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
新诗评论:林耀德《世纪末台湾现代诗传播情境
【 新诗评论:林耀德《世纪末台湾现代诗传播情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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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诗电子报}新诗评论:林耀德《世纪末台湾现代诗传播情境 1 》
● 林耀德
☆笔名 :林耀德
☆本名 :林耀德
☆学经历:辅 仁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四度空间诗刊艺术指
导,
台北评论主编,台湾春秋文学主编,书林诗丛主编,尚书
文
化出版社总编辑。林氏为台湾都市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
者,
涉笔广泛,除诗外,还写散文、小说及评论。曾获中国时
报
科幻小说奖<73>、全国学生文学奖<71、73、7
4
>、辅仁文学奖<73、74>、中国新诗学会优秀青年
诗
人奖<74>、国军文艺金像奖<74、75、76>、
中
国文艺学会文艺奖章<77>、中兴文艺奖章<77>、
创
世纪三十五周年诗奖<78>。
●《世纪末台湾现代诗传播情境1》林耀德
一、前言:“遽变”之后
洛夫在一九七二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的序文中,提出了一段耐
人寻味的说法──
我们诗坛的确需要新的血轮,也期待新的局面的开拓,更寄望培养
一种独立思考与自由创造的精神。
然而,除非社会性质与形态起了遽变(例如由今天的半农业社会进
入全面的工业社会),我想即使再过二三十年,我们诗坛恐怕仍难有“
新的一代”出现。
这段话曾经引起若干争议,但是我们不可误解洛夫假设语气的前提,“除非
社会性质与形态起了遽变”,换言之,这句关键语表示:洛夫认为“社会性质与
形态”会对诗的美学观点和表现形式产生一定的作用,不产生“遽变”就“难有
‘新的一代’出现”;反过来说,一旦产生“遽变”,“新的一代”就不是不可
预期了。
这篇序文大致上综述了五、六○年代现代主义诗潮在台湾诗坛形成的具体内
涵;序文完成之后的七○至九○年代,不巧竟应合了“遽变”的时势,相对于当
年“由今天的半农业社会进入全面的工业社会”,往后的二十余年则是“由‘昔
日的工业社会’过渡到全面的后工业社会”的“遽变”。向阳的〈七○年代现代
诗风潮试论〉、笔者的〈不安海域~八○年代前期台湾现代诗风潮试论〉以及孟
樊的〈台湾的世纪末诗潮〉(1)三篇文章,恰好将七○年代初至九○年代肇始的
现代诗发展连缀起来,据此,我们可以对于“连三变”的诗坛递嬗以及层叠出现
的新世代有个初步的鸟瞰,它们都成为本文重要的背景资料。
本文则以九○年代前期(一九九○年至九四年)的台湾现代诗传播情境之基
础,对现象进行简略的扫瞄,并进而提出趋势的观察。
二、大整编的时代
要概述九○年代前期此间现代诗传播情境,第一个值得归纳的线索是,这期
间的阶段性特质在于“整编”,一个大整编~回顾过去、思索未来~的阶段摆置
在我们眼前。
自一九八九年洪范版《现代中国诗选》(杨牧、郑树森编)、九歌版《中华
现代文学大系/台湾一九七○~一九八九·诗卷壹、贰》(张默编)(2)起,接
著是一九九○年书林版《台湾新世代诗人大系》(简政珍、林耀德编)、一九九
二年尔雅版《台湾现代诗编目(一九四九~一九九一)》(张默编)、一九九二
年《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新诗批评卷》(孟樊编)的问世;到了九四年,曾
经在七○年代末联手主编《现代诗导读》的张汉良、萧萧,再度合作编辑了《幼
狮文艺四十年大系·新诗卷》。这些编辑书目一连串出现,说明了在“世纪末”
