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明文学专辑
关于「有关婆罗洲森林的两种说法」的注释及其他
桑木
在一项「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现了林建国『有关婆罗洲森林的两种
说法』,自然引起砂华文学界的注目,而显示打破了禁忌,占一席地的砂华
文学开始受到外界的垂注,外界对砂华文艺评论观点,间中虽然偶而不敢苟
同,但我们依然诚意感到重视。
『蕉风』双月刊,为了配合『梁放专辑』而刊出了『有关婆罗洲森林两种说
法』,而『艺盾』为了砂州读者能看到评论而给予连载,因为砂州文学仝好
只有少数人出席当天由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举办的「马华文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而『蕉风』虽被视为长寿文艺杂志,在砂州并不引起广大文
友的垂注。因此,能读到林建国这篇文学评论,真是少之又少。
梁放出生于1953年,深信「砂华斗学成长期」(1956-1962)对其影响不大,因
此他的文学道路(开始于1963)几乎受到家人的影响,以及后期在俄国及西
方作家作品中找到依据,因此在阅读梁放小说的时刻依然能找契可夫,毛姆,
劳伦斯等人宿命影子,而显示了作者对亚洲文学作品的抗拒。而林建国的文学
评论即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观点,及本土有关资料侧写而提出有关婆罗洲森的
传说。实际上:梁放所涉及有关「革命小说」作品,根本在回避砂州政治敏感
的文学课题,只是那么含蓄偶而出现一些激情时代人物身影,那也是一笔带过
的小说情节,这与作者出身的年代环境有巨大的影响,对于‘马华文学几乎没
有政治小说’的课题,作者也清楚他表示敏感有所顾忌。只是生活在那过去一
段历史激汤中,在作者笔下,也曾淡出偶而一现,因为梁放说过:‘我的作品
来自我的生活,来自我熟悉环境’。在梁放小说笔下的‘激情人物’均是一些
理想主义的寄托者,只是那么淡出在小说情节中,没有经过刻意的加功,也显
示作者对当时局势脱节与含糊,小说人物,情节局布虽然「看似偶然,实则都
经过设计,埋下了伏线...」(见吴岸‘梁放的小说及其艺术魅力),但都
是通过第三者的耳濡目染,并不显示林建国在「有关婆罗洲那样森林的两种说
法」,提及「追忆和思考境内共产主义武装革命的小说,都和死亡有关,都围
绕在幽灵,遗骸和丧葬名个毋题上」。
林建国在『有关婆罗洲森林的两种说法』的注释资料中,对六十年代砂州「反
殖斗争」历史中,引了一批主观强烈偏见,而「误导」他对梁放笔下「激情人
物」启蒙的分析,而把这些人物喻为「传闻中置共产主义于死地的魔鬼终结
者」。在读者眼眸,未免把砂州视为一种未经开发的蛮夷之邦的腊奇论,正付
合了异国学者口胃,歪曲婆洲热带雨林的净土概念。这点相信也非梁放本身的
乡土概念。在文学上的「犀乌乡土」应该置于「种族藩篱一点都不存在,我活
在马来族,伊班族,比达友族...」。正如何乃健在读作者散文的感受: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丰饶的小岛,梁放能从一滴水而深悟随缘,借福,
感恩的真理,他内心的小岛已扩大为虑郁繁莪的大陆,那里展现的是:一花一
世界,一叶一菩提’(见:盾梁放小说,也正散播这种思想光辉。。上隐约的
星辉),而在<有关婆罗洲森林的两种说法>的引释:引自徐仁修「赤道无
风」,纯是来自‘蛮荒探险文学系列’中的「腊奇」心态,以及田农<森林里
的斗争>砂共组织的「官方文告」,以解梁放小说中‘激情时代理想,人物心
灵中的乌托邦,确是曲解中的曲解,而涂沫梁放小说中的时代色彩。
刘其伟来自台湾,曾在拉让江流域丛林渡过廿天,也住过「腊人头风俗」的伊
班族,普南族部落,拍了二千多张照片,采集了许多原始艺术文物(想是购自
旅游中心)带回多本密密麻麻笔记,回台后发表「婆罗洲雨林纪行」一文,而
被视「华人世界中深入婆罗洲雨林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人」。后来这篇报告文
学还被改为『进入丛林』列为台湾青年读物,促见城市人对热带雨林的迷惑,
把其当成蛮夷落后地区的假象,一点也不惊奇,而林建国是否也属于这种心态
卖点,也把梁放的小说艺术魅力,视为来自雨林的灵感,在徐仁强修或CHIN
UNG HO等人的笔引下,化成『马克思的幽灵』再现。对于「婆罗洲的森林」,
当年出钱出力支持刘入林「探险」的郑宪文(鲁钝)什至说过这样愚语:「进
去那里,不简单的!那里的人猎过人头的,叫我去,我都要想想...」
(见探险天地间...刘其伟传奇第201页)。实事是否如此,我们不清楚,
若是阅过1981年刘氏远征砂拉越拉让江流域示意图,刘佬最远只到布拉甲上游
地区,至于拍摄相片,什至出现了购自古晋旅游明信片(还是某大师作品),
对外界而言也许感到警叹,对我们到过砂拉越内陆文友而言,看了不禁会心一
笑。不过其出发点是否与徐仁修的『赤道无风』不谋而合,均抱着「猎奇」心
态视婆罗洲热带雨林。
至于在文学作品出现一群中国移(遗)民来在官兵和砂共游击队之间求生存的
卖点(李永明「黑鸦与太阳)或者李永平《吉陆春秋》的故事情节,也只能当
着文学创作跨越时空的艺术手段,也不能当着历史依据来评梁放「六十年代理
想人物」的艺术形象。
在林氏的注释中,把那一段「森林里的斗争」视为砂拉越华人对这段史实相当
我族中心的’人民记忆’(引『赤道无风』),而田农也分析过砂共失败原
因,前者的论述只停顿在蛮荒探险文学系例的‘自然读物概念’。后者却挠着
来自单方资料,而且有关砂共起伏多变的历史,至今仍与政治禁忌有关。这就
是我们文坛没有出现所谓「革命政治小说」的原因,若以有限「资料」来论及
当年激情,是值得商榷,在砂华文学作品中,也有以原住民生活为题材,从现
代文学的触角去测应他们心灵深处的悸动,而不停留在罗列现象或腊动机,只
是林的评论忽备这一点。
对于这场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理想主义的革命激情,并不引起华社资产
阶级及其他民族的认同,这与砂州本土的纯扑风情有关,而并非国外失去政治
支持而告终。
其实「七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带来或急风暴雨,是这场斗争失败的前奏」。
如把暴力革命视为历史前进的唯一道路,那么历史只是一种悲惨的宿命,基于
人道观念,梁放小说中的森林幽灵只不过是激情时代悲天悯人的梦幻,而以人
性文学观点看到那场时代激起的一刹那火花。
不过砂华文批评至今还停留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一厢情愿,肤浅观念的自我封
闭。至少林建国的「文学异见」也能开拓我们的文学视野,尤其面对人情的文
学批评,或非文学「文学评论」的老气横秋。
(SY于1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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