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的综合与创新
现在我们正处在中国文化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转变时期。在这个伟大的转变时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反思、批判、继承，对于西方进步文化进行考察、引进、选择、吸取，确是当务之急。我们的总方向已经确定了，这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个总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何才能具有中国特色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的关系，仍然是值得考虑的重 要问题。
本篇就四个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管见，即：(1)中国文化演变的历程；(2)中国传统文化的得失；(3)文化综合之路；(4)新文化体系的创造。
一、中国文化演变的历程
中国文化，从夏商周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算起，至今日已有五千多年。在这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有几件突出的重要事项，也就是几件重要的变化过程。即：(1)春秋战国时 期的百家争鸣；(2)秦始皇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独尊儒术；(3)佛教输入；(4)理学兴起；( 5)近代西学东渐与新文化运动。
从春秋末年开始，到战国之末，士阶层异常活跃，出现了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盛况。当时最重要的有六家；儒、墨、道、名、法、阴阳。从六家竞胜的全局来看，当时学术的发展是比较全面的、健康的。儒家宣扬道德的自觉性，重视文化教育，注意保存历史文献；墨家提倡为国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强调刻苦力行，同时对于自然科学作出了贡献；道家批判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宣扬个性自由；名家对于思辩方法(逻辑 学)有一定研究；法家特重富国强兵之术，强调法纪的必要；阴阳家对于天文、地学提 出了一定的见解。应该承认，六家之学，一方面相互争论，一方面亦相互补充，表现了相反相成的情况。惜乎六家并存的局面为时不久，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偏胜”了。
秦始皇焚书杭儒，是对于诸子争鸣的反动。《汉书·艺文志》说：“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秦朝统治，为时不久，民间秘藏的书到汉初复见于世，但是六国“史记”及一部分诸子书却永远消失了。(西 晋之时，汲县魏王墓中发现了“竹书纪年”，这是唯一残存的六国史。)惠施的“五车 ”之书只剩下《庄子·天下》所载“历物”十事了。秦始皇焚书，造成了文化学术的巨大损失。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开始了“经学时代”，儒者所传诵的五经“立于学官”，诸子之学受到排斥。于是墨家“名家都销声匿迹，唯有道家之说是隐士之学，仍流传不绝，法家和阴阳家的部分观点被吸收到儒学学说之中。“儒学独尊”的局面，经历汉、魏、晋、唐以至宋、元、明、清，至少在形式上，维持了二千多年，给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两汉之际，印度的佛教开始输入，经历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佛教逐渐发生深远的影响。在唐代，统治集团采取了“三教并尊”的格局，同时尊崇儒学、佛教与道教。儒学独尊的情况略有改变，而政治体制仍来自儒家。隋唐的僧人依据佛教的经典，加以独创性的解释，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形成中国化的佛学，其中禅宗的独创性最为显著，可称为中国化的佛学。但是禅宗仍以释迦的继承者自居，奉印度的达摩为祖师。禅宗虽然是中国化了，而仍属于佛学。
唐代韩愈排斥佛老，力图复兴儒学，但未能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到北宋中期，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依据先秦儒家的经典，回答了道家及佛教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建立了以孔孟学说为主、兼采了释道二家的思想资料的理论体系，于是建立了理学。理学成为南宋、元以至明清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到明清之际，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于是出现了一些具有精湛思想的进步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的理论达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峰。
以上叙述中国文化的演变，主要从哲学的发展着眼，这是因为，哲学思想在文化的演变中确实起了主导的作用。马克思说：“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1)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学说就是那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 系。
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时代后期以及近代的西学东渐。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宣传基督教，带来了西方哥白尼以前的自然科学，当时受到中国朝野人士的欢迎，直到清初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仍不断来华，后来罗马教皇下了不准教徒祭祀祖先的禁令，于是受到中国人的抵制，清代统治者下令禁海，于是中西学术交流中断了。直到中英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武力侵略中国，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西学东渐又重新开始。这时，中华民族饱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凌辱，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紧急任务。
