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中国文化总结过去开创未来的大转变时期，创建中国的新文化是我们现在的时代任务。文化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要正确理解文化发展的方向，必须首先理解文化发展的规律；我们要正确理解文化发展的规律，必须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对于文化进行辩证的分析。文化发展过程中包含一系列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这里试就文化的变革性与连续性、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文化的交融性与独创性、文化的整体与可分性略加剖析。

一、变化的变革性与连续性

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之中。发展有迟有速，演变有渐有骤，但不可能停滞不变。不国文化，自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之时，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出现了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盛况。其后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到魏晋之世，玄谈成风；隋唐之世，三教(儒、佛、道)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恢复了孔孟儒学的权威，宋明以至清代，亦有批评理学的理想。前后演变之迹是非常显然的。

但是，新旧交替之际并非完全断裂。新的思想观念本已孕育于旧学说之中，在旧时代实已有其根基。实际上是一部分本已存在的具有生命力的观念发扬昌盛起来，取得了“革故鼎新”的成就。当然，创造性的思维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是创造性的新观念亦往往利用旧有的形式。西方近代文化大异于往昔，但西方近代文化序幕是文艺复兴。所谓复兴者 即回到古希腊的思想学术的传统，这也显示了新旧之间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应是变革性与连续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文化是伟大的新事物。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论、无产阶级文化”说：“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 这明确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和地主官僚社会文化的关系。必须批判继承固有的文化传统，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我们现在的历史任务是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在创建新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努力研究传统文化，正确理解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样才能真正创建中国新文化。

二、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文化有其时代性，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西方社会经历了奴隶制时代、封建制时代、资本主义时代，20世纪之初俄国进入社会主义。西方社会的演变具有典型的意义，但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亦尚难以断定。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奴隶制那样的奴隶制社会，这是可以继续研讨的。现在一般语言中所谓“封建制”是一个翻译名词，与中国古代所谓“封建”不同其意义。但是，经较明显的是，西方自15、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渐建立。而中国在明代后期，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未能转入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说，西方自15、16世纪转入近代，在此以前可称为中古时代，那么，中国的中古时代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初期。用现在流行的名词来说，中国自周秦以来以至清代中期，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制的文化，而近代西方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时代性的差异。

文化不但有时代性，也有民族性。例如，近代以来，同属西欧的英、法、德、意都发展了资本主义文化，但是各有特点。亚洲的古国中国和印度，都落后于西方，但彼此不同，这就是民族性的差异。

“五四”以来的文化讨论中，有人专讲中西之异，有人强调古今之殊，都是以偏概全的片面观点。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既应看到时代性的差别，也应看到民族性的殊异。

“五四”以来，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亦多不符合实际的偏见。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文化是主静的，西方文化是主动的；中国文化是精神文明，西方文化是物质文明等等。事实上，周公宣扬“无逸”，孔子“发愤忘食”，孟子强调“必有事焉”，何尝是主静的 ?道家老、庄崇尚“虚静”，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未占主导地位。后世儒家多讲“动 静合一”，兼重动静。先秦诸子中，儒家、道家、墨家固然都重视精神生活，对于精神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春秋时代已流行“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之说，孔子曾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认识到改善工具、提高技术的重要。墨家更长于技术的钻研。唐宋以来，出现了四大发明，对于世界文化的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能说中国没有物质文明吗?西方自然科学发达，但人文科学也很发达。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 典籍之富不在中国之下，能说西方没有精神文明吗?近代以来，西方近代精神文明超迈 前代，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也出现了一些精神危机。这表明西方的精神文明亦在转变中。

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点何在呢?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在人与自然的 关系的问题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上重视人与人的和谐。用传统名词来说，前者谓之“天人合一”；后者谓“以和为贵”。中国哲学向来不认为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而认为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应互助合作。宋代张横渠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表达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点。这种思想有得有失。其长处是看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事实以及保持生态平衡的必要，但比较缺乏改造自然的能力；看到人与人的互助关系，却缺乏斗争意识，更不认识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如何扬长避短、显真理惑，就是新文化所应解决的问题了。

三、文化的交融性与独创性

世界的文化中心不止一个。在东方，中国和印度各自创建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体系。约在一世纪，印度的佛教徒到中国来宣传佛教，嗣后逐渐发生一定的影响。经过二百百年的演变，中国的佛教徒发展了佛教的教义，使佛学逐渐中国化，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但中国的佛教仍远宗释迦，继承佛统，因而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抗拒。佛教始终没有取得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隋唐时代，虽然儒门淡泊，但儒学仍居于正统。到宋代，理学家更完全恢复了孔孟学说的权威。这些历史事实表明，中国文化能够吸收容纳外来文化作为自己的组成部分，同时又能保持本土文化的主体性。

明代后期，西方耶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也带来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受到中国朝野人士的欢迎。但是清代雍乾时期，这中西学术交流中断了。经过鸦片战争，西学再次东渐，但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当权的守旧派盲目排外，不肯主动更新，使中华民族遭遇空前的民族危机。

从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化交流是必要的。文化交流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虚心吸收外来的文化的成就，藉以丰富自己。同时又应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藉以保持民族的主体性。一方面，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所必需，这可谓文化的交融性；另一方面，又须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这可以称为文化的独创性。即要重视交融性，也要发扬独创性，这也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历史上，每一重要的民族文化都有其独创的贡献。

四、文化的整体与可分性

每一民族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体系，其中包含许多层次、许多方面、许多条目、许多成分。这些不同的层次、方面、条目、成分，相互维系、相互扶助、相互补充，共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是文化的整体性。文化体系之中，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条目、不同成分，又是可以分析的，是可分别辨识的，这是文化的可分性。

一个文化体系之中，有些条目成分是不可能脱离原来的体系而存在的，有些条目成分则是可以脱离原来体系而存在的。例如中国封建文化是一个体系，其中包含所谓五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过去关于君臣之义的规范都随而取消了，除了少数遗老、遗少仍不忘旧君之外，绝大多数人民都不容许君权再次出现了。君臣关系已经废除了，然而父子关系依然存在，但也有所改变。过去父子关系是父命不可违，这也必须变革了，但是父母慈爱子女，子妇敬养父母，还是必须肯定的。“夫妇有别”也应改变了，但“朋友有信”仍然是必须坚持的。

试就哲学体系而论，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较之民族文化，应是更严密的体系。但哲学体系的内容也是可以分析的。哲学体系之中包含许多主要命题，包含许多理论环节。其所包含的命题之中，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亦难免正误错杂、真伪交糅、瑕瑜互见。自古及今，每一哲学体系大都有其所“见”，有其所“蔽”。取其所“见”，解其所“蔽”，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例如德哲黑格尔，建筑一个巨大的体系，超迈前哲。但我们可以取其辩证法，而批判其唯心论。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西方近代文化，都应加以分析，择善而取，同时还应在中西文化已有的文化成就的基础之上，发挥创造性的思维，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有所超越。

事实上，整体的可分性乃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例如吃蔬菜、吃禽鱼，都是有所择取的，不能生吞活剥。这是人所共知。文化问题不过比较复杂而已。

必须肯定了文化体系的可分性，才能讲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也才能讲对于西方文化的选择吸取。

“五四”以来，有人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这是不了解文化发展规律的虚妄观点，是一种反科学的偏见。近几年又有人搬出“全盘西化”的旧调重弹，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奴化思想的表现。应知，“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有 能力综合中西文化的历史成就建设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

1990年12月9日

(选自《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注 释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