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宏伟事业中，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努力建设新时代的新道德。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导源于殷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经过诸子百家的讨论与宣扬，逐渐成熟，到汉代而确立下来，其本质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道德。这种道德，在历史上虽也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比较深刻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封建道德的权威，提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道德。但是，事实上，旧道德破坏了，而新道德却未建立起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提倡共产主义道德，50年代初期，曾取得良好的效果，社会道德空前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新道德原则受到人们的赞扬和遵从。但是到50年代末期，极“左”思潮流行起来，关于道德的讨论受到一定的影响，到1966年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其后几年之间，社会道德受到空前的破坏；继而又出现了所谓 “信仰危机”，于是很多的人失去了精神寄托。近年有的同志提出新道德建设的问题，要求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我认为这确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新时代的道德原则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基本的道德原则的指导之下，还应有一系列的具体的道德规范。适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具体的道德规范应有哪些条目呢?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
建设新时代的道德规范体系，包含对于传统道德规范的批判继承问题。传统道德规范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春秋前期，一些贵族学者已经谈到一些道德规范，如仁、礼、惠、忠之类。孔子加以发展，提出以“仁”为最高规范的道德学说。将道德规范加以系统化的是孟子。孟子提出道德规范的两个系列，一是仁义礼智，一是孝悌忠信。仁义礼智是最高规范，孝悌忠信是初步的基本道德。《中庸》提出知、仁、勇“三达德”之说。《管子》书提出礼义廉耻四维之说，与儒家所讲有所不同。汉代董仲舒总结以住的伦理学说，提出“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宋代以后，仁义礼智被提升为最高道德原则，有人把孝悌忠信与礼义廉耻联合起来，称为八德，八德是宋元明清时代在社会上受到一般人民推崇的道德规范。明清时代的通俗小说提倡“忠孝节义”四德。此外，勤俭、刚直亦被称为美德。以上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三纲的观念不见于先秦儒家的著作中，在《韩非子》中却有近似的言论，事实上是儒法伦理思想的一种综合。三纲否定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妻对于夫的独立人格，在历史上起了加强君主专制的反动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旧道德，矛头主要是对准三纲，这是十分必要的。汉儒把三纲五常联系在一起，近年来很多论者亦以纲常相提并论，斥之为封建纲常，事实上五常具有复杂的内容，还不可一笔抹煞。五常固然包含一定的阶级性，但也含有相对的普遍性，应该加以具体分析。
孔子所谓仁的主要含义是“爱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的出发点是对于人的同情心。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这符合孔子所谓仁的意义。仁的观念可以称为古代的人道主义，承认人是人，与禽兽不同，应该把别人当作人看待。儒家讲仁，又强调贵贱上下的等级区别，其所谓仁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但肯定贫贱的人也是人，反对虐政、残杀，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宋代理学家以仁为最高道德原则，程颢以为仁是“与万物为一体”，朱熹以为仁是“心之德而爱之理”，越讲越抽象，把仁玄虚化了，失去了孔子仁说的朴实意义。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义”是原则之意，未将义列为一项道德规范，孟子和《管子》则将义列为一项道德规范。现在看来，以义作为一项道德规范，未免太抽象，不如视之为一项原则。孔子说：“义以为上”，即凡事要符合一定原则。
《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充分表现了所谓仁、义、礼的阶级性。《中庸》又讲“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提倡繁文缛节之礼，遭到墨家和道家的批判。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还应有一定的规矩仪节，应相敬互让，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礼”还是必要的。
孟子所谓“智”是辨别是非善恶的道德觉悟。人应有一定的道德觉悟，这应是一项基本原则，而不属于规范之列。
五常之中，“信”最具有普遍意义，可以说是任何社会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规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话至今还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更必须守信。
《管子》所谓“四维”，于“礼”“义”之外，强调了“廉”“耻”。“廉”是广大群众所拥护的道德，是人民群众对于执政者的要求。自汉至今，“廉洁奉公”受到人们的推崇、称赞，社会主义社会更应实行廉政。“耻”也是一项基本道德，“耻”表示人的自尊心。“行己有耻”，是对于任何人的基本要求。
以上分析五常，其次当评析孝悌、忠节、刚直、勤俭诸德。
孝悌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对于古人所讲的孝道应加以剖辨。“父为子纲”所讲的绝对服从的孝，当然应予以否定。但是，赡养父母、敬重父母，还是必要的。孔子说：“至于犬马，皆有以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句话至今仍是应该肯定的。孝敬父母可以说是 起码的道德，如果一个人不能爱敬父母，那么，他能爱人民爱祖国吗?这是浅近易懂的 道理。父为子纲是反动的，如果反过来讲子为父纲，要求父母服从子女，也是谬妄的。父母与子女应相互承认对方的独立人格，从而负担彼此应尽的义务。
与孝联系的是慈。儒家以孝慈并提而未多讲慈，《老子》批评儒家所讲的仁义而强调孝慈，宣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慈是朴素的道德，应该肯定。佛教特别宣扬慈悲。佛教的“万法唯识”的唯心主义与“三世轮回”的迷信都是虚妄的，但慈悲之教却可以说是古代人道主义的一种形式，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忠”的本义是对于别人要尽心负责，汉代以后成为臣对于君的道德。“君为臣纲”更宣扬臣对于君的绝对服从。古人(如晏子与孟子)也曾将忠于社稷(国家)与忠于君主个人区别开来，不能说古代所谓忠只是忠君之意。在中国历史上，专制君权曾经阻碍社会的进步，是近代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君权，是伟大的进步。忠君之义久应废除了，但是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还是绝对必要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爱国主义应是道德的第一原则，这一行为规范仍可用“忠”来表示。为了区别于忠于个人的忠，可以称为公忠。近古时代，人们称赞为国尽忠之士为“公忠体国”，公忠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道德规范。
