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论文载自《暨南学报》,作者当时为暨南大学中文系国家文科基地班四年级,现为暨 南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2001年7月10日编按
[摘要]80年的马华文学一直处于边缘,即与中国文学的藕断丝连,又得不到马来西亚政府的认同 为国家文学,那么,马华文学应该如何摆出姿态,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学面貌与马华文学自身的文 学生命息息相关。因此,马华文学界种种的呼声、诉求不断响起。事实上,这些呼声和诉求是否 值得探讨,抑或是个假问题,本论文将以“断奶”、“身份认同”和“重写马华文学史”作为总 结性的范例。
[关键词]断奶;身份认同;重写马华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4-013-08
一、马华文学“断奶之争”
1997年11月,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留台联总主办的“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马华文学 应早断奶”的观点,震动了马华文学界,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事实上,每一阶段都有显明的文学主张和特色,但它们却不会是崭新的。作家们及其背后所隐藏 的意识形态、创作模式、技巧和结构,大多可以在传统文学里找到其渊源或雏形;况且“断奶” 更不是一个新问题,它只不过是“南洋色彩”、“独特性”的历史基础上的延伸和突破。方修认 为,“断奶”之争也许是有些人有“恐共病”,以为中国的书刊都充满共产意识。[1]
随之,林建国提出要断奶的原因:[2]
“马华文坛的“写实派”一直天真过头,有意无意中学到警察国家这种奴役伎俩,奴性到连那套 奴性理论也要抄袭别人的。我们要和中国“断奶”,这是第一个理由。
其次是“不可断奶论”里还有无可救药的大中华我族中心论;本来强烈的民族自尊在大马华社和 华教艰难政治处境是可以理解的事,可是民族主义热过头便是玩命。
要知道,今天马华文学在学理上被一些中国学者收编,运用的也是同样恩威并重的伎俩。他们可 能不敢贸然采用“主流”、“支流”的称谓,但那并不重要,封建天朝要内圣外王,本来就用不 着要这些不中不西的地理夹扛来凑合。地理从来不是他们兴趣所在,拿马华文学来作他们民族主 义的意淫才是,顺带也就把马华文学的具体存在用大中国主义轻轻搓掉。如果问他们什么是马华 文学,他们想到的不外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之类的招安辞令,试问那又算是什么回答?既然他们 执意要用意淫来取代学理思考,这种被逼服用的“奶水”我们就非断不可,不然喝下了他们还以 为我们有意白喝”。
因此,林建国要反奴役、反收编及反大汉沙文主义。与此同时,他正在寻找一种和中国文学辨证 的空间,一个被大中国主义所放弃的辨证,而且作为大中国主义所必须放弃的辨证。
陈雪风认为,台湾是最早提出“断奶”的问题而且他们这种诉求和文化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是 预先的建构和预谋”[3];“‘断奶’是人为的理论,不是自然的发展。”[2]
马华文学界对“断奶”的论争,综合起来可归纳以下几点:[5]
一、无论“断奶”的定义是什么,而须不须要“断奶”还是要看作家自己本身的意愿去选择。
二、如果“奶水”是指“养分”,那某种程度上来说,马华文学并不需要断奶,因为吸取不同的 养分,只会更丰富文学的创作。
三、文字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文学是作者因时因地反映其思想与感情的创作,地理环境,生活背 景,社会人文及政治体系的不同,建立某个地区文学作品的不同面貌,何况是土生土长的作者, 对宗缘国度既陌生,也无挂钩,根本没有吃过它的奶,又怎么有所谓的“断奶”之说?
四、林建国已经脱离了文学批评的轨道与诉求,而是以政治眼光或具有政治目的的角度来看待马 华文学,并蓄意歪曲马华作者的创作的情操,他根本不是在论文学,而是在搞统战。
从反奴役、反收编及反大汉沙文主义的观点而言,林建国本身是台湾留学生,他所提出的“反 奴役、反收编及反大汉沙文主义”的观点是值得质疑的。
首先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而林建国对马华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作出政 治诠释已经是一种偏离文学批评的范畴,企图对马华文学史作出误判。
其次,竟然马华文学和中国大陆文学的有着密切的关系,难道马华文学就没有和台湾文学有密 切的关系,尤其台湾留学生的创作受台湾文学的影响是一件肯定的事实,那么,难道我们也要来 “反台湾主义”、“反收拢”、“反倾向”?
