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文选
清代文学的反动(上)——八股文
周作人
第五讲 文学革命运动
清末政治的变动所给予文学的影响
梁任公和文学改革的关系
白话作品的出现
《新青年》杂志的刊行和文学革命问题的提出
旧势力的恐怖和挣扎
文学革命运动和明末新文学运动根本精神[之]①所以相同
用白话的理由
清末文学方面的情形,就是前两次所讲到的那样子,现在再加一总括
的叙述:
第一,八股文在政治方面已被打倒,考试时已经不再作八股文而改作
策论了。其在社会方面,影响却依旧很大,甚至,[直到现在]②还没有完
全消失。
第二,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全盛时期的汉学,到清末的俞曲园也起了
变化,[他]③不但弄词章,而且弄小说,而且在《春在堂全集》中的文字,
有的像李笠翁,有的像金圣叹,有的像郑板桥和袁子才。于是,被章实斋
骂倒的公安派,又得以复活在汉学家的手里。
第三,主张文道混合的桐城派,这时也起了变化,严复出而译述西洋
的科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林纾则译述文学方面。虽则严复的译文被章太
炎先生骂为有八股调;林纾译述的动机是在于西洋文学有时和《左传》《
史记》中的笔法相合;然而在其思想和态度方面,总已有了不少的改变。
第四,这时候的民间小说,比较低级的东西,也在照旧发达。其作品
有《孽海花》等。
受了桐城派的影响,在这变动局面[中]④演了一个主要角色的是梁任
公。他是一位研究经学而在文章方面是喜欢桐城派的。当时他所主编的刊
物,先后有《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和《新小说》等等,
在那时的影响都很大,不过,他是从政治方面起来的,他所最注意的是政
治上的改革,因而他和文学运动的关系也较为异样。
自从甲午年(1894)中国败于日本之后,中间经过了戊戌政变(1898
),以至于庚子年的八国联军(1900),这几年间是清代政治上起大变动
的开始[时期]⑤。梁任公是戊戌政变的主要人物,他从事于政治的改革运
动,也注意到思想和文学方面。在《新民丛报》内有很多的文学作品。不
过[那]⑥些作品都不是正路的文学,而是来自偏路的,和林纾所译的小说
不同。他是想藉文学的感化力作手段,而达到其改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
的目的的。这意见,在他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
可以看出。因此他所刊载的小说多是些“政治小说”,如讲匈牙利和希腊
的政治改革的小说《经国美谈》等是。《新小说》内所登载的,比较价值
大些,但也都是以改良社会为目标的,如科学小说《海底旅行》,政治小
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和其他的侦探小说之类。这是他在
文学运动以前的工作。
梁任公的文章是融和了唐宋八家,桐城派,和李笠翁,金圣叹为一起,
而又从中翻陈出新的。这也可算他的特别工作之一。在我年小时候,也受
了他的非常大的影响,读他的《饮冰室文集》《自由书》《中国魂》等[
书]⑦,都非常有兴趣。他的文章,如他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讲。
是“笔锋常带情感”,因而影响社会的力量更加大。
他曾作过一篇《罗兰夫人传》。在那篇传文中,他将法国革命后欧洲
所起的大变化,都归功于罗兰夫人身上。[其中]⑧有几句是:
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
彼玛志黎,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
因这几句话,竟使后来一位投考的人,在论到拿破仑时颇惊异于拿破
仑和梅特涅既属一母所生之兄弟何以又有那样不同的性格。从这段笑话中,
也可见得他给予社会上的影响是如何之大了。
就这样,他以改革政治改革社会为目的,而影响所及,也给予文学革
命运动以很大的助力。
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
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
一般国民都认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瞭一点,所以认为用
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因此,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
文有两点不[同]⑨:
第一,现在白话文,是“话[怎样]说便[怎样]⑩写”。那时候却是由
八股翻白话,有一本《女诫注释》,是那时候的《白话丛书》之一,序文
的起头是这样:
梅侣做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做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
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 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
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的书……
