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源远流长，从殷周以来到两汉时代，中国哲学是独立发展的。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但未发生重要影响。到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中国传统思想与外来的佛教之间，曾经展开论争。到隋唐时代，佛学高度发展，而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佛学也逐渐中国化了。北宋时代，一些思想家吸取了佛学的一些观念，而坚持先秦儒家的基本立场，对孔孟学说加以新的诠释，为孔孟学说补充了本体论的基础，于是创立了理学，理论思维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西方哲学在中古时代降为“神学的奴婢”。但16世纪以后，西方哲学摆脱了神学的束缚，转而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于是蓬勃发展起来。中国哲学在中古时代是与经学结合的，直到清代后期，仍然未能摆脱经学的束缚，与西方相比，明显地落后了。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结束了经学时代，于是中国哲学出现了新的生机。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思想大量传入，西方古代的、近代的以及现代的许多学派的哲学思想都涌进中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融会中西的思想家。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现在已经到达20世纪的末期。今后中国哲学发展的前途如何呢?我认为，今后的中国哲 学，如果不出现意外的曲折，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今后的中国哲学，一方面要吸取西方近代哲学已经取得的成就，一方面又应不忘本民族的特点，珍惜中国哲学固有的优秀传统而努力加以弘扬。
哲学既有时代性，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又有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哲学传统。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只有时代性而没有民族性。但是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哲学传统。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必要的，但是思想交流不可能消除民族区别。
新世纪的中国哲学一方面应坚持并发展传统哲学中的精湛思想，另一方面又应补充并矫正传统哲学的偏失。
一、坚持并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湛思想
中国古典哲学，在二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阐发一些精湛思想。何谓精湛思想?所 谓精湛思想即是能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并能促进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能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可称为真确性。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可称为进步性。这两者是一致的。凡具有真确性、进步性的思想观念便是精湛思想。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精湛思想亦甚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有四：(1)关于天人关系的深湛观 点；(2)人类本位的观点；(3)关于人际关系的深湛观点；(4)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 1.关于天人关系的深湛观点——天人合一与天人交胜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自称著书宗旨是“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谓天人之际即天与人的关系，实为许多哲学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天”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殷周时代所谓天指世界的最高主宰，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所谓天仍有最高主宰的含义，老子所谓天地与地相对的太空。荀子以天与人对举，其所谓天指广大的自然。《易传》讲“天尊地卑”、“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其所谓天指日月星辰的总体。到宋代，张载讲“由太虚，有天之名”，所谓天指广大无外的世界总体。程颢讲“天者理也”，以天指普遍的必然规律。在哲学史上，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在汉代是董仲舒，在宋代是张载。董仲舒宣称“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又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又讲：“人副天数。”董仲舒所讲的“天人合一”，实乃牵强附会之谈，并无很高的理论价值。张载提出“天人合一”四字成语，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这是说，儒家的态度是兼重与人，天指广大自然，人指人类社会，既要承认自然的实在性，也要肯定人生的价值，这称为天人合一。这一观点是比较深刻的。张载在《西铭》中又以形象的语言讲天人合一，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就说，人是天地生成的，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构成人与万物的形体；统帅天地变化的本性也是我的本性，人民都是我的兄弟，万物是我的朋友。总而言之，中国哲学史上所谓“天人合一”在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含义，以张载所讲为比较深刻。张载所谓天人合一亦有不同层次的含义，而其核心意义是，人是天地所生成的，人与其他物类共同存在于天地之间，人与其他物类的关系是同生共处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
中国哲学史上也有不谈天人合一的思想家，荀子强调天人之分，宣称“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主张制天化物，他说：“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 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 ?”所谓“制”是裁制之意，所谓“化”是改造之意。荀子主张改变万物使其为人所用 。
唐代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之说，他说：“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尔。”所谓天与人交相胜，意谓天与人各有特点。刘禹锡认为：“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在天，“强有力者”居先；在人，“圣且贤者”居先。在天，弱肉强食；在人，建立了法制，有德有智者受到尊崇。刘禹锡所谓天指自然界，其所谓人指人类社会。所谓“天人交胜”是指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各有特点。他看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
