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文选
附录三:中书君
周作人
附录三: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书君
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的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
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加以周先生那“冷冷然”的语
调,和它的幽默的“幽默”(Quietistic Humor),我们读完之后更觉
得它十分地 Companionable。惟其书是这样的好,评者愈觉得为难:要
赞呢,须赞个不休;要评呢,又不愿意糟蹋这本好书。当然,那种评论
普通文学史的手段——评论作者之标举不当(sins of Omission and
Commission),在本书是用不着的,因为作者本意只是“偶然标举,意
不求全;”对于本书理论上有不同意的地方,例如,作者纯粹的“为文
学而文学”的见解——我名之曰文学的“自主论”(Autonomy),亦无
须讨论,因为这不是本书的重心所在。我的方法,只是把本书全部地接
受,而于其基本概念及事实上,加以商榷,或者说是补充琐碎的地方,
都存而不论。但是,关于现代中国文学一节尚待专家来讨论,此处恕从
略。
本书的基本概念是:明末公安派竟陵派的新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
这次文学革命运动,趋向上和主张上,不期而合,或者用周先生自己的
话,“无意中的巧合”,因此周先生颇引为“奇怪”的事。我看,这事
并不足为奇,因为这两个文学运动同是革命的,所以他们能“合”;又
因为他们同是革命的而非遵命的,所以他们能“不期而合”——假使“
有期而合”,便是遵命的了。如此着眼,则民国的文学革命运动,溯流
穷源,不仅止于公安竟陵二派;推而上之,像韩柳革初唐的命,欧梅革
西崐的命,同是一条线下来的。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矫揉做作的形式文学
都不满意,而趋向于自我表现。韩的反对“剽贼”,欧的反对“挦撦”,
与周先生所引袁中郎的话,何尝无巧合的地方呢?诚然,周先生把唐宋
元的文学,叙述得太“大意”(Cavaliarly)了。韩柳之倡两汉三代,
欧梅之尊杜韩(关于欧是否也尊杜的问题,不能在此讨论),正跟公安
之倡白苏一样(严格地说,白苏并称,只有伯修,中郎称东坡而遗香山
),不过是一种“旧瓶盛新酒”的把戏,利用一般人崇远贱近的心理,
以为呐喊的口号。不幸,韩柳的革命是成功了,而只能产生遵命的文学
;欧梅的革命也成功了,也只能产生遵命的文学;公安竟陵的革命,不
幸中之大幸,竟没有成功(照我所知,两派的声势,远不如“七子”的
浩大〕,所以才能留下无穷去后之思,使富有思古之幽情如周先生也者
,旷世相感起来。这里,似乎不无成败论人的“抗不来格事”(Complex)
;当然,普通成败论人的标准,在周先生是反过来了。
周先生把文学分为“载道”和“言志”。这个分法本来不错,相当
于德昆西所谓Literature of Knowledge和 Liteature of Power。至于
周先生之主“言志”而绌“载道”,那是周先生“文学自主论”的结果。
这种文学自主论袁枚在他一首致友人论文第二书里讲得差不多有周先生
那样的清楚,我们毋庸讨论,只是,周先生以“文以载道”和“诗以言
志”,分为文学史上互相起伏的两派,这原是很普通的说数,研究历史
的人,都知道有这种Diaclectic Movement。不过,周先生根据“文以载
道”“诗以言志”来分派,不无可以斟酌的地方,并且包含着传统的文
学批评上一个很大的问题,“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
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有如周先生和其他批评家所
想者。在传统的批评上,我们没有“文学”这个综合的概念,我们所有
的只是“诗”、“文”、 “词”、“曲”这许多零碎的门类,其缘故也
许是中国人太“小心眼儿”(Departmentality)罢!“诗”是“诗”,
“文”是“文”,分茅设蕝,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文以载道”的“
文”字,通常只是指“古文”或散文而言,并不是用来涵盖一切近世所
谓“文学”;而“道”字无论依照文心雕龙原道篇(一篇很重要的参考,
而蠹鱼生活中所载雪林女士之文以载道一文,竟没有提到,却引了无数
老子淮南子的不相干东西)作为自然的现象解释,或依照唐宋以来的习
惯而释为抽象的“理”。“道”这个东西,是有客观的存在的;而“诗
”呢,便不同了。诗本来是“古文”之余事,品类(Genre)较低,目的
仅在乎发表主观的感情——“言志”,没有“文”那样大的使命。所以
我们对于客观的“道”只能“载”,而对于主观的感情便能“诗者持也
”地把它“持”(Control)起来。这两种态度的分歧,在我看来,不无
片面的真理,而且它们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原是并行不背的,无所谓
两“派”。所以许多讲“载道”的文人,做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
