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rnbill Literary S E Asia Chinese History

中文歷史著作中的東南亞華僑

中國與海外華人王賡武頁27-頁48 本世紀中有關東南亞華僑問題的學術著作迅速增多，分析這些論述的傾向並對其結果進行某些歷史剖析，將是很有裨益的。這其中包括早期中國國內的中文著作和各地區殖民政府官員的著作；繼而出現東南亞華人以中文或當地語言或殖民地國家語言所寫的著作；近年來則又出現許多受過社會科學專門訓練的學者（其中包括當地華裔或非華裔學者）的著作。目前這許多歷史著作正待學術界作一全面性的綜合研究，希望這種研究工作能很快實現﹖本章只是一個初步的提綱，而且著重於中文著作，尤其是有助於揭示華人社會的歷史和有關歷史寫作本身的重大轉折的那些歷史著作。作者著力於研究中文著作，因為這些著作是寫給那些易於識別的讀者對象看的，儘管這些著作在不同時期反映了不同利害關係，包括不同的政治立場，然而總體上仍反映了某一致的目標，即意在於影響國內中國讀者以及在東南亞受教育的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這些著作多半在中國出版。到1949年以後，更多這類著作在台灣和香港以及附近地區，主要是雅加達、新加坡、馬尼拉等地出版。在中國，1955年以後的十年間出版了一些有關這方面的歷史研究著作，但其後直到1979年，卻中斷了約十五年。只是到了近兩年纔有夏門大學的南洋研究所和中山大學的東南亞歷史研究所再次重新注重這項研究。從出版中心的數目來看，這類著作的讀者對象遠非一致或固定的。反之讀者對象卻有變化，其變化之大，足以使這些著作內容的重點也有所變化，對此值得加以注意。下面將先述及二次世界大戰前這些歷史寫作的背景輪廓，次而論及二次大戰後的趨向，以及華僑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 1945年前的中文歷史著作東南亞華人社會的成長，有數個歷史上的里程碑，而歐洲人東來，出沒於中國沿海顯然標誌著一些新階段的開始：不僅為越來越多的華人商賈帶來新的機遇和任務，也是對華人活動的挑戰。這些變遷在相當程度上反映於涉及華人的各種著作之中。在十七世紀以前，一些零散的關於東南亞的中文著作中，甚少提到華人商賈和海員的活動，其實自宋代（公元960-1276）末年以還，這些活動已顯得日益重要。到了明代，關於十五世紀鄭和遠征的若干著作，對東南亞及印度洋各個口岸情況的記載也有改進。其中關於華人社會已多有述及，例如十七世紀初張燮所作的《東西洋考》記述尤為詳盡。又如十八世紀時清人陳倫炯所作《海國聞見錄》對該時代的歷史也作了出色的貢獻。但一則由於當時海外華人為數尚少，各華人社會規模亦較少，一則又由於明朝實施海禁，因此這些著作只不過是中國所關注的海外國家的記述，而不能看成有關東南亞華人的論著。儘管西方著作清處地說明在十八、十九世紀中已陸續有大量華人移居海外，但直到十九世紀晚期，幾乎整個清代仍然缺少有關這方面的著作。的確，在十九世紀中葉，某些西方殖民地官員對東南亞諸多華人社會所瞭解的情況，已遠勝清朝的官吏。例如1879年出版的J.D.Vaughan的著作TheMannersandCustomsoftheChineseof theStraitsSettlements（1879）（澳恩：《海峽殖民地華人的風俗習慣》）中記載的一處海外華人社會的情況，遠詳於前此的任何中文著作。十九世紀中葉，東南亞各地的政府開始覺察到當地華人社會的壯大、他們的財富和潛在勢力，以及某種不正常的狀態，這種狀態在不久以後引發了所謂『華人問題』。這種警覺導致中國對海外華人的態度起了質的變化，並出現了一批不同於以前的關於海外華人的中文歷史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最後認識到必須廢除某些過時的法律。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禁止人民赴海外的法令終於廢除。這項禁令曾幾經修改，且屢遭衊視，早已形同虛設，現在則連清廷也認為是個官樣文章而已。對華人社會更為重要的，大概要數從檳榔嶼到新加坡等地正式建立殖民地的那個時代（1786--1819年）。這些是華人受到積極歡迎並很快取得社會和經濟主導地位的第一批殖民者。也有人持這樣的論點，認為英國人衝開中國的大門，尤其是1842年在香港建立殖民地以後的年代更為重要。我雖不反對這種說法，但仍傾向於主張：隨香港興起之後的新移民浪潮，實質上是從十八世紀末開始發展的移民活動，到此時期正好韃到高峰而已。但就有關華人移民的著述而言，則十八世紀後期的變化並非重要，因為這雖導致更多地提及海外華人的數目，但並未導致這些寫作本身出現性質上的改變。一直等到這些著作所積累的分量，足以引致中國國內對海外華人的態度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並最後也引致海外華人改變了對自身的看法，然後這種著述的性質才有所改變。作者認為這種情況直到十九世紀末也就是1895--1912年期間才發生。