的暗示之下,不同意识形态的诗人和诗论家或有意或无心地参与了台湾文学界企
图“重现”或者“重建”文学发展史的工程,其中既有回顾历史的意义,又隐含
著对于台湾文学定位(相对于“中国文学”与“华文文学”)的焦虑和危机意识
。
“笠诗社”在一九九一年密集推出一九册《台湾诗库》,旋即又于一九九二
年由高雄的文学台湾杂志社印行、推出九百余页、录诗近千首的巨册选集《混声
合唱》,这固然是多年来“笠集团”以本土诗坛盟主自我呈现的一贯姿态,但规
模之大,自一九六四年该刊创办以降为历来仅见;无独有偶的是“创世纪诗社”
在一九九四年规划的四十周年庆,预计推出的系列活动和出版企划较诸同年《幼
狮文艺》、《皇冠》等文艺刊物的周年庆,实有过之而不及。而活跃于诗坛与学
界的李瑞腾等人在一九九二年创办的《台湾诗学季刊》,则更强化了“整编”的
气息,该刊透过专题的设计,有系统地检讨各种现代诗坛现象;编辑阵容的组成
,跨越了流派与诗社的阵营(3)、虽然不无前例,但在行动面的延伸方面(如举
办研讨会)却展现非凡的潜力。
重量级的套书和大部头的大系,就市场销售率而言不看好,《台湾诗学季刊
》的发行量“相当然耳”也是同仁刊物的规模,它们的意义并不在于“整编读者
”,而在于“馆藏库存”。它们对于现代诗传播的意义,在于提供研究者丰富的
索引资料;它们无法取代个人诗集的存在,却将属于九○年代的编辑者诗观留存
下来,成为下一个世纪诗学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大系和套书呈现了“面”(特定阶段的诗坛和诗社面貌)和“线”(诗人与
诗学发展的轨迹),使得各世代诗作与诗人被放置在同一个范围中形成秩序(当
然这是不同编筹者主观设定的“各种秩序”);这种思虑也可以投射在个别诗人
的创作生涯中。就在九○年代前期来看,诗之华版《诗魔的蜕变》(萧萧编)于
九一年问世,汇集了关于洛夫的重要品评;同一年起,关于罗门的评论在文史哲
出版社连续出版了四部之多(4);又如九四年出版的《林亨泰研究资料汇编》,
也是一则例子。个别诗人整编建档的工作,特别是关于洛夫、罗门、林亨泰那一
辈(战后至六○年代初崛起的诗人群)的诗人资料,虽然还谈不上“盖棺论定”
,却相对证明了诗的现代主义,已经从前卫的领域地位移转为特定的典范(其人
)与典律(其作),晋入了“现代的古典”项目之中。
注 释
(1)〈台湾的世纪末诗潮〉,孟樊,《联合文学》第八十一期,台北:联合文学
杂志社,一九九一年七月。本文发表时省略注释,完整版本参见《当代台湾
文学评论大系·文学现象卷》所录,郑明总编辑、林耀德编,台北:正中
书局,一九九三年。
(2)本大系可说是巨人版大系的续制,两部大系在时序上彼此衔接,皆由总编辑
余光中撰写总序。
(3)《台湾诗学季刊》,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创刊,发起同仁为尹玲、白灵、向明
、李瑞腾、渡也、游唤、苏绍连、萧萧。在该刊〈发刊辞〉中,以“本社”
名义指出:“如何建立一个合理圆融的诠释体系,应该是台湾现代诗学最紧
要的课题”,“站在九○年代台湾的土地上,我们无可避免的选择以台湾为
中心来建构现代诗学”。
(4)分别是《门罗天下》(张汉良、郑明、蔡源煌、林耀德等著)、《日月的
双轨》(周伟民、唐玲玲著)、《罗门诗作一百首赏析》(朱徽著)、《罗
门蓉子文学世界学术讨会论文集》(周伟民、唐玲玲编);另师大书苑曾出
版《罗门论》(林耀德著)。以上出版品均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四年间印
行,算得上是项记录。
●《世纪末台湾现代诗传播情境2》林耀德
三、小众化的认知
《台湾诗学季学·发刊辞》指出:
认清诗的小众性格,应有助于诗的发展与推广。(5)
一九九二年开始,一群诗人借用诚品书局的场地举办了系列“诗的星期五”
活动,发起人暨主持人洛夫认为这项聚合诗人与爱诗者的小型朗读会有三大取向
──
一是要长期化,这个活动要长期地做下去,不能只是一时的热潮。二是
要小众化,人数不求多,参加的朋友都是对诗非常有兴趣的,长期下来,自
