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一个体系，其中包含着很复杂的内容。现在我们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大转变时期，也就是文化体系改造的时期。那么，文化体系的转变，文化体系的改造到底有什么规律性的内容呢?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我只提出一些比较粗浅的 看法，只能称作老生常谈。因为，现在许多文章中都是一堆堆的新名词，而我用的旧名词多一点，新名词少一点，只能算做老生常谈了。

一、文化的体系及其层次

现在各家对文化的意义理解各不相同。我认为，文化可以说有多层意义，最广义的文化就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内容都是文化。最狭义的文化，就是现在的文化部界定的文化，即专门指文学艺术。我今天要讲的文化既不是最广义，也不是狭义，就叫做通常意义吧。它是跟政治、经济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意识形态那方面的内容。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形成一个体系，内容复杂。它至少包含两个层次：一个可以叫做高层文化，一个是底层文化。高层次的文化就是学术思想，其中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道德、教育等等。这种文化有一个特点，即它是用文字写出来的。一个哲学家，他总有个文字记载，如语录、著作。文学家当然是有文学作品的。

宗教也同样有文字记载。用一个新名词来说，就是它是有文字载体的，此乃高层文化。此外还有底层文化，即在下边的，作为基础的，一般说来没有文字记载，比如像社会心理。因此，高层文化包含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道德、教育等；底层文化就是社会心理。现在有人常说的，还有人写成专书，把底层文化称为“文化的深层结构 ”。我认为，所谓的“深层结构，事实上就是社会心理。说它是深层，是因为平常看不到。而实际上从内容上看它是很浅显的，并不很深奥。同时，还有人说这是潜意识文化，或称潜结构，事实上这种文化也是很显著的，它并不是隐藏的。社会心理随处可见，只是不太明确，模模糊糊，没有文字载体，没有文字记载。例如，小说就经常表现社会心理，像《水浒传》、《今古奇观》都表现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不会写成著作。我不大同意“深层结构”一词，而认为应叫做“社会心理”。社会心理里面，也有复杂的内容。在学术思想里面，包含着许多学派。每一学派有许多学说，每一学说里又有许多观念、观点、命题，内容很多。这许多观念、观点、命题等等，我认为可以称做“文化元素 ”，即文化内部的元素、单元。社会心理中也包含许多观念、观点，包含许多愿望、习惯、趋向等等，这些也是文化元素。所以，我认为文化体系包含许多层次，一个层次里面，它的基础内容就是各种文化元素。文化是各种文化元素构成的复杂的体系。

对于中国文化，我主要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哲学思想是文化的核心，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当时出现了“九流十家”，其中最重要的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四大家。以后又从印度传入了佛教。后来起作用最大的就是儒家、道家和佛教。我今天主要对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作点分析。

