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
五○年代台籍作家的处境
第一节台湾文学的断层期
第二节国语政策下「跨越语言的一代」
第三节台籍小说家与国家文艺体制的关系
摘自李丽玲硕士论文
<五O年代国家文艺体制下台籍作家的处境及其创作初探>
第三章五○年代台籍作家的处境
完成时间:1995.07
指导教授:吕正惠
毕业系所: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
第一节台湾文学的断层期
台湾文学的断层期,主要是指国民党来台前后,台湾文学的历史传统无法衔接,
台湾作家无法新旧嬗替的现象。进入五○年代之前,接收时期的台湾文学,由于
台湾岛上的政治局势、经济危机、文化策略等外来因素,使作家人数及创作质量,
均有明显的削减现象,最后进而导致台湾作家世代的断层。战后台湾文学重建的契机,
屡次遭遇当局相关政策或政治事件的影响而夭折,如语言政策、二二八事件、
四六事件等,使台湾作家无法生存。
根据叶芸芸〈试论战后初期的台湾智识份子及其文学活动〉一文,罗列此一
阶段台湾出版的期刊杂志,资料较详细者就有四十三种(日报十五种、周刊
和月刊二十八种)1,再加上史料散佚阙漏的情况,实际上,战后初期的文化
事业并非空白。2一般认为战争结束到国民党迁台这段期间,台湾文学是一片
空白,实则不尽然。3若细究四五--四九年台湾作家的文学活动状况,其间
的坚持与表现,仍相当具有「反殖民」的文学精神,且直接地反映战后初期
台湾社会的面貌。4本文将探讨的「银铃会」,即是长期被历史遗忘的文学团体。
将断层的形成细分几个阶段观察,即可明显地看出台湾文坛的状况与作家群
的结构,可谓瞬息万变。一是日文禁用前(1946.10.25),二是取消日文至
二二八事件之前,三是二二八事件后,四为国民党迁台后。在这四个过程中,
依序产生了几个现象:日据时代的作家到了战后,作品量递减,逐渐退出文坛、
政治事件对台湾文学的冲击远超过语言的转换、u台湾文学」--「中国文学」的辩论
远多于实际创作、文坛以大陆籍作家为主、长时间缺乏新一代台籍作家等等。
是以,从日据时代作家到战后第一代作家之间的断层现象,是五○年代
年轻的台籍作家走向台湾文学的一大迷障。
一、重回祖国怀抱
开罗会议确定将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台湾归还中国,台湾经历了六十天由台湾人
自治的「政治真空状态」5,之后,热烈地迎接祖国的到来,其景象是「人潮如
涌」、「挂灯结彩」、「舞狮、高轿、歌仔戏、傀儡戏」、「论语、孟子、唐
诗三百首等通俗古书遍布」、「国语传习班的招牌林立」6等等,再再传达出
台湾人响往祖国文化的热情,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锺肇政的《流云》,
均描绘出光复之际,敲锣打鼓、摇旗呐喊的社会景象。7日据时代从事文化运
动的知识份子,到了战后,更义不容辞地投入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工作
上,与大陆来台的进步人士、自大陆返台的台湾人士合作,共同建立「三民主
义的台湾」。全省各地报纸、刊物大量涌出,办国语讲习班、举行文化座谈会
及各项艺术表演活动。成立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的「台湾文化协进会」,
即是当时最为活跃的文化团体8;该会结合众多省内、外知名人士,以游弥坚
为首,创办《台湾文化》综合性月刊,并积极展开一连串音乐、美术、文学等
活动,实际做为「长官公署外围团体」建构「三民主义新文化」的一环。9
另外,民间所办的,有创刊最早的《政经报》及《新新》,亦对台湾文化提
出诸多建言。前者探讨「关于政治经济全般的问题」,以民族的热情唤起全体民众,
来「建设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台湾」。10《政经报》虽以政经问题为核心,仍刊载少
数文学作品。相较之下,为时极短的《新新》,则容纳较多文学作品及论评。在上
述三类「文化性」杂志中,执笔的作者除了大陆籍人士外,台湾本土作家,
有王白渊、吴新荣、杨守愚、吕赫若、锺理和、龙瑛宗、吴浊流等人
(见附录一)。以作品量而言,可见出能以中文创作的日文作家有限,
再加上此一阶段综合性刊物均「带著浓厚的本土『政治取向』,内容主
题倾向反应台湾之政治经济社会,或致力于祖国地理历史文物的介绍,或建设台湾,
或地方自治,或三民主义,或推行国语等各种问题的探讨」11,一般说来,文学性
刊物较少,能容纳日文作品的空间,极为局限。
在日文未全面禁止之前,龙瑛宗主编的《中华日报》日文版文艺栏,可以
算是目前所知最完整的日文文学园地。由于该报行销在南部,所以执笔的
作者,亦以居住在南部的人士为主。12除了吴浊流、龙瑛宗外,俨然另成
一个南部作家群,其中有吴瀛涛、王碧蕉、詹冰,及一群无名作者。13文
艺栏虽仅持续七个月,然而从其丰富的文学作品、评论来看,实则可视
为日文作家重要的发表场域。及至四六年十月全面禁用日文,文艺栏被
迫取消,日文作家的发表空间益形窘迫。
初期的语言问题,在技术面上,似乎可以凭藉高度的祖国情怀来克服。然而,
掺杂著当时社会、经济上种种弊端,似乎也扩大了「语言问题」的负面影响。
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龃龉逐渐地加深,台湾人甚至以语言做为消极□抗的工具,
誓不说国语、用中文,台湾一度又成为日文世界。在一份完整的《政经报》中,
我们清晰地看到台湾人从期望到失望,终至幻灭的历程。
最早是谢春木向当局的呼吁:
只要信任台湾人,爱护台湾人,帮助台湾人达成他们的政治愿望,一切的问题
都可以很容易解决,……接收台湾的时候,立刻要成立民意机关,以尊重台湾
的政治愿望来实现我们的新政,立刻开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以表示我
们政治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是完全两样的。14
然而事与愿违,短短一年间,「官吏的贪污无能」、「五天五地」、
「狗去豚来」的批评漫天15,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获利者主要是外省人。16
再者,外省人还批评台湾人为「奴化」、「糊里糊涂里苟且偷生的生活」17,
「眼光狭小」,不似外省人有「长江大河,五岳长城的雄壮观念……」。18明
显的对立立场,一再突显出接收人员的统治者心态。观念上的颉颃也罢,但台
湾现实生活的困境,如物价、治安等,却如火上加油,益发激起台湾人□愤恨!