再次,“奶水”是指什么?是指“马华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渊源”还是指“马华文学的养分”?
若是指渊源,马华文学是源自中国文学,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而且马华文学从“南洋色彩”直 到“独特性”,已经跳出“中国文学的支流”和“华侨文学”的栏杆,所以,如今提“断奶”根 本是个假问题。若是指的是养分,那么一个成功的文学名著,无一不是吸取世界文学的养分,而 且没有任何一种文学成分是独立孕育出来的。所以,“断奶”又是个假问题。
另一方面,“断奶支持者”似乎以为能把传统屏除而重新立下自己一套的马华文学的游戏规 则;然而,只要以汉语写作,我们根本无法摆脱中国的意识;只要是华族更无法解除中国的情意 结因为“文化乡愁,对于海外华人是一种倾向,决定了人们的精神价值趋向。生于海外的人们, 意味着散居族裔文化的延续。族裔残余的集体记忆随着人们的迁移而扩散,甚至穿过时空深植于 基因之中,以遗传的方式代代相传。”[6]
方修认为,只要作家们能将本地词汇提炼的比较高明,成为文学语言的话,马华文学的特色就 显现出来,一般的语汇只停留在“巴刹”(Pasar,即菜市场)及“巴刹玛兰”(PasarMalam,即夜 市场)。
此外,温任平认为“断奶”源自“影响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 “当我们体会到五四文学影响到吾人之文意笔路时,吾等必会思所抗拒(伊迪柏斯式的抗 拒),通过文白交融,借用外国语法,撷取新词汇,揉入地方语言色彩,把句子拉长捶短,虚实 互调,把陈腔滥调刷掉,塑造另一种与时并进的新文体。语文不仅是工具,更是思想美感的载 体。这点了解很重要。有了这点起码的认知,作家才会对他所使用的语文有一种敬意。”[7]
在《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一文中,饶.子教授、费勇教授提出了文字──文化的观点: “汉字本身的文化意蕴与它所传达的认同取向之间,或和谐,或分裂,相当耐人寻味。沿着文学 作品语词的轨迹,我们不断相遇那些跳荡的寻找着的心灵,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边缘与中心之 间、现代与传统之间,心灵的呼应千姿百态,思想更是一条条方向各异的小路,伸向幽昧或明亮 的地带。”[8]
以汉字书写体现的不仅仅是文学的范畴,折射出来是整个华族文化命运的观照;是华族中国情意 结的守护者,更何况“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和民族性应该没有冲突,它们在文学作品内是和谐的 ‘共生体’(Symbiosis)。”[9]
林幸谦在《中国崇拜》一诗中,对马来西亚华族的中国情意结作了表述:[10]
在图腾宴上/忍着泪/把吞下的传统回吐/我吐出我的中国/自己边回蛇体/钻入黑暗的地狱/冬眠//现 世中国/纯属个人的私事/梦中没有故乡/传统都在变体/独尝梦的空虚//冬眠后的春天/我再度崇拜宇 宙/崇拜神龙的中国/实则蟒蛇崇拜/神圣不足,狡猾有余/中国崇拜肯定了传统的变形/我在变体的空 虚中,战栗/难忘做神仙与虫的滋味
所以,文化不可能是本地生产的,它一定包含了先前的或是外来文化之借鉴及影响,“传统都在 变体”并且在成为总体化(Totalisation)的部分之后而仿佛“变得自然而本土”。再说,既然马华文 学缘自华夏文化,就不能泯灭中国传统的印迹;最重要的是马华文学在发展中,应“异化中承传 在同化中背离”,[11]并且作到自我规范(Self-legislation),增进地域性的文化容入和本土启蒙的深 度。
一部好的作品是必须植根于传统之中,分离于传统之外,不吸取过去的东西,它就不能生存于未 来。马华文学和中国文学这种藕断丝连的情结,我们不能逃避现实,更不能以“断奶”二字来解 决(根本无法解决),为了划清彼此,更应该进行对话,“即使过去的涵义,即已往世纪的对话 中所产生的涵义,也从来不是固定的,它们总是随着对话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着。在对 话发展的任何时刻,都存在着无穷数量的被遗忘的涵义,但在对话进一步发展的特定时刻里,它 们随着对话的发展会重新被人忆起,并以更新了的面貌获得新生。”[12]
中华文化已深深植于作家主体的心理图试中成为主体存在一个机制部分,况且一些作家更将中国 的材料生搬硬套,没有达到内在学理上的融合而受到支配。[13]所以,马华作家们应该将中国文 学和马华文学容契相比,才能保存势力扎下根来。
“断奶”所带来的反思是深邃的,若是“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断奶,这意味着马华文学“从此 或者不再与中国文学有任何关系”,向中国文学“告别边缘”,那么马华文学在马来西亚是处于 什么样的地位,即不是国家文学而是马来西亚文学,仅仅在华人社会,甚至民间团体进行文学活 动,处于边缘,十分尴尬。马华文学也独立起来,要与“中国文学”断奶,那么马华文学的身份 标记是什么?因为“一个人受到别人的确认时,就必须要某种承认的标志”。[14]
二、马华作家的身份认同问题
1999年9月12日,在马来西亚南方学院举行的“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座谈会”引起马华文坛的 一阵论争,主要是文学批评家陈雪风对该会的一些观点进行批判,主讲者之一的陈大为也逐一进 行抗辩。在这场座谈会中,大会主要的讨论议题有:[15]
