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rnbill Literary S E Asia Chinese History

華人移民類型的歷史剖析

中國與海外華人王賡武第3至25頁在當今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移民這一全球性普遍現象由於國際上的注意而更加今人矚目。長程交通工具的改進，與競相設立更為堅牢難越的移民限制之間產生矛盾，已成為亟需探討的全球性課題。很多學者著眼於全世界範圍的移民現象，而移民的共同特徵對於國家、民族、社會集團以及個人所具有的意義，也更加受到人們的重規。可以肯定，華人移民的研究由於能夠與對其他民族移民研究的成果進行比照而獲益匪淺。傑出的東南亞研究學者馬凱(J.A.C.Mackle)教授發覺華人移民杜會所處的地位格外引人注意。他發表的若干研究成果大大地啟發了我們所有從事此研究範圍的人。因此，為文論述以往二百年間華人移民的幾種主要類型，探討其歷史特徵，以表達我們對他的感激之情，似乎是合適不過的。華人移民(Chinesemigration)一詞的含義，在不同時期和對不同的人而言，其性質各異。有時看起來也許容易概括地加以論述，然而往往卻更容易導致內容自相矛盾的結論。這樣的結論容易被人誤解，因而顯然無助於對實質問題的理解。研究華人移民歷史的複雜過程，有助於我們瞭解這一古老現象在近代的表現，因而是有其現實意義的。 1.1華人移民的四大類型作者不擬對“華人移民”一語作狹義的解說，而是試圖在廣義上介紹這一課題。廣義來說，“華人移民”本指中國人為了生活和工作而離開中國本土。至於他們的本來意願是否要在外國長期定居抑或還要返回本土，在此暫置不論。針對我們探討的目的，意願問題並非主要課題。扼要地說，就是在某些時期有很多華人移民在國外定居下來不再回歸本土，而在另一時期則很少人定居下來。我們需要弄清楚在不同時期為何會出現不同的現象，也就是說，甚麼因素影響移民的去或留；同時還要弄清楚移民定居後出現的情況以及移民返回故國後出現的情況。對定居的移民而言，他們本身及其親族起了甚麼變化，他們身處的移民社群出現了甚麼變化，他們和當地其他社團的關係有何變化，以及不可忽略的，他們與故鄉的社群的關係又出現了甚麼變化？因此，華人移民現象是泛指華人在異國生活和工作並且往往可能在當地定居，而不論其始願是否如此。在這方面我會排除那些本著中國的利益而派遣出洋的外交及官方人員，為特定的短期目的出外的民間人員，以及學生和遊客。不過上述人員為數甚少，在過去五六百年間“華人移民”應足以概括大多數離開中國國境的華人。在此，作者無意於介紹華人移民活動的整個歷史，而僅僅限於近現代，即自十八世紀以來的兩個世紀。在此時期中，作者將運用歷史學者常用的手段，找出在此長時期各階段中的各種移民類型。按照作者的觀點，華人移民活動在此二百年間存在著四種類型。這些移民類型在時間上穫其他方面互有交叉重疊，但很容易分辨出來四種類型分別是：華商型、華工型、華僑型及華裔或再移民型。玆分別探討於後。 1.1.1華商型華商型(TheTraderPattern)是指出國貿易的商人及工匠(包括礦工及技術工人)，或那些派遣同夥、代理人、以及家族成員(包括無手藝特長，只能當學徒或低級助手者)到海外為其工作的人，這些人在港口、礦山或商業城市設立了經營業務的基地。若這樣做證明是成功的，海外的生意或礦產事業就可相應擴展，因而需要更多的經紀人員或年輕的家族成員出國襄助；或創立新的商號和礦山，形成網絡，從而也需要送出更名的經紀人員及家人到國外協助經營新業務。經過一二代後，這些以男性為主的移民，往往在當地成家並定居下來；有時即使這些移民本人不在當地定居，但其在當地的家眷則留居下來，大多數仍以華人家族的面貌繼續經營生意。生意越發達，這些家族便越益保持其華人特徵，即使已經斷絕和中國的所有聯繫。但有時在受到足夠的誘導，或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這些家庭中的一部分便放棄其華人屬性(Chineseness)而變成當地的名門。但由於其生意上的需要，這些家族多半不允許所有成員都完全拋棄與華人間的必要聯繫，以免妨礙家族事業的發展。作者稱以上現象為華商(華人商賈)型移民。這是東南亞各地早期移民的主要類型。其各項主要特徵，是宋代以來中國國內的商業、手工業及礦業實踐的引伸。此後還可在雲南、貴州、廣西和台灣等地看到漢族移居到少數民族之中的類似現象。