从《政经报》末两期的〈编辑后记〉,即可嗅出浓厚的不满情绪,诉说著
台胞的「失望、怀疑、逃避、自弃」19:
大家却抱著满肚的不满,在痛骂,冷笑或咒咀著,眼前社会的腐败丑恶现象。
……我很怕,若是这样弄下去,台胞不是患了神经衰弱,则会有爆炸的一天。20
这一段话,剖陈台湾人的忧虑惶恐,同时也预言了台湾的变动。不久,《政经报》
终因无法应付物价上扬而停刊,不到半年,台湾果真发生了「爆炸的一天」
--二二八事变。
实际上,二二八事件前的台湾文学,亦不少直接反映当时台湾社会状况,
包括:省籍通婚、贪官污吏、通货膨帐、失业、自杀等等问题。例如:轰
动当时的「壁」21一剧所揭露的:台湾社会充斥著可怕的图相,「犹如地
狱混乱之极,饿死者、病死者、自杀者日日增加」。22又如,黄昆彬在
〈李太太的悲伤〉一文中,一个靠裙带关系获得公职,而得不到友谊的大陆
女子,反省地说:「台湾人的愤怒是正当的。有多少不正与奸诈、渎职是
公开的秘密而流布的呢?」「台湾什么时候才有真正的光明来临?」23又如,
灿烂的〈饿鬼〉一诗、庄世和的〈同胞〉一诗,皆以浅白的文字,直剖
台湾人饥饿的恐慌,回复人最原始的需要--吃,点出台湾社会最根本的困境。
二诗均讽刺脱离了殖民统治的台湾,何以连提供温饱的基本需求都无力顾及?24
诸如此类充满批判现实,揭露黑暗的写实作品,均是战后台湾初期的见证。
再者,「在这历史的转换期」中,战前的台湾作家为「激励省内的文学同
志的奋起」,仍执笔创作,再加上战前作品的重刊、被日本禁刊的作品的重现25,
无非冀望台湾新文学的生命得以继续延续。总而言之,在有限的条件下,甚至必须
使用新的语言,韧性极强的台湾作家都不曾放弃文学创作。
二、二二八事件及其后白色恐怖的影响
二二八事件及其后白色恐怖的政治肃清,才是造成战后台湾文学作家群结构
与作品精神巨变的主要因素。由前述可知,事件之前,文学作品具有相当浓
厚的社会写实精神,此外,执笔者除了战前作家外,也加入一群生力军。
然而,事件之后,这一群作家竟逐一消失,而针砭时事、讽谏批判的言论
亦收敛遁迹了。正如《台湾文化》,在事件后,杂志性质渐转为「学术性
杂志」一样,再也不涉时事、文学。编者不得不表态:
老实说,若从「明哲保身」的「处世法」讲,在这「民主时代」是以不说话,
不写文章为最「贤明」的。26
这段文字看似自嘲,却流露出文化工作者处于动辄得咎的时代风暴下,
沈默噤声的处世哲学。日文栏废刊,斩断了一些日文作家的创作生命,
而二二八事件及其后的肃清,却导致更多倾向社会主义的台湾作家,生
命受威胁而远离文坛。
试探究张文环、吕赫若、杨逵等人受政治迫害的情况。战后张文环辍笔三十年,
不再涉足文艺事务,根据目前研究资料显示,毫无疑问,最大的原因乃是二二八
事件及其后白色恐怖的影响。二二八事件后,张文环历经逃亡的生活,充满惊吓、
恐慌与反感。他生前曾告诉池田敏雄:
台湾人背负著阴影生存下来,而且活得像个笑话,然后,默默死去。有人被
枪杀;而活下来的人,有的亡命他乡……。27
此外,他也曾向张良泽表达:
自从「二.二八」之后,我已发誓折笔不写东西,也绝口不谈文学。因为
我所有的文学朋友都在那事件时惨遭杀害。28
尽管新的社会体制有待适应,新的语言也要学习,可是,学习语言并非阻挠
写作的关键。张文环曾在事件之前,用中文写了一篇「林爽文与大里庄的土
地问题」,文中虽见语言生涩的痕迹,但作家为了表达参与社会重建的热情,
也「顾不得文章写不来。」29,可见,战后张文环已尝试以中文写作。战后的
政治伤害才是张文环难以抚平的锥心之痛。他的儿子亦曾证实父亲停笔的原因,说:
语言转换的问题,大概不是根本的原因,因为家父也能用中文书写,不过晚年
重新提笔创作时还是坚持用日文,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政治因素。30
三十年后,张文环终于提笔,为二二八事件殉难的友人报冤,为台湾人雪耻,
他以日文写了一部小说《滚地郎》。31
至于,「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在战后也以中文写了四篇小说,
将这四篇串连起来,可以看出从皇民化运动的终结到陈仪主政的新时代,
吕赫若的笔,始终紧紧跟随著台湾社会的脉动。战后初期,吕赫若热情地
投入文化、社会重建工作,池田敏雄在〈张文环兄及其周边事〉一文,说:
败战当初,有事要找杨逵兄,我和立石兄(按:立石铁臣)到台中时,
正好遇到第一次双十节,街上喜气洋洋,解放气氛甚浓,再那而遇到吕
兄(按:吕赫若),正陶醉于亢奋中,与过去的他大为不同。」32
这段话透露出吕赫若一度曾满心欢腾地预期著台湾的新生,然而,短短
两年间,吕赫若却带著悲怆的心情,写下以战后初期台湾社会为背景的
〈冬夜〉。〈冬夜〉一文,作者将笔触伸入「战后初期外省统治势力进
占岛内」的社会窘境,小说的「结尾是台湾人地方上角头势力和外省警
察人员的枪战正起冲突;预告著新的社会动乱即将来临」。33果然,
这篇小说刊载不久,二二八事件爆发。吕赫若也因陈文彬影响,更趋左倾,
台湾的政治社会变动,使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最后,他竟抛弃文学,选
择革命。一九五一年他原因不明地死于「鹿窟武装基地事件」中。与吕赫若
事件有关的尚有王白渊,因牵连被关了两年,吕的好友张冬芳虽逃过一死,
却终身处于白色恐怖的阴影下。34
上述受牵连的王白渊,在战后初期时时见他的文章,除了诗作,作家更急
切地表达对台湾文化的忧虑。他大胆进言,文字骁勇俐落,直接批判外省
人的歧见,并积极投入文化重建的工作。然而,政治牢狱后,王白渊
收藏起这种热诚,在言论上格外小心翼翼,「出狱之后的王白渊几乎
变成另外一个人,……从此步入安分消沈的晚年期。」35
另有一些战前作家,则是改变作家身份,不再执笔创作,以免文字狱之虞。
正如谢里法所言:
积极的文化活动遭到挫折,只好消极地从文献整理工作获取些许文化参与的满足感。36
这种现象,例如王白渊、吴新荣、王诗琅。吴新荣是台湾新诗史奠基期的盐分地带诗人,
战后初期,相当关注台湾文化,二二八事件后,吴新荣受政治事件影响而入狱,出狱后,
他转向民俗风土的整理工作,不再创作。37无政府主义的王诗琅,战后初期,致力于新
闻、采访工作,并试图将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文学历史,一篇一篇地整理发表出来。
正如叶琼霞的观察:
他(即王诗琅)其实是一直在探索著时代所给的空间究竟有多大,然后他便在
那个范围之内,尽其可能地表达他对时局、社会的关怀。38
是以,五○年代的王诗琅,在现实环境与自我期许的冲突下,只好将工作转移
到民俗文献上,一方面可维持生计,一方面暗藏「沈默的抗议意识」。39基于
此,王诗琅得以摆脱政治的威胁,迟至八○年才写成的〈沙基路上的永别〉,
事实上,正是代表了战前作家压抑许久的心声。40
一九四八年前后,在《新生报》「桥」副刊上一场「台湾文学」的论战,
则是事件之后,最后一次企图重建战后台湾文学的行动。最后,却由于大
陆局势逆转,论战中的主要人物先后被捕,在「桥」上发表的许多省内、外作家
亦多未幸免。「桥」副刊突然废刊,实际上也意味著,战后台湾文学的重建运动
再度遭到政治事件的干预而终止。综上所述,足见造成断层最大的因素,即是长
期政治的□伤。台湾作家无法光明正大地「以文学的批判融入文化、社会改革的
传统里」41,而他们所怀抱的社会主义理想,也因著恶意的误解,而致使他们丧
失生命、系之囹圄或弃笔隐遁。
三、从日据到战后的银铃会
从日据时期到战后,惟一能持续文学活动,未离开台湾文坛的文学团体,
就是银铃会(1942.4~1949.4)。银铃会的同仁,最初均为台中一中几位
有志文学的文艺青年,他们「将每人的原稿收集钉成册,以传阅方式轮流的
去品赏对方的作品风格,并将自己的感想、读后感等写在册后的意见栏,互
相观摩。」42这份刊物称为《□□□□》(边缘草)象徵他们在日本控制下
的台湾文坛中,虽处边缘位置,仍要奋斗寻找属于自己的小小绿洲。刊物内
容大致有:童谣、短歌、俳句、新诗、随笔等,此一阶段应可视为「同仁的文学修业
(修练)时期」43,作品多为习作性质。战后,银铃会亦囿于语言的阻碍而停刊,
于四八年一月复刊,改名《潮流》,为中、日文合刊。虽不乏力勉同仁努力学好
「国文」,并尽量以国文创作,该刊终以日文作品居多,显见跨越语言的困难度。
此外,「潮流」之名,实受当时「桥」副刊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气影响,期
许同仁们能更积极关怀台湾社会,推动文学潮流。44《潮流》时期的作品「领域
已大为扩大,兼及各种文类,而且提出多样貌的文学观点和主张,也展开了对外的交流
与活动」,例如举办两次「联谊会」、连系前辈作家杨逵等,是以,后期个人风格已逐
渐成型、确立。45在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坛上,银铃会同仁可算是极为活跃的,他们利用
文人结社的力量,即使处于动乱的时局,却仍具有活力。
除了发表在同仁刊物上,亦发表于当时杨逵办的《力行报》文艺栏、《新生报》
〈桥〉副刊及《新文艺》上。46成员中有几位值得注意的:林亨泰(亨人)、张
彦勋(红梦)、萧翔文(淡星)、詹冰(绿炎)、朱实、许育诚(子潜)等
人,在诗或小说方面均有明显的成绩。特别是在二二八事件后的再出发,由
于有台湾新文学运动大将杨逵做为顾问,实质上对于年轻作家的文学观念、创
作方针影响很大。杨逵除了在「联谊会」中强调「文学要与台湾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
应描写台湾现实」的观念,亦在《潮流》中发表〈梦与现实〉一文,清楚地指出《潮
流》应该走的方向:
抛弃梦境,直视现实,追究社会腐化的根源,并要养成透视社会的眼光,以
深入考察这个社会,并确定出社会的真正走向。47
杨逵之于银铃会,即如他所说的一番话:
现时四十岁以上的人过于消极,此后青年所担任的责任极大,所以,我对
「银铃会」有莫大的期待。48
此段话,格外显出战后银铃会所负担的文学使命,老作家正是寄望战后不易
生存的同仁杂志《潮流》,能担负起延续台湾文学精神的任务,并提振文艺
气息沈滞的文坛。子潜的〈前锋〉一诗中,即展现对前辈作家期许的呼应,
与诗人淑世的抱负:
光辉煌煌照大地
扛著文化的使命者就站起来了
你活泼的生命在萌芽
"潮流″
"潮流″
"潮流″
清新的热血迸流著
.............