一、作家(不论本地、旅台或新马台)应该如何自我定位?其自我定位与大马本地之间的关系 如何?如此的身份,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作品和创作的取向?
二、马华文坛的文学史是否已经到了该撰写或重写的阶段?若文学史要继续撰写或重写,应根 据哪些史观和方法理论来进行论述?
事实上,在这场论争中,最重要的不是观点的对错,而是应更关注这场论争所引发的一些问 题:“重写马华文学史”、“作家的身份认同问题”、“重新对马华文学定位”等。若是我们仅 仅把这些问题归结为“观点异同”,“各持己见”的喧闹论争,那就没有探讨的价值。
巴赫金说:“所谓一个时代的文学过程,由于脱离了对文化的深刻分析,不过是归结为文学诸 流派的表面斗争;对现代(特别是19世纪)来说,实际上是归结于报刊上的喧闹,而后者对时代 的真正宏伟文学并无重大的影响。那些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低层 的民间的潮流)却未得到揭示,有时研究者竟一无所知”[11]
巴赫金的这段话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在“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座谈会”中所提起的“作家身 份焦虑”、“重写马华文学史”及“重新对马华文学定位”是十分有探讨价值的问题,而只是座 谈会中各个只是“谈而不论”,“点到为止”,所以有些问题未能说明清楚,概念混淆,结果引 来陈雪风的肆力批判和陈大为的激烈抗辩,引起一场漫骂式的笔战。
“身份”(Identity)是近年来文化研究和文化政治学的重要议题。身份的概念是对早期马华文学 作品中“侨民意识”“地方色彩”“马来亚本位概念”等的一种理论提升,更是把当初作品色彩 和作家意识问题放在文化研究和文化政治学的框架上。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自我身份(自我认同Self-identity)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个体心理结构的完 整图景”中找到起点。“成为其人,就是指总是依据某种描述去确知自身当下的行为及其原 因。”[15](P39)而“焦虑是所有形式危险的自然相关物。其成为包括困窘的环境或其威胁,但 它也有助于建立适应性的反应和新的创新精神。”[15](P14)
其实,在这场座谈会中所引发的“身份焦虑”问题和当时的“侨民意识”问题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侨民意识”是因为作家们本身是中国大陆人而移居在马来亚,作品反映出来的并非是“此 时此地”的作品,而是“彼时彼地”的题材,此外他们大部分尚未为马来亚联邦公民;而“身份 焦虑”的问题,主要的对象是一些旅台作家,他们都是马来西亚公民,但在台湾发展,所以在创 作上引起一种身份错位。
陈大为在该座谈会中说,“以我本身的一个生命的历程来讲,我的生命的原乡是怡保。但是我 文学的原乡是台北。所以我有三分之一是认同了台北。在诗与散文中会受到影响。诗,我从来不 处理马来西亚的现实,因为我已远离马来西亚11年了。”所以,“我把台北交给散文;把马华交 给诗”。[16]这是他身份上所引发的创作上影响。”
刘育龙却认为他自己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存在着内在的疏离或内在的矛盾,因为他生于60年代, 那个年代的作家对中国的情意结是十分深长。他在“那个时候很羡慕,或者说很向往天狼星社及 神州诗社那种意气风发,笑傲江湖的那种日子”。[16]然而,中国是他内心上的回归,而不是一 个实在的政治实体。真正的文化中国是活在他的内心,对中国有强烈的认同感。事实上,刘育龙 及当时那个年代的作家的这种强烈认同感是受马来西亚政治环境的影响,当时整个华社面对外来 的压力及政治偏差,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身份不被认同的危机,使到我们产生很强烈的的反 弹。”[16]
钱超英博士认为,“身份”定义为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的联系;利用这种联系, 他得以作出关于其生活意义的解释。“身份焦虑”,就是指文化身份上的不确定性,就是指人和 其生活的世界联系的被意识到的障碍和有关生活的意义解释的困难与危机,以及随之产生的观 念、行为和心理的冲突和体验。[17]
这种忧患意识联系着华人作家们创作中自我审视意识的确立和强化。然而,在当代“身份认 同”及“身份焦虑”的问题对于马华作家而言并不严重,因为这些问题主要是发生在旅台作家的 身上而且是极少数,与其说是一种“身份焦虑”不如说是一种“传统的失落”。认同和焦虑问题 反而发生在外来移民身上,但,这又属于一种公民身份认同的问题,这是一种“通过国家实施对 人身管辖或保护的入境权利、居住权利及其其他附带的权利,即法律意义上的居民身份”,[18] 这和作家的身份错位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吕育陶的《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之二“国庆日”就可见一种身份焦虑(公民身份)的阐 释,一个人在居住国度过三十个念头,却未得到公民权,引起自身的身份焦虑:[17] 穿过眼泪的梦境/我看见萎缩成夕阳的老人/在他公民了三十年的国土/用仍是红色身份证上的眼 睛/乡愁着录影带里/神州的山山水水/时而咳嗽/────归不去的江南岸及/望不穿的公民权/郁成 胸中一口三十年咳不出的浓痰//在另一滴眼泪的梦境中/刚被沙石搅拌机释放的非法移民/正兴奋地 执着新买的卡式身份证/写信给远方怀孕的妻子