這種改變可能最先在早期派往海外代表中國執行外交工作的專家的簡單記事中，特別在郭嵩燾、黃遵憲的奏議裡可以分辯出來。這些記事和奏議開始同情地描繪許多華人為了謀生而遭到敵視的環境中掙扎受苦的景象，同時也贊揚了某些人成功地獲得現代技術和企業經營的本領。一方面由於清廷未能救助在廣販的『苦力』貿易中遭受犧牲的人，也未能防止北美與澳大利亞對華人的歧視虐待，使國人羞愧之情日深；另一方面，清政府已開始認識到有華人在海外的好處，因為其財富及技能，可以設法用於中國現代化的艱巨事業。由於首任駐海峽殖民地領事左秉隆的努力及東南亞第一份中文報《叻報》的發展，導致有關華人歷史記錄的刊行，對華人數百年來的成就多所表揚，從而增加了華人的自豪感。所有這些文章雖說主藥是為了在清朝官員階層中增加影響以求國內政府改變其對海外華人的政策，但這些文章本身從體裁、風格到內容，都無別於早期的著作，如十八世紀末王大海所著的《海島逸志》；十九世紀謝清高的《海錄》，以及在1891年至1897年間陸續刊行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所輯各種原著或摘錄。甚至那些較晚近的作者，看來也只是對魏源的《海國圖志》（1852年完成）中的敘述加以補充，基本上仍是按傳統方式寫作的。有關海外華人的史學著作的重大轉折，出現在1895年以後，即中日戰爭中國戰敗以後，當時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是否能繼續生存，已成為一個極嚴峻的問題。作者所以強調1895年以後，是因為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對於當時整個中國的影響非常重要而且廣泛，涉及各個方面，而不單對海外華人具有重要意義。同樣，這種有關海外華人史籍著作的轉折，明顯地發生在1912年以前，因為到了1912年時，中國已採取過若干引人注目的步驟，來明確海外華人的合法身份，使他們的地位合法化。其中一項最受人注意的，就是1909年（宣統元年）頒布的《大清國計籍條例》。隨後到1912年左右，成千上萬的海外華人三參加了擁護或反對中國國內維新或革命的政治組織之活動。海外華人甚至曾於1910年的廣州起義中，作他們的第一次犧牲，成為黃花崗烈士的革命英雄。 1895年--1912年期間，東南亞華人中關鍵性的發展，是他們自願參與中國政治的意志顯著地增強了。這種發展並非完全因為受到所在地區的社會和經濟壓力所致，更多的是因為受到少數人的鼓勵，這些人為了他們所從事的事業，被迫不得不向海外求援。這裡作者所指當然是孫中山、康有為及其支持者，他們為了革命或維新而周遊東南亞各地。他們挑起了對中國未來的深切關注，這種關注由於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後，西方列強為了本身利益想使中國較為現代化和穩定，也由於其後中國國內為立憲和行政改革所採取的措施而更加強了。我們期望有關海外華人的歷史寫作在作這個十年中出現轉變。但既然歷史寫作的轉變有別於歷史上的轉折，究竟應當使用何種標準來衡量歷史寫作的轉變呢？我認為這種衡量的標準應當以中國國內及當地社會對待海外華人的態度所起的重大變化為根據，而這種重大轉變的最引人注目之一個例子就是華僑----僑居華人----這個概念作為一種帶有濃厚感情色彩的政治名詞的推廣使用。尤其當這個名詞和『殖民』一詞同時使用，就完全轉變了中國人有關海外華人著作的傳統寫法了。作者曾對華僑一詞的來源以及如何成為所有海外華人的最主要稱謂一事有所論述，在此不擬重複。關鍵是僑字最初是在1858年《中法天津條例》及其後一系列條約中作為外國官員在中國「temporaryresidence」（暫時居所）一詞的對應中譯語，在此以後才用於稱謂在外國的華人。使用此詞時，著重於強調因公、經過批准及受到保護的海外居留的涵義。直到上世紀末才與華字連用`成為華僑這一名詞，以稱呼居留海外的華人或華人社會集團。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則是當時的作家及其後的歷史學家是否將華僑與受到歐洲人鼓勵以開拓其海外帝國的殖民者相提並論。有兩種發展趨勢，看來是差不多同時發生的。一方面可以明顯地看到海外出生的華人（如出生於海峽殖民地的華人）寧願以受英國保護的國民身份到中國旅行，因為這樣就可以享受英國領事保護的利益。這種保護和契約華工在東南亞、美洲國家或其他地區受到大規模的剝削，但卻並未（或極少）受到中國政府保護形成強烈的對照。兼且，中國官員也日益感到大批長期僑居東南亞的華人仍然保存著固有的中國風習文化，而其中不乏痛感西方殖民地政府歧視的華人，願接受中國官方的承認及保護﹖凡此種種，使中國政府不得不正視國際法、移民規則，以及殖民地條例等的有關方面而著手採取積極支持海外國民的新政策。另一方面，西方各國在亞、非、美洲的擴張導致中國人終於對殖民和殖民地的概念有所認識。最出期，中國人使用屬國一詞，意為附庸或殖民地，強調的是皇朝的控制、宗主權，甚或主權。直到上世紀末，著重點轉向定居移民和殖民者，而西方國家對殖民活動的公開支持，與數百年來中國對窮苦無依又愚眛無知不得不背井離鄉的中國人無所援手的強烈對比，更促進中國意識到問題的存在。