東西洋考》，它反映了十六世紀後半期當私人海上貿易
重新興起時的種種政策變化。這事發生於葡萄牙人到達華南海上，和倭寇及中國海盜的騷亂使得以
前禁止貿易的政策越發不得人心和完全脫離現實之後。於是，我們第一次在明代的著作中發現了一
種對東南亞的新觀點，這種觀點沒有單純地重彈那種老調，即規定所有交往均需通過朝貢體制進行
的官方路線。
5.4結論
顯然，在明初六十年間，涉及東南亞的一些倉促行動，與元代忽必烈汗去世後的六十年是個鮮明的
對比。同樣，從忽必烈汗侵入雲南到他遠征爪哇的四十年，也完全不同於南宋的前四十年。難道這
些差別僅僅表現了朝代的興衰嗎？它們似乎已經超出此點，而且蒙古人和洪武帝對於中國－－東南
亞關係分別作出了具有特色的貢獻，這些貢獻有著長遠的影響。蒙古人和洪武帝都恢復了對東南亞
的帝國觀點，但是通過新穎的和不同的途徑。蒙古人憑藉著連續使用武力，在帝國言詞中強調實力
因素。他們把雲南併入帝國版圖，完全改變了東南亞在未來中國皇帝眼中的形態。但他們的帝國觀
點仍然是容忍商業獨立發展的，甚至允許西亞的回教徒商人在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中佔據控制
地位。這是一種宏偉和更加多元化的帝國觀點，這種觀點的世界大同性質依靠的是其強大的軍事基
礎。此外，蒙古人還激發了人民的信心，因為他們已征服半個世界。與此相反，中原農民出身的明
皇朝卻從如此宏偉的觀點後退，僅僅尋求一種中國人的帝國觀點。這樣的觀點不僅從以中國為中心
的出發點來說範圍狹小，甚至比起唐宋的帝國觀點也更加範圍狹小，因為它敵視中國人和外國人之
間任何形式的民間往來，包括朝貢制度之外的海上貿易。因而，明朝對東南亞的帝國觀點是一種尋
求直接控制和限制國外交往的觀點。這種觀點還把海上關係和陸上關係分離開來，從而把東南亞基
本上看成兩個互不相關的地區，只是通過和越南的特殊關係才有了鬆散的連結。
現以元、明兩代的帝國觀點中最具有特色的差別來結束本章。此項差別在於明太祖的“不渡海進攻
他國”的明確政策。(1) 這種對於南方和東方國家徹底採取守勢政策的新特徵之引人注目，不論如
何強調也不為過分。因為它不僅放棄了忽必烈汗的政策，而且實際上在明王朝的政策中提出了一項
主導的原則。尤其意義深長的是這個原則初次闡明於1371年(洪武四年)，接著，被收入1373年 (洪
武六年) 頒發的《祖訓錄》，經過修訂後，在接近明太祖統治末期頒發的最後文本《皇明祖訓》中
又被詳細地加以重申。它是洪武帝從來沒有動搖過的少數基本國策之一，對於中國和東南亞關係的
重要意義是很明顯的。雖然它重複了唐、宋統治者關於不征服對中國無用的領土的類似觀點，但就
此而論它是明初的一項令人驚奇的政策宣言，是值得全文引用的。其關鍵性的一段在於1373年洪武
皇帝的祖訓之中(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左右的最後文本又增列了東南亞的七個國家：蘇門答臘、
西洋國、爪哇國、湓亨國、白花國、三弗齊國和渤泥國)。
凡海外夷國如安南、占城、高麗、暹羅、琉球、西洋、東洋及南蠻諸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
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
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
戎逼近中國西北世為邊患，必選將練兵時設備之。
註釋：
(1)另見本書第三章“明代對外關係：東南亞”。
犀鳥文藝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