经过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20世纪初的1915年，萌发了“新文化运动”，经过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开辟了文化发展的新纪元。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 两大旗帜，对于人民的思想起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但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 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对于传统文化并未进行全面的考察，对于西方近代文化亦缺 乏深入的了解，因而，对于旧传统虽有廓清摧毁之功，对于新学说却尚无创造建设之力。“文学革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道德更新却远未成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百年来“救亡图存”的严重问题解决了， 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但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流行，在前进道路上又出现了曲折。时至今日，总结二千年来文化演变的历史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与秦朝“焚书坑儒”，汉代“独尊儒术”的历史效验来看，足证学术思想的自由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说，“百家争鸣”是唯一正确的促进学术的方针。
从佛学输入与西方东渐的历史效应来看，足证吸取外来文化对于本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文化的发展必须“吐故纳新”，应随时吸取国外的文化成就作为本国文化的补充。在吸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应具有主动性，对外来文化加以改造，使其为我所用。禅宗的使佛教中国化以及宋代理学家“出入佛老”而归本孔孟的学风不是值得注意的。宋儒的缺失在于眼界仍然窄狭，未能广取先秦诸子墨学名辩之所长。
二、中国传统文化之得失
中国传统文化曾经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成果。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发轫起过促进的作用，这是西方学者从培根以来所共同承认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曾受到西方伏尔泰等著名启蒙思想家的高度推崇，也是历史事实。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中国对于世界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真实情况，这是不可抹煞的。
然而，近三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迅速前进，相比之下，中国落后了。到19世纪中期，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侵侮，遭遇到亡国灭族的严重危险。中国文化在西方近代文化面前相形见绌了。由引可以推知，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含有严重的缺失。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四长四弊：
四长是：(1)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2)重视相反相成的思维方法；(3)肯定道德自 觉的人格观念；(4)爱国爱族的牺牲精神。
四弊是：(1)尚通忽别的致思心习；(2)不重实际探求的学术方向；(3)忽视个性自由的 人际观念；(4)尊尊亲亲的传统陋习。
兹分别加以说明：
(一)
1.在欧洲、西亚以及印度，宗教是维系人心的力量。许多宗教都信仰上帝，佛教僧徒则皈依于佛。对于上帝、神、佛的信仰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他们从上帝、神、佛的信仰中引申出道德原则。唯独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不以对于上帝、神的信仰为道德的根据。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对鬼神持存疑态度，以为“义”的根据不在神而在于人民的生活。孔子再传弟子公孟子(即曾子弟子公明高) 倡言“无鬼神”。儒学不信鬼神，不讲来世、不信天堂地狱和因果报应，而对于道德却有坚强的信息，将道德的根源归之于人的本性(孟子)或群居的需要(荀子)，虽然还没有达到科学的道德观，但已基本上摆脱了有神论的道德观。儒家的道德观可以称为人本主义的道德观，比宗教的道德观为高明。
2.“相反相成”，、“物极必反”，这是古代儒家与道家的共同观点。以这类观点为指导的思想方法，用西方的名词来说，就是辩证法，所谓辩证法即是揭发思想言化中的矛盾并解思想言论中的矛盾的方法。如果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来说，可以称为“辨惑法”。孔子及其弟子很注重“辨惑”。《论语》说：“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即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2)既欲其 生又俗其死，即是自相矛盾。“辨惑”即是辩别自相矛盾，正与西方所谓辩证法意义相近。《周易》、《老子》都富于辩证思想。《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即表示对立的统一。张载提出“两”与“一”的观念，对于对立统一作出进一步的概括。后来朱熹、王夫之又发展了张载的思想。中国古典哲学和医学都长于辩证思维，这是值得赞扬的。