但最重要的區別在於這些省區一直在中國王朝統治之下，所以很少有人對這些移民家庭的華人屬性提出疑問。實際上這種情況使用“僑”字來說明是適當不過的。因為“僑”字的本義是暫時居住，指離開自己的家園、本村、本鄉、本省而在外暫時居住，但仍在中國國內。這在指僑居者保持家鄉的籍貫而不在其僑居當地入籍時尤為恰當。來自同一鄉里城鎮的商人或匠人往往會保持與原籍的聯繫，使其經營的行業能傳諸後代，繼續保持興旺發達。在中國國內，山西、安徽、福建、廣東的商人是很好的例子，他們以此來支配國內的長程貿易達幾個世紀之久。華商型的移民就是上述傳統實踐在海外的延伸。最為人熟知的有在日本、菲律賓及爪哇等地的閩南商人，在西婆羅洲的客家和在泰國的潮州人等。這種類型的移民早在十八世紀時已成為主流，直到1850年以前是唯一重要的移民類型。 1.1.2華工型第二種稱為“華工”(中國苦力)型(TheCooliePattern)，屬於出賣勞動力者，通常為農民，是農村無土地的勞動者及城鎮貧民，因其大量移居海外而得名。這種情況在1850年以而並無中要意義。當北美和澳洲出現淘金熱時，曾有過極富戲劇性的移民高潮。但此類活動並未形成定居的模式。更為重要的是其苦力勞工的現象。箇中形式雖有多種多樣，但其主要性質則是眾所周知的。這種移民現象在某一時期與種植園經濟相連繫，而另一時期則與工業化的起步相連繫，其中北美洲的鐵路建築尤為著稱。總的說來，這種類型的移民活動可以當作是過渡性的，其過渡性質表現在當合約期滿後，大部分合約勞工會返回中國，也表現在這種移民活動很快就結束－－在美洲大約在十九世紀末結束，而不久之後(到本世紀20年代)在東南亞也結束了。儘管如此，華工型仍舊是歷史上特別是在亞洲以外，在美洲或澳洲大陸這些歐洲人殖民的國家中一種重要的華人移民類型。雖說這種類型的移民活動在東南亞也出現過，並且在穌門答臘和馬來半島某些地區還頗為盛行，但從未居於主導地位。與華商型移民在當地的活動比較，多半還是居於次要地位。 1.1.3華僑型第三種稱為華僑(僑居華人)型(TheSojournerPattern)。“華僑”一詞的定義迄今仍有爭議，亟需加以解說澄清。這個名詞與“華商”、“華工”不同，因為它不反映移民的職業身分，而是泛指所有的海外華人。而且，自十九世紀末開始使用這一名詞以後，它就具備了政治的、法律的，以至意識形態的內涵。“華僑”一詞不僅指所有以前分認為“華商”及“華工”的移民，而且還包括教師、記者，以及其他以播揚中國文化，促進對中國的認識為己任的人。使用“華僑”一詞從語言方便的角度來說是容易理解的，在此之前，對海外中國移民的稱呼名目煩窩，如華商、華工、華人、華民，還有閩廣人、閩粵人以及及唐人(福建、廣東出來的人習慣自稱”唐人”)，但無一能準確概括所有居住在外國的中國人。這些人益感到中國的衰弱而切盼中國開放門戶，通過與西方的交往來尋求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他們很快認識到需要中國的保護和幫助，而中國則需要他們的經驗－－就東南亞而言，則中國還需要遺民的財富專業知識，以及他們對投資於中國本土的現代工業的興趣。因此，選用一個能概括全部旅居外國的華人，並表達出暫居國外而又具有官方保障的中國公民身分的名詞，是合乎當時的須要的。但另一方面，這種移民類型自有其形成的過程。它是由清王朝和後來的民國政府的行動而賦予以政冶、法律及意識形態內容，其後又由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及他的追隨者在1928年所建立的南京政府推向高峰。首先，在政冶上宣稱華僑均應效忠中國和滿清皇帝，從而否定了英國和荷蘭在其所屬殖民地上對受其管轄的華人提出的應效忠於英、荷政府的要求。不過這也是清廷為防止不忠和造反而進行干預的方法，以阻止外國政府庇護如康有為、孫中山之類的逃犯和叛逆者。法律的手段是通過駐外領使館對在海外所行的僑民予以保護，但在對此類華人施用法律上卻存在模糊不清之處：例如處於中國政權所不及的地區的僑民在服從當地法律方面，究竟應當達到何種程度？又當具有外國公民身分的某些華僑若回到中國內地時，應在何種程度上服從中國法律？但華僑型的最重要特點可能還在於意識形態方面。這主要是由民族主義決定的。但也因與中國革命運動有緊密關聯而更為突出。最初是孫中山的革命信仰，其後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黨的各種政見。