明清时代的通俗小说中颂扬“忠孝节义”四德。其所谓节具有多层含义，有人民对国家民族应守之节，可称为民族气节；有臣吏对君主应守之节，称为忠节；有妻对夫应守之节，称为贞节。其中民族气节是应该赞扬的。而妇女的贞节要求妇女守寡或殉夫，却是对于妇女的沉重枷锁，一种反动的道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妇女守节的观念已经完全打破了。
《中庸》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将“勇”提到与仁智同等的地位，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勇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虽然不同阶级所提倡的勇的内容不同，但勇是任何时代必须肯定的道德。
坚持独立意志称为刚直。刚直之德具有重要意义。刚是坚强不屈，坚持人格独立，发扬主动性，对于外在压力不屈不挠。直是坚持原则，承认事实，表里一致，而不随波逐流。儒家肯定直的重要，但有时加以曲解。《论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以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父子感情的自然流露，故称之为直，这是认为家庭关系是最重要的，其实乃是一种偏见。“其你攘羊，而子证之”，应是直的真实表现。历代学者提倡“大义灭亲”，才是刚直之德的真正实践。
勤俭是墨家所特别提倡的道德。孔子自称“发愤忘食”，亦可以说是勤于精神劳动。孔子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亦重视节俭。老子以俭为“三宝”之一(“我有三宝，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亦是重俭的。勤俭亦是劳动人民所重视的道德 。清末进步思想家谭嗣同猛烈攻击老子之俭，其实俭德并非阻碍经济发展的，而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谭嗣同反对俭，实出于误解。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君主专制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是地主阶级的道德，地主阶级的道德是维护等级差别的，有其明显的时代性和阶级性。近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否定了等级差别，但承认阶级剥削，是维护阶级剥削的道德，也有其明显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道德既否定等级差别，也要求废除阶级剥削，乃是更高一级的最进步的道德。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道德也应有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从其本质来说，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道德规范与中国传统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表示传统道德规范的一些名词概念仍然可供借鉴，可供择取。而且，民族语言有一定的连续性、继承性。如果重新另造一些生硬的名词，也未必能为一般人民所接受。而表示传统道德规范的一些名词概念，如果加以新的解释或加以适当的改造，仍是有用的。荀子说过：“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我认为，关于新时代道德规范的问题，也应“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旧名如加以新的诠释，也就是新名了。
新时人的道德，最重要的一条，是爱国主。在世界大同来到之前，保卫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和行动是绝对必要的。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爱国主义的传统，鸦片战争以后，更涌现了很多为保卫民族主权而英勇斗争的爱国志士。在当前国际矛盾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的条件下，更应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古有“尽忠报国”之训，我认为，用“公忠”二字来表示爱国主义思想行为是比较合适的。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时代最重要的道德。
新时代道德另一最重要的内涵是团结互助、为人民服务、以助人为乐、忘己济人、舍 己救人。这也是新时代最重要的道德。作为一项道德规范，如用两个字来表示，比较简明有力。在传统道德中，与此项道德最接近的是仁，或曰仁爱。儒家讲仁，又重视差等，有明显的局限性。墨家也以仁为最高道德，主张“爱无差等”，虽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较儒家为高明。与“仁爱”意义相近的还有“任恤”观念。《周礼·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任是勇于负责，恤是同情互助，亦正符合团结互助、助人为乐的精神。在今日的语言中，常称赞道德高尚的人为“志士仁人”，仁还是一项值得赞扬的道德，加以新的解释，或对于“任恤”给以明确的解释，都可以作为新时代道德的名称。
信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所必须遵守的道德。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更应守信。如用两字来代表，可称为信诚。
廉耻是人民群众所最重视的道德，最具有人民性，更应肯定下来。
传统道德中的礼的观念必须加以改造，应取消等级制的繁文缛礼，制定简要的礼节。礼以谦让为要，可称之为礼让。
孝的道德加以适当的改造，仍应保持下来，要取消绝对服从的意义，发扬爱敬父母的意义。父慈子孝，仍属必需。
勤俭是几千年来人民群众所恪守的道德，不因时代变化而改易。勇更为新时代所必需，可称为勇敢。
刚直之德即坚持原则而决不动摇，坚持主体的自觉性而决不屈服于外力的压迫。这种刚直的品德，是新时代所必须发扬的。
以上列举了九德，即公忠、仁爱(任恤)、信诚、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其中有几项含括两个方面。这是我关于新时代道德规范的初步设想。
批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我相信，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必能取得积极的成果。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道德高于传统道德及资产阶级的道德，这是确定无疑的。
不论中国与西方，传统道德都宣扬服从，宣扬对于权威的顺从。这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为奴隶道德，是应该坚决反对的。德国思想家尼采反对奴隶道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尼采宣扬权力意志(一译强力意志)，藐视人民群众，实际上是宣扬一种贵族道德，也应加以坚决的否定。新时代的道德，一方面肯定个人的人格独立，肯定个人的主体自觉性；另一方面更要求个人具有挚烈的社会责任心，愿为民族和社会整体的利益而自我牺牲。自我肯定与自我牺牲这两方面的统一才是新时代道德的基本精神。我们讨论新时代的道德规范，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
(原载《道德与文明》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