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鸟巢
方修论
林建国博士
2001/01/13
当年研究和出版的条件都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方修以一己的力量完成了《马华新文
学大系》等史料整理。林建国说,方修在马华文学史上有着很特殊的地位,在于他
使马华文学的研究成为可能。
〈方修论〉是林建国继〈为什么马华文学〉之后令人瞩目的
重要论述。
方修在马华文学史上有着很特殊的地位,不只因为他参与了
史料的整理,更在他使马华文学的研究成为可能。(1)这种
以一人之力奠定一支文学史的写作典范,其他文学史研究中
并不常见。马华文学若有什么“独特性”,方修的文史写作
大概可算在内。于是对方修的掌握,俨成为我们研判相关马
华文学论述是否“进入状况”的依据。刻意“遗忘”方修的人容易瞎子摸象,他们
或将神州诗社视作马华文学界的缩影,或把马华文学的定义推托给华文文学的世界
大同,都是没有进入状况的表示。(2)
相形之下,张锦忠的英文博士论文《文学影响与文学复系统之兴起》,作为一部
“后方修“的马华文学论述,对他观点的批判继承就细腻许多。说明了任何类似的
论述,即便对方修有意见,都必须从他写起。
方修著作卷帙浩繁,奠定他地位的要数他编纂的《马华新文学大系》。(3)陈立贵
写道:
《马华新文学大系》十大册于1970年至1972年出齐。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早期马
华新文学遗产集,也是方修继《马华新文学史稿》之后,在发掘、整理与研究马华
新文学发展史中另一项难能可贵的贡献。《马华新文学大系》几乎囊括二次大战前
马华新文学的所有重要史料。全书共600万字,分《理论批评一集》、《理论批评
二集》、《小说一集》、《小说二集》、《诗集》、《戏剧集》、《散文集》、
《剧运特辑一集》、《剧运特辑二集》、《史料出版》十大册。方修为全书写了一
篇长达万言的总序,并为各集各写了一篇导言。总序与各集导言实际是方修根据最
新掌握的资料进一步总结马华新文学的发展史。(p.159-160)(4)
体例上,《马华新文学大系》仿佼了30年代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中国新文学大
系》(赵家壁主编),不同的是方修的大系只有一个编者(陈立贵,p.160-161),
贯彻的是同一个文学史“作者”的意志。相对于《中国新文学大系》自我经典化的
设计,方修的大系显得朴质,其文学史料的汇整功能大大超出任何典律的关怀。方
修后续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虽仅四册付梓(5),却如期推出战前10位主
要作者的文集(铁抗、张天白、金丁、胡愈之、流冰、老蕾、白、流浪、叶尼、
李润湖)(陈立贵,p.160-161),使方修的文史工作从宏观的“书写史”推进到
具体的“作者史”。此外他还有大量的史料论述、、散论和随笔--包括《“战
前”马华新文学简史》(1974年/1986年)、《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1945-1956〕》
(1976年/1987年)和《新马文学史论集》(1986年)-在此也就暂不赘述。
方修成就不可思议
我们若以今天东亚及欧美的学术条件衡量方修的努力,恐怕不觉得有何特别。以北
美为例,单单一部英国或美国文学史选集(某种意义上的“大系”)就有多种版本
流通,各个出版社累积了第一流的人力(跨校教授群)、藉着庞大的教学市场周转
物力(Guillory,p.29),定期将选本翻修补强,手笔之大、繁衍能力之盛,方修
的工作只能算是小巫。(6)弹丸之地如台湾要定期编一套自己的文学大系也不是难
事。可是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方修当年研究和出版的条件,方修的成就便显得不可思
议。首先他并未真正隶属学院,身份上只是报馆的记者和资深编辑(陈立贵,p.154),
实际操作时,他先要克服史料搜集和整理上各种人力物力的困难(陈立贵,p.156-157),
其次是拼装一套可用的理论解读史料,推演一个具备解释效力的文学史观。两项困
难都超出方修的负荷,迄今也只他一人作出权宜的解决。第一项客观条件的困难今
天仍旧存在;新加坡的情况好一点,大马的华文文学资料仍然大量散佚(所谓的
“流入民间”),至今未见一个资金充沛并统一事权的学术机构(对马来文学为隶
属教育部的语文苑与藏书阁〔Dewan Bahasadan Pustaka〕,在北京是中国现代
文学馆,台北则有国家图书馆)作出够专业的补救和处置。(7)方修的史料整理工