當中國官方提及西方文化仍採用輕衊語詞時，華僑和殖民兩者是不可能聯繫起來的。只是到了中國被日本打敗，中國的維新派改從日本著作中學習西方以後，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擴張的成就，才逐漸受到公開的羨慕。有意思的是，名詞『華僑』的政治化使用與最早有關東南亞中國『殖民者』的歷史著作的出版相去竟不過逼年，似乎這並非一種巧合。最先出現的是附於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革命軍》（作者鄒容）的一首詩《革命歌》，據說是章炳麟所作。繼而在1904年橫濱出版的《殖民叢報《上刊登了梁啟超的文章《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這八人均為中國人，有的曾位居室利佛逝（Srivijaya）（三佛齊）（今巨港，即巴鄰旁）、婆羅洲（Borneo）（坤甸）、巽他（ Sunda）等地的王位或首領，以及曾是移民雪蘭莪（Selangor）的先驅者葉亞來。兩者都敘述了東南亞華人。《革命歌》的作者顯然對如荷屬東印度華僑甕黃仲涵之流的巨大財富印象深刻，勸誡他們停止無謂的侈糜，以其資財資助反滿人的愛國革命事業。而梁啟超則更深入發掘中國史料中宣揚自十五世紀以來中國人在南洋創造功業的歷史片斷（並參見他同年稍後發表於同一雜誌上的《鄭和傳》）。他曾遊歷東南亞、澳洲、北美各地，親睹歐洲人對其有名的拓殖赭及冒險家之讚譽，和中國人對自己這方面成就的完全忽略有天淵之別，促使他把當時的華僑概念與近代西方的殖民概念聯繫起來。此外，梁氏與當時的許多維新派和革命派對讚揚西方殖民事業的日文書籍都頗能融會貫通，從而開始認為華僑的成就亦應加以表彰，提出中國人向海外移民及定居的權力應加以維護，而數百年來由華人在東南亞各港埠中開拓建立的居住者，應當承認是中國的殖民地。現再回過來談歷史寫作的問題。梁啟超的文章並未自稱為歷史作品，恰恰相反，他只是因西方有許多關於哥倫布（Columbus）、克萊武（RobertClive）及利文斯敦（DavidLivingstone）的歷史研究作品，但對等的中國人物，則無人過問而感觸良深。而試問四萬萬國民中，能言君子事業者幾人，豈唯事業，即姓氏亦莫或聞知也。吾偶讀《明史‧外國傳》見三佛齊、婆羅、爪哇之四王，吾驚喜欷歔，不知所云。始嘆吾國有此偉大之人物，乃藏埋諸沈沈蠹簡之中。而其間二人者，乃至並不得以姓氏表見於後世也。吾滋憤，吾滋懼，吾滋慚，乃急益以所聞最近百年間四君子之事著是篇焉。梁啟超為當時讀者最多、影響至大的作家，他的文章開其後十年中若干其他論著之先河，可說是華僑史的先驅。這些史著包括了發表於《東方雜誌》（1910年）上的胡紹南有關華僑殖民領袖的傳記，和亞俠發表於《地學雜誌》（1913年）的類似論著。兩文都是梁氏論文的演繹，雖糾正了梁文中若干嚴重錯誤，但自身也增添了不少錯誤。另外值得重視的是首先自稱為華僑史的作品，由《民報》（東京1910年出版）發表的義皇正胤（易本羲的筆名）所作《南洋華僑史略》。該文作者及為其作序的友人劉嵩恒曾劉寓爪哇，都是反清的革命黨人。劉氏又是以同樣感人之筆，追述1741年巴達維雅（Batavia）華人慘遭荷蘭人屠殺一事。1906年--1908年間，易氏本人並曾執教於三寶壟一所華人學校。作者承認他的史作大部份論及馬來半島的荷蘭及英國屬地，其依據為口述及中文的文獻資料。該《史略》除緒言及結束語之外本文共計九章。文中公然將華僑與西方殖民者相提並論，並為滿清王朝排漢政策導致東南亞中國殖民事業的失敗而感到遺憾。今日不可能嚴格地把易本羲看作一位史學家，但由於他的《史略》是同類史作中的第一部，而且明白發展了梁啟超將『華僑與殖民』成功地聯繫在一起的觀念，因而是有其重要意義的。雖說此作中有不少明顯錯誤，大部份已由後來的中文著作予以糾正，但它的確成為其後三四十年內華僑史寫作的樣板。該《史略》上溯漢代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及屬國之納貢關係，任為大部分的聯繫接觸都證明華僑已在該地區定居；頌揚了鄭和的遠征和鄭成功（國姓爺）的光輝事跡，一般來說，它稱讚明朝的積極『殖民』政策，同時譴責清室對待華僑的負面態度。易氏反映了自本世紀開始就發展起來的新民族主義思潮。該作顯然熱衷於指明中國人自古以來已在海外擁有殖民地的證據，並提出當前需要一個更有生氣的政府，它能珍視這些殖民成就，並準備為保護這些殖民地而有所作為。我認為把華僑一詞這樣用來表示殖民者，標誌著東南亞華僑歷史寫作趨向的首個轉折點。有些華僑熱衷接受他們的新稱呼。總的來說，對反應最強烈的是那些新近從中國到來的，以及那些在該地區日漸規模的華人學校讀過書的華人。特別是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新的教科書相當迅速地引入這種新的觀點。當東南亞有了華文學校，所有的歷史教科書都採用『華僑』一詞來表示東南亞各地悠久而鞏固的傳統華人『殖民地』的居民。