在此方式下形成一種有意識的移民政策，將華商和華工歸併到這統一的類型之中，成為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它來保護中國移民並干預海外華人事務的唯一類型。當中民族主義的原則是昭然若揭的。所有的中國人，不論他居於何處，都屬於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他們需要保護，而且必須給予適當的保護。中國人首先要效忠於中國。因此必須提高他們的自覺性，必要時要對他們施以政冶教育，以確保政治上的忠誠。而華商或華工等移民類型就不足以達到這種目標了。這些移民類型必須輔以官員、教師、新聞記者、黨務工作者，以及受過廣泛的中國教育的知職分子進行下述工作：對於由當地或西方教育培育出來的華人加以華化的再教育；對要求使其當地子係保持中國籍貫的人加以支持；以及積極作為海外華僑與中國之間直接而牢固的聯繫。然而隨之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即在國內的革命運動分化為左右翼之後，海外帶僑也牽入了中國內戰的某一方面。這種趨勢在中日戰爭中表現得最為強烈，大多數華僑由此激發了澎湃的愛國熱潮。這種經歷的影響甚至在1945年大戰結束後仍至少持續了近十年之久。這種包括華商、華工以及有教養的專業人士移民在內的華僑型，僅僅是在1900年以後纔發展起來的，但很快在1911年以後，在情感上就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這種類型儘管受到海外華人的數量及所擁有財富的影響，但它和其他兩種移民類型主要不同之處是屬性問題，特別是集中在所有海外華人的華人屬性的問題上。為此，這種類型具心一項重要內容，即實現以華語進行教育和支持鼓勵海外華人為此種教育權利與當地政府抗爭，不論它是殖民地政權還是當地的民族主義政權。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這是居於主導地位的華人移民類型，它的某些特質甚至延續致今。 1.1.4華裔或再移民型第四種稱之為華裔型(TheDescentorRe-migrantPattern)。這主要是一種嶄新的現象。華裔是具有中國血統的外國人。他們大部分在外國出生，但也包括了少數出生於中國、台灣或香港的人，巳取得外國公民資格。嚴格說來，他們並非暫居海外的華僑。於此作者強調一點，即此處所稱華裔型的移民並非指前述幾種類型的移民中許多最終加人外國籍成為外國公民的那些人。前述的華商、華工、華僑類型的移民中，都產中出這種入外籍或在外國出生的華人。本節所指的是最近的發展，即華裔從一個外國移居或再移居到另一外國的移民活動。明細的例子如近三四十年中，東南亞華裔移民到西歐(荷、英、法)、北美和澳大利西亞(主要包括澳洲、紐西蘭等島嶼)，特別是自五山年代以來，在某些東南亞國家中華裔感到受排斥而產生的移民。他們人數雖不多，但已形成另一種值得注意的新穎的華人移民類型。這當然不是一種全新的發展，外籍的華裔人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一直存在，有的家庭已幾代入籍外國，但依稀分辨得出是華人家庭。甚至其中有的已從他們原來入籍國家再度移民到第三國，定居下來並再取得新的國籍。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一再移民是否更有助於保持他們的民族認同意識。有些事例顯示，這種第二次或第三次移民，當中不乏是為了尋找不是那麼歧視華人的環境，好使他們能培育下一代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而成長起來。當華僑型流行的時期，我們知道有不少馬來西亞的峇峇(Baba)或印尼的土生華人(Peranakan)尋求求再度華化。如今華僑型正值無聲無息，最多也只能處於低潮的情況下，是否這種經歷過兩度或三度移民的新的華裔類型，會使得再度華化維持一段較長的時期，這很難作出定論。另一次並且可能是迷失方向的移動，往往會減輕其對原居外國的依附，因而有可能對祖籍淵源重新發生興趣。當然，也可能起著相反的作用。這些經受了兩次身分變化的新一代人，也許會完全放棄尋求與其祖籍國家再重建聯繫的願望。還有另外一點值得一提，即此種華裔型的移民，主要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較別的華人更屬於國際化的移民。其中很多人是醫生、工程師、科學家、經濟學家、律帥、會計師、教育工作者、行政人員，以及工商業行政人員。