儒家、道家的哲学思想所包含的观念、观点、理论都很复杂，形成为复杂的体系。我只能大致地讲讲。我认为儒家在文化史上起主要作用的有四点：第一，等级思想；第二，人格意识；第三，刚健观念；第四，保守倾向。先说等级思想。儒家，从孔子到时清时代，总要分别上下贵贱，分别等级。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是等级制、资本主义社会打破了等级制，但还保留阶级。儒家分等级，分君子、小人。儒家的等级思想非常严重。孟子曾说过，有劳心，有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很明确的。实际上，不仅孟子这么讲，荀子也这样讲。不仅儒家这样讲，法家也这样讲，法家讲得更严重。只有道有反对这一套。第二，人格意识。儒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分等级，认为社会上有贵族，有平民，有君子，有小人(庶民、庶人)，但不管贵族、平民、君子、小人都是人。儒家把人和动物分开，人不论贵贱，都有同类的关系。孔子说得很清楚，一次，他碰见两位隐士，发了许多议论，孔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在这里他把人与鸟兽分开了。孔子提倡“仁”，就是“爱人”。至少从字 面上看是爱一切人。二十年前有人说，孔子所说的“人”和“民”是两个概念，人不是民，民不是人，认为孔子讲的民根本不算是人。这种意见当时很受欢迎。事实上，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从《诗经》，从《左传》上看，连奴隶都算作人。中国还没有奴隶不是人的思想。孔子也不例外。从《论语》中就可以看出，孔子的“人”是包含贵族和小人的。小人虽然加上了个“小”字，但也是人。孟子更显著，他再三说，“圣人与我同类者”、“圣人与民同类”，都是人类。近年来有一种议论，说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根本没有“人”的观念，认为西方有人的观念，中国却不知道人是人。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事实上，儒家具有“人”的观念，孔子有句名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匹夫就是平民，匹夫也有独立的意志，也就是有独立的人格。所以儒家还是强调人作为一个人。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实质是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因此，我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人的观念。当然，它跟西方近代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可是不能说中国没有人的观念。第三，刚健观念。从孔子开始，就注意“刚”，“刚毅木讷近仁”，一个人只有刚强，才有希望。《易传》里面特别强调“刚健”，把“刚键” 作为人生的一个根本原则，这类的话很多。最值得注意的是《象传》里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就是刚强。天体，太阳月亮永远在那里运行，不会停止。人就应该效法自然天象，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努力向上。这种自强不息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强调人的刚健、主动性。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正是这种态度。这比起西方近代来当然还有一定的距离。前段时间，电视台播放了电视剧《河殇》，掺杂了许多不科学的观点，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儒家在二千多年来就没有培养出一个进取的精神”。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儒家讲的“自强不息”，就是一种进取的精神，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能说儒家只有消极退缩的态度，应根据事实来讲话。第四，保守倾向。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就是继承，“作”就是创造。他只是继承，但不创造。这是一个大缺点，缺乏创造精神。人类文化就是不断创造的过程，应该去创造。孔子的这种态度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墨子改正了这个说法。他认为，过去好的东西我要述，过去没有的东西我要作，即“述而且作” 。这个思想很重要。可墨子又认为，我作的已经够多了，你们没必要作了。这就不对了。我们应鼓励年轻人继续创造，不断创造。儒家的保守倾向应当克服。

道家的思想也可以分为四点：第一，批判意识。道家不满意当时社会，认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看出了许多毛病来。同时，它对儒家、墨家也表示出批评的态度，认为儒家讲的“仁义”有许多是虚假的，是相对的。道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道德的相对性。道有的批判意识，是它的一个贡献。第二，自由超脱。它讲自由，如杨朱说“为我 ”，追求个人的自由。但杨朱的为我，只是保护自我的主体性，绝不侵犯他人。我不受别人的侵犯，我也不侵犯别人。道家虽然讲自由，却无法实现，只能停留在思想里面。庄子讲“逍遥游”，事实上是坐着不动，完全是一种幻想。所以道家一方面追求自由，这是它进步的倾向；但是它没有办法实现其自由，只是虚幻的自由，这是道家的缺点。第三，虚静思想。老子所谓“致虚极，守静笃”，庄子也讲“静表”，这对后人影响很大。有人曾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主静”的文化。这只是看到道家主静，儒家的一部分也主静，但儒家的主要思想还有主动的。主静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整个人生来说，“主静”是片面的。道家把静作为人生的一个基本原则，表现了消极的倾向，对文化发展起了阻碍作用。道家的“虚静”不如儒家的刚健有价值。第四，因循。司马谈写了一篇《论六家要指》，其中说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因循就是守旧，过去怎样，现在和将来就应怎样，不要改变。道家的因循比儒家的保守更为严重，他完全不从事革新。这点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起着消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在儒家、道家里面都有对文化发展起积极作用的成分。像儒家的“人格意识”、“刚健”，道家的批判意识等。另一方面，儒家的等级思想，妨碍平等思想的发展；还有保守因循思想也起着消极影响。这些情况很复杂，应区别看待。