二十年代中期，正當國民黨1927年戰勝軍閥勢力前後，出現了大量關於華僑和南洋的書籍，驚動了東南亞的西方殖民地當局和當地的政治領袖人物。這些著作甚夥，需要對之作專題的研究，在此無法詳述。 1923年上海暨南大學成立南洋研究所及出版刊物《南洋研究》標誌著這個運動的高峰，推動了中國政府積極對待東南亞事務。1927年至1929年由張相時、李長傅、溫飛雄等一些學者所撰歷史著作更標誌著這種特殊的中國『殖民』史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當中兩本最權威的著作是劉繼宣及束世澂合著的《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1934年出版）及李長傅所撰《中國殖民史》（1937年出版）。兩書對華僑屬於移民或是殖民都模棱兩可，並辯解說中國的殖民與西方的殖民殊不相同。但兩書都明確殖民合法的、正當的，並且是一種為國爭光的事業，因此，華僑應受到官方和公眾兩方面的支持。當代的中文歷史著作在考察今日華僑史寫作問題之前，作者先簡述1945年以來的大致趨向。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如何逐漸脫離上文所述的華僑『殖民』史的思路，承認此課題的巨大複雜性而轉向可以稱為多維度的思路。有兩點是很明顯的。大多數的歷史學者對近35年來東亞及東南亞的重大變化都有所反應，而這種反應隨之影響了他們所寫的歷史作品。同樣，自1949年以後北京和台北出現了兩個政府，而獨立的中文出版中心，亦存在於香港和新加坡兩地，因而不同的觀點可能是受到中國人不同集團的支持並迎合其主張。對此，人們起碼要辯別出：是親台的還是不親台的民族主義者；是在中國國內還是國外的共產主義者；用中文寫作的華裔而不是這個或那個新興東南亞國家的公民。瞭解這些，立即可以感到對使用『殖民』一詞以說明移民僑居的態度有所改變。在戰後的頭五年中，由於反對殖民主義的文學在華人和東南亞中盛行一時，因此『殖民』一詞已不受歡迎，實際上已被拋棄了。然而，親北京的華人和當地華裔首先在1950年就拒絕使用了。但台灣和香港的民族主義者則較隨便或不夠敏感，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還出現了不少新書，使用這個詞彙。例如，1954年在台北出版的李銳華《馬來亞華僑》一書中仍述及『馬來亞的華人殖民歷史』。像這樣的書為馬來亞聯邦所禁毫不足怪。此後，台灣新出版的書就較為謹慎，滿足於以『華僑』來稱呼所有在海外而具有中國血統的華人而不管他或她的國籍為何。在中國國籍法上信奉血統原則的台灣政府認為，不論在任何條件下，海外每一個具有中國血統的人都應列為華僑。由於1934年劉合束合著的《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及1937年李長傅的《中國殖民史》分別於1977年及1966年重版發行，並仍有人使用，看來似乎仍有不少中國人接受華僑與中國的海外殖民地之間緊密相連的觀念，以及與此有關的各種含義。但從本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後殖民一詞已被避免使用。不過華僑一詞現在在台灣運用的方式卻值得注意。五十年代，台北的海外出版公司出版的叢書中，半數以上以東南亞為課題，而其中大部分為華僑史方面的著作。同樣，台灣出版按逐個國家研究當地華僑的半官方叢書《華僑志》（由祝秀俠主編）也主要以東南亞為對象。該叢書繼續刊行到六十年代並在1964年出版了《華僑志：總志》的修訂本。所有這些著作都強調華僑歷史如何為國爭光，並著意於華僑捲入當時的反共活動之中。但到了七十年代，一股新氣息悄悄進入了有關著作中。如1972年張文玉在台北出版的論文集《華人社會與東南亞諸國之政治發展》一書，內容頗有獨到引人之處。從這些論文中，可見到對東南亞國家領袖及當地華人的感情有頗新的觸覺。這些文章對華僑一詞的使用，即使在有關歷史的章節中也有所節制，並且儘可能引入目前在東南亞本地也比較習用的詞彙如華人、華裔等。這種新趨勢並不等於台灣政府將不再使用華僑一詞或歷史學者也將仿效追隨，但卻顯示一種警覺，認識到華僑一詞過於直接牽涉到中國的政治，牽涉到有關中國人按照血統決定國籍的問題，牽涉到愛國主義與異國效忠的問題，甚至直接關係那種觀點：一日是中國人，便永遠是中國人。與台灣像流水般出版關於華僑歷史及社會的書籍相反，這類課題的書籍在中國國內出版不多，在1955年周恩來赴萬隆以前，這種史作極少，其後在1956--1959年間及1962--1964年間零星出版了一些，此後直到1979年的 15年內幾乎全無新作。1979--1980年間由夏門大學及中山大學所搜集刊行的論文集都包括曾於五十年代中或 1964年以前曾發表過的文章。甚至連採訪歸國老華工並在1963年業已寫成的訪問記，也被擱置直到1979年才出版。至於1955年以後10年中問世的學術著作，也多著筆於介紹當地人的歷史或把在該地的華人描寫為遭受殖民者壓迫的受害者。共同強調的主題是華人勞苦大眾和當地人民都是歷史尚受迫害者，因而在反殖民地住義的鬥爭中互相合作。但是這種合作鬥爭的例證很不充分，學者似乎也明知這點，因而比較謹慎，不敢言過其實。