由於受到良好的教育訓練，他們四處流動，而且思想開放。他們只要在不受歧視的環境下，就可以安心定居下來，尤其是在由移民構成主體的現代化國家裏。因此，當一個正進行現代化的中國需要他們的技術時，這也可能成為激起他們重新接觸其祖籍國家之因素。對於華裔型移民而言，這些問題尚未可過早下斷語，但是他們這一類型是頗值得密切注意的。以上所述將移民活動劃分為四種類型並大致按其發生的年代加以排列；華商型是最古老及最基本的；華工型增加了移民數量，但僅僅產生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過渡性的。華僑型囊括全體，對海外華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均有著保護和干涉的作用，但主要存在於二十世紀的上半葉，直到五十年代；而華裔型則是最新近的移民類型，目前尚在發展之中。大家會注意到，我以華商型作為基本的移民方式，並且未劃定其出現的時限。如果我們對歷史資料進行仔細考驗，一定能證明在移民活動盛行的地區，尤其是東南亞，這種類型的移民活動始終佔主導地位。華工移民在歐洲移民聚居的國家定居的現象是一個例外，而且僅存在於一段短暫時期。主要是由於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使此種移民現象受到極大的注意。和在亞洲的華商型移民活動相比，華工型在華人移民歷史上實際地位仍屬次要。十九世紀末，華工型的移民在英美社會中巳經消失，只在東南亞地區延續了二十年。在美洲和澳大利亞，缺少強而有力的華商移民是那裏的華人社會長期軟弱無力、難以維持的主要原因。然而，華商型移民這個基本類型其面貌卻日漸變得模糊，原因是1900年以後以政治力量作後盾，立埸鮮明的華僑型興起。華僑型對傳統的華商類型所起的作用至少表現為兩種方式：這種類型最優先考慮的是愛國主義，和將民族主義觀念傳輸給所有的海外華人。儘管這種民族主義觀本身是現代的，但它也部分地重新恢復了民族傳統的輕商觀念，從而貶低了華商的地位。它重新樹立了政治信仰和品德重於商業成就和財富的觀念。華商不再被看成是促進變革和現代化的力量，而是被看成僅是維新和革命事業的可貴資助者，是現代學校和那些作為社會和政治改革先鋒的政治組織的財政支持者而已。可以理解，革命黨人支持華人移民中城市貧民的正義事業，並教育華商要認識他們的社會和愛國責任。這樣，尤其是在新加坡和馬來亞等環境比較特殊的地方，人們只注意那裏的華人無產者，卻忽視了華商型移民的一貫重要性。反之，卻存在著過分強調愛國捐獻和學習中文，不惜以犧牲本世紀上半葉各類華人企業家辛苦建立起來的強大經濟基礎為代價。目前似已看清，當華僑型在本世紀五十年代失去主導地位之後，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的華人移民活動，仍是以華商之類型繼續下去。即使出現了受到華僑型愛國主義教育和自豪的影響很大的華裔新類型，他們仍然深受華商型移民的成功，以及此種成功給予悔外每一華人後裔的堅強信心之影響。另一種情況是，外國政府，最顯著的如各東南亞國家政府，強烈偏向接受華商型而不歡迎具有進取性的華僑型移民，但這一點絕無損於華人企業家為海外各地華人社會奠定基礎的實際貢獻。因此，我只能作出這樣的結論，即以上述四種移民類型而言，僅按年代來劃分是不完整的，正確的表述應如下：不論今昔，華商移民都是華人移民活動的基本類型。在某一段時期，華工型的移民起了加強作用(特別在移民數量上)。在近五十年來，在華僑型的影響下發生了貿的改變，但仍繼續發展，並對華僑型的經濟基礎作出貢獻，也得以受益。目前，正由於華商的益發強大，華僑型在很多地方已成為華商型的附庸。華商型又再大行其道，只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公民以及持有香港身分證件的人居留在中國以外的地方，華僑型移民就會繼續存在，但即風光不再了。至於新近出現的華裔型移民，本是悠久的華人移民歷史的副產品，並受到前此所有三種移民類型的影響。這就是說，由於以前各種移民取得的成就，使一批在商業上和專業方面具備條件的華人，更易於自由地再移民到更合心意的新環境中去。然而在將來，華裔移民活動還要繼續依仗基本的華商型移民，作者更大膽預言，除特別情況外，未來的華人移民活動，仍將以華商型為基礎，輔以新的華裔型，以及某些殘存的華僑型特徵來表現其整個形式。 