,与他们平时的“文境”绝然不同,就由于这个道理。他人不用说,举
周先生所谓“桐城派定鼎的皇帝”为例罢;读过姚鼐的诗的人,一定会
和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那样想:“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
重轻”!周先生书中曾引过刘熙载的话,我们更把刘氏艺概为例罢;刘
氏在旧批评家之中,是比较有思想的人,但是在艺概一书中,文概和诗
概划然打作两撅!文概里还是讲“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诗概里
便讲“性情”了。这一点,似乎可资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的人的参
考。
本书讲公安派颇详细,讲竟陵派不过寥寥数语,这当然因为公安派
在理论上比较有发挥。但周先生因此而谓公安派持论比民国文学革命家,
如胡适先生,圆满得多,这也许是一种立异恐怖!公安派的论据断无胡
适先生那样的周密;而袁中郎许多矛盾的议论,周先生又不肯引出来。
譬如周先生引中郎所作雪涛阁集唐文而加以按语谓:“对于文学史这样
看法,较诸说‘中国过去的文学所走的全非正路,只有现在所走的道路
才对’‘要高明得多’,而不知中郎致张幼于一札中也仿著七子的口气
说过‘唐无诗,秦汉无文,诗文在宋元’那种一笔抹杀的不甚‘高明’
的话。”又如以民间歌谣如打枣竿,劈破玉之类与宋元诗混为一谈,似
乎也欠“高明”,(附带地讲一椿有趣的巧合,中郎的提倡民间文学,
诚无足怪,而一意复古的巨子如李空同,也令人意想不到地提倡民间文
学,参观诗集自序及拟乌生八九子后附郭公谣自识。从来讲明文学史的
人,对于这一个有趣的Rapprochement都没有注意到)。此外枝枝节节的
刺谬,亦不在少数,例如在答梅客生一书中,捧东坡为千古无两,而在
上冯侍郎座主一书中,对徐青藤那样捧法,则“卓绝千古”的东坡又出
青藤之下了。在致张幼于一书中,把汉唐一笔抹杀而推重宋元,而在答
梅客生另一书中偏又说:“当代可掩前古者,惟阳明之学而已;其他事
功文章尚不敢与有宋诸君子敌,遑敢望汉唐也”!徐青藤又似乎被王阳
明挤出了。诸如此类,虽不必—一举出,我们可以想像中郎的善于自相
矛盾了。更有一件有趣而周先生没有讲到的事,就是袁中郎多少有和周
先生相似的地方——主张八股的(参观时文叙、与友人论时文诸篇)。
我们知道周光生的主张讲八股,是为了解旧文学起见;中郎则不然,他
为“时文”的“时”字所惑,以为“时”即“不古”之谓,所以居然以
“时文”当作“天地间之真文”。就这一点论,袁中郎的识见,远不如
周先生自己来得“高明”了。
周先生又举出几个人如金圣叹、李笠翁,以为他们皆受公安派和竟
陵派的影响的。不错,这几个人都是文学上的流星,向为正统文学史家
所忽视,诚然有标举之必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公安派和竟陵派在正
统文学上的影响,例如它们与明清间“宋诗”运动的关系,尤其是钟谭
对于王渔洋诗学的影响;这许多问题,一般文学史书都没有注意,我的
意见,与周先生完全一致,不过为补充周先生之说起见,故提到这许多
问题。
在初,我已经声明不谈标举的问题,但是看了附于书后的近代散文
钞目录之后,又忍不住要说一句话。周先生提出了许多文学上的流星,
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没有能“Swim into his Ken”这个人便是张大复。记
得钱牧斋初学集里有为他作的状或碑铭。他的梅花草堂集(我所见者为
文明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我认为可与张宗子的梦忆平分“集公安竟陵
二派大成”之荣誉,虽然他们的风味是完全不相同的。此人外间称道的
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并且,我知道,叶公超先生对于这本书
也非常的喜爱。
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
”的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
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
的模型(Pattern);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
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
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
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
理论上的失败。这诚然有些乞斯透顿式“诡论”的意味,但是叔本华说
得好:“假如在这个世界里,真理不同时是诡论,这个世界将何等的美
丽呢”!后之视今,正犹今之视昔,世间有多少始于‘革”而不终于“
因”的事情?
把周先生的书批评了一大套,并不足以减损它的价值。这本书无疑
地能博得许多称誉,无须我来锦上添花,虽然如裴德所说,最好的批评
都是称誉。
选自《新月》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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