又后序云:
华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侣做的曹大家《女诫》注释,叹一口气说道,
唉,我如今想起中国的女子,真没有再比他可怜的了……
这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
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
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地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
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
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
用古文,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
事,所以只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
用的。
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
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大关系的。
不过那时候的白话作品,也给了我们一种好处:使我们看出了古文之
无聊。同样的东西。若用古文写,因其形式可作掩饰,还不易看清它的缺
陷,但用白话一写,即显得空空洞洞没有内容了。
这样看来,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
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
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
上所说的:“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所谓“东风”在这里却正[应]⑾改作“西风”,即是西洋的科学,哲
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⑿渐渐输入得很多,
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
民国四五年间,有一种《青年杂志》发行出来,编辑者为陈独秀,这
杂志的性质是和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差不多。后来,又改名为
《新青年》,[及至]⒀蔡孑民作了北大校长,他请陈独秀作了文科学长,
但《新青年》[杂志仍由陈]⒁编辑,这是民国六年的事。其时胡适之尚在
美国,他由美国向《新青年》投稿,便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意见。但那时的
意见还很简单,只是想将文体改变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话,别的再没有
高深的道理。当时他们的文章也还都是用文言作的。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
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了出来。接
着又有了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只不过又加多了西洋的科
学哲学各方面的思想,遂使两次运动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
则仍无多大差异处——这是我们已经屡次讲到的了。
对此次文学革命运动起而反对的,是前次已经讲过的严复和林纾等人。
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本是由于他们的介绍才得输入中国的,而参加文
学革命运动的人们,也大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当时林译的小说,由最早的
《茶花女》到后来的《十字军英雄记》和《黑太子南征录》,我就没有不
读过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反动起来呢?那是他们有载道的观念之故。
严林都十分聪明,他们看出了文学运动的危险将不限于文学方面的改革,
其结果势非使儒教思想根本动摇不可。所以怕极了便出面反对。林纾有一
封很长的信,致蔡[孑民]⒂先生。登在当时的《公言报》上,在那封信上
他说明了这次文学运动将使中国人不能读中国古书,将使中国的伦常道德
一齐动摇等危险,而为之担忧。
关于这次运动的情形,没有详细讲述的必要,大家翻看一下《独秀文
存》和《胡适之文存》,便可看得出他们所主张的是什么。钱玄同和刘半
农先生的文章没有收集印行,但在《新文学评论》(王世栋编,新文化书
社出版)可以找到,这是最便当的一部书,所有当时关于文学革命这问题
的重要文章,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⒃的两方面的论战文字,通都收进里
面去了。
我已屡次地说过,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