1.2研究華人移民史的新方向本章第二部分將探討今後利用上述四種移民類型來研究華人移民史的方向問題。由於當中有許多可能途徑，不可盡數概括，因此這裏只能論及其中幾個關鍵之處。第一點上文已經涉及，是個一般性的問題，即東南亞的華人移民與美洲及澳大利亞的華人移民，儘管表面類似，實際上兩者有深刻的區別。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細緻去研究的課題，在此只能作簡要的介紹。尋找區別的一個線索是在東南亞，從早年開始迄至今日一直以華商型的移民為主導，而在美洲、澳大利亞的情況則相反，早期以華工型的移民為其特點。華工移民數目龐大，引起與所在地區的勞工階級發生公開的衝突。這種現象又反過來導致某些人宣稱他們的就業機會受到威脅，提倡嚴格的移民限制。大部分華工因而要折返中國或轉移他地，那些留居在原地的，則轉而經商，以華商身份圖存。但他們必須從底層小商販幹起，而且受到原是針對華工的移民法律之限制，這些法律妨害了他們擴大與中國做生意的機會。正是二十世紀的華僑型移民挽救了在美洲國家的華人社會(在澳大利亞情況則沒那麼顯著)。基於民族尊嚴和官方保護的華僑型移民得到細小、貧困、掙扎圖存和備受迫害的華人社會(以華工為主)熱情的嚮應。伴之而來的，是認識到他們受到較好教育的下一代，能夠作為愛國華僑直接幫助中國的現代化。因此，新的華僑型對於這些華人移民來說有如天賜。這使他們得到了尊嚴和政治目標，而不管是贊成康有為、孫中山，還是北京的民國政府。尤其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從中國來到美國學習，當地的華人能看到他們自己可以成為新中國仰仗的新一代現代知識分子，華人的地位於是更形穩固。無怪乎華工移民的數代後裔，仍願意自稱為華僑，而華僑這一稱呼，直到今天仍然是榮譽的象徵。與此相反，華僑型在東南亞並非如同在北美那裏為人熱心受落。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有待我們再進一步研究。對於東南亞，絕大名數中文文獻都顯示，那裏的華僑型移民與其他地區的並無區別，但在西方殖民地時代的資料以及其他當地資料則往往表明，即使在同一地區也存在明顯的區別。這些區別是否僅是所採取的觀點不同的結果，還是由於當地政策的不一致？抑或由於該地區中各個華人定居地實際有所不同？我想指出一個產生差別的因素，即華商型移民的長久歷史，和這久遠歷史對華商，特別是當中的成功者或具有成功勢頭、地位上升的華商，與該地區的殖民地當局或地區當局以及本地居民之間的關係有何影響。華工型移民往往造就出孤立的華人聚居區，而華商則積極和官方搞好關係以得到最大的相互利益。因此，新的華僑型移民，高舉民族主義，賦予華工移民以目標和自尊，會對那些業已和當地掌權者建立了微妙和有利關係的華商的利益造成負面影響。我不是想誇大這種差別。一般說來，華商型與包括專業人員和其他知識分子在內的華僑類型並不衝突。問題在於激進的革命黨人把中國政治帶入當地，並引起華人和地區當局之間的衝突－－往往正是華商移民倚仗取得成就的那些官員。其結果是某些華商領袖避開華僑的名分，並且在行動中支持比較穩健、具有更深厚基礎的華商型，那是他們所能夠節制而且也為當地官方所接受的。東南亞地區和北美地區對華僑型移民的不同反應在二次大戰後更加顯著。我們應進一步對此等反應分別研究，以利於瞭解其區別。近四十年來中國、台灣和香港所發生的情況變化，對華僑概念的影嚮，尤其值得注意。一方面，各個東南亞新國家都不再接受任何種類的華人移民；而另一方面，美國對台灣來的留學失開放門尸，並進而放寬對中國移民的限額。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繼續支持的華僑型，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但更加重要的是，英語美洲地區無所不在的華商的影響日益增加。華人新移民活動的重點完全從東南亞地區移向美洲和澳洲，以至部分的西歐國家。但現在又出現了一種新的移民類型－－再移民，即第二次或第三次的華裔移民。例如：華裔最近近從巴布亞新畿內亞和東帝汶再移民到澳洲；從毛里求斯再移民到加拿大；從馬來西亞再移民到英國和澳洲，從菲律賓、泰國和南韓再移民到美國，等等。我巳概述了東南亞與北美地區華人移民活動間的區別，足以表明對此問題值得作新的比較研究，而此類研究一定能引人入勝。現在作者再提出另外兩種有突出意義的範圍：一種是移民海外人數最多，其中不少人又返回來落葉歸根的中國本土地區；另一種是在近兩個世紀以來接受中國移民最多的海外地區。