3.儒家有承认有独立的意志，并宣扬道德的自觉性。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3)不可夺的志即是独立意志。孔子赞扬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4)，即赞扬伯夷、叔齐坚持自己的独立意志。孔子以“仁”为道德的最高准则， 而认为“仁”乃是人的道德的自觉，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5)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6)这就是说，道德不过是人的自觉。孟子提出“天爵”、“良贵”之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7)所谓“天爵 ”、“良贵”即人的生而具有的内在价值，孟子以为人们生而具有“仁义忠信”的道德意识，因而具有内在的价值。儒家肯定人人都有内在价值，这种内在的价值是天赋的，是不以社会地位而转移的。孟子的这种人格价值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孟子更提出 “大丈夫”的人格标准，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8)这是伟人的独立人格的明白宣示。
儒家重视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9)人伦 与独立人格是否相容呢?人们处在人伦关系之中是否能保持独立人格呢?“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0)这段话虽然见于《庄子》之书，却表达了儒家的基本观点。但是先秦儒家认为，子事父，臣事君，都是相对的服从，而非绝对的服从，如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11)孟子鄙视以事君为事的人，他说：“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12)荀子亦有“从道不从君”之说。(13)君臣虽然是不平等的关系，但先秦儒家认为臣还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人格。子对于父，也不是绝对服从。唯于夫妇关系，却宣扬妻对于夫应“以顺为正”，否认了妇女的独立人格，表现了明显的偏谬。
汉儒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说，宋儒更宣扬“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天下无不是底君”，于是子对于父，臣对于君，逐渐演变为绝对服从的关系。虽然如此，从汉魏以至明清，历代仍有“特立独行”之士，仍有不屈服于权势、不随俗俯仰的人，这也是必须肯定的。
汉代独尊儒术，于是儒学成为统治思想，成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专制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压抑人民的独立人格。马克思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14)这是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的深刻揭示。近几年来有人著论，认为“使人不成其为人”，也是儒学的本质，我以为不然。儒家虽然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君权，但是并不赞同君主个人独裁。鲁定公问孔子： “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回答说：“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 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达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 一言而丧邦乎?”(15)孔子是反对君主独断专行的。孟子更提出“民贵君轻”之说，这 虽然只是民本思想，不是民主思想，但是否认了君权的绝对性，却是显然的。所以，不能把儒家学说与专制主义划等号。“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是法家商鞅、申不害、韩非之说。鲁仲连批评秦国“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正是对于法家的诽议。扬雄批评申韩说：“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16)把人民当牛马看待，是儒家所不允许的。我认为，儒家的根本宗旨是“使人成其为人”，孟子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荀子阐扬“人之所以为人者”，都是在讲求“为人之道”。后来陆九渊讲得尤为明确。陆九渊说：“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深思痛省”，“天地人三才等耳，人岂可轻 ?人字又岂可轻?”又说：“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17)儒家都是教育家，教育就是育人成长，首先要使人成为一个人。汉代以后，专制帝王都利用儒学作为统治工具，事实上儒家学说与专制制度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专制帝王正是利用儒家学说来掩盖其“使人不成基为人”的本质的，这就是所谓“阳儒阴法”的秘密。近几年里，又有一种令人惊愕的议论，说什么中国传统思想中还没有“真正的人”的观念，即还没有“真正的人”的自觉。这也就是说，中国人还不够个“人”。这是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无耻谰言，这不但表现了对于传统文化的盲目无知，更表现了崇洋媚外的奴才心理。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竟会出现这种殖民地的奴化思想，这是令人骇怪的!