作只涵盖到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是为《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的原
订计划,而李廷辉等人编纂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也只推进到1965年(新加坡共
和国成立),从此便不再听闻任何大系的策划。方修当年的史料阙漏,今天幸有杨
松年教授指导一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做补遗(8),这些累积都拉近我们和战
前马华文学的距离,反而对60年代中期以降的马华文学我们一筹莫展,要有什么宏
观认识只有各凭本事。可以想像,方修当年着手整理战前史料就面对这样的困境,
今天我们对方修的工作下评断,这点必须纳入考虑。
当史料搜集的困难结构性地不能解决,马华文学研究便不得不带些田野性格,和人
类学越走越近。踏入这片没有足迹的田野,我们隐然知觉一个庞大书写档案的存
在,就是不知座落在哪里。这困难直接对方修前述的第二道难题--文学史理论的
建立--产生冲击。以今天的后见之明,这理论有必要把这份“田野性格”纳入,
一并考虑促成此种性格的历史情境。方修本人并非没有同样的观察,他旗帜鲜明地
采行庸俗的左翼文学史观应该是他的回应。(9)以下一段他对战前的追忆可以佐证:
30年代后期,星马文艺界曾热烈地在讨论一个问题:本地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
生?结论如何,我不大留意,但肯定是枉费大家参与讨论的精神的。因为,在“禁
书驱儒”的“英国”殖民地愚民政策之下,一批批优秀的作家都成了逐客骚人,连
文艺新苗也常常被连根拔起,这又怎能产生出什么伟大的作品来呢?(〈也谈学习
马华文学史〉p.110-111)(10)。
经典缺席的焦虑
方修这段话有趣的地方,在于指出战前便有所谓“经典缺席”的辩论,可见作者们
当年已有写出好作品的期待和焦虑。今天马华文学界面对的还是这个老问题,大家
都试着解答(包括张锦忠的博论),一时还是没有答案。(11)
更有意思的是,方修把这个看似文学的“内在”问题移位成“外在”的困境来考
量,看起来有意把问题解释掉,事实上又似乎言之成理。直到今天,马华文学大环
境的条件还是没有改善,统治权由殖民宗主国让渡给土地之子(Bumiputra)以后,
国内的学院资源照旧被当权派垄断,政治禁令一样横行,差别的只是严厉的程度。
一如方修所看到的,殖民就是愚民,新的治国逻辑施放的还是旧殖民者的余威,这
种愚民国策唯一的剩余价值便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并以“经典缺席”的辩论在马
华文学界发酵。这辩论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殖民宗主国(如英国文学)能,现在
的马来文学也能,偏偏我们马华文学不能?何以主能奴不能?问题是,当“民”早
已彻底被“愚”,成了结构性的事件之后,“外在”的结构性困境(如史料搜集的
困难、学院资源的匮乏)也就和“内在”的“经典缺席”同为一个问题,甚至解释
了这个“内在”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经典缺席”的理由:以马华文学这
种殖民与后殖民不能分辨的历史情境,“经典”只会永远“缺席”;不能产生所谓
“伟大的作品”正是这支文学成立的内在逻辑。我们困在主奴辩证里太久了,才不
理解所有我们看似文学的“内在”问题(如“经典缺席”),皆卡在资源(文化资
本)分配和抢夺的节骨眼上。方修看起来化约和跳跃的左倾思考,切中的是问题的
要害。
不幸我们今天对方修的批判,泰半停留在他教条的左翼立场,特别对他偏颇的品味
(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坚持)最有意见,怀疑他编选大系作品时略去不少(特别
是战前)流有现代主义血统之作。(12)
这样的文学史翻案动作有其道理,也出于必要,因为增订补遗符合文学史写作之常
情,但是过度强调整个事件是方修的文学史写作技术出了纰漏(如果是纰漏),又
是把事情局限到文学的“内在”问题来解决。以当年的学术条件,方修并无力对马
华文学史的现象作深层的理论归纳;就算他具备外语阅读能力,西方当时能提供的
理论工具也不完备。直到今天,欧美文学史理论能处理的仅限于“大国”文学的
“大传统”,这点包括张锦忠援引的复系统理论,对马华文学这种看似轻薄、其实
复杂的文学现象没有多大助益。复杂是因为它牵连太广;拿来当文学的“内在”问
题处置,便看不出当年并没有人--包括方修--有能力解事情的复杂。这是何
以我们之前要说,整个问题超出方修的理论负荷,而他只了权宜的处置。当大环境
条件不足造成我们理论的阙如,问题也就不是文学史写作技术出了纰漏那么简单。
