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文选
附录四:佚名
周作人
附录四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佚名
民国二十一年三四月间周作人君应辅仁大学之请,以中国的新文学
运动为题作连续讲演。邓恭三君记其讲词,经周君校阅,易名中国新文
学的源流,同年九月在北平出版。
周君自谓:“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并非依据西洋
某人的论文,或是遵照东洋某人的书本,演绎应用来的”。盖“民国以
后的新文学运动,有人以为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胡适之先生……以为
白话文学是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
为障碍物太多,直到现在才得走入正轨,而从今以后一定就要这样走下
去”,周君意不谓然,以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
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此两种力量(或思潮)如说评书者所
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此次之新文学运动,不过两思
潮中之一(曾经一再隐现于文学史上者)之再度显现而已。此一点,发
前人之所未发,确为周君独到之创见。
书凡五讲。第一讲汎论关于文学之诸问题,略论文学的定义范围起
源用途及研究之对象与预备知识。此中意见已散见周之各著作中,但系
统的立论,此其第一次。全书之最精彩部分,为第二讲。其中提出所谓
两种思潮:(甲)诗言志——言志派,(乙)文以载道——载道派,前
者为“即兴的文学”后者为“赋得的文学”;或如鲁迅所说,一为“革
命的文学”一为“遵命的文学”。试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下列诸时期:(
一)晚周(二)两汉(三)魏晋六朝(四)唐(五)五代(六)两宋(
七)元(八)明(九)明末(十)清(十一)民国,则单数诸时期悉为
言志派,而双数为载道派,核之文史,若合符节本书固题名中国新文学
的源流,在周君之意,欲说明新文学运动必先稔知前此之文学为如何,
故本书即自明末之新文学运动说起,中经清代之反动,由此反对乃产生
最近之文学革命运动。明末之新文学运动与民国以后之运动,其为言志
派思潮之兴起,殆完全相同。故胡适之“八不主义”实无异明末公安派
三袁(宗道、宏道、中道)及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主张之复活。故得一结论曰:“
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
学运动的原因”。明末之文学运动,至清季乃渐衰微,虽有金喟李渔郑
燮金农袁枚诸人,而袁氏已为绝响。当时有力量者实为八股文与桐城派
古文。其下第三第四讲即分论清代文学之反动(上)八股文(下)桐城
派古文。周君尝在骆驼草周刊上发表论八股文一文,主张研究中国文学
之学生必读八股。“因为八股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
,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
所得,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的起源”。八股之
规则奇繁,流弊滋多,其引起反对乃属当然的。清季自洪杨乱后反对八
股之势力即发动,迨及康(有为)梁(启超),始得政治上的成功,而
八股势力在社会上之思想方面文学方面,则至陈(独秀)胡(适)等正
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始见动摇,桐城派自曾国藩扩大范围,吴汝纶严
复林纾辈已渐与新兴起之文学运动接近。然及后新文学运动兴起时,诸
人卒成反动者,则两者立于反对地位,严林之基本观念在“言道”,而
新文学之基本观念在“言志”也。自甲午战后,文学方面即随政治而时
时动摇时时变化。此时实为上一时代之结尾,下一时代之开端,而梁启
超当其冲。一俟西洋科学哲学各方面思想输入,第五讲之文学革命运动
的新时代遂产生矣。
周君认定中国文学中“言志”“载道”两派思潮互为消长。新文学
运动初非新奇,不过言志思潮之再兴殊为确当。于此不独为中国文学史
得一新观点,且为中国新文学源流得一新解。即补充之,谓时下新兴普
罗文学为载道思潮之再起也可。
选自《大公报·文学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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