扛著文化的使命者就集拢了
"潮流″
"潮流″
"潮流″
你真是为台湾文学的前锋
你真是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49
以会员日益增多的扩展状况而言,《潮流》若不碰上政治风暴,势必要在
战后的台湾文坛,扮演先锋部队,并且与「祖国灿烂的文化」结合,凝聚
成新生的力量。50再者,《潮流》和这群作者,也不会只是在历史的洪流
中惊鸿一瞥,而能更深刻地作为日据到战后台湾文学的记录者。
综观目前可见的五本《潮流》,若以作家个别性而论,作者的关注点、技巧
等,当然各有不同,或抒情,或写实,或官觉描写,或心理描写,各有各的
诗风51;但值得一提的是,银铃会被误解成「唯美主义文学」、「现代主义」
的诗社,或称其中的林亨泰是「前现代派」……52,这种说法,实有必要加以厘清。
事实上,同仁们作品普遍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此一「现实」乃是将笔对准战后
的台湾社会。他们面临语言的转换及政治环境的诡谲,不但没有被击溃,反而
更能从现实生活中取材。例如:白光的〈小明〉和子潜的〈街头有感〉。□〈小明〉一诗,描述一个爱上学的小孩,偏偏爸妈不准,天寒地冻,居
然叫
他去卖美国香烟;后来好不容易「课本无偿支给」,能去上课了,有钱的同学却鄙视
他,「过了几天□穿破衣拿烟箱□小明还在街头叫卖著□″香烟啦!中国烟″----」。53
这首诗表面上,看是一个社会问题--失去父母之爱的孩子,屡次遭受「残酷冷情的命运」
的对待。实际上,从这首诗的第一句说:「小明□你是时代的牺牲者」一句,即可推测,
诗人是否暗喻著改朝换代的台湾的处境?新的政府来了,似乎「天对他开了运气」,
然而他还是处处被人瞧不起,最后,小明的地位,终归是个卖烟郎!全诗读来,隐喻
台湾命运之意味实为浓厚。又如子潜的〈街头有感〉,描写群众祗为买一包菸,却甘
心乐意在风雨或灼热中大排长龙,面对四处相同的景象,作者不禁感叹台湾的前途。
再者,作者又描写在贫民街上净是破败霉烂的屋子,他们为什么穷呢?作者说:「他
们为了一年的祭祀俗例,不知花了多少的金钱和精力?他们那么正经地烧了不少
的线香和银纸祈祷神明,祈求平安。但他们住的房屋为什么比四,五年前更破旧败
坏呢?」54明显地,这篇文章乃批判民间过度迷信的现象,人反而忽略了自己的存
在,及现实生活的意义!此篇随笔,即是藉由社会一小隅现象来抒发己志,对人性
的堕落、消极做一批判,实蕴含作者亟欲改善社会现状的心情。
再者,针对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相处问题,有朱实〈黑夜〉一文。〈黑暗〉一文由
一群人的对话写起,他们讨论「为什么外省女同学不敢和本省同学谈恋爱?」看
似平淡无奇,却透过此一话题,作者提出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省藉误解(冲突)。
其中有一段话,极能抓准关键所在:
外省人之所以岐视台湾人的最大理由是:「武士道的遗毒」「被统治了五十年的成果」,
甚至更毒狠的说:「大和民族的杰作」,这样好像是自持的惟一因素,动辄把这些不光荣
的名词,加添在台湾人身上。……55
〈黑暗〉虽带有说理意味,其实是有相当现实性的。正如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
《新生报》〈桥〉副刊,刊载雷石榆「女人」一文,作者认为台湾社会「奸占」
之事件屡增,必定为「日本的遗毒」所致。此一说法也引起了彭明敏的反驳,
而后展开数日的笔战。56〈黑夜〉一文,正是针对这种偏颇的定罪法,为台湾人
申冤喊屈。
上述所举的三篇文章,在写法上、选用题材上均不同,却一致「从现实出发」。
综观《潮流》及刊载于其他报刊的作品,总的说来,银铃会同仁的作品,基本精
神均是如此。正如吕兴昌对诗人林亨泰四○年代作品,归结的六项特质,其中即
提到「原住民经验的诠释」、「社会苦难的关怀」、「现实政治的婉讽」
等三项具有现实性的特点。57当然,作家的视野应该是广角的,但以现实精神
为重的银铃会,实则更受战前作家杨逵的影响,企图立足战后台湾文坛,使这
段期间的台湾文学不致中断留下空白。
最后,真正瓦解银铃会的,则是四九年四六事件的冲击。这一天杨逵因「和平宣言」
被捕,随后不久,国民党也将银铃会视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而加以迫害,银铃会的同
仁,均遭受到调查骚扰,最后,朱实、埔金、张彦勋等人被通缉列入黑名单,或被
捕,或远走大陆,总之,银铃会完全停止文学活动了。58战后台湾文学的契机,
再度被政治事件封杀。是以,银铃会的历史意义,即在于它所处的特殊时代,它不
仅「成员较多,活动期间也较长,从战中到战后,他们不断地继续活跃著,也最能
代表那一个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特色。」59同时,银铃会更不折不扣代表白色恐
怖时代下的受害者。
四、终于导致台湾文学的断层
战前台湾作家,先后地消失在文坛上,紧接著,替代了一群新的面孔,诉说著
不同土地、不同历史的故事。台湾文学的历史竟一时间归零,而重新被接上中
国五四的新传统。五○年代崛起的台籍作家,无端地被斩断文学历史的根源,
以致他们缺乏管道及其他资源,去认识台湾文学已累积的成就,既不谙于文学
传统,更无法有所自觉(依据)地承继其中某些精神,开展光复后新时代的文
学。在国民党制式教育里,缺乏介绍日据时代文学的体认,再加上负担此一思
想观念传递的文化人士、知识份子、作家,又都一一因著自身之社会主义理想,
而卷入白色恐怖的风暴中。是以,无论在作家的嬗替、文学精神的承继等,均
产生断层现象。
第二节、国语政策下「跨越语言的一代」
一、独尊「国语」时代的来临
战后语言政策的施行,实可视为文化政策中的重要策略。从一九四六年四月
二日长官公署教育处在台湾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国民党在
台湾施行了长达四十馀年的「国语教育」。然此一国语政策,实乃挟带浓厚
的政治目的,视「语文为一切政治之基本工具」,为重建台湾教育60,去日
本化以达成中国化,,务必迅速使「已失掉民族精神」的台湾人,「了解祖
国的历史,接受祖国文化的教养」,一旦「恢复祖国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
便能完完全全成为祖国的国民。61本质上,国民党认为一切与日本有关的思
想毒素,已灌注于图书、杂志、小说、电影、戏剧当中,所以应当尽速将日
常生活中「日化」的风尚彻底改正,包括房屋建筑、店名招牌、应用文字
(如商店发票)及一般称谓等等日常生活的琐碎事务62,更重要的,则是
「肃清日本在台湾五十年来所散播的思想毒素」。是以,举凡上述与日本有
关的大众媒体,均须一并扫除。63
国语运动中,针对日语及其书面语的全面禁用,对台湾人,特别是知识份子
影响钜大。首先,四六年有「取缔违禁图书」一项,先焚毁大部份的日文书,
该条文指出:
本省光复后,为肃清日人在文化思想上遗毒起见,特订定取缔违禁图书办法
八条,公告全省各书店、书摊,对于违禁图书,应自行检查封存,听候处理,
并令各县市政府遵照办理。64
并动员警务处及宪兵团负责检查,随后十月二十五日下令撤除仅存一年的
「新闻纸、杂志日文版」,该项条文指出:
本署前以台湾受日人统治达五十年,大部分台胞均未谙本国文字,故暂准新
闻纸、杂志附刊日文版。此种措施原一时权宜之计,嗣以本省光复已届周年,
为推行国语、国文以及执行国策起见,特将本省各种新闻纸、杂志日文版撤除。65
短短一年的时间,就断绝台湾人吸收知识、认识世界文化与国内社会情势的主要媒介。
名义上宣称帮助台湾人与祖国融合,而事实上,则为独裁、无视民意的统治者作风。
「对台湾来说,这种中国化政策,使整整一代人忽然失去主要的文化资源,
也把五十一年日本时代的文化成就一笔抹消,斩断了在日本时代发展的本土文化
传统的承续」66,是以,语文的骤然变更,对已有明显成就的台湾文学造成极大的□伤。
《新生报》曾刊载一文〈国语问题〉,提到无须强迫接受国语,台湾同胞自然
会自动学习,并且与作官无涉。该文更指出:国语是应该要懂的,但不懂也不