至于方修“权宜的处置”,就是他反殖民主义的左翼“现实主义”鲜明立场。虽是
按著马华文艺作者一贯的主流意识操作,以当年的知识条件而言,这还是最有解释
效力的理论。不过对历史处境的认识是一回事,握有一套周延的文学史理论又是一
回事。
方修的意识形态即使交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卢卡契)检视还是显得粗糙,我
们要接手他未竟的理论工作,就非借助西方的“大国”文学史理论不可。我们立即
面对两个问题:首先,方修所本的马克思主义(不论多么庸俗)大方向大致正确,
至少让他也让我们认清了马华文学的历史情势,现在要如何继续走下去?甚至要不
要这样走下去?有此一问是因为牵涉到第二个问题:所谓的“大国”文学史理论,
皆以18世纪以后欧洲的美学概念为中心价值,典律的卡位都在评比彼此带有多少
“美学价值”,这种隐然所以也就很虚伪的“市场”假设,马克思主义不会轻易放
过。再说这种“大国”文学史理论有其实际操作的困难,它可以对“价值”的要求
无限上网,造成马华文学不仅没有可读的作品,连中国新文学大概也找不到什么
“经典”。如此这般,马华文学就不必研究了。
詹明信当年的补救作法是认为,这种表现平平的第三世界作品(他的例子是鲁迅),
写的既然只是“国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 (Jameson,p.69) ,要研究的话
处理这个就好,什么“美学价值”就别谈了。问题是,詹明信这番话里的“大传
统”美学偏见还是过强,盖过了他对第三世界现代性的判断,以为可用“国家寓
言”之类的说词和第一世界的现代性(历史处境)一刀两断,仿佛两种现代性没
有关连。如果第三世界有所谓的“国家寓言”,那么第一世界又从中学到什么?
怎么重新理解自己的“现代性”是怎么回事?怎么又会是詹明信这种把“美学价值”
放大的说词?以此类推,我们如果看不出方修的文学史论述(连同马华文学所表征
的书写实践),隐含着重新解释“现代性”--包括西方自己的“现代性”--的
契机,“美学价值”就会被我们放大。所谓的“大国”文学史理论,用以处理马华
文学容易失焦,理由不外在这里。
其实当“美学价值”需要放大时,已经是美学遭受失败警讯;“美学价值”自我膨
胀,表示它(或相信它的人)渐渐搞不清楚状况,在现实世界里失去作用力,找不
到立足点。基于这样的观察,哈伯玛斯和李欧塔都异口同声认为--至少在西方
--美学现代主义(modernism或aesthetic modernity)气数已尽,走到了尽头
(Habermas,p.6; Lyotard“ Defining ”,p.6) ,虽然对这个难局的解释,以及残
局的收拾,两人看法不一,成为他们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情境辩论的焦点。共同点
是他们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调,在讨论当代西方艺术创作时发现,资本主义生
产模式变本加厉的结果(彻底商品化外加全球化),已使当代美学实践的批判力道
完全摧毁。
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下,我们还大谈“美学价值”便有点尴尬;更尴尬的在后头,特
别当我们要收拾时时假设着“美学价值”的“大国”文学史理论。卡在我们眼前的
问题是:这种尴尬时刻,我们自己又面对着怎样的现代性?是谈“美学价值”不必
尴尬的那种?还是用来避免尴尬的那一种?“美学价值”与否的问题似乎还好谈,
现代性则难以捉摸,明明我们谈的是美学,却发现要被解释的是现代性、我们这个
时空、我们自己。美学已死,我们终于哀伤地发现,剩下我们自己孤独地面对后现
代的废墟。马克思主义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哀伤,不禁让我们追怀美学信念仍然充满
意义的那些日子:一如方修那个书写他文学史的艰困年代,衷心以他对美学实践的
总结,理解他是处在怎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地方。
写作欲超载
为什么是方修论?首先因为那段美好的时光已经逝去:那个年代,人们对美学实践
有着无比的信任,他们甚至有志一同追溯马华文学的起源、整理这支文学的书写经
验,把文学史写作当作同一代人的集体任务。方修则以惊人的意志力实现了众人的
计划。他既然不是唯一从事这文史工作的人(杨松年,p.260-261),“方修论”
就带有评析他那一代人文学史努力的意思。很自然我们会问:是怎样的现代性促成
了这番集体努力?他们从哪里继承了这份写作欲望?殖民的累积(殖民统治的主奴
关系培训班里)又如何让他们产生必须了解自身处境的意识--尤其是透过美学实
践来了解?
