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
诗选的政治性
■诗路诗论精选■ 诗选的政治性/ 孟樊
诗选集的编纂,在台湾诗坛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对于新诗的发展,
扮演着颇为吃重的角色,并且诗人的创作活动或多或少受到它某种程度的影
响。正因为它的重要性不能被忽视,几乎每一种诗选都避免不了遭受批评的
命运。历年来的诗选,没有一本被完全的肯定,每一本都存在着若干的问
题。
伪装性的公平
这当中则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诗选的政治性。吊诡又讽刺的是
,除了极少数外,多半的诗选,编选者都会尽量强调自己的客观、公正或周
全,把背后涉及的较为复杂的理论框架、意识形态、权力结构、情感偏好、
预设立场、人际网络……有意或无意隐藏起来,或者搁置不论,似乎这些「
背景因素」不是不存在便是不重要,少数的编者即便承认它们的存在,却也
不是认真地「正视」它们,盖若如此重视,便无法再强调诗选本身公正性了
,试问一部不具公信力的诗选,如何取得诗坛同好的尊重?其自身又如何构
成文学史上的意义?然而,它的主观性、偏狭性的与利益性--换句话说,也
就是「不公平性」,正是在这点上显露出来。
诗选的这种「伪装性的公平」,就是诗选的政治性。「政治性」一词,
援用政治学者的说法(如,David Easton对「政治」的界说),意即「为诗
坛或诗人们所做的『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当然,就诗坛而言,「权威性
」( autho-rity )一词并未包含「具有合法地使用武力的权力」的意思(
这种权力只有政府才拥有),换言之,编者的「权威性」并没有「唯一且排
他」的力量,因而其权威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编者编纂诗选的行为本
身就是一项「价值分配」的行动,亦即那些诗是「有价值的」,可以被选进
诗选之中,那些诗则是「不具价值的」,可不予重视而剔除在外,编纂一部
诗选不啻就是对于诗创作的「一次洗牌」,重新架构诗坛的生态,可以说诗
选的编纂就是一种权力的活动。
承认诗选本身存在的政治性,事实上并不在否定诗选的重要性,我们只
是换个观点来看待它罢了,而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所谓「公正客观」的说法其
实是一派胡言,「公正客观」之说是对诗人的一种欺罔。诗选的出发点绝不
在「服务」诗人,它正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拥有编纂权力的人,都是
诗坛的「统治者」。不过,有统治者存在的诗坛也不可怕,如果统治者(都
有他或他们自己的统治政策和理念)能缴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有令人可以
肯定甚至鼓掌叫好的政绩,即便诗选的行为本身脱离不了利益和立场,仍旧
有它存在的意义。
「政治性」诗选的重要性
即以张汉良主编的尔雅版的《七十六年诗选》为例,张氏在该诗选的导
言中即一反常例地言明他自己所持的「编选观点」,不讳言他的「政治性」
立场,正如他所说:「一般人的要求便是编者应当客观,其实这是似是而非
的说法。编选集的人和写历史的人有其诠释视域,由错综的文学、社会、心
理、政治等种种因素,构成他认知和诠释的模式,他再把这模式投视到他可
能读过的作品上。他的作为已然经过成见与立场的中介,因此所谓客观的立
场其实是不存在的。笔者一向不接受所谓『兼容并蓄』或『有容乃大』等陈
腔滥调背后的伪道德意识,也不觉得『门户之见』或『党同伐异』等主张有
何不耻。」于是,我们看到张氏为诗坛主编了一部与众不同但却极有价值的
诗选--后现代诗潮的勃兴,这部诗选便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既然承认诗选的政治性,那么我们诗选的编者是不是应该将这种政治性
交代清楚呢?摆出编者的理论依据、诠释观点、意识形态甚至是派别立场,
反而可以让这部诗选有被公正评价的机会,易言之,主观的编选行为因为做
了清楚的交代和说明,取得了一个可以被客观公评的立足点。我们甚至可以
再说,完全客观公平的诗选难以推动诗的发展,因而在诗史上也较不具举足
轻重的地位,试想各种风格、立场、流派的诗作都要「照顾」到的话,这样
的诗选反而不具特色,倒不如不编。反之,一部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特色
的诗选,在诗史上才会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我们诚挚地希望,诗选的编者请不要客气,亮出你们的底牌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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