是可耻的事。政府对台湾话不会禁止使用,或企图消灭它,因为台湾话也是一
种有国魂的中国话。67这篇社论的言论,事实上,与当时的国语政策完全背道
而驰!国语政策反而造成:
一、国民党要求人民一律换用国语,并以国语作为服公职的条件。
二、不懂国语是可耻的观念。
三、对台湾语的禁止。
首先,台湾人为了要了解祖国文化,在战后初期无不热衷学习中国国语,如黄得
时即曾回忆,当时生活上虽是苦闷,但民众的一般爱国心,均愿意透过台语或客
家话,来学习祖国的语文。68当时均为小学老师的廖清秀、锺肇政,亦是利用课
馀时间,或去私人补习班,或是请人教授,隔日上课立即派上用场。69此外,
又如光复后第一本文化杂志《新新》的编辑郑世□,提及当年在新竹市西门町所
开的国语补习班,涌入许多学习国语热的民众。70诸如是类情况,普遍发生于战后
初期。无论是老一辈的,或年轻人,基于民族精神或现实须要,都热切投入「国语
热」中。71是以,无庸置疑地,台湾人普遍自动地学习新的语言。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国语热潮褪去呢?一是语言禁令,学习国语最后变成一项
强制规定。其次,则是国民党政令宣传上的不当。国民党将台湾人定位于被日
本「奴化」、「遗毒」的地位,使台湾人在初识祖国的同时,甚且带著自卑、
可耻的心理,迎接新的「中国人」的身份。许多知识份子对祖国,均怀抱著浓
厚的孺慕之情,渴望能成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作家」。72相较于这股热情,官
方机关甚至以「会使用国语」,作为用人、晋陛的凭藉之一,以合理化社会资
源分配不公的事实。王白渊即曾为此表示抗议,他说:
只以为不能操漂亮的国语,不能写十分流利的国文,就是奴化,那么,其见解
未免太过于浅薄,过于欺人。73
陈逸松也认为,台湾社会利益均落于外省人之手,徒然以不会说北京话或不会写
公文为理由,而拒绝台湾人,那么无异是台湾换个「头家」,依然是人家的奴隶。74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公论报社论》〈为本省籍公教人员辩〉一文,即持严厉抨击,
该文指出公家机关用人偏颇,本省人在日本读书,就是「奴隶」,自己在日本读书就
称为「留学生」,而在任用人方面,则是「任用私人,牵亲引戚,满衙裙带,派系、
同乡、同学、同宗。」75以上所述,即可明显看出语言政策背后的用意,实
则以优越的统治者态度,享用台湾的资源,建立政治威权。国民党认为台湾
人不能说流利国语,便是「奴化」、「愚民」的说法,虽引起台湾知识份子的批评,
却久未见转变。国民党所建立「北京国语」的权威,对台湾战后的语言生态,
影响极大,尽管有不满的舆论,实无碍于北京国语的推动及其地位的巩固。在
禁用日文日语的同时,国语的加强教育,分成两方面:一面针对社会上各机关团
体,如文化团体、民间团体、宗教团体、职业工会等等。另一面则针对
学校语文教育,再加上各县市普遍设立「国语推行所」及国语讲习班之类机构,
负责推动地方基层的语文教育。当时规定员工于一年时间内皆要会使用国语的情
况,屡见不鲜。76根据目前资料最完备的三大册《台湾地区国语推行资料汇编》,
足以显示国语运动的策略、组织运作情况,均深入台湾社会之中。
再者,另一个遭致异议的,则是禁制母语的作风。运动之初,为了教学之便,
教育处下令教师施教时,「一律使用本国语言(包括本省方言),不准用日本
语讲授」,77为了消灭日文,遂于过渡期间,假方言之便,来学习中文;然而
一旦完全铲除了日文,方言竟也遭受和日语相同的待遇,从教育机关、公共
场所、传播媒体中退出。78进入五○年代,国语运动实有转向压抑、排挤台
湾各地方言的趋势,至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日,教育厅下令全面禁止方言。
往后三十年,针对方言的各项禁令,有增无减!此种独尊国语作法,宣称为了
凝聚民族精神,实际上如黄宣范所言:
国语(一国之语)之施行虽然目的在企图统一国家意识,但也可能分裂国家意识。
盖一国之语言政策必须兼顾语言的工具性与国民对语言的情感的依恋,而唯有母语
最能满足这双重的要求--工具的依附与情感依恋的要求。79
的确,藉由掌控教育、传播之利,要求日语、母语退出台湾人的生活圈,
表面上成效不错,但实际上,法令规章无法约束群众的日常生活。深植的
日语文化,仍会不自觉地(或有意识)出现在民众私下对话或书信中80,
而母语,更是普遍地表现在五○年代台籍作家的作品中,形成独具台湾乡
土风味的语言特色。
综合以上所述,战后初期至五○年代,国民党政府的语言政策与意识型态间存在著
不可分割的关系。语言政策乃架构于政治利益上,遂必须排除台湾境内他种语言。
在建立北京国语的语言霸权的同时,以中国为正统的意识型态亦随之巩固。
是以,象徵「地位」、「阶级」的国语威权,自然无法容忍日文对台湾人的影响,
就连境内的原住语言,如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均难以登大雅之堂,所以,
影响至现在,仍有人会视省内母语为贩夫走卒身份所使用的低俗语言。国语政策,
剥夺了日据时代台湾作家创作的工具,同时,也影响战后第一代台湾作家的创作。
发信人:thanh(质真若渝),信区:Literature
标题:「跨越语言的一代」(2-1)
发信站:BBS水木清华站(SatFeb2019:15:271999)
二、跨越语言的一代
从日文过渡到中文的台湾作家,多半被称为「跨越语言的一代」,此一称呼,
迳相沿用,实质上它涵盖极为广泛的台籍作家群。最先提出「跨越语言的一代」
这个概念的,是诗人林亨泰81,最初乃指涉银铃会中的成员。他们在日据末期用
日文写诗,到了战后初期,年龄多为二十岁上下,在语言经验上,不像较年长的前辈,
可以在基础教育阶段接触到汉文私塾教育;相反地,他们均在基础教育时期,受到最
严格的日语训练。82林亨泰颇感于自己所经历的语言处境,且银铃会并没有受到研究
者的了解与重视,遂提出该词,一方面,说明该时期作家的语言现象,另一方面,则
带有急欲跨越语言的创作信心,强调台湾作家在语言处境上的努力。
「跨越语言的一代」一词,具体言之,包涵两个世代作家群:一是战前作家,战
后或因政治事件,或因语言转换等现实因素而停笔。例如:龙瑛宗、张文环、杨逵、
吴新荣、王白渊、吕赫若、叶石涛、吴瀛涛、银铃会诸多诗人等。第二类,则是战后
才开始创作,语文教育多半在日据末期完成,具有极好的日文、日语程度。战后一边
学习新语言,一边摸索创作之途,日后多半被称为「战后第一代台湾作家」,包括
《文友通讯》的作家群、林锺隆、郑焕,诗人黄腾辉、叶笛等。上述两类作家,
有些曾上过私塾,读过汉文书,有些曾有过大陆经验;但无论如何,长时期的日
文影响,极难在短时间内抹消掉,更难堪的,则是语言泛政治化后,日文所代表
的「奴化」、「遗毒」象徵,成为作家身上背负的沈疴。正如彭瑞金所言,
他们是一群「带著『国语』原罪般挫伤的作家」,「卑屈地在『国语』文学中
挣扎力争上游,却走不出文字的阴影」。83
事实上,在日据末期,台湾已变成日文的世界了,是以,我们无法撇开日文的影响。
大部分知识份子在养成教育中,吸收知识的主要媒介,仍是透过日文书籍。从战后第
一代作家早期翻译不少日文作品可知,他们固然藉此磨练中文及获取发表机会,
实则透露出作家的文学观念、技巧等文学资讯的管道,主要还是日文。翻译成果
极佳的锺肇政,即略为自嘲地表示:
用他国文字思想然后译成国文写出--可能是我们这些台籍文友的「专利」呵!84
此一心声,说明了台籍作家的文字、观念,基本来源均为日本文化。叶石涛即回
忆年轻时代,乃透过日文译本接触了白话古典文学、三十年代等中国文学,另外
还有法国、旧俄等世界文学85;又如林亨泰接触诗始于公学校期间,读过那些出
于名家的歌辞,如西条八十、岛崎藤村等,使他爱慕语辞之美的心灵被唤起。86
是以,作家的文学训练、阅读经验、思考观念等,终究凭藉他们最熟稔,影响最
深的日文。诚如戴国□所言:
一般说来,二十岁以后所学的语文很难用来写文学性作品,以我的情况来说,我
己迈入五十岁代,使用中国语就是北平话去表现,顶多只能写社会科学论文而已。87
这一段话以亲身经验指出「文学语言」的难度,连日常用语都难在短时间内更新,
更何况要用新语言来创作?