荀子“明于天人之分”与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与张载“天人合一”学说之间虽有差异，但并无矛盾，乃是从不同方面立论的。张载亦讲过：“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于是分出人之道不可混。……天则无心，圣人则岂忘思虑忧患?”(1)又说：“气与志、天与人，有交胜之理。”(2)这也表明，“明于天人之分”与理解“天人之合”并 无矛盾。
西方近代的一些思想家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对立，强调战胜自然、克服自然，这种观点与中国哲学所谓“天人合一”适成一种对照。西方近代在“战胜自然”观念的指导之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在有些问题上也受到了自然界的惩罚。恩格斯对于这种将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提出了深切的批评。恩格斯说：“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3)恩格斯所肯定的“人类与自然的一致”的 观点与中国哲学中所谓“天人合一”若合符节。这就说明了“天人合一”观念的价值。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含有种种复杂的意蕴，不尽精确，但其核心观点是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这种观点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
2.人类本位的观点
从两汉到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有一个特点，即重视人的价值与人的道德自觉，而不看重鬼神和死后问题。孔子虽然保持了天命的信仰，但不谈鬼神和死后问题。《论语》记载：“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孔子的思想与宗教家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孔子强调道德的自觉，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认为仁乃是人的道德自觉。《孝经》记述孔子之言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 肯定了人的价值。孟子提出“良贵”之说，他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所谓良贵即是天赋的内在价值。良贵与 “人之所贵”不同。“人之所贵”可以被剥夺，而良贵是不可能被剥夺的。荀子论人之为贵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的价值在于有义，即有道德的自觉。董仲舒更加以详论道：“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这都是认为人所以为贵在于具有道德觉悟。这种思想可以称为古代的人本主义，与宗教家以神为本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但是称为人本亦不甚合适，因为儒家还是承认自然是人之本，宣扬“天人之分”的荀子亦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儒家的这种观点可以称为人类本位论，即以人为出发点，又以人为终极关怀。儒家认为人是天地之心，《礼运》云：“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 ”有两层意义，一是认为人是天地的中心；二是认为人对于天地的认识也就是天地的自我认识，人就是天地的能知能觉的心官。根据《礼运》此说，也可以将儒家关于人的观点称为人类中心论。
儒家学说围绕人来立论的，以人为出发点，又以人为终极关怀。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仍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3.关于人际关系的深湛观点——以和为贵
儒家特别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即是人与人团结合作。和的观念，起源较早，西周末年的史伯曾论和与同的区别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和是“以他平他”，即聚集不同的事物而达到平衡，亦即多样性的统一，这是创造新事物的基本条件。和，一方面与同对立，另一方面与争相互对立。中国古代的儒家和道家都不赞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孔子说“君子无所争”。老子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古代儒家和道家提倡不争，表现了一定的片面性。在一定条件之下，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即使在战争时期，交战双方各自的内部和谐是致胜的重要条件。孟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就战争而讲的。在和平时期，强调人际和谐，更是保持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哲学关于和谐的学说在今天仍是值得宣扬的。
4.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哲学富于辩证思想。老子提出“反”的观念，揭示“损益”、“祸福、的相互转化。孔子讲“叩其两端”，又提出“辨惑”问题，所谓“辨惑”即是揭出思想认识的自相矛盾。“辩证法”是希腊哲学家所用的名称，如果用中国固有的名词，亦可称为“ 辨惑法”。《易传》着重阐发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深湛观点。张载依据《易传》提出了“两一”观念，阐发了“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感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等关于对立统一的理论命题。朱熹、王夫之更发展了张载的两一学说。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思想是相当丰富的。这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珍贵遗产。
二、补充并矫正中国传统哲学的偏失
中国传统哲学不是完满无缺的，近三百年来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有其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也有思想意识的原因。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哲学也显露出一些缺欠。时至今日，补充传统思想的不足，矫正传统思想的偏失，是十分必要的。如何补充、矫正中国传统哲学的偏失，有四个问题需要认真考虑：(1)必须高度肯定自然知识的价值；(2)必须承认分析思维的必要；(3)德治与法治的统一；(4)破除等级意识。
1.必须高度肯定自然知识的价值