總之，由於不同理由和與台灣及東南亞有著不同的方式，中國國內官於東南亞及定居該地的華人的學述著作，都受到政治考慮上的約束。能夠出書的學者都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他們只談論工人和農民的團結，不論其血統有何區別，這些工農群眾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將與各地的資產階級一起行動反對殖民主義。因此，這些歷史學者強調階級鬥爭並把當地的華人描述成總是同情當地領導者的革命運動。但是人們認識到除了英屬馬來亞（現在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以外，華人的數目並不夠多。在其他地區也不存在大規模的華人無產階級，更談不上農民階級。在馬來亞，華人的人數倒是很多，其中有些人還領導那裡的共產主義運動，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歷史表明，馬來亞人並不傾向共產主義。不過，中國大陸歷史學者卻可籍機避免因襲華僑史的舊套，以及常常與之並存的大漢沙文主義。他們可以重新探討華人在東亞史上的作用，卻實這樣做了，例如他們開始把東南亞人自己寫的史作翻譯過來，較為重要的如帕內（SanusiPane）所寫關於印尼的著作。中山大學出版的論文選集的第一卷中，有10篇述及現代東南亞的歷史（菲律賓4篇、緬甸2篇、泰國2篇、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2篇），綜合探討了當地人民的進步運動，並明白承認，即使說當時華僑在主要的進步運動中以了相應的作用，但只屬於外圍而不是核心。此外，在論文選集的第二卷中，又收了1959年發表的4篇關於華僑問題的文章。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是內容強調民族主義者殘酷剝削華工，但文中不再出現那種義憤填膺的民族主義口氣，標誌著以脫離了早期的華僑史模式；但這4篇文章究竟寫的是東南亞歷史還是部分中國史，仍然含湖不清、其次，收集的這14篇現代史論文中，4 篇關於華僑的文章都發表於1959年，而另外10篇關於東南亞本身的史學論文則發表於1962年至1964年。這一事實表明，曾經一度有意識地讓這些歷史學者注意該地區本身，而暫時將華僑問題擱在一邊。此外，將歸國華僑作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的興趣日益濃厚，也反映了同一種趨勢。上文曾提及深訪歸國老華工和收集到珍貴歷史資料（夏門大學和中山大學都出版了訪問記錄，是這兩所大學的合作成果）。更加受到重視的是對華僑在國內工業投資的研究。1958年至1959年間在廣東、福建和上海的23個市、縣進行了實地調查，收集到4卷資料數據，但第一篇研究作品則遲到最近才由林金枝在夏門大學關於華僑研究的集刊中發表。另一篇汪慕恒的論作中，認為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印尼本地人和當地華僑的工業合在一起形成了印尼經濟整體的組成部分，因而屬於印尼的歷史範圍。綜合這兩篇論文可以看出，中國歷史學者已不同於1959年，正開始區分華僑史中哪一部分應屬於中國史，哪一部分應屬於東南亞史。這種寫作的態度與其他許多歷史學者的態度形成強烈的對照。那些歷史學者或早期企圖擴大中國史，以包括所有的東南亞華僑的活動（許多台灣和相港的歷史學者仍然如此），或更晚近一些時期，試圖把絕大部分的華僑史都歸為東南亞史的一部分（如大多數的當地華裔歷史學者正在試著這樣作）。茲在略述在東南亞當地定居的歷史學者的中文著作。以1940年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學會為新的起點，其成員或為來自中國，或為曾於中國留學的當地學人。他們的著作頗受上海暨南大學南洋研究所的學術影響，但有兩位新加坡學者確在學術上作出貢獻。陳育崧出生新加坡，對該地區的變化和發展非常敏感，他鼓勵後學多注重本地區的華僑史料，並編成了最好的一本史料集。許雲樵來自中國，但融合於當地環境，並以他獨到的探索把傳統的華僑史和本地區的歷史接合起來。隨後新加坡的南洋大學成長起來，鼓勵了一代主要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新生學人從事東南亞歷史研究，而把華僑納入這個背景中。我不擬詳述當地的學數成就。作品很參差，目前在質量方面各國之間差異甚大。當然，只有新加坡培植了自己用中文寫作的歷史學者，但他們是否到鼓勵，對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人社會的地位也作出重要的學數成果，則難以肯定了。在此，我擬著重說明一點，即這些年輕的學者對於接受當地及西方關於本地區學術成果的影響方面，比中國國內和台灣的學者所持的態度更為開放。他們更接近於以一種當地人的觀點來重行估價華僑在當地歷史上的作用，而不是從一個華僑的觀點來評價。