再者,台籍作家面对无法掌握的「标准中文」,其书写过程充满是自责与无奈!
廖清秀在〈灵感文字〉一文中提到:「我写作的另一致命伤为文字」,从ㄅㄆㄇㄈ
开始,读、写、背,三十多年才勉强能文字通顺,「但难免朴拙,缺乏字汇,而最
要命的是:写出来的呆呆板板、缺乏文艺气息。」相较于他八岁到十九岁所用的日文,
「佳句连篇、妙趣横生」,实谓天壤之别。88另外,文心亦曾为文表示「从日文到
国文」,实在吃了很大的苦头,从日文思维到脑译,再转换成中文写出来,最后「不
是整篇『日本调仔』,就是『台湾调仔』」,文心更认为台籍青年写作上最大的
障碍,就是「语言」。89文心的话,代表这一代作家,无不以「标准中文」为创
作理想。「译脑」的困境,锺肇政亦屡次提及:
我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完全摆脱日语。20岁到30岁之间,本来是建构思想体系的
最重要的时期,可是我把这段时期用来学习ㄅㄆㄇㄈ,所以落得思想贫乏也无可
奈何。日语也好,中文也罢,都是半调子,命中注定成不了大作家。90
这种受制于日语的束□,导致台湾作家既无暇顾及更深的文学性问题,亦无从
培养创作上的信心。又如锺理和对自己的作品,提出自我检讨,说:
我自知:一,国学根基太浅,或者竟谈不上有根基;二,受日文影响太深;
三,我初学写作时既无名师指点,祗凭有限的作文能力,先用日文把文章故事
打好腹稿然后用中文写出,积久成习,以后就很难摆脱它的影响。91
这段话可引伸两层含意:一,来自中国,或说汉学的基础,才是创作的正统。
二,作品一旦沾染日文气息,便是劣等的;这一点和所有的战后作家,心态一致。
战后第一代台湾作家亟欲表现的,即是拼命想脱去身上日本的烙印,努力成为一
个道地的中国作家。台籍作家曾经因为语言问题而「自惭形秽」,正如廖清秀因
一口「台湾国语」,被嘲笑戏称为「这个那个先生」,无法用国语适切地表达的
窘境,带给他极端的难堪,自尊心严重受创。92「国语政策」下,台籍作家的心
结,终需历经长时期的调整、重建,才能慢慢走出语言的阴影。
三、从中国作家到台湾作家
叶石涛在语言过渡期之后,有一段重要的表白,置于跨越语言的处境下来思考,
实具有代表性。他说:
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我发觉,除非我重新生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而不是屡被异民
族侵占的这伤心之地的台湾人,否则我永远无法写出典雅而理想的白话文来,……93
这番笃定的说法中,语言经验是一个关键。在国语政策下,想从事创作的台籍青年,
已不能公开使用「特意苦心惨□地学到的日文」,竟「又变成国语讲习会里的一年级
学生」94,一直要练到可以写文学性修辞,费去长时间不论,所写出来的,又不够
「中国化」……。叶石涛的想法,虽是解严后个人的觉醒,事实上,也可以视为台
籍作家普遍的心路历程。此一觉醒,是来自于「中国作家」理想的幻灭,意味著具
有独特的台湾历史经验的台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势必要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文
学道路,其方向并不是「典雅而理想的白话文」,而是具有台湾味的「台湾文学」。
五○年代所指涉的「台湾文学」,公开使用时,均置于中国文学的大脉络中,作为
地区性的一支流。透过作品的表现,则更著重于建构一个充满台湾味、台湾话、台
湾人的「台湾文学」,由于此一阶段,文学创作多于理论建构,特别是语言的运用,
格外显出台籍作家的不同,除了「日本腔」,还有台湾人独具的「台湾腔」。正如
当时《联副》主编林海音所言,她一眼看了他们的稿子,马上就知道是台湾人写的,
因为里面的语言,是充满台湾味的,与流畅的中文不同……。95台籍作家虽在日文、
中文、母语三种语言间流动,但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现象,正是来自他们处于语
言转换时代所必然面对的,也正是他们的语言特色。其次,出于本能及习惯感的母
语,适时地引导他们发现,「台湾文学有台湾文学的特色」的要素之一,即是将方言
的特色表现出来。96是以,语言政策虽是台湾文学「后天性的,人为的推残」,虽是
「劫数」之一97,但潜存于民间的台湾方言,却提供台湾文学更丰富、持续的生命力。
在《文友通讯》出现以前,五○年代台籍小说家彼此毫无联系互动,他们对文坛
资源的掌握,完全凭藉个人机运及交游程度而定。加上当时文化出版事业低迷,
资源分配不均,台籍小说家实难在文坛形成某种局面。在国家文艺体制底下,台
籍小说家的发言位置极为含混暧昧:因为他们一方面要利用官方资源,跻身文坛,
另一方面又得避免趋炎附势,以维系作品的文学性。正如锺理和向廖清秀倾吐的:
发表与稿费都是作家所想要的,然而,「当我执笔时,却愿按自己的意思来写。」
而非投合「现行的文艺路线」98;锺肇政亦曾多次提到:「不能昧良心,写作违心
的歌功颂德作品。」99所以作家们一再地尝试探索著国家文艺体制的尺度,想要找
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这种跌跌撞撞的过程,一直要到六○年代吴浊流创办
《台湾文艺》,台籍小说家才有一个由台湾人所创办专门提供台籍小说家的文艺园地。100
一、战后第一代台籍小说家的崛起
叶石涛和张良泽曾在〈从乡土文学到三民主义文学〉的对谈中,论及战后
第一代台籍小说家崛起的时间101,基本上,他们认为「光复后第一代作家
的崛起在民国四十四年以后」,叶石涛另外还特别指出早在四十年(1951),
锺肇政、文心等人就已经能写普通的白话文了。102若仔细追溯这群台籍作家的文
学脚踪,可以发现:四○年代末~五○年代初期,他们陆陆续续发表作品103;
最早者,如施翠峰,「约在光复后三到四年之间,……即有中文作品发表,有小
说创作,随笔及评论等。」104林海音在初编《联副》时,即特约施翠峰,
负责翻译日本部份的国外作品与国际文坛报导,她并提到:「施是光复以后最
早一位从日文跳到中文的青年作者,而且文字优美,这真是不容易。」105;
又如锺理和早于一九四五年,即在大陆北平出版了个人第一本小说集《夹竹桃》;
而锺肇政则于五一年在《自由谈》上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婚后〉106;廖清秀也
在这一年以中文写下短篇小说〈阿九与土地公〉,成为其代表作。107上述情况可
见,台籍小说家在五○年代初期已纷纷出现。
最初,作家从翻译日文小说、散文、生活小品、趣味笑话、儿童寓言等文学性较
低的补白文字开始写起,慢慢地出现在篇幅较长(约五千字)的文艺栏108,期间
有一段尴尬却愈挫愈勇的历程。他们各自投石问路,寻找接受文艺稿的园地。
依据〈附录二〉作品发表状况,总的说来,中期以前,台籍小说家的文艺作品量
不多,仍处文体不定的状况,例如成名极早的文心,最初写的都是散文小品,发
表于《联副》的「风城小品」系列,极尽「文意之美,文字之纯」109;
又如以长篇小说著名的锺肇政,最初发表的作品,多为参加杂志徵文活动的短文稿子。
