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文选
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
周作人
庾荷之扫描
肖毛校对
第四讲 清代文学的反动(下)
——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的统系,
桐城派的思想和桐城义法,
桐城派的变化,
桐城派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死去的公安派精神的苏醒,
桐城派所激起的反动,
如上次所说,在十八九两世纪的中国,文学方面是八股文与桐城派古
文的时代。所以能激动起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运动,桐城派古文也
和八股文有相等的力量在内。
桐城派的首领是方苞和姚鼐,所以称之为桐城派者,是因他们通是安
徽桐城县人。关于桐城派的文献可看《方望溪集》和《姚惜抱集》,该派
的重要主张和重要文字,通可在这两部书内找到。此外便当可用的还有一
本叫做《桐城文派述评》的小书。吴汝纶和严复的文章也可以一看,因为
他们是桐城派结尾的人物,另外也还有些人,但并不重要,现在且可不必
去看。
桐城派自己所讲的系统是这样子的:
左传——史记——韩愈——归有光——方苞
柳宗元
欧阳修
三苏
王安石
曾巩
从此可以看得出,他们还是承接着唐宋八大家的系统下来的:上承左
马,而以唐朝的韩愈为主,将明代的归有光加入,再下来就是方苞,不过
在他们和唐宋八大家之间,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唐宋八大家虽主张“文
以载道”,但其着重点,犹在于古文方面,只不过想将所谓“道”这东西
[收]①进文章里去作为内容罢了,所以他们还只是文人。桐城派诸人则不
仅是文人,而且也兼作了“道学家”。他们以为韩愈的文章总算可以了,
然而他在义理方面的造就却不深:程朱的理学总算可以了,然而他们所做
的文章却不好。于是想将这两方面的所[长]②合而为一,因而有“学行继
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志愿。他们以为“文即是道”,二者并不
可分离,这样的主张和八股文是很接近的。而且方苞也就是一位很好的八
股文作家。
关于清代学术方面的情形,在前我们曾说到过,大体是成这种形势:
一,宋学(哲学或玄学)
/语言
二,汉学<
\历史
三,文学
(1)明未文学的余波
(2)骈文(文选派)
(3)散文(古文,以桐城派为代表)
四,制艺
按道理说,桐城派是应归属于文学中之古文方面的,而他们自己却不
以为如此。照他们的说法,应[该]③改为这样的情形:
1.义理—— 宋学\
2.考据—— 汉学 |
/ 诗词 }桐城派
3.词章 { 骈文 |
\古文/
4.制艺
他们不自认是文学家,而是集义理,考据,词章,三方面之大成的。
本来自唐宋八大家主张“文以载道”而后,古文和义理便渐渐离不开,而
汉学在清代特占势力,所以他们也自以懂得汉学相标榜。实际上方姚对于
考据之学却是所知有限得很。
他们主张“学行继程朱之后,”并不是处处要和程朱一样,而是以为
:只要文章作得好,则“道”也即跟着好起来,这便是学行方面的成功。
今人赵震大约也是一位桐城派的文人,在他所编的《方姚文》的序文中,
曾将这意思说得很明白,他说:
然则古文之应用何在?曰:“将以为为学之具,蕲至乎知言知道之君
子而已。”人之为学,大 率因文以见道,而能文与不能文者,其感觉
之敏钝,领会之多寡,盖相去悬绝矣。……
另外,曾国藩有一段话也能对这意见加以说明,他在《示直隶学子文
》文内,论及怎样研究学问,曾说道:
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
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词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
差。……
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家,觉得单是讲些空洞的道理不够用,所以又
添了一种“经济”进去,而主张将四种东西——即义理,考据,词章,经
济,——打在一起。
从这两段文字中,当可以看得出他们一贯的主张来,即所作虽为词章,
所讲[乃是]④义理。因此他们便[是]⑤多方面的人而不只是文学家了。
以上是桐城派在思想方面的主张。
在文词方面,他们还提出了所谓“桐城义法”。所谓义法,在他们虽
看得很重,在我们看来却并不是一种深奥不测的东西,只是一种修词学而
已。将他们所说的归并起来,大抵可分为以下两条:
第一,文章必须“有关圣道”——方苞说:“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
风化不苟作。”姚鼐也说过同样的话,以为如“不能发明经义不可轻述。
”所以[凡是文章必须要]⑥“明道义,维风俗。”其实,这也和韩愈等人
文以载道的主张一样,并没有更高明的道理在内。
此外他们所提出的几点,如文章要学左史,要以韩欧为法,都很琐碎
而没有条理。比较可作代表的是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中的一段话:
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
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录: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
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将其中的意见归纳起来,也可勉强算作他们的义法之一,便是:
第二,文要雅正。
另外还有一种莫明其妙的东西,为现在的桐城派文人也说不明白的,
是他们主张文章内要有“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种东西: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
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
“理”是义理,即我们之所谓“道”;“声”是节奏,是文章中的音
乐分子;“色”是色采,是文章的美丽。这些,我们还可以懂得。但神,
气,味,律等,[意义就]⑦十分渺茫,使人很难领会得出。林纾的《春觉
斋论文》,可说是一本桐城派作文的经验谈,而对于这几种东西,也没有
说得清楚。
不管他们的主张如何,他们所作出的东西,也仍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
并且,越是按照他们的主张作出的,越是作得不好。《方姚文》中所选的
一些,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好,可以算作代表作的,但其好处何在,我们却
看不出来。不过,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假古董相比,我以为桐城派倒有可取