然会小众化。三是要精致化,会场上朗诵的诗,都是诗人最好的作品,保持
精致文化的水平。(王信,一九九二)
过去诗的外延性社会活动,无论是与艺术表演形态结合或者传统性的讲演、
朗诵集会,主事者多半会抱持“让诗大众化”的理想憧憬。而自七○年代以降,
许多怀疑现代诗命运的人士,包括《台湾诗学季刊》目前的部分同仁在内,当年
都曾力主诗的词句应浅白易解以接近社会大众、藉以增进诗的传播能力。诗一直
是小众化的,为了不肯承认这项事实,使得不少绕口令式的论争浮现诗坛,也使
得诗的文学意义长期受到实用主义诉求的扭曲断丧。
洛夫谈到的“长期化”是“小众化传播”坚韧成形的基础,“精致化”则是
延续发展“小众化传播”的必要途径。九○年代这种小众化的认知逐渐成为普遍
的观点。
九○年代前期出版的现代诗个人专集,据《文讯》统计资料(6)显示,约有
二四四种;而据张默的《台湾台湾诗编目》统计,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九年间
共有别集一一○七种。上述两项资料对照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九○年代前期的
不及五年时间里,别集出版的种数,竟占了四九年迄今出版总数近五分之一的比
例【:244÷(1107+244)≒18%】,这么庞大的出版量固然是加入了“整编热”
和近年台湾各县市文化中心在文建会补助下与诗集刊印的因素,不过其中却不见
任何一种能够像郑愁予、席慕蓉的诗集在八○年代那般位例畅销或常销榜单:在
大陆风靡一时的汪国真登陆台湾,不仅难见佳评,也没有产生任何消费市场的微
波细澜;这些情况都说明小说小众情势的确立,培养专门的读者、提升学术研究
精致度,反而成为世纪末台湾诗坛应该默默耕耘的目标。
九○年代前期举办的各类型学术研讨会之中,共有四十八篇(7)有关两岸现
代诗议题的研究。如果说诗集出版、大系整编、诗学论评等等正文构成了诗世界
的点线面,那么“诗的星期五”和相关现代诗的研讨会现场则成了即时性的立体
交流空间,四十八篇论文也就不单纯是在档案中“增加了”四十八篇论文,而是
提供了四十八个由读者(当然包含批评家)、作者与作品三方面进行精致论辩的
机会。
另一个“小众化”的趣味点,可以“小中见大”,那就是“客语诗”、“原
住民诗”晚近受到瞩目的现象(8)。客语系统分割甚细,远较闽南语中漳、泉、
厦三大系统更为纷杂,“客语诗”自然在语言的表现上是“小众中小众”,而原
住民题材也只涉及特定弱势族群的生存与心灵困境;至今我们终于了解它们存在
的尊严,不必以传播范畴的宽窄来决定。
四、新读者群的养成
从小众的立场来看待诗坛的承续,对于现诗读者的培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
环。一九九三年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成立“现代诗研究中心”、举办“现代诗学研
讨会”,是激发“潜在的”中文学界现代诗研究者(专业读者)的积极良方;九
四年同校人文中心又举办现代诗的长期研习课程,则是拓宽社会爱诗人口的实际
行动,值得肯定(9)。过去台湾的中文学界昧于当代文化潮流,形成了反动现代
文学的渊薮,在濒临新世纪之刻,吾人乐见中国文学传统终将正式踏入“当代”
。
从校园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九○年代各校文学奖新诗稿件质量较八○年代
后期而言有大幅成长,而以国立台湾大学的现况最值得称道,“荒原社”和“台
大诗大社”出现了不少潜力雄厚、风格纯熟的青年诗人,在一九九四年《中央日
报》与《明道文艺》合办的“全学生文学奖”中,台大学生囊括了大专组各文类
的半数席次。《幼狮文艺》对于各文类新人的发掘工作仍然继承著八○年代中期
以降的努力,而《联合文学》则比较侧重小说新人的栽培。
培养年轻一代的写诗人口即是培养现代诗小众传播的基础事业。从大众传播