關於這兩類地區，近數十年來已作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很多學術性文章都論及在具有積極主動性和干預作用的華僑移民類型出現以來，政策方面和後果方面所產生的變遷。但對華商移民和華工移民兩種類型之間的區別及兩者與華僑型間的區別，則似乎注意不夠。在中國，有一點極應引起我們注意，即華商型的移民並非僅出自南方的廣東、福建、廣西各省。許多其他省份如浙江、安徽、江蘇、山東、湖北、雲南以及許多人商埠如上海、天津甚至北京，也有華商移民去日本、朝鮮、東南亞甚至西去印度，並有少數遠達歐洲。有待繼續研究的是對佔主導地位的南方三省華商移民與其他各地華商移民的不同經驗進行更仔細深入的考查。例如，這些不同經驗是否都支持這種觀點，認為在移民活動中只有一種基本的華商型。其次如，從南方諸省出外的移民是否比從北方出外的移民較易於(或更難於) 在海外定居。另外，如果南方和北方出外又回歸的華商移民數目上比例懸殊，其原因安在？等等。這些問題存在著空間的差別，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或某些大事的發生，這些差別可能變化，也可能縮小。如十九世紀的大規模華工移民或二十世紀中積極的華僑政策之演變，就使差別變得小些了。又例如我們想暸解大量來自廣東其次則來自福建的華工移民海外，究竟是否使這兩省的經濟產生了永久性的變化？大部分勞工只是短期受僱，隨即返回中國－－這類活動起了甚麼作用？其中又有許多人作一次合約期滿後再次簽約出國－－可能去到另一塊地方，形成流動的勞動力。如果是這樣，則這些人最終回到中國，可能並未對中國本身的勞務市場產生不利的影響。另一個值得研討的問題是探索究竟各省對華僑型移民作何理解。迄今許多研究內容主要只針對中央政權或國民黨的政策，而很少涉及這些新政策對移民本人與其在各省的家眷之實際關係有過甚麼影嚮。從一方面看，可以認為新的華僑型移民使諸如陳嘉庚這樣的人從一個僅僅關懷家鄉的華商變成一位受到全國敬仰的著名華僑。這也就改變了陳氏對閩南及中國歷屆政府所作貢獻的性質。從另一方面看，多數華商也許仍僅安於維持對其本鄉本縣的慈善事業接觸或產業投資。為甚麼陳嘉庚及少數類似人物能行其所是而大多數的海外華人卻安於僅僅維持其傳統的鄉土聯繫？這樣的問題應當是重要的研究課題，甚至對今天也是很有意義的。華僑型在本世紀引起了許多尚未得到解答的問題，因為它遠比單純涉及官方保護和干預的類型複雜得多。從一開始它就具有多種用意。它保護已移居海外的華商和華工；也鼓勵他們回國為國家建設而效力成為革命奮鬥。同時它又援助教師及新聞工作者出國，在海外華人中生活，從而保證華人能繼續愛護及效忠祖國。此外，它還歡迎華僑的後裔回到中國學習，以便將來為國服務。新政策批判了華僑間基於宗族、方言，或同鄉同縣等關係所形成的地方主義及由此造成的不團結現象，並鼓勵華僑從整個國家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和行動。不過這些牢固的同鄉同縣紐帶的重要性，也被認為是新的民族主義之主主要囚素。而且，各大政黨間的分歧，在意識形態上和革命方式上你死我活的敵對鬥爭，以及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物間的派系鬥爭都不可能瞞過華僑的耳目。這些情況對海外都發生了甚麼影響？例如，本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爪哇的一些閩南華僑聽到他們的老家鄉村被一批軍閥部隊所蹂躪，繼而發覺這批軍閥部隊原來是從外省開來的一幫強盜；隨後這批部隊又被當地的一批土匪所推翻；其後又迎來國民黨的北伐大軍，這些北伐軍的隊伍中大部分是廣東兵；而不久即發現率領駐防當地部隊的長官，正是一個幾年前帶領土匪蹂躪該村的土匪頭目。這些事實當然造成移民思想中極大的混亂。而且像上迷的擾攘不安情況，在那'一、二十年中，在廣東、廣西兩省同樣發生過。這種形勢的發展，會否使海外華僑更加心情疾憤，而對中國的進步喪失信心？是否使得部分華僑定居下來不回祖國了？退一步說，即使不是華僑本身，他們的兒孫後代會否因而對中國政局不滿、失望而不打算再回到中國來呢？我們非常需要進行客觀的科學研究，以解答這些疑問。如果學術界真正重視移民史，特別是在本世紀前半葉佔主導地位的華僑型，則我們決不能滿足於那種再三彈奏的老調，說全體華僑都是愛國的、貧窮的、受剝削的。