处的。至少他们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意]⑧
而且平淡简单,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
八大家的还好。虽是如此,我们对他们的思[想]⑨所谓“义法”,却[始]
⑩是不能赞成,而他们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
假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么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
主。在大体上,虽则曾国藩还是依据着桐城派的纲领,但他又加添了政治
经济两类进去,而且对孔孟的观点,对文章的观点,也都较为进步。姚鼐
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之点:
姚鼐不以经书作文学看,所以《古文辞类纂》内没有经书上的文字。曾国
藩则将经中文字选入《经史百家杂钞》之内,他已将经书当作文学看了。
所以,虽则曾国藩不及金圣叹大胆,而因为他较为开通,对文学较多了解,
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样。其后,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
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
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
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
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
但他们所以跟不上潮流,所以在新文学运动正式作起时,又都退缩回
去而变为反动势力者,是因为他们介绍新思想的观念根本错误之故。在严
译的《天演论》内,[有]⑾吴汝纶所作的一篇很奇怪的序文,他不看重天
演的思想,他以为西洋的赫胥黎未必及得中国的周秦诸子,只因严复用周
秦诸子的笔法译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如此,
《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这便是当时所谓“老新党”的看法。
林纾译小说的功劳算最大,时间也最早,但其态度也[非常之]⑿不正
确。他译司各特(Scott)狄更司(Dickens)诸人的作品,其理由不是因
为他们的小说有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的笔法,有些地方和太史公相像,有
些地方和韩愈相像,太史公的《史记》,和韩愈的文章既都有价值,所以
他们的也都有价值了,这样,他的译述工作,虽则一方面打破了中国人的
西洋无学问的旧见,一方面也可打破了桐城派的“古文之体忌小说”的主
张,而其根本思想却仍是和新文学不根同的。
他们的基本观念是“载道”,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二者根
本上是立于反对地位的。所以,虽则接近了一次,而终于不能调和。于是,
在袁世凯作皇帝时,严复成为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后来写信给人也很带
复辟党人气味;而林纾在民国七八年时,也一变而为反对文学革命运动的
主要人物了。
另外和新文学运动有关系的是汉学家。汉学家和新文学本很少发生关
系的可能,但他们和明末的文学却有关系。如我们前次所讲,明末的新文
学运动一直继续到清代初年。在历史上可以明明白白看出[来]⒀的,是汉
学家章实斋在《文史通义》内《妇学》一篇中大骂袁枚,到这时公安竟陵
两派的文学便告了结束。然而最奇怪的事情是他们在汉学家的手里死去,
后来却又在汉学家的手里复活了过来。在晚清,也是一位汉学家,俞曲园
樾先生,他研究汉学也兼弄词章——虽则他这方面的成绩并不好。在他的
《春在堂全集》中,有许多游戏小品,《小浮梅闲话》则全是讲小说的文
字,这是在同时代的别人的集子中所没有的。他的态度和清初的李笠翁,
金圣叹差不多,也是将小说当作文学看。当时有一位白玉昆[作过一部]⒁
《三侠五义》,他[竟]⒂加以修改,改为《七侠五义》而刻印了出来,这
更是一件象金圣叹所作的事情。在一篇《曲园戏墨》中,他将许多字作成
种种形象,如将“曲园拜上”四字画作一个人跪拜的姿势等,这又大似李
笠翁《闲情偶寄》中的风趣了。所以他是以一个汉学家而走向公安派竟陵
派的路子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代晚年已经有对于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反动
倾向了。只是那时候的几个人,都是在无意识中做着这件工作。来到民国,
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才很明瞭地意识到这件事而正式提出文学
革命的旗帜来。在《北斗》杂志上载有鲁迅一句话:“由革命文学到遵命
文学”,意思是:以前是谈革命文学,以后怕要成为遵命文学了。这句话
说得颇对,我认为凡是载道的文学,都得算作遵命文学,无论其为清代的
八股,或桐城派的文章,通是。对这种遵命文学所起的反动,当然是不遵
命的革命文学。于是产生了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 也即是公安派
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
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
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
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
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肖毛校记①[收]:此处初版本作“放”字。
②[长]:此处初版本作“专”字。
③[该]:此处初版本无“该”字。
④[乃是]:此处初版本作“为”字。
⑤[是]:此处初版本作“为”字。
⑥[凡是文章必须要]: 此处初版本写作“文章必须得”。
⑦[意义就]: 此处初版本写作“则意义”。
⑧[意]: 此处初版本写作“意味。”。
⑨[想]:此处初版本于“想”字后多一“和”字。
⑩[始]:此处初版本写作“始终”。
⑾[有]:此处初版本写作“曾有”。
⑿[非常之]:此处初版本写作“同样的”。
⒀[来]:此处初版本无“来”字。
⒁[作过一部] :此处初版本写作“所作的”。
⒂[竟] :此处初版版本无“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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