观点来看,“读诗人口与写人口一样多”是一句笑话,可是在分众社会的小众传
播观中,这句话却是理所当然的常态,养虾专业杂志的订户自然就是养虾产销业
者,此理甚明。
伴随此一形势,在八○年代末到九○年代初期短短几年期间,入门“教科书
”也相继问世,杨牧的《一首诗的完成》是给诗人看的“教科书”,萧萧的《现
代诗创作演练》和白灵的《一首诗的诞生》则是给“想要成为诗人者”看的“教
科书”。萧萧、白灵之作仍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将复杂的诗法化约为单约的造
句游戏似非良策,事实上他们对“好诗”的要求也有多方局限,但就启蒙的立场
来看,这种将诗庸俗化的“习题簿”对初学者不无立竿见影的功效。
注释
(5)同注(3)。
(6)参见〈台湾地区个人诗集出版目录(一九九○~一九九四)〉,编辑部,台
北:文讯杂志社,一九九四年六月。
(7)据《文讯》第一○一期《现代文学会议的观察》专辑所列目录统计而得。台
北:文讯杂志社,一九九四年三月。
(8)前者如黄恒秋《担竿人生》,台北:爱华出版社,一九九○年;后者如瓦历
斯·尤干在九○年代前期获得首届年度诗奖(一九九三)肯定。
(9)以上活动均由彰化师大国文系主任李威熊和该系教授陈启佑(渡也)等为推
动主力。笔者曾和李主任探询过该系未来对于“现代诗学研讨会”的推动方
式,李主任答以现代诗与古典诗研讨会年度轮办,笔者则建议可加入贯通古
典诗与现代诗的宏观性议题,与古典诗、现代诗专题三者轮办,李主任则答
覆予以考虑。
●《世纪末台湾现代诗传播情境3》林耀德
五、各诗刊的发展
相对于八○年代的风起云涌,台湾的诗刊份数大为减少,以《创世纪》第九
十九期第一○一页的〈海内外中文现代诗刊一览〉(10)记载,目前台湾持续发行
的诗刊仅有《现代诗》、《创世纪》、《葡萄园》、《笠》、《秋水》、《心脏
》、《海鸥》、《新陆》、《世界诗叶》、《薪水》、《中国诗刊》、《风灯》
、《晨风四季》、《谷风》、《诗象》。这十五份诗刊的主编者,有名家,也有
若干是各世代的“二军诗人”(11)。以刊载诗稿的品质而言,最整齐的还是两块
“老招牌”:《现代诗》与《创世纪》。
严格地说,复刊后由杨泽、鸿鸿、零雨、陈克华、庄裕安等新世代诗人菁英
操盘的《现代诗》,和元老诗人主导的《创世纪》恰好形成两个典型。《现代诗
》基本上和纪弦时代的老牌《现代诗》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它所形成的是
一个兼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风格的新世代创作集团,除了梅新之外,羊令野、商
禽、郑愁予等前辈诗人虽然也列名同仁名录之中,其实不过聊备一格,只是做为
“法统”的象徵罢了。
《创世纪》则完全不同,早于四十年前创办“创世纪诗社”的洛夫、张默到
今日为止仍然屹立在编务、发行与公关的第一线上,前者担任名实相符的总编辑
,后者则以社长的身分活跃于诗坛;至于年轻一代的同仁,现阶段除了简政珍和
杨平之外,其余倒像是《现代诗》中元老诗人的处境。
四十年来,《创世纪》历经多次整体风格上的变异,特别是创刊初期的“民
族诗型”和五○年代中期到六○年代中期由该刊灵魂人物洛夫等掀起的“中国超
现实主义风潮”,迄今为止令人印象犹新(12)。尽管比较起来,《创世纪》系的
第一代的诗人不论就文化生态或文学风格而言,类型化的倾向比同期间出现的其
他诗社都来得明显,但是个别诗人的成就与魅力还是超越了整个诗社(诗社毕竟
只是一个抽象的整体概念)的存在;事实上,诗社成员个别风格的呈现,透过个
人创作的执著以及“诗社理论家”的共同努力,完全主导了诗社和诗刊的发展模
式。
就《现代诗》目前文论稿件刊登的情况来说,编者将重心摆置在诗坛现象面
和文化延伸面的企图很明显,各具特色的同仁则直接以创作来证实自己的艺术理
念。而《创世纪》依旧强调针对个别诗人的论评。
不论是目前的《现代诗》或《创世纪》,在大众传播上的人文意义,均集中
在诗社成员的权力结构上。采取菁英主义的《现代诗》或者包容性稍广的《创世