但他們也在努力解決華僑一詞的麻煩。他們以嘗試使用另一些名詞來代替它，如華人、華族、華裔以及用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新華和馬華（前一字隨所在國而改變）等，但迄今並未能一致肯定哪一個是最好的代替品詞。以下，我們再檢討一下在當前歷史寫作中使用『華僑』一詞，以及今後寫作歷史時，還須使用這個詞的問題並以此為本章作結論。 1980年中國出版林金枝所著關於歸國海外華人在中國投資問題的論文中說：「華僑在海外生活的歷史已有兩千年」。這令我回憶起在我對1963年陳荊和發表的學術佳作《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一書的反應：當時我懷疑用華僑一詞稱呼早在十六世紀的明代海外華人是否恰當。彼時明朝仍視流居海外之中國人為罪人、海盜、走私犯甚至或潛在的叛徒，毫不顧及其利益，根本不存在承認、支持或保護的問題。因此，他們能被稱做華僑嗎？這就引起我對華僑一詞源流的追溯及對該詞自本世紀初大為流行以後的使用方式之探討。其間曾提出過若干代替的名詞，移民即是最常見者之一，但它不能適用於定居當地甚至或相傳若干代人的情況。中國人和華人也很常見，但都具有全體中國人的涵義而不能表明身處海外的性質。華族（血統華人）是一個新詞，中國國內及台灣還不常見，雖說在中國『族』字長期以來都用於表示少數民族及漢人。某些按所在國專用的如印華、馬華、菲華等專用於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華人稱謂，不適於統稱海外華人，而且對還不存在這些國家名稱以前的時期，如果使用這類名詞，則是與時代不合的。至於華裔一詞，對於越來越眾多的『華人後代』而言是恰當的，但卻不適用於出生在中國的人，也不適用於那些自願選擇做中國公民的人。實際上，如果用華僑一詞所具有『僑居華人』的準確涵義來指明海外暫時居住的中國籍國民，那是很恰當的用法。這一名稱曾普遍用於從本世紀四十年代末期以來，離開中國大陸和台灣、居住在海外（尤其是北美和日本）的那些人，也可以用於指稱過去術十年從相香港移居到北美、西歐及大洋洲的大部分華人。但是取得外國國籍已認同所入籍的國家的華裔人士，就不可再稱之為『華僑』，而且擁有大量這一類華人的國家。，特別是東南亞諸國已理直氣壯地拒絕把這個名稱加於他們國內具有中國血統的公民。看來不久中國大陸和台灣都不得不同意這種做法。尤其在1980年9月中國已頒布了新的《國籍法》後，實際上更必然如此。但是對於編寫東南亞華人歷史的史學家來說，問題依然存在。即使真正的華僑在每一東南亞國家成為少數民族的一小撮，甚至即使史學家一值同意在編寫各國取得獨立之後的歷史中不再使用華僑一詞，可是對1945年以前的時期，史學家如何寫法？在此仍有很多含糊補清的問題。我們能否主張對現代以前和國籍的蓋念產生以前，每一個有中國血統或自己在文化上認同中國的人都稱之為『華僑』？如國史學家同意在十九世紀末以前甚至連『華僑』這個詞還未發明以前的歷史時，也倒回去使用華僑一詞，問題不是簡單多了？為甚麼十六世紀的菲律賓不可以有華僑存在？為甚麼不可以有兩千年的華僑史？歸根結底，我們必須正視『華僑』這一名詞的來源：它一經採用，幾乎立即就獲得附加的政治、法律和感情色彩；保證對海外華人加以官方保護的方式；以及與之伴生的殖民地觀念和西方式的殖民政策。如果這些涵義正確，則十九世紀晚期以前的海外華人如何能算作華僑？如果想暗示讀者中國官方很早就關注這些華人及其在海外的居民區，但實際上其實並不存在這種情況，而是很多年以後才發生的事，則此種作法似應視為對歷史的歪曲。使用華僑一詞，可以方便地描述某種特殊現象，但這不應導致誤認為在事實尚未發生以前，中國就已在關懷華僑了，因為這樣的印象是虛假和與時代不符的。我認為，過去卻曾存在一個時期，在其時的東南亞歷史中論及華僑是正確的，這就是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晚期的時代。當時的中國政府授予華僑以某種權利，並要求華僑承擔某些義務，而當時當地大多數有中國血統的人，似乎或多或少對此做出過響應。但我能體會這種提法在東南亞以外難於為人們接受；並且讓中國國內和台灣的歷史學家自行考慮的話，他們始終會感到難以對華僑歷史重新另行思考。這個名詞用起來太方便了，至於由此名詞在東南亞帶來的混淆不清的問題，則對他們無關重要。因此在六十及七十棉代中，中國出生的史學家仍隨意地於所有歷史時期中，使用『華僑』一詞。但越來越多出生於當地的史學家（不論他們用中文、西文或當地民族語言寫作）則避開使用此詞，甚至也避開『華僑』這一概念。他們當然要論及在該地區各處的華人，以及其在各個歷史時期的處境，但他們不執著於所有時期都存在著華僑的主張。一般說來，對『華僑』一詞的適當使用，至少在寫關於東南亞史時是頗為敏感和小心的。如果他們能夠同意對『華僑』一詞採用一個前後一致的定義，使他們能在約半個世紀的歷史，有更豐富多采的理解。當出現這種情況時，中國國內和台灣的史學家是否會重行考慮編寫華僑歷史的態度呢？這將是值得人們注意的問題。註釋： (1)澳洲國立大學的東南亞學者一行於1980年9月訪問了這兩個研究中心，並收到他們若干的出版物。