马来西亚的华人已经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公民,已经摆脱侨民的障碍,所以公民身份不存在 认同的问题;而作家方面主要是少数的旅台作家,他们的身份焦虑的困境,主要是来自自身的创 作方向和他者对其身份的认同问题,尤其是台湾收编文学作品时就会发生身份错位问题。所以, 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复杂,只是一小撮人的声音。
马华文学界前辈方北方的巨著《马来亚三部曲~树大根生.枝荣叶茂.花飘果堕》也代表了一代 人的心声。他在《树大根生.后记》中概括了自己新的历史视角:“我在马来西亚,前后住了57 年。从青年步入中年、进入老年;由侨民化为公民;使我对这里的乡土有了感情,对建国产生热 切的寄望。”[19]他反映了马来西亚华族,爱乡、爱国的思想感情。
三、重写马华文学史
当马华文学界提出“重写马华文学史”之时,我们应该回答几个问题:“为什么要重写马华文 学史”、“在什么意义上提出重写马华文学史”。如果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话,那么“重写马华 文学史”的问题也就不存在。
马华文学是海外文学的范畴之一,在80年的历史长河中,它的历史起点于何时,又如何定义, 人言人殊,莫衷一是。[20](P5)
由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长期以来处于同一政治实体,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65年8月9日新加 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因此,无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文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特点、思想及文化上基本是一致的。为了便于探讨马华文学,在1965年8月之前,马来西亚和新加 坡的华文文学,概称为“马华文学”;在1965年8月之后,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称为“马华文 学”,而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则称为“新华文学”。
据方修说,虽然新加坡宣告独立,但是,但是马来西亚的报章还是在新加坡印刷,两地的作者还 是把作品寄到厂址设在新加坡的报馆。当时文学上,新、马是一体的。到了1966年之后,马来西 亚才积极发展报业,文学上才逐渐独立起来。[1]
在马华新文学时期划分的问题中,同样地出现几种划分法。时期的划分方法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 问题,而是涉及马华文学界对马华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理解的观念问题。
中国学者赖伯疆对马华新文学大体上划分三个时期:[20](P20)(a)从二十年代前后的萌芽 状态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战前时期”;(b)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新、马分家前的 “战后时期”;(c)新、马分家以后至今的“独立建国时期; 资深马华作家方北方则分成四个阶段:[21](a)1919~1942,前期;(b)1945~1965, 中期;(c)1965~1977,近期;(d)1978~1987,现期; 作家和文学史家方修把马华文学的发展分成八个时期:[22](a)1919,10月~1925,7月期间, 萌芽时期;(b)1928~1931,扩展期;(c)1932~1936,低潮期;(d)1937~1945,繁盛时期; (e)1945,8月~1948,6月,战后初期;(f)1948,6月~1953,9月,紧急状态期;(g)1953,9 月~1956,年底,反黄运动期;(h)1957,年初~1975,年底,新马独立前后期; 此外,杨松年博士将马华文学分为9个阶段,[23]黄锦树博士在《马华文学的酝酿期》 中把马华文学的形成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24]
如今,马华文学界有人提出“重写马华文学史”主要是以审美为目的。然而,就算重写马华文 学史,也不能偏离事实,更不能抹杀方修的功劳。
新生代作家却认为方修的时期的划分与文学无关,又认为方修的文学史观是非文学的狭隘写实视 主义;而温任平却认为在马华文学史里方修遗漏了一些优秀的作家。
刘育龙认为方修编的文学史企图在做消音工作──消灭某些声音的工作。“到了当代,我们希望 能够听到某些较弱势的声音。也许比较难听的声音,我们能不能够让它在重新出现?”[16]
方修是马华文学史撰稿人第一人,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他是有权利用他个人的划分方法来梳理马 华文学史,他更有权利批评和取舍当代的作品,对作家、作品、文学运动等作出批评,因为在 “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 [25](P32)而且“每一个主体总是选择符合他的需要和兴趣的那些东西作为评价的对象”。[26]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批评规范,对于马华文学史而言,仅仅从作品中摆脱“中国 的影子”已经经历很长的时间,至今都还被一些人质疑,所以要建立自己的一套文学史论,谈何 容易。方修能在困境中挖掘材料,遵循马华文学发展的先后、因果关系来展开述录,十分难能可 贵。