纪》,整个脉动与关怀对象仍然是“反求诸己”多、“推己及人”少(特别是《
创世纪》独具封闭性),相对于他们对海外成员或大陆社员之吝于推广评论,必
然使得读者怀疑这些明显并非处于核心位置的边缘/海外/大陆同仁之所以存在
,只是做为陪衬主旋律的装饰音罢了。
战后台湾现代诗的发展,据说是以惨淡经营的诗刊做为推动的主力。八○年
代崛起的新世代诗刊曾经掀起了“世代战争”,也开创了台湾诗的新格局;然而
到了九○年代,不仅诗刊的数量大为萎缩,现有诗刊的功能和对于诗坛(过去很
多人将“诗坛”误解为“诗社的总和”)的影响力也江河日下。
在《创世纪》第九十九期的广告上(13),预告了“创刊四十周年”的“重要
活动预告”,内容包括创世纪四十周年庆赠奖酒会、创世纪与台湾现代诗研讨会
、创世纪之声明诵会、现代诗综合座谈、邵玉铭特约演讲(演讲者是一位和诗坛
素来没有渊源的前新闻局长兼业余的闻一多研究者)、联谊晚宴等,这系列大型
活动势将动用庞大的人力物力(14);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整个设计的重心在于“
缅怀”、“忆旧”而非“开创”、“前瞻”,我们无法从中找到“未来的”《创
世纪》。
有人会认为“缅怀之必要”不是没有道理,君不见新世代诗刊在八○年代旋
起旋灭,而老诗刊如《蓝星》也因后援不继而停摆,屹立不摇者自然是怀璧无罪
、庆功有理。对于九○年代诗社萎缩之现况,林婷曾经在〈寂寞的声音,期待回
响~九○年代新诗社状况〉一文中指出:
现代诗创作的过程是十分寂寞的,而现代诗的团体亦是小众的。在这样
的前提下,我们便不难了解为什么一些诗社、诗刊无法坚持下去,而默默地
停刊、休刊。前曾述及其原因不外是经费及人力,然而大众(媒体)的支持
与反应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八○年代十分活跃的诗社(刊)到了八○年
代末期至九○年代之间便消失了,甚至连诗刊亦鲜少流传。这些诗刊包括:
《汉广诗页》、《台湾诗季刊》、《春秋小集》、《四度空间》【耀德按:
已于一九九四年八月复刊】、《地平线》、《象群》、《长廊》、《曼陀罗
》、《风云际会》以及大老《蓝星》等等,其中亦有正筹备复刊者,我们期
待他们更好的发展。
一般说来,元老级的诗刊脚步较稳,有一定的稿源及群众,长期累积的
经济能力亦稍可平衡,然而单靠有限的订户及同仁资助,亦需胼手胝足、竭
力守成,人心物力齐备方能顺利出版一期诗刊。据笔者了解,诗刊元老《蓝
星》亦是由于原来支持出版的出版社无法支持,决定了休刊的命运;上述诗
刊休刊的原因,亦不脱物力、人力不能两全的范畴。
其实,笔者认为新世代诗刊的“朝生夕死”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可能和“人
力、物力”之流的因素扯不上太大的关系。放眼十九、二十世纪各国重要诗刊的
历史,少有不是异常短暂的;这么说倒不是一种“天才诗人必然早夭”之流的无
聊推论,而是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诗刊往往只是诗潮或文学运动的配件而已。
诗刊有点儿类似把人造卫星送上轨道的推进火箭,重要的是送出人造卫星,人造
卫星抵达定位,火箭也已经被抛除了。
十九、二十世纪西方的前卫杂志与诗刊多半岁月不长,欧美如此,第三世界
国家也不例外,像波赫士(JorgeLuisBorges,1899-1986)在二○年代的布宜诺
斯艾利斯创办了极端主义刊物《梭镜》,总共只出版过两期;另一份波赫士主导
的新世代文学刊物《船头》只出版三期便停摆,后复刊再出版十五期,前后历时
不到五年(15)。换句话说,和源远流长,以悠久历史自恃的商业性杂志不同,诗
刊是一种非(反)主流的小众媒体,它存在的目的不是“办一份诗刊”而是呈现
某种观点或主张,这种观点或主张经常是反对通俗大众固有品味的、反学院僵化
因袭的美学训练的、甚至是反对小众诗坛中的老传统或旧主流的。一旦这种对抗
典律(canon)的观点或主张,或者提倡这种观点或主张的诗人,自诗坛外围进入