此外，還有廣州的暨南大學、昆明的雲南歷史研究所，及其他一些類似的研究機構，也有一些較小的研究中心。此外北京大學有一組東南亞語言學者與東南亞研究所(北京大學與社會科學院合辦)協作，計劃將其工作擴大到東南亞領域。1978年在廈門召開第一次學術會議，重新開始重視對東南亞的研究，接著第二次會議於1980年在昆明召開，第三次會議於1982年在廣州召開。 (2)此類著作中最有名的當以趙汝適著《諸蕃志》(十三世紀初)為始，有F.Hirth和W.W.Rockhill的譯本(St. Petersburg,1911)。與鄭和有關的最佳著作莫如馬歡著《瀛涯勝覽》(十五世紀初)，有J.V.G.Mills的譯本 (Cambridge,1970)。張燮著《東西洋考》最易得的版本篇上海1936年出的《叢書集成》本，陳倫炯著《海國見聞錄》則為台北的1958年版本。這些書以及其餘類似書籍，均未出現旨在專門記述海外流寓華人的篇章。 (3)見郭嵩燾著《郭侍郎奏迷》(《養知書屋遺集》1892年本)卷12，91頁下，並見於《光緒朝東華錄》，北京 1958年複印本，頁298-299。黃遵憲1893年致薛福成的頗為一時傳誦的信載於《薛福成全集》(《擁庵全集》) 台北1963年複印本第三集，《海外文編》之一，頁18b-19a；並見《光緒朝東華錄》頁3241-3242。 (4)關於左秉隆，見陳育崧著《左子興領事對新加坡華僑的貢獻》，《南洋學報》15/5(1959年6月、頁12-21。關於“叻報(LatPau)”見ChenMongHock(陳夢鶴，TheEarlyChineseNewspaperofSingapore,1881-1912 (Singapore,1967)，PP﹒28ff；陳育崧著《南洋第一報人》(新加坡，1958年)，頁1-12。並見SongOngSiang宋旺相OneHundredYearsoftheChineseinSingapore(Singapore,1967).PP.209-210，並見左秉隆之友李鐘玨所作《新加坡風土記》(1895)，李氏曾於1887年訪新加坡。此書另有許雲樵的注釋本(新加坡，1947年再版)。 (5)關於王大海著《海島逸志》，可見W.H.Medhurst的譯本，OngTae-hae,TheChinamanabroad(Shanghai,1859)。謝清尚的書(《海錄》)近年有馮承釣注釋本，1938年上海出版。《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在上海分三編出版 (1891-1897)。魏源的巨著《海國圖志》於十九世紀40年代經增補而成，其100卷本刊行於1852年。 (6)Anoteontheorigisofhua-ch'iao(《華僑一詞之起源》)初見於LieTekTjeng(李德清)(ed.)Masalahmasalah InTernationalMasakinino.7(Jakarta,1977)，並再收入WangGungwu,CommunityandNation:EssaysonSoutheastAsia andthechinese.ASAAMonographs(singapore,1981)華僑一詞或始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馬建忠及吳廣霈於1881 年訪問海峽殖民地以後在馬著《南行記》頁6和吳著《南行日記》頁5中分別寫到“華商僑寓街”和“華人僑寓街”(兩害均見上海1897刊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卷10，兩者差近於華僑一詞。一般以為黃遵憲首先於1893年創用此詞，見於高維廉著《黃公度先生就任新加坡總領事考》(南洋學報11/2,1955,頁1-16)所引《南洋年鑒)(1951癸)頁23所載。再引用於吳天任的《黃公度先生傳考》(香港，1972)頁116-117。但黃氏1893 年的原信所用之詞實為“華民”而非“華僑”，見《薛福成全集》及《光緒朝東華錄》。(參見註(3)) (7)在中國除了涉及社會達爾文主義、地緣政治學及1895年以後侵略非洲及太平洋的帝國主義等範圍外，過去並未對殖民的觀念作過認真討論。最早的知名著作為梁啟超的〈論民族競爭之大事〉一文(1902年)，見於台北重印的《新民叢報彙編續刊》(〈清代史料從書彙編〉)第一集)頁243-301，頁288尤要。兩年後，梁氏又提及東南亞的華僑殖民者；參見以下註(9)。 (8)鄒容著《革命軍》本文及附錄，參見JohnLust譯本：TsouJung,TheRevolutionaryArmy:AChineseNationalist Tract(TheHague,1968). (9)梁啟超氏原文見《飲冰室全集》第三冊卷8(上海，1936年)，頁1-5。 (10)《飲冰室合集》3/8:4。 (11)《東方雜誌》7/12(1910年12月15日)頁93-104；《地學雜誌》卷410期1a-4a，11期1a-71a，l2期1a-7b〈說郛〉欄。 (12)《民報》25期頁1-35，26期頁1-40。 (13)其後的著作中修正了最後一點，承認海禁並非始自清代而是早在明代開始的。