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之初，我二十九岁，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如《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等，当时这些著作的中译本虽然译笔欠佳，但还能窥见大旨。又读了李达翻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深喜其中引述的列宁《哲学笔记》的条文。当时我广泛阅读了古今中西的哲学著作，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生命哲学、尼采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等等作了比较，在比较之后，我肯定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
我赞扬辩证唯物论(当时认为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论的一个部分)，是因为我认为在许多哲学理论问题上辩证唯物论都做出了正确的解答。在宇宙观方面，辩证唯物论正确解决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唯心论认为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实无确证；绝对精神之类实属虚构。主观唯心论否认外界实在，更属谬误。机械唯物论将精神归结于物质，亦未免失当。唯有辩证唯物论既肯定“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又承认精神对于物质的反作用，这是最符合实际的学说。在认识论方面，辩证唯物论解决了经验与理性的关系问题。经验论肯定认识来自经验，唯理论以为真理出于理性，康德试图综合两者而走入先验论与不可知论，表面上是两者的综合实际上并未解决问题。惟有辩证唯物论关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学说，才正确解决了认识论的问题。因此，我肯定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购得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英译本，重加研读，有进一步的理解。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编译局出版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列宁《哲学笔记》的中译本，我读后益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大精深、正确切实。
北京大学哲学系分设各教研究，工作人员专业化了。如果研究本学科以外的问题，就有越俎代庖之嫌。50年代以后，我所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确实为哲学史研究提供了显微镜和解剖刀，但对于具体问题应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以抽象的普遍性的原则来限定具体的特殊性的事实。这正是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
80年代之初，社会上出现了所谓信仰危机。这主要是西方思潮的影响所引起的。有些青年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真正理解，对于中国近百年来艰苦的斗争过程更缺乏明确认识，因而思想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更有坚持原则的必要。我认为，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这些失误的根源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例如，失误之一是个人崇拜。事实上，个人崇拜是唯心史观的表现，正是违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近些年来，主体性和实践成为热烈讨论的问题，这本来是学术发展的正常情况。但是，有人过分夸大了主体性，忽视了主体是不能脱离客体而存的。有人更把实践说成是超越唯心唯物对立的本体，事实上实践是人类的实践，不可能成为自然世界的本体。我认为，只有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肯定主体性、强调实践的意义，才是正确的。对于主体性，对于实践，应充分展开研究，但不能脱离唯物主义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说，二是政治经济学，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我对于经济学没有研究，但认为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辉煌贡献是必须肯定的。在哲学方面，我对于哲学唯物主义之为真理深信不疑。我对于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了解不深，但是认为天文所观测的“宇宙”、物理学上所探索的“基本粒子”总是客观存在的，因而认为唯物主义“自然界在人类出现以前已经存在”的基本观点是确实无疑的。80年代中期，很多人高喊所谓主体性、所谓实践主体等等，如果脱离了唯物主义的前提来讲主体性或实践，事实上是改头换面地宣扬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谬误的。
80年代中期，由于西方思潮的影响，有人宣扬“社会主义失败”论。我深以为非。通过对于一百多年中国近代史的考察，我还是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废除阶级、取消阶级压迫，这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崇高理想。如何能说保持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比废除阶段压迫的社会主义更优越呢?几十年来，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确实有许多严重的失误，但都是由于具体措施 的不当，而非原则上违理。
在中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生根然后才能真开花结果；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必须与马思克主义的普遍真理密切结合，才有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中国古典哲学中有许多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互近之处。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又富于辩证思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有相互契合之处，这是应该深入理解的。中国哲学中也有一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都可以相成相济，相得益彰。如古代儒家肯定人的价值的思想、道家超脱庸俗意识的思想，如孟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人格理想，在今天仍是值得肯定、值得弘扬的。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优秀传统中的基本真理必将融为一体，共同构成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理论基础。这是我的信念。
(原载《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