“体制”之中,形成被普遍接受(同时也等待著“被颠覆”)的新典范(霸权)
还是他们已经达到了自树旗帜的爽感快意,那么,停止发行机关刊物是理所当然
的事。
台湾八○年代的新世代诗刊大致上完成了他们“世代革命”的诉求。五、六
○年代出生于台湾的诗人经过十年的淬砺,一部分已经卓然成家,无须依附元老
诗刊、也不必再靠著“自力救济”的方式集资筹办诗刊以传达被禁锢的声音;另
一部分则被元老诗刊安抚收编;最后则是放弃诗艺、专心于其他事业的一群封笔
者。
对于羽翮已就的新世代诗人而言,别说固守于诗刊阵营有所不必,就连固守
于诗的阵地也只被视为郑愁予那一个世代的自矜姿态。他们总能将触角延伸到其
他文化领域,像电影、电视、舞台剧,或者兼营其他文类的写作和各种文化出版
、传播事业,并且能够得到出版社的支持顺利出版诗集,即使自费出版也毫无经
济上的挂虑。像罗智成、向阳、刘克襄、焦桐、苦苓等等,信心拈来的几个新世
代诗人,在他们诗艺的成长过程中不曾依赖任何元老诗刊的卵翼,他们的诗作在
九○年代根本很少藉诸诗刊发表;至于九○年代出现的崭新一代,如刘婉俐、王
信、洪凌之属,他们的作品则集中于台大外文系出版的《中外文学》和校内诗刊
,或迳往副刊等大众媒体发展,他们也未曾涉足元老诗刊的“终南捷径”。
九○年代前期诗刊之所以趋于没落,问题不在于小众化,更不在于诗刊同仁
的艺术实力强弱,首要的原因实在于诗刊失去了前瞻性,残存的各世代诗刊怯于
提出自己的理念,没有具体的艺术目标与美学诉求;当然,如简政珍这类注重观
念探讨的诗论家也在此一期间出现(16),但整体而言,欠缺美学理念和实践的勇
气却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使得诗刊的功能产生必然的“收缩效应”──仅仅为了
延续诗刊存在而延续诗刊的存在,便不得不去不断强化诗刊本身的光荣历史或者
巩固领导核心的成就(权威性),表面上个个都是开放性的徵稿园地,事实上仍
然有一道道亲疏等级的无形围墙阻碍著内外圈之间的流动与沟通。
诗刊退居诗潮发展的第二线位置,是九○年代前期台湾诗坛的重要现象,这
个现象并不代表诗坛的堕落,因为个别诗人专辑出版的蓬勃以及诗作刊载媒体的
领域扩大(17),可以证明诗艺在台湾的发展趋势与传播形态已经脱离过去环绕著
诗社兴亡史与斗争史的愚蠢模式。
注释
(10)台北:创世纪诗杂志社,一九九四年六月。必须注意的是,这份目录并非现
行华文诗刊的总目录,即以台湾地区论,尚有遗漏,而学生诗刊如《大学诗
》(台大诗文学社)等均未列入。
(11)“二军诗人”是笔者“发明”的辞汇,就像日本职棒有一军、二军之分,若
刊诗龄甚长的诗人长久以来均未曾得到诗艺上的肯定,大致上在现实中他们
领导的刊物也往往处于“二军”形态。
(12)简政珍在〈创世纪和诗的当代性〉一文中指出:“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的
评论家,讨论《创世纪》的诗,总是既定反应地讨论它的‘超现实’。”出
处同(10)。另参见张汉良〈中国现代诗的“超现实主义风潮”~一个影响研
究仿作〉,收入《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文学现象卷》,郑明娳总编辑、
林耀德编,台北:正中书局,一九九三年。
(13)见页一○二。
(14)配合本项活动的出版计划包括《创世纪四十年诗选》(洛夫、沈志方编)、
《创世纪四十年评论选》(★弦、简政珍编)、《创世纪四十年总目》(张
默、张汉良编及全套《创世纪》诗刊再版套售等。
(15)参见〈我的回忆〉,波赫士,朱景冬译,收入《我承认,我历经沧桑》,朱
景冬编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16)举个例子来说,简政珍的“存在诗学”式的短论〈创世纪和诗的当代性〉,
以“刊头语”的名义刊载在《创世纪》第九十九期,这位新一代的“创世纪
理论家”(第一代除了季红之外由洛夫、张默身兼,第二代的著例是张汉良
)指出:
诗所矜持的是什么?