參見李長傅著《中國殖民史》(上海，1937年)，頁100-103。 (14)《南洋研究》連續出版至1944年，共11卷。其他有影響力的刊物尚有《僑務月報》(1933-1937年)和(華僑半月刊》(1932-1936年)，但此兩者以政治為主，而學術性少。 (15)張相時著《華僑中心之南洋》(海口，1927年)；李長傅著《南洋華僑史》(初版)(上海，1929年)；溫雄飛著《南洋華僑通史》(上海，1929年)。 (16)劉和束的著作發表於南京，而李的書在上海問世。兩者在台北分別於1971年及1966年均再版。 (17)台北1954年版，第2章。並有第7章專論種族關係，這可能是遭馬來亞禁止的重要原因。 (18)值得特別注意的兩套小冊子為《華僑海外開發史》及《海外名人傅》。 (19)華僑志編輯委員會(華僑誌：總誌)(台北，1954年)，修訂本1964年。東南亞地區九卷為越南(1958)，泰國 (1959)，馬來亞(1959)，新加坡(1960)，柬埔寨(1960)，印度尼西亞(1961)，老撾(1962)，北婆羅洲(1963)及緬甸 (1967)。 (20)台北，1972年；重點參閱《東南亞華人之現狀》一文，頁111-230，特別是關於華僑一詞定義的論述部分，見頁144-148。 (21)來自廈門大學者：《南洋研究所集刊(論文集)》，1980年，2卷(I：政治及經濟；II：歷史及華僑)；《東南亞史論叢》，1980年；《考古、民族論文選)，1980年；所集35篇論文中只有5篇出版於五十年代。來自中山大學者：《東南亞歷史論叢》，1979年，2卷(I本地區歷史，II中國關係史，包括本地區的華僑)；所輯22篇論文為己經發表者，其中7篇發表於五十年代。 (22)劉玉遵等著《豬仔華工訪問錄》，廣州，1979年；並已收入《南洋研究所集刊》(見註(21)中。 (23)尤見於何肇發關於菲律賓的3篇論著(最初發表於1962及1964年)及劉玉遵關於本世紀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在印度尼西亞、緬甸和泰國群眾暴動的3篇論文(也發表於1962及1964年)。 (24)郭威白關於馬來諸州及馬來亞華人在經濟上的作用的論文，關於荷蘭殖民者剝削華人的論文；李永錫關於西班牙人政策的論文；及蔡鴻生關於苦力華工貿易的論文；均發表於1959年。 (25)林金枝著〈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的幾個問題〉，最初發表於《近代史研究》，1980年，1期及2期，頁 199-230及頁217-238；請注意1期頁199的註2及註3。 (26)汪慕恒著〈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印度尼內亞民族工業和華僑工業的產生和發展〉，頁108-116。可與其他更持傳統看法的現代文章相比較，如陳造福著〈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關係考略〉(見《歷史研究》，1980年，3期，頁17-33)。 (27)關於《南洋學報》的歷史及內容目錄，參見許蘇吾著《南洋學會與南洋研究》(新加坡，1977年)。本書僅提及陳育崧及許雲樵兩人為例，實際尚有許多處境更為艱苦的學者，他們在雅加達、馬尼拉、吉隆坡、曼谷等地獻身於中文撰寫學術著作。 (28)一位有貢獻但非正統的學者方修曾為重行估價戰前發表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中文文學作了基礎工作，寫出了《馬華新文學史稿》，共三卷(新加坡，1962-1965年)。有AngusW.McDonaIdJr.節譯本，Notesonthe HistoryofMalayanChineseNewLiterature,1920-1942(Tokyo,1977)。對方修所用馬華一調頗有爭議，有時令人覺得如用華僑一詞，對他的作品主題和對時代似乎更妥貼一些。華人一詞看來是中性的，目前最為通用。不過自1970年左右起，在新加坡華族一詞似乎也為一些人所樂用。此詞可以作“華裔”解，族字在此處有如在中國指“少數民族”的相同用法。作者感覺此詞用法頗為勉強，而且“華族”舊義原為高門貴族，日本人一直按此義在使用(Kozoku)，因此某種範圍內容易造成誤解，故不滿意於此新義用法。 (29)林金枝文(見註(25))，1980年，卷1，頁200。 (30)陳荊和的著作1963年由香港的新亞研究所出版，並有英譯本：TheChineseCommunityinTheSixteenthCentury Philippines(Tokyo,1968)。 (31)《北京周報》，1980年10月6日第40期刊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的非官方英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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