人类生存于自然界，必须对于自然界有正确的认识。对于自然现象的正确认识即是自然科学知识。儒家不重视对于自然的研究，孔子指斥请学稼学圃的樊迟为小人，孔子弟子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朱熹注：“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孔门鄙视农稼，实乃一个严重的缺点。荀子主张利用自然，但又认为到于万物的研究是“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而宣称“唯圣人为不求知天”(4)，认为 君子应该“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改善用其材”(5)，把对于万物“说 其所以然”与“致善用其材”对立起来。事实上，考察天地万物的“所以然”乃是“善用其材”的必要条件。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之下，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这实在是千古憾事。“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是完全必要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已取得显著的成就。新时代的哲学思想必须高度肯定自然科学的价值。
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就是墨家。《墨子·小取》篇说：“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所谓“摹略万物之然”即对于万物进行考察；“论求群言之比”即从事逻辑的探讨。在《墨经》中保存了墨家研究自然科学的成果。可惜墨学到汉代即已中绝了，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损失。现在应把墨家重视自然科学的传统重新发扬起来。
2.必须承认分析思维的必要
中国古典哲学富于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运用整体观点、过程观点来观察事物，对于事物的分析研究重视不够。西方16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丰硕的成就，乃是运用分析、试验方法的结果。恩格斯论自然科学的方法说：“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6) 恩格斯主张用辩证的思维方法代替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但也承认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所谓用静止的孤立的观察事物的方法乃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并不一定切当。我认为这种方法在实质上是分析思维方法，对于科学研究是完全必要的。我认为，分析思维方法与辩证思维方法是相辅相成的。
20世纪初年，英国哲学家罗素(B.Russell)与穆尔(G.E.Moore)提倡逻辑分析方法(Logic al Analysis)，我认为这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列宁曾经提出“分析和综合的结合”，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提示。
3.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儒家主张德治，孔子说：“道之以攻，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将刑政与德礼对立起来，虽然承认刑政有一定作用，而认为可以用德礼代替刑政。法家与儒家相反，主张以法治国，而否认道德文教的积极作用。韩非说：“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7 )又说：“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 止乱也。”(8)韩非把法律与德教完全对立起来，强调“息文学而明法度”(9)。事实上，道德教育与法律刑政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并无矛盾。治国之道，既要执行法度，也要昌明德教，这个道理在今天已经非常明显了。现在我们要努力健全法制，同时要加强道德教育，努力建设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道德。
4.破除等级意识
从殷周到明清，中国的社会制度都可谓等级制，社会中分为贵贱上下的不同等级。儒家和法家都认为贵贱等级的区分是合理的，这是儒法两家的共同缺失。《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孔子对于晋铸刑鼎的评论说：“贵贱不愆，所谓度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此条不见于《论语》，可能编辑《论语》的孔门后学不赞同这种观点。但是儒家赞同等级差别还是明显的。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0)这称劳心者为大人，劳力者为小人，认为劳心者应治人，劳力者应治于人。这就是认为等级区分是合理的。社会生活中，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确有区别，但称劳心者为贵，称劳力者为贱，就是阶级偏见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等级制。中国的辛亥革命也具有废除等级制的意义。社会主主要求废除阶级，对于传统哲学中维护等级制度的思想应加以严肃的批判，同时应努力消除几千年来的等级意识的残余影响。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家是反对等级区分的。孔子弟子子路批评当时的隐者说：“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隐者是不承认所谓君臣之义的。庄子亦有反 对分别贵贱的主张。但是道家这方面的思想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影响。在现在看来，道家对于等级制度的批评是值得发扬的。
哲学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发展的道路应是综合创新。自古以来，不同的学派各有所“见”，各有所“蔽”。综合即是将不同学派的所见综合起来。在今天，就世界范围而言，综合主要是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思想的综合。就本国而言，应是儒、道、墨诸家的综合。由于每人的见识不同，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综合方式。本文所谓坚持并发展中国哲学的精湛思想、补充并矫正中国传统思想的偏失，意在提出一种综合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曾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两汉转入经学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学术思想的新世纪。30年代，也曾出现了不同的哲学学派。近年改革开放，学术界出现了思想活跃的新局面，学术界对于哲学发展的前途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这类问题不妨各抒所见。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壮大，新中国的哲学也必将达到高度的繁荣。
1994年11月17日
(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2期)
注 释
(1) 《易说》。
(2) 《正蒙》。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
(4) 《天论》。
(5) 《君道》。
(6)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3)书第4卷，第240页。
(7) 《奸劫弑臣》。
(8) 《显学》。
(9) 《八说》。
(10)《滕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