诗所矜持的,是可能此地后现代引伸者最想解构的“本质”。诗在各个时代
历经不同的样貌,但本质使这些样貌升腾或过滤为诗或非诗。诗也是由于基
于这样的本质才能展现诗性,诗人以展现诗性保有他的存有。本质不能逐条
明列,但它总让人隐约感知。它也许是一种沉默,以别于散文式的说理。它
也许是一种意象思维,以别于讯息直接的传输和说教。而在这一个特定的时
空,它更是拒绝被商品化的姿势。面对喧啸庸俗的大众,诗自我珍惜那种谧
静独处的美感。诗“投入”现实,但它入世,而不媚世。
矜持使诗带有反制现实的笑声,虽然这可能是苦涩的笑声。作为一个当代诗
人,必须有心理准备去走上一条孤单但不孤独的路。时值世纪末,当另一个
世纪即将要在地平线浮现时,诗人以如此的身姿面对时代的遽变,这正是《
创世纪》的真义。
这种论述阐明的是诗人的态度、某种超验的史观和诗的伦理性,却和传统的
存在主义诗学意见非常类似。不过这篇掷地有声的短论重在观念的阐发,而
非具体地提倡某种美学实践的独特“偏见”。
(17)诗的“小众化”并不意味著诗的发表空间正在缩小,举几个实例如次:《动
物园杂志》第五十二期刊载了四首生态诗:〈龟〉、〈鳄〉、〈蛇〉与〈变
色龙〉,台北:市立动物园附设动物园杂志社,一九九三年十月;《时报周
刊》第七九四期刊登了二十九首配图时,台北:时报周刊有限公司,一九九
二年五月十六日;《时报周刊》第八四七期则刊登了二十一首配图诗,台北
:时报周刊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类似《时报周刊》这种通
俗大众画报周刊和《动物园杂志》之流的分众化媒体,过去一向是诗人的禁
地;又如中华文化复兴总会出版的《活水文化双周报》每期均有〈双周诗粹
〉专栏刊出,乃至于《国魂》、《当代青年》这些连此间诗评家或史料搜集
者都不曾注意到的媒体,均有现代诗的一席之地。换言之,过去以报纸副刊
、文学杂志和诗刊这种“三维结构”来检诗诗人发表状况的角度,到了九○
年代已大有修正之必要。诗也并不见得如注(6)简政珍文中所谓的“拒绝被
商品化”,其实“创世纪四十周年”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商品。
●《世纪末台湾现代诗传播情境4》林耀德
六、跨国界的交流
跨入世纪末的台湾诗坛,既有所谓整编、回顾的热情,也意识到台湾诗人必
须建立崭新的国际观。
不同诗集团有不同的涉外领域的偏好,以闽客籍旧移民后裔诗人为主体的《
笠》集团,自八○年代初期起即与若干亚洲诗人联合轮编《亚洲现代诗集》(18)
其实所谓“亚洲诗人”也只是以东北亚的日本、南韩鲜(所谓“大韩民国”也者
)两区域的特定诗人群为联盟对象,区区三地诗人诗作的联展,每期不过略为点
缀几位“其他国代表”,而迳冠以“亚洲”名义,取代四十余国诗人在光天化日
之下的存在,其姿态及地域分布真令人不由得联想到殖民主义时代的日本帝国版
图。
《创世纪》等以外省新移民诗人为主体的诗社,在两岸正式交流之前,和其
他华文区域的接触以东南亚华文诗坛最为频繁,八○年代后期迄今则进一步与大
陆诗人密切联系,互访频繁,诗刊上也大量增刊来自大陆中原乃至蒙疆藏边区的
稿件。以近五、六年来《创世纪》刊登创作的方式为例,是区隔出〈台湾、海外
诗页〉与〈大陆诗页〉,分栏登载稿件,这种区隔两岸或多岸创作的模式也被大
部分现存的诗刊所承袭。
基本上,台湾诗刊虽然刊载大陆和东南亚创作,也以交换刊物方式进行两岸
及国际交流,却缺乏对大陆诗坛自“十七年时期”迄“新时期”以降的具体评估
与观察,对于东南亚华文诗坛的关切也毫无实迹,大部分的台湾诗人对海外华文
诗坛的发展与挫折是全然陌生的。