全相同,对此,我觉得还须加以解释:
有人疑惑:今次的文学革命运动者主张用白话,明末的文学运动者并
没有如此的主张,他们的文章依旧是用古文写作,何以二者会相同呢?我
以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这意见
和胡适之先生的有些不同。胡先生以为所以要用白话的理由是,
(1)文学向来是向着白话的路子走的,只因有许多障碍,所以直到
现在才入了正轨,以后即永远如此。
(2)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的。
对于他的理由中的第(1)项,在第二讲中我已经说过:我的意见是
以为中国的文学一向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有如一条河,只要遇到阻
力,其水流的方向即起变化,再遇到即再变。所以,如有人以为诗言志太
无聊,则文学即转入“载道”的路,如再有人以为“载道”太无聊,则即
再转[而入于]⒄“言志”的路。现在虽是白话,虽是走着言志的路子,以
后也仍然要有变化,虽则未必再变得如唐宋八家或桐城派相同,却许是必
得对于人生和社会有好处的才行,而这样则又是“载道”的了。
对于其理由中的第(2)项,我以为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线,
因此死活也难分。几年前,曾有过一桩笑话:那时章士钊以为古文比白话
文好,于是以“二桃杀三士”为例,他说这句话要用白语写出则必变为“
两个桃子,害死了三个读书人”,岂不太麻烦么?在这里,首先他是将“
三士”讲错了:“二桃杀三士”为诸葛亮《梁父吟》中的一句,其来源是
《晏子春秋》里边所讲的一段故事,三士所指[原]⒅系三位游侠之士,并
非“三个读书人”。其次,我以为这句话就是白话而不是古文。例如在我
们讲话时说,“二桃”就可以,不一定要说“两个桃子,”“三士”亦然。
杀字更不能说是古文。现在所作的白话文内,除了“呢”“吧”“么”等
字比较新一些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古字了,如“月”字从甲骨文字时代就
有,算是一个极古的字了,然而它却的确没有死。再如“粤若稽古帝尧”
一句,可以算是一句死的古文了,但其死只是由于字的排列法是古的,而
不能说是由于这几个字是古字的缘故,现在,这句子中的几个字,还都时
常被我们应用,那么,怎能算是死文字呢?所以文字的死活只因它的排列
法而不同,其古与不古,死与活,在文[字]⒆的本身并没有明瞭的界限。
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分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其取舍
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即此可知古文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因此,
我以为现在用白话,并不是因为古文是死的,而是尚有另外的理由在:
(1)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活,——我们写文章是想将我们的思想,
感情表达出来的。能够将思想和感情多写出一分,文章的艺术分子即加增
一分,写出得愈多便愈好。这和政治家外交官的谈话不同,他们的谈话是
以不发表意见为目的的,总是愈说愈令人有莫知究竟之感。[ 我们既然想
把思想和感情]⒇尽可能地多写出来, [则其](21)最好的办法是如胡适
之先生所说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
才可以“独抒性灵”。比如,有朋友在上海生病,我们得到他生病的电报
之后,赶即到东车站搭车到天津,又改乘轮船南下,第三天便抵上海。我
们若用白话将这件事如实地记载出来,则可以看得出这是用最快的走法前
去。从这里,我和那位朋友间的密切关系,也自然可以看得出来。若用古
文记载,势将怎么也说不对。“得到电报”一句,用周秦诸子或桐城派的
写法都写不出来,因“电报”二字找不到古文来代替,若说接到“信”,
则给人的印象很小,显不出这事情的紧要来。“东车站”也没有适当的古
文可以代替,若用“东驿”,意思便不一样,因当时驿站间的交通是用驿
马。“火车”“轮船”等等名词也都如此。所以,对于这件事情的叙述,
应用古雅的字不但达不出真切的意思,而且在时间方面也将弄得不与事实
相符。又如现在的“大学”若写作古代的“成均”和“国子监”,则其所
给予人的印象也一定不对。从这些简单的事情上,即可知道想要表达现在
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
我们都知道,作战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而不要为敌人[所消灭](22)。
因此,选用效力最大的武器是必须的:用刀棍不及用弓箭,用弓箭不及用
枪炮,枪炮只有射击力最大的才最好,所以现在都用大炮而不用刀剑。不
过万一有人还能以青龙偃月刀与机关枪相敌,——能够以青龙偃月刀发生
比机关枪更大的效力,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了,——但万一有人能够作到
呢,则青龙偃月刀在现在也仍不妨一用的。文学上的古文也如此,现在并
非一定不准用古文,如有人能用古文很明瞭地写出他的思想感情,较诸用
白话文字写还能表现得更多更好,则也大可不必用白话的,然而谁敢说他
能够这样做呢?