丹尼尔.贝尔曾提出“中轴原理”的概念,就是说一种社会理论是靠一个基本的观点来整合和支 撑各种社会现象,他举例说:“对于马克斯.韦伯来说,合理化过程是理解西方世界从传统社会 变为现代社会的中轴原理:合理的统计,合理的技术,合理的经济道德,以及生活态度的合理 化。对于马克思来说,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中轴原理,而工厂则是它的中轴结构。”[27]从中 可得到一个启示,由于文学史家所持的着眼点不同,所得到的认识也就截然不同,正是通过某种 “中轴原理”,散在的文学现象材料成为了文学史家的理论依据。
事实上,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是在六十年代完成,而在当时的文学作品的水平是相当低 的,所以,若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评价当时的这些作品的话,可说是没有什么价值意义的。所以, 方修对一些所谓比较“优秀”的作家的作品的评价是相对而言的。由此,如今马华文学界准备编 撰《马华当代文学大系》就可以弥补前行代的不足。在文学史的撰写上,前代是会影响后代,但 后代的文学实绩也会反过来要求重新评价前代,重新自觉地选择接受前代的影响。
无论新生代如何重写马华文学史,毕竟会在前代的基础上再创造,如同韦乐克和沃伦认为的: “一个时期不是一个类型或种类,而是一个以埋藏于历史过程中并且不能从这过程中移出的规范 体系所界定的一个时间上的横断面。每一个单独的艺术作品并不是一个种类里的一个实例,而是 由它和所有其他作品一起组成的那个时期概念的一部分”。[25](P307)
“重写马华文学史”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如何写一部理想的马华文学史更是关键,因为人们对 当代的文学的领悟需要的得到历史的支持,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之所以不断地变化的,就是源于人 们在现实的文学流变面前遇到了与以前不同的问题。①
四、总结
马华新文学发展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了。马华文学走过的路,虽说逆多于顺,可是经历了80年 的风风雨雨,今天,总算逐渐获得重视的地位。
马华新文学是由“五.四”运动的展开而诞生的事实是不容抹杀的。而如今却有人提出“马华 文学应和中国文学断奶”和“重写马华文学史”的论调,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我们最关注“年 轻的一代的作家,是否能摆脱神州大地的羁绊,淡化意识里对内在的中国的想象,重新感觉培育 我们的土地,整理各种文化差异的矛盾及族群经验,成了开启另片创作的天空的关键。”[28] 事实上,马华文学在半个多世纪来已经发展成具有独立性、自主性的文学,它积累了和中国文 学不完全相同的另一种经验。从文学对话的角度来说,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的解释固然也可以视 为一种潜在的对话方式,但是要真正推进马华文学朝促进对话的大方向发展,双向阐发或许才是 理想的境界。在对话中马华文学不应该永远是“听者”,从对话中马华文学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自 身的发展需要从而活出自己的生命和尊严。
①另一方面,蒋述卓教授提出“应当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宏观上把握文学所处的 文化结构、文学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关系、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互相区别联系的综合研究;同时 从微观着眼于“文学史的研究仍然扣准文学来进行,既要具有生动、充实的史料分析,又要对文 本的审美分析,要使文化阐释与美学分析结合起来”。参见蒋述卓著《在文化的观照下》,1997 年12月初版,广东人民出版社。 [参考文献] [1]张永修.马华文学史整理第一人[N].南洋商报,1999-10-9 [2]胡金伦.马华文学需不需断奶[N].星洲日报,1998-3-1 [3]陈雪风.访谈的补充与解释[N].星洲日报,1998-3-15 [4]赖碧清.综合读者的回响意见[N].星洲日报,1998-3-8-15 [5]林幸谦.狂欢与破碎~原乡神话、我及其他[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6.24 [6]温任平.谈“断奶”与“影响焦虑”[N].星洲日报,1998-3-29 [7]饶.子、费勇.本土以外──论现代汉语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3 [8]温任平.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星洲日报[N],1997-12-7 [9]林幸谦.