更有趣的现象在于台湾诗刊所采用的大陆评论稿件,几乎都是以该诗刊成员
为评论客体的论稿;换言之,部分台湾诗人所汲汲经营者,是利用大陆评论家在
资讯不足的情况下所撰写的吹捧文字来自抬身价,这种现象在表面上是一种交流
,实质上却是一种反交流的单向谋利,笔者非常怀疑任何有良知、有见识的大陆
文学批评家会长期甘于被某些诗艺平庸却自命诗宗的台湾诗人所御用、所驱遣而
毫无自觉、不生反感。
不仅是诗刊本身的故步自封与保守自私值得忧虑,和小说界相较起来,对于
整个世界诗坛的关切、对于地球各地诗作诗人的译介都显得异常迟钝,甚至可说
是无甚建树。以台湾本岛而言,九○年代前期的诗刊看似兼容并蓄,实则已逐渐
丧失华文诗坛的向心力,也根本无视于世界诗潮的发展现况;而文学期刊、副刊
在这方面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夕群起猜题(预测得奖人)、蜻蜓点水一番,
之后将得奖人炒作几番,就寂静无声一如往昔,令人扼腕。
一般而言,文化媒体在译介方面的重点都放在世界小说的现况上,使得岛内
新世代诗人必须借助于原文原典的阅读来延伸思维和观摩的触角,而若干老一辈
诗人则可以自足于所谓光荣的“数十年奋斗”或者“新古典主义”之流空洞无物
的滥调,犹有甚者乃开始杜撰自己反对体制的历史来“娇其妻妾”,凡此种种,
皆使得台湾诗坛在世纪末所急需凝塑的新世界观(从哲学角度而言)与国际观(
从国际诗坛生态的角度而言)都尚往整模成型。
此外,从文化出口的角度来看,九○年代台湾诗人在中国大陆获得更多被选
刊、介绍的机会,但被译介为他国语文的情况并不理想。除了上述《亚洲现代诗
集》中被译为日、鲜语的诗作及少数个人别集央译、法译出版之外,并没有进一
步的开拓。奚密于耶鲁大学出版的《现代华文诗选》(AntholoyofModern
ChinesePoetry)对于台湾诗人展现了特别的兴趣,这部英译诗集选辑的范畴自
一○年代新诗运动迄八○年代末,收录六十六家诗人,台湾诗人竟占了三十五席
之多,主要的因素可能在于编译者出身台湾,对此间的诗的诗作较为熟悉、品味
也较为趋近。
七、结语:扬弃岛国心态
虽然眼前的台湾诗坛面临了许多新情势、新课题和新困境,而且也没有出现
多少足以震撼华文诗坛的杰作,反倒涌现了不少面貌模糊、才艺庸懦的“五分钟
英雄”。但是也有许多默默耕耘的典型,不少各世代的诗人,都致力于小众传播
的良性发展、意图在有限环境中创造宽阔的言谈空间。
如果台湾诗坛想要重整旗鼓,那么加强对中国大陆与海外(特别是东南亚)
华文诗坛的实质交流,有系统地将华文世界的现代诗体系纳入关怀与研究的核心
,并且真诚地与世界诗潮进行“对话”,这一切都是急待进行的工作;只有扬弃
猥琐的“岛国心态”,台湾诗坛才能在华文诗坛多岸关系的大体脉中重新扮演积
极沦落为“世界诗坛资讯的最终站”的可悲地位。总而言之,九○年代前期台湾
现代诗的传播情境,是一个瞻前顾后的“诗坛自反(朝向内部反省)阶段”,蓄
势待发,或许呢正隐匿著属于未来的神奇事物也说不定。
(完)
注释
(18)《亚洲现代诗集》自一九八一年起由日本、台湾、南朝鲜三区域诗人轮流执
编,台湾地区已负责辑印一九八二年的第二集及一九九○年的第五集。这项
计划虽然冠以“亚洲”之名,但是充其量只能算是三区域三几个诗社的联展
而已,其余各国的诗人并未受到重视,而轮编的三地诗人亦皆以社员为主体
,其“国际性”的基础非常脆弱。
出自林耀德(1995):《世纪末现代诗论集》。台北:羚杰出版社。第3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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