4.中国从古以来就有保卫民族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的优良传统。孔子称赞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8)这是赞扬管仲尊王攘夷，保卫了华夏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部族与部族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对外的矛盾斗争。在这类斗争以及战争之中，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受侵略的一方保卫民族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的斗争乃是正义的，孔子讲“杀身成仁” ，孟子讲“舍生取义”，值得为之杀身舍生的，主要是民族的主权与尊严。宋代宗泽、岳飞反对金兵入侵，宋元之际文天祥、谢枋得，明清之际史可法、黄道周都以身殉国，都发放出崇高灿烂的辉光。鸦片战争以来，更涌现了很多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表现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精神，令人仰慕、令人感动!这一爱国主义的传统是不应忽视 的。
(二) 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严重的偏向。
1.首先，在思维方式方面，中国传统比较缺乏分析思维，自《周易》、《老子》以来，许多思想家都长于辩证思维“物极必反”、“相反相成”已成为社会上流行的成语。重视整体、重视关联，是其优长，而对于事物的分析研究却显得很不够。恩格斯说：“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发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19)这种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21)，亦称“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法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积极作用。这种思维方法，在西方，从15世纪开始高度发展起来，在中国却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把事物看做孤立的、静止的，固然是不对的，但是，对于事物进行分析的研究还是必要的。
2.儒家重视人伦道德，不重视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孔子弟子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21)朱注：“小道，如农圃医卜之类。”所谓小道包括自然事物的研究，这是君子所不为的。荀子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22)把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看做“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这是狭隘的实用观点。汉唐宋元时代，有些自然科学家对于自然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多数哲学家轻视对于客观世界的实际探索。程颐、朱熹宣扬“格物穷理”，但是他们论穷理的方法仍然以“读书讲明义理”为重点。张载讲“体物”，朱熹曾解释所谓“体物”之意云：“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 (23)所谓“置心在物中”，正是近代西方哲学家所谓“直觉”。事实上，直觉的“置心在物中”只是一种主观的神秘经验，真正进入物中究见其理，只能通过科学实验。中国传统中缺乏近代的科学实验方法。
3.如上节所说，儒家是重视人格价值的，以为做一个人应具有独立的人格。但是，儒家又承认等级制度是合理的，在等级制度的压制之下，独立人格是受到制约的。应该承认，个人只能生活在人际关系之中。所以自由只能是相对的。如果人际关系是平等的，个人自由的范围就比较宽广些；如果人际关系是不平等的，较高等级的人有较多的自由；较低等级的人所可能有的自由就很有限了。中国封建时代，大多数人是没自由的。道家对于儒家的“君子、小人”之分予以深刻的批判，杨朱“为我”，主张“全性葆真”，就是强调个人自由。南宋以后，在变本加厉的“三纲”的束缚之下，广大人民的个人自由被剥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鼓吹“个性自由”，确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如果信奉“自我中心”、“唯我独尊”，那也是谬妄的。
4.在中国，由于几千年的等级制度的严重影响，“尊尊”、“亲亲”成为牢固的积习，给中国的社会心理罩上了沉重的阴影。因为尊尊、亲亲的陈旧积习，法制难以顺利进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却又出现了“官本位”的奇异现象，这确实是必须彻底决裂的陈旧传统。但是，也应看到，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久已溃散了，惟有官贵民轻的社会心理却不易涤除。这是应该注意的。
三、文化综合之路
现在很多同志都已认识到，中国文化前进的唯一出路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成体系，对于中西文化进行综合，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其中包含一系列的复杂问题。
每一文化体系之中包含许多方面，每一方面包含许多事项，每一事项又包含许多条目。每一条目的内容又包含若干观点、规范、标准、模式等等。一个文化体系之中，有些事项和条目是不能脱离原来的体系而存在的，有些事项和条目具有独立的价值，可以脱离原体系而存在，可以容纳到另一文化体系之中。事项与事项之间，条目与条目之间，有些是相容的，可以共处于一个体系之内；有些是不相容的，彼此不能共处。这些事项与事项、条目与条目之间的可离与不可离、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是必须注意的。
明清之际的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曾就古今的不同说：“一代之治，各因其时，建一代之规模以相扶而成治，故三王相袭，小人损益，而大略皆同。未有慕古人一事之当，独举一事，杂古于今之中，足以成章者也。”(24)又说：“郡县之与封建殊，犹裘与葛之不相沿矣。……封建也，学校也，乡举里选也，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则踬矣。”(25)古代的一些事项条目是不可能脱离原来的体系而存在的。古今有别，不可随意混杂，中外之别亦是如此。
