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乡文学
归去来兮辞
答陈志锐《新华文学改良刍议》
06/08/2000
黄浩威(文)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去国日久,还是自己的习惯性悲观,对于这片土
地的文化前景的展望,总停留在离开前的那种雨雾迷蒙的灰色印象。
因此面对陈志锐阳光灿烂的文字(见《新华文学改良刍议》,刊7月
25及27日早报副刊《现在·文化·文艺城》),我的心情是极为矛盾
的。我理应像他一样乐观,要不是就应该比他更为乐观——到底是刚
刚“学成归来”,所以“热情洋溢”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自己
又比他小五岁。然而,我发现自己对文化前景的展望仍有所保留,也
许这与我个人去国离乡太久,以致我接下来所要说的也许会显得有些
浮浅而偏颇,但我想这都无非出自对故土艺术与文化发展的关心。同
时,这其中也多少隐含着抛砖引玉的祈望。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
更开放的思想环境
过去,我们要求社会的经济、科技与发达国家同步,不停地强调
人们应不惜一切以应世界的万变,却又不让文化或价值观有所改变或
发展——最好是停留在原封不动的“美好”阶段。这已被证实行不通
,逐渐的我们也知道单靠在制度中“培养”创造力也是不够的——要
不然这几年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新加坡思想文化环境的开放作出不懈的
努力呢?然而是不是过渡期比较难耐,还是我们太习惯于立即得到效
益的心态,新加坡人的文化心态在这几年风起云涌的文化风景线中,
在我看来还是趋向于保守的。也许心态的调整需要时间,但我的感觉
是仍有许多人仍处于观望的姿态,仍有许多欲言还休的现象。我自己
就是佳例——原来打算用较为尖锐而煽动性文字去经营这篇文章,但
后来想一想我们到底没有台湾那样的开放社会,如若真要在新加坡将
心中的野火付诸于唇枪舌剑的文字,恐怕会反过来烧得自己面目全非
。好几年前龙应台那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所引起的轰动与民愤
不就是很好的教训吗?因此,在种种考虑下,我这篇文章的初稿就是
在征询了一名朋友的意见后无奈地作了删改。
然而我却又想说,龙应台那样一种文字却又是台湾社会思想开放
的最好指标。但这不意味着龙应台的文章从不踩到地雷——相反的,
她也常因文字过于火暴而弄得遍体鳞伤。关键是,她的文章能得到发
表,这本身就反映出台湾社会有一定的宽容度去接受她的文字。(当
然她的文章所表现的义愤填膺事实上反映了台湾社会的诸多问题。最
怕是一个社会有问题而反映这些问题的文章被压制。)那这些又与我
对志锐乐观的有所保留有何干呢?
其实,像志锐、刘培芳等人提倡新华文学的积极建设性态度是当
然应该值得肯定的。而我以为,文学本来就是文化有机的一部分。文
学与创造力的提倡是同步的——文学若要发展,人们的心态就必须有
所改变,尤其是像我们较为保守而有时易于自满的社会。中国与港澳
台的文学之所以能如此蓬勃地发展,除了有良好的经济环境为基础外
,“无为(而无不为)”的形而上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换言之,我
们所真正需要的是更开放的思想环境。建立文学馆只是倡导文学的其
中一个环节,官方或私人企业投注金钱也只是一方面。我们更需要的
是放弃那种以全方位功利主义去对待艺术与文学的态度,也更应该调
整事事都要控管监督、不愿走出温室而投入荒野的心怀。我想,并不
是什么东西都能靠人工培养出来的,我们不妨让思想环境与文化空间
得到更大的解放,那再加上目前的提倡与推动,也许新华文学的发展
就逐渐会有某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关于开放的思想环境如
何对文化艺术发展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前辈们已说得很透彻,这里
就不再赘述。
最关键是从根本上调整心态
志锐在《新华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到让文学与商品结合的看
法。我以为作为一个前提,这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事实上两者在许多
发达国家的文化界中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在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大环
境里更是蔚为大观——尽管假道学者们往往不以为然也不愿承认这点
。也许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长久以来没有让两者在新加坡的土壤上婚
配联姻。当然这除了与作家们的力不从心多少有些关系外,我们的社
会也过于商品世俗化, 以至于文学与商业脱离开来而前者成为了一
种高深莫测的奢侈品——这事实上是很不健康的。再加上新加坡伤痕
累累的华文教育历史,以及国家定位与种族文化认同的敏感问题——
新华文学业衍化成心灵流亡的象征,更成为了一代作家坚守道德人格
的身分标志。然而这又与“文学需创作有道德的作品”是两回事。如
果写作成为一种道德化行为,那文学将是失败的。
英国文学大师王尔德(Oscar Wilde)就曾说过:“没有所谓有
道德或无道德的书。书只有写得好与不好而已。”因此,道德不是也
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创作前提。没有文学不能驾御的题材,没有创作不
能飞跃的天空。王尔德后来就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更何况他所
处的正是英国社会保守、道德虚伪的维多利亚时期。但为维护自己一
个艺术家创作自由的尊严,王尔德不畏强权,毅然坚守自己的信念,
直至被当时的社会审判、送进监牢。但今天他却被视为西方现代主义
的大师之一、一位文化英雄。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环境会出现这样的
人物吗?谁会愿意去当那位“今天的傻瓜——明天的烈士”?也许大
家都在期盼,哪怕是自欺欺人。但也可能是:倒不是无人愿意冲锋陷
阵,而是基于种种艰难,每当有人要想当烈士殉义,手中的匕首就被
夺走了。又或许是:我们心中的幽灵在作祟而已。
说了那么多,我仍有所顾虑,或者是自己词不达意。我刚从全盘
变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天空中飞落,那里正是市场经济风华正茂的黄金
时期,大家在商海中捞得风生水起,而市面上书籍的包装与印刷琳琅
满目已是不足为奇——商品与文化(当然也包括政治)交媾繁衍已成
为疲惫的事实,但走入90年代的人们却可以为一个以诗人身分自居的
作家或青年感到尴尬可笑,甚至“诗人”也成为了调侃取笑他人的名
词。诗歌在以“诗歌国度”美称为自豪的神州成为了“不可能”确实
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新华文学的成为了
“不可能”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面对日益偏颇资本主义化的一元
化世界,我们的一切努力将是艰难的……也许前景仍不是那么光明平
坦的,也许失败的机率比成功更高。本地社会学者郭建文说的那句话
很好——“赢不了的战事是唯一值得战斗的。”也许,我们都应该像
鲁迅先生一样在绝望中战斗,尽管我们自己将踩不上那片黄金彼岸。
也许使新华文学成为“可能”的时候也已经到了。我们有良好的经济
沃土哺育自己,更有一片一望无垠的文化荒野等待开拓。但心态上的
根本调整恐怕还是最关键的,只有达到真正思想开放、人们可以(负
责任地)畅所欲言的文化环境,我们才能不仅仅成为经济意义上的世
界都市,也成为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城市,使新加坡本土的艺术与文
学飞出自己的天空。(200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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