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文选
肖毛注:本书是根据周作人的讲演记录稿编成。1932年2至4月,周作
人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讲了八次学,后经整理,交北平人文书店于
1932年9月出版。 初版本的封面上有沈兼士用行书题写的书名,作者署名
是“周作人讲校”。书后原有附录两篇,即“论八股文”和“沈启无选辑
近代散文钞目”。“论八股文”一篇原刊于废名等编的《骆驼草》上。(
我的《骆驼草》也是影印本。)这个据以扫描的本子后另外附的四篇文字
(即附录三至附录六),原刊载于北新书局1934年版《周作人论》,此书
是陶明志编的(我手头的《周作人论》是1987年3月上海书店影印版)。
至于原书好不好,我也不必多说,让我们看了再说。
小 引
周作人
本年三四月间沈兼士先生来叫我到辅仁大学去讲演。说话本来非我所
长,况且又是学术讲演的性质,更使我觉得为难,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
的老朋友,实在也不好推辞,所以硬起头皮去讲了几次,所讲的题目从头
就没有定好,仿佛只是什么关于新文学的什么之类,既未编讲义,也没有
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
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
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
服。同时北平有一家书店愿意印行这本小册,和邓先生接洽,我便赞成他
们的意思,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印了出来也好。就劝邓先生这样办
了。
我想印了出来也好的理由是很简单的。大约就是这几点。其一,邓先
生既然记录了下来,又记得很好,这个工作埋没了也可惜。其二,恰巧有
书店愿印,也是个机缘。其三,我自己说过就忘了,借此可以留个底稿。
其四,有了印本,我可以分给朋友们看看。这些都有点儿近于自私自利,
如其要说得冠冕一点,似乎应该再加上一句:公之于世,就正大雅。不过
我觉得不敢这掉说,我本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这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
话,意见的谬误不必说了,就是叙述上不完不备草率笼统的地方也到处皆
是,当作谈天的资料对朋友们谈谈也还不妨,若是算它是学术论文那样去
办,那实是不敢当的。万一有学者看重我,定要那样地鞭策我,我自然也
硬着头皮忍受,不敢求饶,但总之我想印了出来也好的理由是如上述的那
么简单。所可说的只有这四点罢了。
末了,我想顺便声明,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我说杜撰,
并不是说新发明,想注册专利,我只是说无所根据而已。我的意见并非依
据西洋某人的论文,或是遵照东洋某人的书本,演绎应用来的。那么是周
公孔圣人梦中传授的吗?也未必然。公安派的文学历史观念确是我所佩服
的,不过我的杜撰意见在未读三袁文集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根本上也不
尽同,因为我所说的是文学上的主义或态度,他们所说的多是文体的问
题。这样说来似乎事情非常神秘,仿佛在我的杜园瓜菜内竟出了什么嘉禾
瑞草,有了不得的样子;我想这当然是不会有的。假如要追寻下去,这到
底是那里的来源,那么我只得实说出来:这是从说书来的。他们说三国什
么时候,必定首先喝道:且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觉得这
是一句很精的格言。我从这上边建设起我的议论来,说没有根基也是没有
根基,若说是有,那也就很有根基的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周作人记于北平西北城。
庾荷之扫描
肖毛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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