然而，古代哲人的一些睿智至理，如老子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孟子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等等，都是历久常新，至今仍然必须承认的。
历史是进步的，有些古人认为真理的理想观念，今日已证明其为谬误，如“天圆地方” 之说，今天的儿童已知其非。儒家宣扬所谓“君臣之义”，今天我们早已超越了尊君的时代。但也应承认，古代思想家确也发现了、宣扬了一些相对性的真理。历史不仅是“ 无知”的堆积。
文化体系之中，有些不同的事项，有人认为彼此不相容，其实是相容的。例如战国时期有关于贤与势的辩论，《韩非子·难势篇》云：“贤人而屈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发挥慎到之说，断言：“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事实上，“贤”(道德、智慧)与“势”(权力)是相辅相成的，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熙之治，都是贤势结合的成就。“贤”与“势”不是相容的。
也有许多事项，确实“如冰炭之不相容”。
试就科学与民主而论，科学与文化专制是不相容的。明清时代以“圣经贤传”压抑人们的思想，以“八股取士”来控制知识分子，科学就难以取得进展了。近代西方，正是打破了神学的专断权威，自然科学才蓬勃发达起来。
民主与个人独裁不相容，与等级制亦不相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消除了等级制度，民主才逐步建立起来。
所以，振兴科学，必须消除任何形式的文化专制。发扬民主，必须消除任何形式的独裁作风与等级制度的遗风。
同时，应明确认识，科学与自由思想是不相离的，科学的发展有待于思想自由。民主与平等意识是不相离的，只有实现真正的平等，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资产阶级宣扬自由平等，但仍保留阶级差别，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不彻底的；只有既废除等级又消灭阶级，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相反的事项并不一定不相容，有些事项虽相反而相成；有些事项虽相异而互补。例如，儒家重视文化教育，宣扬“德治”；法家鼓吹“法治”，以为文化学术有害于法治。事实上，“法”与“教”、“德”与“刑”是相辅相成的，实行“以法治国”，离不开文化教育。孟子宣扬“以德服人”，鄙视“以力服人”；韩非则宣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事实上，“德”与“力”都是必要的，二者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有些事项或条目，经常相联并称，实则并非不相离，例如所谓“纲常”，即“三纲五常 ”。“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近几年来，很多论者指斥“纲常”的反动性，事实上，“三纲”压抑了臣、子、妻的独立人格，确实起了反动的危害社会发展的作用。而“五常”则应区别看待。儒家讲“仁”，既云“ 仁者爱人”，又反对“爱无差等”，宣扬有差等之爱，表现了统治阶级的偏见，而主张 “爱人”，反对“苛政”、“暴政”，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尤其是“信”，更是基本的“公共生活规则”，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至于“义”、“礼”、“智”，都含有多层次的意义，不能笼统地指为反动。我认为，“五常”与“三纲”并无不可离的关系。
辨明文经事项条目之间的相容与不相容，可离与不可离，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兹就天人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三个方面略加论列。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古典哲学宣扬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西方近代思想鼓吹人与自然的对立和斗争。西方思想家高喊“战胜自然”，确已取得可惊的成绩，时至今日，却发现人类已经破坏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地球上的生态平衡还是应该保持的。中国儒家的正统观点是“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并不否认天与人的区别，而是强调天与人的统一。中国亦有肯定“天人之分”的思想家，西方亦有重视人与自然的融合的思想家。将“天人合一”与“战胜自然”的观点结合起来，这是理之当然、势之必至。
关于价值观，中西传统俱非单纯。但总起来看，价值观的根本问题是个体(个人)与群体 (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及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的关系问题。思想家中，或者专重精神生活的提高与国家社会的利益，或者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事实上，个人与社会、民族是不能相互脱离的，人们的物质利益与精神生活亦是相互依存的。儒家的礼教束缚了个人自由忽视了个人应有的权利，必须加以批判，但是儒家高扬道德义务及社会责任心，还是必须肯定的。西方强调个人奋斗精神、个人独立意识以及公平竞争原则，值得我们学习。而现代西方社会中流行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并无裨益，是不应该盲目效法的。
关于思维方式，问题比较明确，而任务却更为艰巨。中国有一个“辩证思维”的传统，虽然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水平，与唯物辩证法更有较大的差距，究竟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西方15世纪以来的科学方法即分析的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方法”者，在中国传统中却比较薄弱，所以我们今日应注意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分析思维方法，应将辩证思维与分析思维结合起来。西方现代的一些自然科学家至今不承认辩证法的价值，我们应能摆脱他们的局限。
中西文化各有独特的贡献(印度、阿拉伯文化也有其贡献，姑置不论)。在许多方面，不同的成就都有并存的价值。中西医术的结合，正为人们所公认。中西的绘画、音乐、戏曲各有其独立的价值，也有会通的可能。中国书法，世界独步。不能因为西方不讲书法艺术就不承认中国书法的文化价值。近年有的中国科学家提出，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也要发扬中国科学的优良传统，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四、新文化体系的创造