事實遠比這種說法複雜得多，我相信深入的研究必定會引人入勝而並非如此單調。我認為對於接受華人移民的國家，以及這些國家因應華人移民在其政策上引起的變化，也同樣是耐人尋味的。在東南亞，當地領袖及西方的研民地政府有時對華商表示歡迎，認為華商型移民很可以為人接受。不管怎麼說，直到工業革命以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移民類型。但就世界上其他地區而言，販賣非洲奴隸活動的終上，帶來了對來自亞洲的廉價勞動力之需求，這種勞動力主要來自中國和印度。因此華工型移民便在一些過去華商不活躍的地區受到歡迎。關鍵在於有些時期，中國移比中的商賈及勞工都極受歡迎，但其程度卻因地而異，而尤其重要的是，華工只在某一短暫時期內受到歡迎。大量華工之所以能為當地接納，只是因為預知他們大多數將會折返原地。對於所在國家政府而言，最理想的方式是招聘華工從事某項工程，並在一定時期後遣返。華商則不同，他們有機會使自己在較長的時期內受到當地的歡迎，甚至使自己成為當地發展不可或缺的人物。這在有關政府急於想要實現經濟增長，並認為華人的企業精神對保證這種經濟增長很有價值時尤為如此。簡言之，華工型移民不能持久，而華商型移民都能自身創造條件，使之特久存在下去，在實際上如何做到這一點，正是我們應仔細研究的。對大多數所在地政府而言最不歡迎的當屬華僑型，特別是它那種積極的民族主義和革命色彩。這些政府根據國際法不得不承認中國政府對在當地留居的華人有保護權，但並非心甘情願。然而，華僑型移民並不僅止於此－－民族主義為本的教育及民族文化的振興，往往與這種保護俱來，而這卻是當地政府所不得不加以控制，有時甚至要嚴厲對待的。於是本來善於經營、勤勞、守法，一直為人們賞識敬仰的華人，在這些外國和殖民地政府及當地居民心目中，一變而成為大國沙文主義者，並被認作可能是中國政府的奸細。當華人數量較少時，這個問題還不致很嚴重，但如果華人社會人數眾多，則華僑型移民就會為人所畏懼，並遭受憎惡。這種畏懼憎惡的情緒，常常為原來潛伏著的對華八成就的妒火，火上家油，甚至化為熊熊烈焰。關於華僑的現象，有許多來自中國和當地政府的誇張性和宣傳性報導，通常並不容易分清哪些說法可信，尤其因為當時有許多作家和記者對這個問題寫下了不少富感情色彩的文字。當前需要有一些以探索真理為己任的學者，對此進行細心、獨立的研究。為此目的應對各國政府，特別是中國、台灣和東南亞國家的政府做大量工作，推動他們向有相當資格的歷史學者公開地方的檔案資料。在這方面有幸的是北美及澳洲的檔案巳經開放，為高水平的歷史學研究奠下基礎。這樣一來，作者就面對一個向來欠缺系統探究並且僅有少數學者涉及的重要研究領域，廣闊的海外華人社會及華人文化。這是一個較艱深的研究課題，研究方法也多種多樣，因此，絕不可對如何進行此項研究持有不切實際的樂觀態度。同時，由於迄今此類研究的成果貧乏，因此，虛心謹慎地先從較小的華人社區入手，是實際而可行的做法。在這方面，傳統的歷史學者會遇到困難，因為很難獲得有關十九世紀商人和勞工的社會和文化生活文獻。一些殖民地政府的和其他官方的報導頗有用處，但當地和華裔作家以及觀察家極為稀少，所能告訴我們的又不多，很難填補外國報導所留下的空白。例如，我們所知有關東南亞華商社會和文化的一些概況與北美和澳洲國家中有關華工的一些記逑大相逕庭。是否真的存在這樣大的區別？很可能只是由於他們職業背景不同而產生的區別，也許只是來自貧富不同的差異。或者，主要是來自當地社會及文化的不同，或來自一方是與當地人和殖民者進行貿易，而另一方面則是為白種居民工作而產生的區別。進入二十一世紀，視野擴闊了，官方紀錄較前充實。大多術國家都出版了數十種報紙，大多數人都可以讀書識字，寫下更多的資料。華僑型的興起，鼓勵了許多華人前所未有的自覺性，而對本地出生的華人進行中文教育，增加了來自中國的中文書籍報刊之讀者，並推動了當地中文書籍報刊的出版。迅速增加的華人社會和文化活動，的確給人以一種印象，即當地華人被引離了西方殖民者及本地的社會和文化了。但這是否屬實？我們應當弄個清楚。如果碓實如此，我們也應弄明白，就竟單單是由於主張民族主義的華僑型移民所造成，抑或是當地或殖民者的歧視政策在排斥華人方面起了主導的作用。一般認偽，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甚至1900年以前，基本的華商型移民中的確有一部分是鼓勵華人移民與當地人或白動殖民者自由地打成一片的。