对方修那一代人,文学史写作应许了有关自己身世的答案,他们需要的文学史理
论,就要比“大国”文学史理论所能提供的多出一些考虑。几个问题现在纠缠在一
起:首先是方修他们写作文学史欲望之强,超出他们的理论所能承载的精密度。寻
找精密的理论,我们很自然想到当代文化资本最为集中的西方。然而以马华文学史
独特的案例,从西方承接过来的“文学学”研究的行规和内容又显得力不从心⒀,
尤其是“大国”的文学史理论。这里谈的不再是文学的“内在”问题,而是两种有
着落差的现代性(或者全球化之后,同一种现代性里的落差)之间的衔接。落差的
解决又有其实际的困难,因为大背景是全球分配不均的文化资本体系:当西方占有
市场和生产工具,它就占有劳动力(想想他们的文学史选集),生产的许多文艺理
论,如“大国”文学史理论,都不是为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服务的(所以马华文学
没理论可用),而是当着他们不要的东西(如过去的鸦片)卖给他们,让他们上瘾
(所以马华文学必须使用),可能的话让马华文学研究沦为代工,再生产西方学术
体制占据支配地位的条件。这种“现代性”也难怪哈伯玛斯等人要回到马克思,面
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废墟。也是这种“现代性”逼迫着我们采取了现行的劳动模式:
手上拿着最简陋的考古工具,走进那片贫脊的田野,自己当起自己的人类学家。人
类学揭开我们在资本主义废墟里的身世,变成了文学史。
方修他们当年从事了这样的人类学,提供的知识也就不只是文学,还有身世,以及
在这片废墟里像结构一般不能改变的命运,他们和马克思的渊源也就比自己想像的
深远。就像人类学家李维史陀逐渐悟出的,人类学最后要追求的、能够学习的、应
该关怀的,都在马克思那里,因为就在那个地方,我们深深触及了“现代性”不变
的结构。
如果这几个问题看起来纠结在一起,可能因为我们没想过“文学学”的研究可以那
么艰难,需要牵涉那么广泛、横跨那么多学科,而那么多的学科又可以在关键的时
刻呈现同一个思考理路。要勾出这个思路,就需更多细部的解析、论证的补充和案
例的说明。“方修论”如果还有什么学理意义,便是牵动了文学研究的许多学理假
设,并且逼迫它们作出回应。
文学史理论个案的批判(摘要)
本节讨论张锦忠从复系统理论的角度,重写方修马华文学史观的博士论文。可惜复
系统理论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它不涉及主体的讨论,也不谈自己生成的历史条件,
渐而与西方18世纪以后被市场经济制约的美学成见挂勾。吉勒里(John Guillory)
的《文化资本论》一书正好形成对复系统理论的批判。张锦忠借用的复系统概念固
然作了细致的调整,补强了我们对60年代马华文学现代主义运动的认识,可是囿于
他对西方现代主义选择性的定义,他的马华文学史观乃有美学化的目的论。如此以
形式解释历史,忽略了现代性的议题,有违西方学者把现代主义和现代性放一起思
考的习惯。就马华文学而言,能够回应现代性议题的不是现代主义文学,而是方
修。
方修及其现代性(摘要)
德国学者哈伯玛斯和法国学者李欧塔,在冷战后期有关后现代情境的辩论,相当一
致地认同西方启蒙计划对进步的信念,这是现代性精神所系,今天已被晚期资本主
义所毁。哈伯玛斯乃有“不放弃现代性的启蒙计划”一议,尽管遭到李欧塔反对。
方修的文史写作有新马独立建国为背景,对西方现代性的继承甚为明显,可是被早
年西方殖民主义以及晚近全球化资本主义层层渗透之后,这现代性呈现了复杂的内
容:在方修身上,国家的仓促诞生,使这现代性有被迫继承下来的意思。这种庞大
迫切感和使命感下的写作,必须借由掌握结构而非现象的学科(精神分析、马克思