到了《文友通讯》时期,台籍作家的作品量明显地增加,特别集中出现在林海音
主编的《联副》上。同时,《新生报副刊》、《联副》均设有「星期小说」专栏,
突破当时副刊篇幅的限制,刊登一万字左右的小说110,此一弥足珍贵的园地,即刻
成为台籍小说家摩拳擦掌、迳相登场的机会,锺肇政、锺理和、陈火泉(耿沛)、
郑焕、廖清秀等人,均有所表现。可以说,五○年代后期,作家已完全转向小说
创作,文体至此确立。
综合上述所言,战后台籍小说家一个接著一个,走入文艺园地,时间虽早,
但步履却是缓慢而迟疑的。同时,因著个人际遇的差异及语言转换的情况,
对作品的出路产生绝对性的影响。至于台籍诗人,则鲜少出现于上述报纸副刊
中,有关诗人的崛起、发表状况及其与国家文艺体制的关系,呈现截然不同的
现象,另于下章讨论。
二、得奖的台籍小说家
「文奖会」是五○年代最早具有奖励性质的文艺组织。它提供了高额奖金及
固定的发表刊物,且另有稿酬的优渥条件,年年收收获庞大的稿件量。111是
以,许多文艺青年,在不安定的物质环境下,自然而然会向该会投稿。极为
特殊地,五○年代台籍作家与「文奖会」有联系的,仅有小说家,且几乎囊
括当时所有的小说家,反观在诗人方面,却没有明显纪录。此一差异性,也极
为吻合五○年代台籍诗人的另一种文学发表路线。
综观六年来,台籍小说家获「文奖会」奖助者不少,且皆获得名列前茅的成绩。
其名单如下:
一九五二年:廖清秀〈恩仇血泪记〉国父诞辰纪念长篇小说第三奖
一九五二年:李荣春〈祖国与同胞〉文学生活补助金112
一九五六年:文心〈诸罗城之恋〉创作奖金
一九五六年:锺理和〈笠山农场〉国父诞辰纪念长篇小说第二奖(第一奖从缺)
除此之外,刊在《文艺创作》中,尚有锺肇政、施翠峰等人的作品。由此可见,
「文奖会」是台籍小说家发表的管道之一,特别是难有出路的长篇小说。(当时
普遍薄小的杂志,根本无法容纳巨大篇幅作品,唯独「文奖会」可以接受。)得
奖不仅表示台籍作家受到文坛主流的肯定,实质上所提供的钜额奖金,对作
家贫困的生活也有暂时舒解的帮助,并且使他们得以出版个人生平第一本长
篇小说集。廖清秀与李荣春均是如此;特别是李荣春,长达六十万字的〈祖国与
同胞〉,使他获得了该会有始以来最高的稿费。李荣春说:
他们给我这笔奖金的用意所在,就是在使我能安心无虑地维持几年生活,好让我
在这中间积极努力下苦功,再接再厉继续埋头苦干。……那笔奖金不祗应付我几
年的生活,我更准备将它拿来应付我此后更长期的奋斗。……113
从这段话可知,「文奖会」在扶掖奖助上,对默默无闻的台籍青年有其影响。
当时负责评审小说奖的,有葛贤宁、赵友培、蒋碧薇、侯佩尹等人,其中
尤以葛贤宁明显地表现对台籍青年的鼓励。第一个得奖的〈恩仇血泪记〉,
正是葛贤宁大力推荐的。114他在评审书上提到:
一个本省作家,从台湾光复后,可以用中文写稿,能有这样的成绩,值得鼓励,
请予给奖。115
同样的情形,亦出现于李荣春的〈祖国与同胞〉。116此种作法,乃强调特别用
宽裕的评审标准,以便拔擢台籍小说家。事实上,六年来的《文艺创作》,台籍
作家的作品被登用的比例相当低。至于这些得奖作品,实则标示出:「文奖会」
只是有限度的接纳「用中文写稿能有这样成绩」的台籍作家。再者,若从这些得奖或
入选的作品做一分析,便可得知作品其实符合了「文奖会」所规范的标准,即创作主题。
〈恩仇血泪记〉是「以一个本省青年林金火为主角,反映出本省同胞在日据时代所受的
压迫与歧视,以及抗战胜利后重回祖国怀抱的欣忭的情景,……全书充满民族爱和浓
厚的人情味,非常感人。」117而〈祖国与同胞〉则是描写抗战期间,作者在大陆
亲自见闻「祖国的困苦命运,同胞的惨苦遭遇」,及「日军残忍的暴行。」118这
两部作品,均是表达台湾人受日本长期殖民统治后,蕴藏心底的抗日意识及民族情
怀。是类主题,颇为符合「文奖会」所鼓励的「战斗精神」、「民族精神」。又如:
锺肇政的〈老人与山〉一文,「描写一个坚贞奋斗的老教员,因退休不甘闲居,
而在山上垦荒的故事,题材新颖。」119该文虽没有日人或共匪,却因其具有激发
人心,奋发向上的战斗性120,除了获「文奖会」的稿费外,另被选入《现代战斗
文艺选集》,刊于首篇。121由上述例子得知,主题意识能投该会所好,不违逆国
策者,应是最主要的评审考量。在力求团结全民反共的前提下,「主题至上」远
超过省籍考量;况且适度地奖励尚不成气候的台籍小说家,既不可能改变既有的
文坛生态,再者,又可俟机培养新的文化工作者,以便吸收更多作家,从事文化
宣传工作。此外,「奖励台籍作家」,对于强调文坛的和谐与推行国语运动,应
当具有示范宣传的作用!
隐藏于「得奖」背后的政治目的,最后终因「文奖会」的停办、《文艺创作》的
停刊,而难以看出「文奖会」之于台籍小说家,是否有更长远的影响。
三、编者眼中的台籍小说家
大多数编辑介绍台籍作者的方式,往往特别标示文章作者为「本省青年」、
「台籍青年作品」之字样,以示区别。例如,得奖的〈祖国与同胞〉,得奖
名单中特别加注:「此篇共五十六万字,为台籍青年作品。」122又如文协于
五八年举办「拒读不良书刊运动徵文」,林锺隆以〈开水〉一文获得第五名,
名单中也标示出作者为「本省籍教师」。123此一作法,格外呈现出当时「自由
中国文坛」里,台籍作者的「寥落」、「特殊」,诚如锺肇政对锺理和所说:
我们这些时代的点缀者,似乎祗注定祗能写些短作,凑凑热闹而已。124
作家的失落与无奈,流露其中。台籍小说家「既无权无势复无地盘」125,
像过世后才被重视的锺理和,创作几乎未曾间断,然而被刊登出来的作品
却少得可怜。126他说:
谈到自由中国的刊物和投稿问题,真令人有谈虎色变之感。……数年来,
我灰心此道,这是最大的原因之一。127
这种退稿心得,普遍地存在于这一阶段台籍小说家身上。固然作品品质是否已
达水准,为编者评断的理由,但台籍作者的题材、语言、风格与大陆籍编辑的
品味,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也就较难以被接受。
试比较当时刊物介绍台籍小说家的书写模式,可见一般编者对台籍小说家的评价,
大致为两个层面,一是强调台籍小说家能从日文成功地转换中文,甚值得鼓励,
其次则强调台籍小说家所选用的题材,为表现台湾人历史与乡土情怀的方向。
例如:廖清秀的〈恩仇血泪记〉,连载于《文艺创作》时,内文后,有一栏作
者介绍:
廖清秀先生,本省人,……日治时代,读书习作,全为日文,本省光复后,
才学习国语,进步很快。这篇是他的处女作,因为是用国语写的,尤觉难能
可贵。……希望本省同胞们注意阅读为幸。128
另在〈编后〉又说:
……这是本省青年以国语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除本会予以奖励外,希望大陆
来的作家们多多给他鼓励。129
《文艺创作》编者介绍锺肇政,亦提及:
锺肇政是一位本省青年,光复后才开始学习祖国语文,短短数年,即有如此造诣,
殊可钦佩。130
这些赞美,均一再强调作者的国文程度,以及作者表现出台湾人学习国语的用心。
在国语运动的推行过程中,台籍作者潜心学习中文,正是当局所乐见其成的,适足
以用来展示台湾人对祖国孺慕之情的具体成果!
再者,编者亦观察到台籍小说家的作品,题材多趋向台湾乡土。例如:文心的
〈诸罗城之恋〉,编者即感性地说:「……谁不对生长的故乡熟悉而爱恋呢!