但自1900年以後，來自中國方面的新政策，鼓勵華僑型，形勢隨之改變，華僑的華人屬性於是又按照中國原有的文化價值準則來衡量；年輕一代華人倍受鼓勵去上華文學校，而且期望他們量且使用中國出版的教科書。這是否成為把華人和其他民族分離開的關鍵因素？還有現代的西方價值觀念及當地新興的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又起著甚麼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華人企業家就被看成是與歐洲殖民當局相互勾結之輩，因而同樣被當地的民族主義者和反帝國主義者所憎恨。我們也許把當地華人和東南亞原居民之間的正常貿易關係變化的原因過多地歸之於來自中國的民族主義新政策。實際上，這些政策不過是中國人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政策的一種反應－－一種自衛性的反應，以保護海外華人免受西方的政策影響而已。同樣，在我們接受某種傳統的說法之前，仍需作更多的瞭解。這就使我們進而觀察現代的、新一代東南亞華人後裔的社會和文化狀態。我指的是當地出生的華僑，以及新的再移民類型，將來這種類型可能變得更加重要。大多數具有當地國籍的華人，他們的社會和文化作為整體而言，自然深深植根於海外華人的歷史之中。這些社會文化可以與當東南亞各地在遠沒有確切劃定國家邊界的年代時便從一地移居另一地的Babas，Peranakans以及Lukchins的社會和文化進行比較。不過這類移民確有所不同，因為這種移民不僅是早其華商型移民的後代，而且是經歷了後來的華工型和華僑型移民，或者本來就是華人勞工或愛國華僑的子孫。有些實際上是三種移民類型的複合產物。家上在現代或西方的都市環境中接受教育。他們並末同化於當地的價值觀念，甚至未受到所住地區的民族主義之薰陶。也許因為他們上一代是華僑，因而更多轉而謀求成為具有高度謀生技能的環球現代專業人士。他們為何這樣做？他們熟習華僑型移民，但毅然放棄了它而選擇了所在地國家的國籍。他們經歷了入籍國的新民族主義，但卻沒有歸屬感。他們常常由於西化的程度很深而對自己的華人身分感到不自在，但是本身仍然很強的華人氣質又使得他們難以適應華人屬性所處的不利環境。這是近三十年來逐漸形成的新現象。我們需要瞭解他們的社會和文化性質。我們需要知道為甚麼他們不能與當時當地的身分水乳交融。假如有部分人已成為文化下的歐亞混血人，我們也需要知道，為甚麼他們覺得在西方人中做個歐亞混血人要比在亞洲人中更為適意。也許他們正是在尋找一處較能容人的地方，在那裏，他們和家眷能夠安然維持其華人的氣質。對這些問題，需要由社會史學者和文化史學者來研究。華裔已脫穎而出地成為一個受人承認的集團，他們這種再移民的類型，巳經具有自己的歷史。不過，目前還難肯定這種類型是否屬於過渡性質。這就是說，他們是否可能確實是西化了的華僑，他們不願意回到中國，但即願意到另外不反對這一類華僑的國家中仍舊保持其華僑身分。由於這是一段活的歷史，真相尚未完全披露，只有仔細查考他們在轉變過程中的社會及文化價值觀，問題才有希望得到解答。現在已很明顯，上述各問題並沒有簡單的答案。作者的一些意見只是本諸拋磚引玉的精神而提出的。我所提供的，只是四種移民類型的框架，以便在這個框架中探索更多的問題。當然，我們必須提防過分呆板地利用這種框架，因此不應忘記： 1.華工型移民已成過去，恐不會再回頭了(新興的華裔越南難民看起來頗似苦力勞工，但實質上更近似新的再移民類型)； 2.華僑移民類型仍然存在，但已日慚式微。 3.華裔再移民是一種新的類型，但其末來發展尚難論定。 4.只有基本的華商移民類型依然保留－－這是從古到今華人移民的基礎，在歷史長河中，始終是人們加以研究整理並獨具韌性的移民類型。作為本章之總結，我願再提出，吾人應研究：華工型在移民史上的貢獻；;帶僑型的強大實力和影響來自何處，為何衰減得如此之快；出自兩種不同文化教育的華裔型是如何產生的，是否有發展的前景？但除非我們頁正理解力量強大而堅如磐石的華商型，否則便無法將華人移民的完整歷史呈獻於世人面前。註釋： (1)本章之主要論點最先於1984年12月14-16日在香港大學召開的一次華人移民國際學術會議上的重點發言中提出。後因馬凱教授(ProfessorMackie)對做為企業家的東南亞華人頗為重視，我對該文進行修訂並謹以之獻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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