中国崇拜[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5.93 [10]潘亚暾.后来居上[M].马来西亚: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8.12 [11]巴赫金.关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J].巴赫金文集.第4卷 [1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9 [1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局,1992.138 [14]刘育龙.悲哀中的一丝希望──读陈雪风的文章有感[N].星洲日报,1999-10-10 [1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和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6]黄俊鳞.“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座谈会会议记录”上篇[N].星洲日报,1999-10-24 [17]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1988~1998年间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 的身份焦虑[D].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1999 [18]陈大为.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5.11 [19]方北方.马华文学及其他[M].香港:三联书店,1987.206 [20]赖伯疆.海外华文文学概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5 [21]方北方.看马华文学生机复活[M].马来西亚: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出版,1995.10 [22]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M](上卷).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1962.2 [23]杨松年.新马华文文学论集[M].新加坡:南洋商报,1998.3~18 [24]刘小新.近期马华的马华文学研究管窥[J].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4:53 [25]R.韦乐克及奥.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 [26]弗.布罗日克.价值与评价[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73 [27]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北京:商务印务馆,1986.15~16 [28]魏月萍.重新建构新一代的马华文学[N].星洲日报,1999-2-2
Dissociating &Regressing ---Analysis, reviews and cultural pondering GAN Chuan-huat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Malaysia Literature has been on the state of edge, in which it apparently served but actually connected with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 couldn’t get Malaysia governmental approve itself as national literature. Hence,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hinese-Malaysia literature to make some gesture to establish it’s own literal characters, for which many echoes and queries are heard. In fact, whether all of those echoes and queries are worth of pondering and probing is a problem needed discussing still. This article will make “ weaning, self-identifying and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f Malaysia as examples of conclusion. Keywords: Weaning; Self-identifying;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f Malaysia nb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