以上主要讲了学术思想方面的内容，其次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社会心理或所谓“深层结构”，我认为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受学术思想的影响，跟学术思想相接近的内容。这部分也很复杂，其中有等级观念。中国自古至今等级观念非常严重，总要分上级下级。列宁说过，奴隶制、封建制都是等级制，资本主义打破了等级制。中国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所以等级制至今影响不断，绵延不绝。现在也分等级(这和过去不一样)。这种等级划分决定人的待遇。其次就是家长制的影响。现在家长制在家庭表现不很明显，有的人管不了子女，却把威风发在单位里，存在着家长作风。这也是传统社会心理的影响。再次是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这种思想至今未能消除，都愿意生男孩，不想要女孩。中国落后的原因很多，其中人口过多是造成中国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命运观念。这主要是受儒家和佛教的影响，相信命运。社会心理的另一部分是同学术思想不一样的。如追求声色货利、富贵利达、升官发财等。这些思想是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都批判的，后来宋明理学也批判的。可批判的结果是作用不大。这种思想至今影响还很大。另外还有鬼神迷信。儒家道家都不讲鬼迷信，可社会上的鬼神迷信思想很严重，至今还有求神拜佛的现象。“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尤其严重，在西晋时代有个隐士叫鲁褒，他写了篇《钱神论》，认为钱就是神物，钱起了最大的作用。一切人都追求金钱。他批评了拜金主义，也就是说在一千五百年以前就有人批评拜金主义了，可事实上拜金主义越来越严重，即使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存在问题。以上的这些思想虽然不断地受到哲学家的批评，但一直消除不掉。

二、文化体系内部的各种联系

文化体系内部有很多层次、内容、元素，其相互间存在着许多联系。文化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可以说是一个有机的体系。什么是机?所谓“有机”，就是指它内部的 许多部分都是密切联系，“此动彼应”，互相制约的。同时，我认为文化体系又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它的各部分内容之间不是没有矛盾的。相反，其内部包含着许多相互对立、相经冲突、相互矛盾的内容。另外，文化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它可以分为许多阶段。那么，文化体系的变化，从旧阶段到新阶段，有什么规律呢 ?同时，在世界上有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各有不同的文化体系，这些不同体系之 间互相影响，互相交流，其中包含着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呢?这也是个重要的问题。还有 文化同政治、经济有什么联系?也应引起注意。

我认为文化体系内部的各文化元素之间，有可分离的关系和不可分离的关系，有相容的关系和不相容的关系，只有研究这些关系，才能合乎规律地改造文化体系。这个问题很复杂，这里我仅举几个重要的例子加以说明。第一，宗教和无神论是不相容的。宗教相信鬼神、上帝，而无神论正好相反，不承认上帝、鬼神。这是不相容的。第二，平等思想和等级思想是不相容的。平等思想要求人权平等、人格平等；等级思想则强调人分等级。第三，专制主义与学术自由是不相容的。专制主义不允许思想自由。第四，民主与平等意识是不可分离的，民主一定要有平等意识。不承认平等，讲民主就是一句空话。第五，科学同思想自由是不可分离的。必须有思想自由，科学才能发展。而思想自由与专制主义是不相容的。所以，科学与专制主义是不相容的。第六，科学进步与经济发展是不可分离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科学进步，科学进步也需要有经济发展。由此可以探讨，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什么关系?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 事实证明，二者是相容的。另外，经济发展与儒家思想是一种什么关系?韦伯提出，在 儒家思想的支配之下，就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经济，认为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是不相容的。可是现在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实践证明，他们的经济发展利用了一部分的儒家思想，从而证明了经济发展同儒家思想还是相容的。或者说，儒家思想中有跟经济发展相容的部分，也有不相容的部分。再次，创新和继承是什么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一 定要与传统彻底决裂。事实上创新离不开继承，创新和继承是相容的。列宁讲得很明确，他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1)所以列宁并不是要对过去的文化全部抹杀，而是要继承。创新与继承是相容的，但 与守旧是不相容的。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赶上西方，可是学习西方同发扬民族精神并不是不相容的。西方虽然都是资本主义，但它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如法国强调法兰西精神，英国讲盎格鲁·萨克森精神，美国讲美利坚精神，德国对民族精神更为重视，大讲日耳曼精神，日本也讲大和精神。那么中华民族就不能讲民族精神吗?我 认为，我们也应肯定有一个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一定要发现这种精神、认识这种精神、理解这种精神，然后发扬提高这个精神。我认为这个精神就是《易传》上所讲的两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方面是发挥主动性，积极向上、奋发努力、永远前进、坚强不屈；另一方面是厚德载物。中国自古以来不想向外侵略，修建长城就是个例证。长城是一种防御的设备，不想向外扩张，表现了爱好和平的态度。