我们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文化，并不是说对于中西文化可以东取一点、西取一点，勉强拼凑起来；综合的过程也即是批判、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创建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
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与另一个不同类型的文化相遇，其前途有三种可能：一是孤芳自赏，拒绝交流，共结果是自我封闭，必将陷于衰亡。二是接受同化，放弃自己原有的，专以模仿外邦文化为事，其结果是丧失民族的独立性，将沦为强国的附庸。三是主动吸取外来文化成果。取精用宏，使民族文化更加壮大。中国文化与近代西文化相遇，应取第三种态度。
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应会综全人类已经发现的一切相对真理，达到已知真理的会综，同时开辟认识真理的广阔道路。真理不断发现，文化不断更新。
中国新文化应是中国优秀传统与西方先进成果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西方文化精粹的汇集。所以，中国新文化的主导思想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正确思想的综合。西方19世纪末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以外，又出现了许多学术流派，提出许多特异的观点，也应该加以审别、抉择。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凌辱，遭遇到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危机。爱国的革命志士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进行英勇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解决了救亡问题。“唯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这是历史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任务是振兴中华，走上富强之路，这也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毫无疑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结合，这是唯一正确的方针。
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主体性，就沦为别国的殖民地。如果文化不能保证民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匍匐于古人之下是奴性，匍匐于外人之下也是奴性。西方的许多新发现、新发明，必须虚心学习。同时亦应发挥创造性的思维，力图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做出新的贡献。
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必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应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这样，才能使文化学术蓬勃发展。董仲舒对汉武帝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26)这里包含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在政治上，确应统一“法度”，不允许“人异论”，不可“法制数变”，这有其必要性；在学术上却应容许“百家殊方”。汉代实行 “罢黜百家”、“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结果消除了百家争鸣的可能性，使中国文化的发展陷于偏滞，这一历史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每一时代，应有一个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及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容许不同的学术观点的存在。有同有异，求同存异。《周易·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又《睽卦·象传》云：“君子以同而异。”同而且异，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
新中国文化的创建不是轻而易举的。时代的演变极其迅速，新的很快转变成旧的。例如儒家“重义轻利”之说确实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时至今日，社会中“见利忘义 ”之风已经淹没了重义轻利的旧传统。如果专门批判重义轻利，就不是针对时弊了。儒家礼教压抑了个性自由，应加批判；但是一些人的自我膨胀、自我享乐之风，久已超过了克己胜私的说教。经过一百多年反对外来侵略的艰苦斗争，近年又有个别的人声称甘愿当殖民地的子民，这是令人惊心动魄的!端正学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总而言之，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1990年7月10日写完
(原载《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书局成立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2) 《论语·颜渊》。
(3) 《论语·子罕》。
(4) 《论语·微子》。
(5) 《论语·述而》。
(6) 《论语·里仁》。
(7) 《孟子·告子上》。
(8) 《孟子·滕文公下》。
(9) 《孟子·滕文公上》。
(10)《庄子·人间世》。
(11)《论语·先进》。
(12)《孟子·尽心上》。
(13)《荀子·臣道》。
(14) 同(1)书，第411页。
(15)《论语·子路》。
(16)《法言·问道》。
(17)《象山语录》。
(18)《论语·宪问》。
(19)《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
(20)《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上书第4卷，第240页。
(21)《论语·子张》。
(22)《荀了·天论》。
(23)《朱子语类》卷九十八。
(24)《读通鉴论》卷二十一。
(25)《读通鉴论》卷三。
(26)《举贤良对策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