传达思想,感情的方法很多,用语言,用颜色,用音乐或文字都可以,
本无任何限制。我自己是不懂音乐的,但据我想来,对于传达思想和感情,
也许那是一种最便当,效力最大的东西吧,用言语传达就比较难,用文字
写出更难。譬如我们有时候非常高兴,高兴的原因却有很多:有时因为考
试成绩好,有时因为发了财,有时又因为恋爱的成功等等,假如对这种种
事件都只用“高兴”的字样去形容,则各种高兴间不同的情形便表示不出,
这样便是不得要领。所以,将我们的思想感情用文字照原样完全描绘出来,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既很不容易而到底还想将它们的原面目尽量地保存
在文字当中,结果遂不能不用最近于语言的白话。这是现在所以用白话的
主要原因之一,而和明末“信腕信口”的主张,原也是同一纲领——同是
从“言志”的主张中生出来的必然结果。在明末还没想到用白话,所以只
能就文言中的可能,以表达其思想感情而已。
向来还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古文难,写白话容易。据我的经验说却不
如是: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易得多,而写白话则有时实是自讨苦吃。我常
说,如有人想跟我学作白话文,一两年内实难保其必有成绩;如学古文,
则一百天的功夫定可使他学好。因为教古文,只须从古文中选出百来篇形
式不同格调不同的作为标本,让学生去熟读即可。有如学唱歌,只须多记
住几种曲谱:如国歌,进行曲之类,以后即可按谱填词。文章读得多了,
等作文时即可找一篇格调相合的套上。如作寿序,作祭文等,通可用这种
办法。古人的文字是三段,我们也作三段,五段则也五段。这样则教者只
对学者加以监督,使学者去读去套,另外并不须再教什么。这种办法,并
非我自己想出的,以前的作古文的[人们](23),的确就是应用这办法的,
清末文人也曾公然地这样主张过,但难处是:譬如要作一篇祭文,想将死
者全生平的历史都写进去,有时则限于古人文字中的段落太少而不能做到,
那时候便不得不削足以适履了。古文之容易在此,其毛病亦在此。
白话文的难处,是必须有感情或思想作内容,古文中可以没有这东西,
而白话文缺少了内容便作不成。白话文有如口袋装进什么东西去都可以,
但不能任何东西不装。而且无论装进什么,原物的形状都可以显现得出来。
古文有如一只箱子,只能装方的东西,圆东西则盛不下,而最好还是让他
空着,任何东西都不装。大抵在无话可讲而又非讲不可时,古文是最有用
的。譬如远道接得一位亲属写来的信,觉得对他讲什么都不好,然而又必
须回复他,在这样的时候,若写白话,简单的几句便可完事,当然不相宜
的,若用古文,则可以套用旧调,虽则空洞无物,但八行书准可写满。
(2)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假如思想还和
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现在呢,
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
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问
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
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
现在有许多文人,如俞平伯先生,其所作的文章虽用白话,但乍看来
其形式很乎常,其态度也和旧时文人差不多,然在根柢上,他和旧时的文
人却绝不相同。他已受过了西洋思想的陶冶,受过了科学的洗礼,所以他
对于生死,对于父子,夫妇等[问题](24)的意见,都异于从前很多。在
民国以前人们,甚至于现在的戴季陶张继等人,他们的思想和见地,都不
和我们相同,按张戴的思想讲,他们还都是庚子以前的人物,现在的青年,
都懂得了进化论,习过了生物学,受过了科学的训练。所以尽管写些关于
花木,山水,吃酒一类的东西,题目和从前相似,而内容则前后绝不相同
了。
肖毛校记①[之]:此处初版本写作“的”。
②[直到现在]:此处初版本写作“如从前所说,至今”。
③[他]:此处初版本无“他”字。
④[中]:此处初版本无“中”字。
⑤[时期]: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⑥[那]: 此处初版本写作“这”字。
⑦[书]: 此处初版本无“书”字。
⑧[其中]: 此处初版本写作“在这篇文字中,”。
⑨[同]:此处初版本写作“相同”。
⑩[怎样]:此二处初版本皆写作“怎么”。
⑾[应]:此处初版本无“应”字。
⑿[已]:此处初版本写作“都已”。
⒀[及至]:此处初版本写作“这时候”。
⒁[杂志仍由陈] :此处初版本写作“仍由他”。
⒂[孑民] :此处初版本写作“元培”。
⒃[改革] :此处初版本写作“革命”。
⒄[而入于]:此处初版本无此三字。
⒅[原]:此处初版本无此字。
⒆[字]:此处初版本写作“学”。
⒇[我们既然想把思想和感情]: 此处初版本写作“要想将我
们的思想感情,”。
(21)[则其]: 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22)[所消灭] :此处初版本写作“打死”。
(23)[人们] :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24)[问题]: 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庾荷之扫描
肖毛校对
13:58 0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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