他了解嘉义,更了解嘉义的人。这篇小说……写出了一群善良的平民,他们天
性醇厚,风俗习惯亦傻得可爱。」131又,锺理和的〈杨纪宽病友〉,编者赞美
他在中国语文下的功夫外,亦提到作品中浓厚的乡土色彩。132由这些评语可见,
台籍小说家此一阶段的作品所呈现的明显特徵,在当时文坛上,无异是较特别的标志。
四、与文艺组织的联系
五○年代台籍小说家中,与文艺组织团体关系较紧密的,应是第一个得文奖会
小说奖的廖清秀。他在五一年四月~九月期间,参加文协所主办的「第一届小
说研究组」,是学员中惟一的台籍青年,甚获该会的青睬,视为台籍青年的代
表。在结业辞上,有一段介绍文字说:
他是小说组惟一的台省籍男同学,因在日本统治下长大,所以深知祖国文化
和自由的可爱。光复后,努力学习国语国文,进步很快。我们相信:他将会
在宝岛的文艺园地里,开放美丽灿烂的花朵。133
这段话,充满了期待的意味。这不仅是台籍青年首度进入文艺组织,且对作
家创作生涯产生了两点影响:首先,促使他创作了〈恩仇血泪记〉,〈恩〉
一文是该届小说组惟一的得奖作品,也是战后台籍小说家以中文创作,首先
获官方肯定的作品。其次,则拉近廖清秀与文坛人际网络的关系。至此,他
结识了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人士,例如:李辰冬、赵友培、葛贤宁,及其他大
陆籍作家编辑,如《文艺创作》的梅逊、《台糖通讯》、《野风》的师范、
《公论报日月潭副刊》的萧铁等。这些人脉网络,自然助益于作品的修改及
发表、文坛消息等相关讯息来源。134具体的效应,例如,赵友培曾花了极大
功夫修改〈恩〉,后来又写了一篇一万字的修改意见,文中可见赵友培的高度
关注135;另外,再验证廖与编辑的关系,根据小说家创作年表(附录二),
其发表地大多与相识的编辑友人有关。136其中,自称是「文友之友」的梅逊137,
虽先后编辑党部第四组、第五组所支持的《文艺创作》、《自由青年》,然而,他
却成为廖清秀「业馀写作最密切的伙伴」。138
从上述廖清秀的经历,显示作者一方面受到官方文化单位的重视,而获得文化人
士的拔擢,另一方则取得与文艺编辑直接联系的管道。是以,廖清秀在五○年代,
能顺利出版两本个人作品集,大陆籍的王钧(即王鼎钧)、梅逊等多人,均曾评介
过他的著作,虞君质所编的《文艺描写辞典》,更引用他的文章,做为美文范例。139
总的来说,廖清秀之所以成为五○年代最早具有文名的台籍小说家,与文协的「小说组」
关系不可谓不大。
类似文协「小说研究组」,针对文艺教育(包含理论与创作)而设的研习班,
在五○年代极为普遍,并且成为提供台籍青年文艺知识的管道之一。除了「文
协」,尚有李辰冬的「中华文艺函授学校」及穆中南的「文坛函授学校」。台
籍小说家中陈火泉、文心均曾参加,前者先后参加「中华文艺函授学校」的小
说班及文协的小说研究班,陈火泉表示:这些课程使他「对于小说创作的精髓
及中文语言的艺术」,得以进一步了解。也因此创作了他个人光复后第一篇中
文小说——〈温柔的反抗〉140,这篇作品长久以来,一直是作者最具代表性
的作品。此外,文心于五三年参加「中华文艺函授学校」第一届小说班,这一
段期间,他自谓:
下了苦功研究用字、链句、布局,并且分别练习过人物、景物、心理、性格等各
种描写。一面猎读有关文艺理论的书籍,一面选读经济学等,吸收学识。141
小说班的养成教育,奠定了文心创作的理论根基。同样地,文心亦在期间完成他个
人的重要作品--〈诸罗城之恋〉。由上述例子可见,五○年代文艺(函授)学校提
供台籍小说家文艺理论及相关知识,进而促使他们创作了个人的代表作品。是以,
台籍小说家的崛起,与党文化机构一环的文艺研究班,有或强或弱的关系。
再者,台籍小说家本身成为官方文艺组织内一员的,先后有廖清秀、施翠峰。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以什么身份与时机下进入其中的。以廖清秀而言,他是
第一届文协小说研习班的「高材生」,训练课程结束后,自然被「延揽」加入「中国
文艺协会」,成为会员之一。142另一位作家施翠峰,于五六年受聘为「战斗文艺研
习」的授课教授143,又于六○年以翻译卡缪的《异乡人》,获得第一届「中国
文艺协会文艺奖章」的「文学翻译奖」一项,随后则担任文协的「美术委员会主
任委员」。是以,在「拔擢扶掖」的另一面,我们亦可以说,「吸收」这些与体
制关系较密切的台籍小说家,使成为党文化的工作人员,应为其隐而不彰的目的之一。
具体而言,在组织繁复的各大文艺团体中,台籍小说家参与的人数微乎其微,且均是
已在某一方面具有权威地位,如以研究台湾地方戏为主的吕诉上及研究美术、
民俗的施翠峰,至于负责「文学」的委员会,则为大陆籍作家。
反观远居穷乡僻壤资讯封闭的锺理和,及个性内向不善交际的李荣春,其发表
状况则不可相提并论。原因之一,即为缺乏与文坛的联系。梅逊曾针对〈笠山
农场〉四处□壁,毫无出路的情况,提出看法,他说:
在这文艺日趋没落的时代,想要出版一部长篇小说是多么困难的事!锺先生
不是一个「名作家」,……这时我想,能够给锺先生援助的,也许只有某文
艺团体吧?可是看到它几年来所做的,只是一些锦上添花,装场面、凑热闹
的工作;……何况锺先生又并不是会员!144
这段话里,梅逊坦白道尽盘踞文坛中的一股稳固的势力,作家若欲单打独斗,
总免不了饱尝出版无门的苦境。在「人情稿」、「交换稿」满天飞145,长稿几
无出路的文学环境中,像锺理和「这种长期蛰居山间的僻乡,与外界几乎隔绝的无名作家
的作品,被采刊的希望是很渺茫的。」146就像全心全意投注文学创作,不计较发表与
否的李荣春,即便是经过文奖会审核录取的水准之作,却终究没有人过问。147
不容否认地,作家与国家文艺体制运作的关系紧密与否,包括与文艺组织的熟
稔度、对刊物性质的掌握、编辑的喜好、市场的需要等要素,是影响出路的重
要因素。台籍小说家与文艺组织的联系,由于或紧密或疏离的差异,更加凸显
出五○年代的官方文艺组织对作家的影响力。
五、与大陆籍作家的联系--编辑与作者
最足以定义大陆籍作家和台籍小说家两者的位置,即是编者(编辑)与作者
(投稿者)的关系。当时较常刊登台籍小说家的作品的园地,报纸副刊有林
海音主编的《联副》、彭歌主编的《新生报副刊》,杂志则为彭歌编的《自
由谈》等。这些编辑大多对台籍作家的作品,抱持肯定、鼓励的立场,能在
极为有限的篇幅中,刊登他们的作品。以锺肇政的崛起为例,锺肇政与彭歌
开始通信,始于《自由谈》「我的另一半」的徵文,锺肇政的〈婚后〉一文
入选之后,五一年~五四年期间,锺肇政成为当时最常出现在《自由谈》的
台籍小说家。彭歌亦多次于〈编者的话〉中,特别介绍锺肇政,且赞美他的
文笔「很坚实,充满火一样的热情」148;此外,彭歌对其馀小说家的作品也
有评断,显示他对台籍小说家并不陌生,在苦无出路的景况下,台籍小说
家对彭歌,显然曾抱持一些期待。149但无论如何,彭歌最直接的影响,似
乎仅止于锺肇政。
真正接纳较多台籍小说家作品的,则为林海音,她是五○代与台籍小说家关
系最密切,最具影响力的重要编辑。从最早的施翠峰到文心一系列的散文,
后期锺肇政、锺理和的小说,几乎以《联副》做为主要发表场域,此外,像林锺隆
、郑焕、张良泽,及至更年轻一代的黄春明、七等生,均与《联副》关系密切。
(详见第四章第二节)
六、表扬台籍小说家
王诗琅早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发表了〈台湾的新文学问题〉一文,文中一方面
鼓吹辍笔多年的台湾作家重新创作,另一方面,则呼吁当局及相关人士,应顾
及台湾文学的前途,其中须特别注意「介绍内地文艺作品」、「翻译日文作品」、
「增加发表园地,如副刊、文艺杂志」等三方面。150然而,战后台湾文学的
重建工作,每每昙花一现,难有发展。后来,王诗琅又于五二年,依据上文加以
扩充,写成更完整、具体的〈台湾的文学重建设问题〉一文,强调台湾文学在日
据时代已累积的文学成果,到了战后更应延续重建此一文学传统。他提出五点作法:
一、编印过去的新文艺作品集
二、表扬有成就的作家,鼓励辍笔作家的写作兴趣
三、供给台湾作家的发表机关
四、对中等以上学生及青年多奖励读文艺作品,养成文艺趣味以便培养省籍新作家
五、鼓励发掘台籍新作家151
此五点完全以台湾文学的传承为立论核心,冀望新、旧作家能共同努力开创台湾
文学未来的远景。同时,也要求以大陆来台作家为主体的文坛,应对台籍小说家
的作品,及发表问题有所关注。王诗琅一文,终究没有产生效用,官方对文艺的
关注,仍止于政治意义层面。
一直到五九年,王鼎钧在〈作品充满乡土色彩的台湾作家〉一文中,仍然提到:
今年六月(指1959年),一位省议员在大会中要求政府注意鼓励本省籍作家,
呼吁报纸刊物对本省籍作家的作品多多采用。152
由此足见五○年代台籍作家发表的问题,一直未受到官方重视,且有关台籍作
家的论题,亦鲜少为人关注。也许受到省议员质询的刺激,这一年十一月十三
日,「文协」中的「民俗文艺委员会」,提出「表扬台籍作家」一案,此案可
视为官方组织首度公开标举重视台籍作家之相关议案。根据有限的资料显示,
该案的宗旨为:为表扬台籍之优秀文艺作家,藉以激励民士气,发扬民族精神。
其表扬标准为:
一、对文艺创作确有页献者
二、在文艺方面成就稍差但确有发扬民族精神表现者
三、为本省同胞所熟悉者153
官方表扬台籍作家的用意,实则以发扬民族精神的层面居多,而文学成就的
考量,则未见具体内容。此外,将台籍作家的表扬归属「民俗文艺委员会」
的范畴,乃将台湾文学视为非正统的区域性文学,彷佛台湾文学已成为台湾过
去古老的遗迹。再者,深究其效用,更没有具体的结果产生,对台籍小说家显
然毫无实质鼓励。154此案恐怕只是敷衍民意的幌子罢了!