三、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据与落后的原因

我国古代文化是独立发展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必然有其发展的内在根据，有其发展的思想基础，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到了15世纪以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从明朝起，中国开始迟滞徘徊，虽然也有一定的进步，但却是在慢慢地“爬行”。而西方那时开始腾飞。这样，中国“爬”了三百年，而西方却“飞”了三百年，造成了很大的距离。那么，落后的原因何在呢?这必然引起人们的思考，对此应有个明确的认识。我认为，中国古代 文化的发展一定有其内在的思想源泉，这个思想源泉就是儒家的“自强不息”的刚健思想，它的影响很广泛。因为这个思想是《周易·象传》上提出的，这部书过去认为是孔子作的，通过孔子的权威，对知识分子、政治家、思想家以至广大人民都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道家的批判意识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也起到了进步的作用。除此之外，一些消极的思想却对中国古代文化起着消极的作用，如儒家的等级思想，讲君权、“三纲” 等。

那么，咱明朝以后中国为什么落后了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当然经济原因是最基本的)。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畸形地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明太 祖取消了宰相，加强对士大夫的统治，压制知识分子。同时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八股取士”，扼制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到了清朝又大兴“文字狱”，用字不对，便砍头并株连三族、九族，满门抄斩，搞得非常残酷，把知识分子压制住了，根本不能发展学术。所以，我认为，明清时代专制主义的空前强化，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同西方的距离拉大了。西方能突破教权，摆脱思想束缚，出现了哥白尼、布鲁诺、培根、伽利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亡国灭族的危险，经过激烈的斗争，民族独立保住了。到了辛亥革命，打倒了皇权。从表面上推翻了专制主义，但专制主义的思想还存在着。至今这样的思想也很严重。我们应该对症下药，根除这种影响。

四、文化变革的道路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们的方向已经明确，就是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认为文化变革就是要建立新的中国文化体系。只要清除消极的障碍，建立这个体系并不太困难。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主要应做到以下两条：

1.开辟学术昌盛繁荣的新时代

现在我们已经跨入了学术昌盛繁荣的新时代了。这里分别就科学、文学、哲学不同领域的不同情况，作点分析。

(1)自然科学。要振兴自然科学，就是要接受西方的科学传统，要引进、移植西方的先 进技术。同时必须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财政的帮助。与此同时，还要发扬中国医学的传统。在科学方面，中国能与西方相提并论的。就是中国医学。

(2)文学艺术。既要学习、借鉴西方的创作手法，又要同中国的语言文字结合起来。

(3)哲学。我认为，首先应确定主导思想和百家争鸣的关系。每一个社会都应该有个主 导思想。中国古代，把孔子思想、儒家思想定为一尊，把孔子奉为最高的思想权威。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还要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我认为，既应该肯定一个主导思想，一个主要权威，同时在学术上又应兼容百家。应该肯定唯物论是我们社会的指导哲学，同时应允许各种哲学流派的存在，不要随便加以铲除。1956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1957年又实行“枪打出头鸟”，谁说话，就挨打。结果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所以我认为应该肯定一个作为主导的思想，同时又允许百家争鸣。同时，我认为应该提倡建立不同学派，让它自开自落，这才是发展学术唯一正确的方针。现在西方各种哲学纷呈，但基督教在维系人心上还是起主要作用。因为人类有个特点，即需要有个精神寄托。西方很多人信仰上帝，皈依上帝，要找个精神寄托。中国过去尊崇孔子，《大学》上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追求一个最高理想，按最高理想来做事，便心安理得。一般人也讲“天理良心”，总有一个精神寄托。50年代，人民的精神寄托就是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这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经过“文化大革命”，这种理想曾遭到严重破坏，如今再建起来就很费力。现在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使一切人有个精神寄托。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就是没有一个精神寄托。