主义和李维史陀人类学)才能把握,并了解第三世界文学史写作的“共同诗学”其
实出自方修。
编按:〈方修论〉全文约2万4千字,原载2000年9月号台湾出版的《中外文学》马
华文学专号。因篇幅关系,“文学史理论个案的批判”一节与“方修及其现代性”
一节之文论从略,只刊登林建国特为报刊发表而写的摘要。
(林建国,大马波德申人,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台湾交通大
学外文系讲师。)
注释:
1.本文于剑桥写作期间,得到S.M.E.Grimley女士和王文基先生协助,特此致谢。
2.有关神州诗社的研究,最完整的可详黄锦树〈神州: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一文。
3.可参照爱薇在她访问方修时说的话:“对新马文艺界来说,大家一致公认先生最大
的贡献,就是编了两部有关新马华文文艺的史料:《马华新文学史稿》及《马华新文
学大系》”(方修,〈与方修先生一席谈〉p.411)。
4.有关方修(吴之光,1921-)的生平与治学,可详陈立贵〈马华文学史家方修〉一
文。
5.此4册为《小说一集》、《戏剧一集》、《散文一集》和《诗集》(陈立贵,p.161)。
6.方修当年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原意也是出自编课本的构想,作为他在新加坡
大学教授“马华文学”一课之用(〈与方修先生一席谈〉p.412)。
7.方修自己对文艺史料大量流失的解释是:“当然战争是原因之一。但我以为主要的
是新马一向来就没有一些文化机构注意或负责保存。这些文物,单靠一些个人收集,
战争一来,或其他天灾人祸什么的,有关资料也就荡然无存了”(〈与方修先生一席
谈〉p.411)。
8.杨松年在〈战前马华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里作了部分的描述(p.263)。
9.熟悉方修作品的都了解他从中国新文学继承过来的左翼政治立场,黄锦树亦做过讨
论(〈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p.132-132)。方修这段“宏观”谈话可以是例
子:“不管是中国新文学还是马华新文学,它们的发展史,就是现实主义的发展史,
是从旧现实主义向新现实主义发展的历史”(〈马华文学的主流〉p.361)。然而这
并不表示方修不能处理审美经验的课题,特别当他愿意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中,为审美
经验预留一个位子。例如在〈形象、思想问题札记〉一文处理据言是高尔基的命题
“形象大于思想”时,他便不觉得作品的艺术成败能够全然取决于作家的政治意识。
用他的话说:“我觉得‘形象大于思想’,也可以理解为作家的主观思想制约不了作
品(形象)的认识功能”(p.66),并说“‘形象大于思想’的‘大’字带有丰富的含
义”(p.68)。虽此,他还是加上一个但书:“巴尔札克如果不是保皇党,而是共产
党,他的艺术成就肯定是更加伟大的”(p.67)。
10.方修这里指的是英国殖民政府检查制度下,对中文作者驱逐出境的命令。
11.“经典缺席”是黄锦树于1992年提出的说法,详其〈马华文学“经典缺席”〉一
文。
12.这类见解的论述包括陈应德的〈从马华文学第一首现代诗谈起〉、黄锦树的〈反
思“南洋论述”〉、林建国的〈等待大系〉,以及张锦忠的〈典律与马华文学论述〉。
(13)“文学(之)学”的概念借自张汉良教授(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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