反观民间组织的鼓励,实为天壤之别,其中尤以台北市西区扶轮社最具代表性,
当时的社长为台北市市长游弥坚。该社自一九五四年设置一扶轮奖,每年举行一
次,共有文学、音乐、美术、体育、医学五组,每组一人,奖金一千元。其中文
学奖以鼓励台籍作家为目的,依序为:第一届廖清秀--《冤狱》(1955年)、
第二届林海音--《冬青树》(1956年)、第三届从缺、第四届文心--《千岁桧》
(1958年)、第五届施翠峰--《》(1959年)、第六届锺肇政--《写作与鉴赏》
(1960年)。其后则有六○年代的新秀:黄娟、郑清文、江上等。155扶轮社后来还
出版一本《树木集》,囊括所有得奖者的作品。此一具体鼓励台籍小说家,自然与
台湾政要游弥坚有密切关系,文心即曾表示:《千岁桧》一书出版后,收到游弥坚
的信,信中嘉许《千岁桧》一书是「近年罕见的杰作,为台湾青年的骄傲」,随后
便推荐文心为该年文学奖获奖人。156由此可见,游弥坚对台籍创作者的关心。
全面性系统地介绍台籍小说家,包括老、中、青三代,为五九年底发表在
《文星》上的王鼎钧〈作品充满乡土色彩的台湾作家〉及林海音的〈台籍
小说家写作生活〉,二文为首开先例之作。157该期《文星》的〈编辑室报告〉
中,表示将「台籍小说家」作为一特殊问题的专题,乃对于这群作家能「艰困
地越过了日文的障碍,来用汉文从事文学的写作,「这些人的干劲儿是值得重
视的。」158值得注意的是,二文所提到的「台籍作家」,几乎全是小说家,
且显示六○年代之前,年轻一代的新起之秀已经出现。计有锺理和、施翠峰、
廖清秀、文心、锺肇政、陈火泉、李荣春、林锺隆、何瑞雄、何明亮、郑清茂、
林文月、郑清文等人。二文集结了所有的台籍作家,肯定他们在文学上各成
风格的表现,并确定他们即将大展身手的创作远景。《文星》此举,对寂寞
的台籍小说家,实具有精神上的鼓励作用。正如锺理和的惊讶:
实在不敢想像我们这些无名的「作家」居然也会有人注意……。159
综合上述可知,五○年代末期,尤其是五九年,有关「台籍小说家」应受重
视的呼声,在数位有心人士的努力下,渐有转机。至此,将近十年的摸索,
台籍小说家创作的路途才较为平坦。
从上述个角度,探讨台籍小说家在五○年代文坛的处境,及活动状况、社会关系,
即能得知台籍小说家与国家文艺体制各环节的紧密性,因人而异;而其紧密性亦现
实地影响著作品的出路。其次,民间组织对台籍小说家的注意及实质鼓励,在作法
上、成效上,均较为认真积极,其中有力的台籍人士,如游弥坚、林海音,则为关
键人物。
1叶芸芸〈试论战后初期的台湾智识份子及其文学活动〉收录于
《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1989.8.20,页63-68。
2同上注。
3吕兴昌〈林亨泰四○年代新诗研究〉收于《锺理和逝世32周年纪
念暨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要》高雄县政府,1992.11,页150。
4游胜冠〈战后台湾的反殖民文学〉台北:《台湾史料研究》3期,1994.2,页94-113。
5吴浊流《无花果》台北:前卫,1985.3.15,页160。
6叶明勋〈初履斯土〉台北:《联合报》,1985.10.5,本文作者
自大陆来台接管「中央通讯社」。
7吴浊流〈波茨坦科长〉收于张良泽编《波茨坦科长》台北:远景,1977.9,页5-6。
锺肇政《流云》台北:文坛社,1965年,页59-64,68-76。
8可参见《台湾文化》中〈文化动态〉一栏。另于《公论报日月潭副刊》
亦有〈文化动态〉一栏,均有协进会各项艺文活动报导。
9黄英哲〈许寿裳与台湾(1946-1948)--兼论二二八前夕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文化政
策∈沼凇抖搜跹刑只崧畚募诽ū保鹤粤ⅲ?25-128。
10《政经报》的〈创刊词〉,1945.10.25,页3。
11叶芸芸〈试论战后初期的台湾智识份子及其文学活动〉收录于
《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1989.8.20,页69。
12叶石涛〈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光复初期的台湾日文文
学〉高雄:《文学界》9期,1984.2,页7。
13见叶石涛所编述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到十月二十四日,文艺栏中重要日文作品资
料。高雄:《文学界》9期,1984.2,页77-106。
14谢春木〈光明普照下的台湾〉台北:《政经报》1卷2期,1945.11.25,页6-7。
15蒋瑞仁〈向自治的路〉台北:《政经报》2卷5期,1946.5.10,页3-4。
另见雷石榆〈随想〉一文,提到「裙带鸡腿」的人事歪风,台北:《台湾文化》
2卷1期,1947.1.1,页23-24。诸如此类抨击接收官员的素质文章,在《政经报》中随
处可见。
16《政经报》中,针对「分配问题」做批判的文章,例如:陈逸松〈国营乎民营乎〉
1卷5期;苏新〈再论「粮食问题」〉2卷1期;王白渊〈告外省人诸公〉2卷2期等。
17世藩〈提高省民之政治意识〉台北:《政经报》1卷2期,1945.11.10,页9。
18宋斐如〈如何改进台湾文化教育〉《新生报》1946.1.14。宋为当时教育处副处长。
19《政经报》2卷5期,1946.5.10,页19。
20《政经报》2卷6期,1946.7.25,页24。
21〈关于壁的出土〉台北:《联合文学》10卷4期,1994.2,页52-71,
将「壁」一剧完整的刊出。
22黄震乾〈关于「壁」〉原载于《中华日报》1946.6.27,高雄:《文学界》9期,页117。
23黄昆彬〈李太太的悲伤〉原载《中华日报》1946.6.19,后由叶石涛翻译,
高雄:《文学界》8期,1983.11,页81-84。
24以上二诗,叶石涛翻译,高雄:《文学界》8期,1983.11,页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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