2.社会心理的改造

要改造传统的社会心理，因为传统的社会心理有许多腐朽意识，一直到现在还很流行。主要是等级意识，保守意识，崇拜金钱、权力，重男轻女，鬼神迷信等等。这些意识有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原因。小农的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的影响很大，改变起来很困难。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培养民主意识。同时要认识科学的价值。所以，健全民主，提倡科学，应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任务。消灭那些不健康的、腐朽的社会心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

建立新的文化体系的中心点，就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价值观的变革，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第二是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问题；第三是道德和生命的关系问题。我们有道德原则、道德理想，同时要发挥生命力。个人和社会究竟应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现在流行的思想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由于儒家不 太重视个人自由、个性自由，所以现在提倡个性自由是必须的。但是“自我中心”的说法恐怕并不正确。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光肯定自己的主体性，而不肯定他人的主体性，是不行的。我认为儒家忽视个人自由是一个缺陷，但儒家特别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肯定别人，尊重别人，主张“爱人”、“敬人”，这个原则还是正确的。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首先我要“立”，要建立我的主体性，我有我的要求、我的理想；但同时要尊重别人，并帮助别人建立主体性。这种思想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认为应该肯定个人的主体性，要肯定自己的主体性，也要肯定承认别人的主体性，人我并重。孟子说：“杨墨之言盈天下。”杨朱是“为我”，墨子讲兼爱。50年代我们主张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现在人们谈论自我中心较多，可以说是“杨朱之言盈天下”。肯定自我是应该的，但以自我为中心就不恰当了。人的物质生活需要是应该重视的，但人还有精神生活的需要。坚持人格的尊严，提高道德意识，都是精神的需要，也是应该重视的。

另一方面是道德和生命的关系问题。德国哲学家康德讲“善良意志”，他认为人的道德理性非常尊严，具有最高的价值。后来尼采主张权力意志，认为善良意志毫无意义，应扩张自我的力量。我认为，既应肯定人的生命力，也应承认善良意志。人类社会如果离开了善良意志，社会就不能存在了。只讲康德或只讲尼采都失之偏颇。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今天不能展开多谈。

其次，思维方式的变革也很重要。中国古代长于辩证思维，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后来又介绍进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可以说是深入人心，这一点应当承认。但是真正遵循辩证法又很困难。有许多号称辩证法大师的，事实上又违背了辩证法。例如斯大林，以前，有一本书叫《辩证法大师斯大林》，而事实上他却有不少违反了辩证法。实际上讲辩证法和用辩证法是两码事。讲辩证法就是要克服一点论，讲两点论，这是对的，但我觉得也应该承认“三分法”。前些年若提出三分法，就被认为是反动的，事实上，像善恶，就有非善非恶的情况，美丑也有非美非丑的现象。人们常说“啼笑皆非”，事实上不哭不笑乃是正常的现象。“中间大，两头小 ”，这不就是三分吗?中国古代哲学家张载写的《正蒙》，其中《参两篇》，又讲三， 又讲二，这是比较全面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带有笼统思维的毛病。讲话笼笼统统，哲学家使用名词不下定义，提出一个命题也不加以论证。中国传统哲学缺乏分析的方法，这一点是我们的不足，应向西方学习。

总之，我认为，要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就要总结过去，发扬创造精神，创造新的观念、新的体系。近代西方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创造精神，我们学习西方就应学习这种精神。创造就是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制作新的工具。科学已经很进步了，但是未知的领域还很多，需要探索，如气功自古有之，但至今还是一个谜。现在人类生存与发展遇到了许多困难，如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人类处于关键时代，中华民族更是处于关键时代。因此希望年轻的同志能对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

1988年12月30日

(马俊杰根据录音整理，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注 释

(1)《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