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文化张力
解读马华南来作家作品中的异族形象


文学观点●颜泉发（作者为中国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回顾马华文学史，南来作家的历史是一部过渡的历史，在语言、阶级、种族以及一代人
与一代人之间都在发生过渡。他们保持着某种审视的角色，在文化的自我界定中过程中
掌握主动。他们有本原传统缺失的经历，他们借用“他者”形象来表现一种需要转化的
想象。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就构建了“异族形象”的语境，按照自己的认识角度去看待
世界。

一直以来马华作家在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领域被推向边缘，他们自身的创作同时也被边
缘化了。因此马华作家一心想从自己特定的地域和文化视角出发对自己的主体性加以合
法化。他们努力地在创作的经验上搜索出更贴近于他们生存环境的语言。他们面临自我
形塑的问题，即要找到一种文化本体性作为发言的出发点，除了主体寻求自我属性以
外，借用他者的声音和形象而达成自我属性亦是一种方法。

自我与他者非常复杂。“他者”就是“非我”，一个异己，是自我的独立面。但，另一
方面，如果没有一个他者、一个异己的存在，自我也就无法构成。因此，他者既与自己
无关的一个存在，又是与自我密不可分的另一个自我。在与“他者”的对比中，能更清
楚地了解并突出自身的特点。“他者”是一个错综的符号。在马华文本的语境中，自我
属性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之上。在各种文化中，当与不了解的一方打交道，当互不
熟悉的民族或主体之间进行交往，相互发生影响时，也普遍地有约定俗成的基础。若能
将“他者”视为一种聚合着形形色色，变化多端的异己描写的各种阐释的层叠是有好处
的。

〈海外华文文学异族人物形象的文化分析〉一文中，从3个层面来分析异族形象，本文
借用饶教授的方法来对马华文学作品的范本进行剖析(1)：

(a)按本民族的需求塑造“他者”形象，着重表现“他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一
种集体化，理想化的文化诠释，其效果是强化了本民族的文化。在海底山的〈拉多公公〉
中表现马来族、华族及印度族的文化相异性十分地明显。作者借用各民族的话语来诠释
各民族的文化。当拉多公公获悉南洋群岛发生殖民者侵略的事情，就急忙地回到南洋群
岛，各个民族都向拉多公公埋怨而且叙述自己对南洋群岛的贡献：(2)

－－……我们的地位失掉了，我们的权利亦已长埋。谁料当日日当做主人的人，今日当
奴当婢？……谁料烈烈皇皇的民族，今日竟悲凄于他人的墙角檐下……

－－……我们到了这里，只有加重的痛苦；筑路，做苦工，受饥，受寒，人家欺负我，
人家摧残我，人家害我……

寻找归属

民族形象是个主导权的问题，它是需要建构的，他们用所掌握的文化遗产和深化片段来
重构他们的历史。他们都在寻求家园，寻找归属，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一种对他
们所在之地的精神上的把握和重新把握。此外，拉多公公是马来族的神灵，马来族本身
已经不可能违反回教的教义改变信仰，所以拉多公公不可能到西方求佛，这是作者的一
种文化企图，借用他者来认同本民族的文化。

(b)质疑现实的“他者”形象，反映出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对本民族的某些保守意识和
偏见有“颠覆”作用，表现出来的是文化思想的开放状态。王修慧的散文〈存在龙运山
的人群〉抒写了在抗日时期，华人对抗日的热诚，崇高的品格打动了印度民族，印度民
族最终停止机器的操作，并且与日本监工对峙：“他们没有错”。印度人在华人的眼里
一向都过着潦倒的生活；而华族工人在他们的形象是他们最好的伙伴。敏捷、劳苦、聪
明而且拥有东南亚最久历史的国度，并且与华人工人一起参加抗日活动。华人劳工质疑
地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又不是和你们打仗……应该是我们和中国才是兄弟呀！”但
是印度劳工热诚地回答：“不，发生最大的友谊的才是兄弟。”(3)

这是一种处于文化思想开放状态的对话，从质疑“他者”形象，到颠覆本民族对“他
者”的偏见的作用。从一个这样“他者”的立场，以一种不同的往往让人感到害怕的声
音，本民族开始对原失的视角和意识组织起来，逐一地进行颠覆。

(c)表现文化异性“他者形象”，用本民族的“话语”，对各种相异性做出自己的诠释，
同时也进行“自我”的审视和反思。

流芒在戏剧《觉醒》是马来亚华人与马来人通婚的后裔，也有人称为土生华人。(4)

剧中的梁阿九是个，他否认自己是“支那人”，在抗日期间，一些抗日份子向他募捐
时，他就会很气愤地赶走他们，最严重的是和日本人勾结买日本货。“他们以为我是
‘支那人’吧。……我就把‘支那人’的商标贴上……”。

梁阿九对着日本也同样地否认自己是“支那人”。“……常常以鄙人为‘支那人’来麻
烦你。鄙人从未到过‘支那’……鄙人生在马来亚，就是马来亚的一个人民。支那，我
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讨厌！”

后来，梁阿九自我反思后，就表示“我知道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关系，我要救国，我要帮
助大家救国，把日本人赶走，让我们相亲相爱地生存着。”

从梁阿九这个角色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用自己的话语，对各种相异性做出诠释，后来当
他的儿子被日本人撞伤过后，他才进行自我的审视和反思。

巴巴族群从他们的文化异质性或杂交性的角度看，他们可能产生许同不同的阐释可能
性。他们虽借用中国景象（“支那人”）的声音，并与压迫他们的话语的认同，但他们
同时也会把主宰性的意义混合和翻转。

作为个体，作家们不能创造历史，但更不能忽视自身内在的体验，尤其是在特定的社会
时期的自我认同：我是谁？我以什么身分来反映此事件或者以什么立场来表明自己的观
点。

这些南来作家身处在多重的文化之中，他们能借鉴多种传统，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
（中国传统已经逐渐地变体）。面对令他们不舒服的边缘地位或附属身分，他们终归会
诉诸或许能成为自己的经验的那些事物，找到自己的地位，进行自我再造。他们一开始
试图找回或者虚构一个家园，找回业已推动了的精神传统。他们在寻找自我属性时，所
使用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将那些貌似缺陷的品质化作对于自我的定义。他们努力将他们
所经历的文化分裂转化为抚平裂痕的家园梦想。

注释：(1)饶秡子，《海外华文文学异族人物形象的文化分析》载2000－3《世界华文文
学》页51－52。(2)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三卷），页326－327，2000年4月第
2版，香港世界出版社、马来西亚大众书局出版。(3)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七
卷），页456，2000年4月第2版，同上。(4)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第五卷），页
393、394、398、40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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