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又已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然要有一次相应的变革。在思想观念的变革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变革。在文化生活中，指导人们的行为活动的，首先是价值观；制约人们的认识、学术的，主要是思维方式。时至今日，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已经非常显著了，到了一个必须变革的时候了。
但是，要改造传统的价值观与传统的思维方式，必须首先对于传统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进行比较正确的分析。
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分析
价值观的名称是近代才有的，价值观的实际却是古已有之。每一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从古到今，有一个价值观的演变过程。首先，应该理解，在哲学诞生之前，人们已经有一定的价值观了。《庄子·天地》篇记载华封人对尧三祝的故事，三祝的内容是 “寿”、“富”、“多男子”。这就是表示，寿、富、多男子是人们的最大愿望。这就是一种价值观。这个故事固然不是尧时的信史，只是战国时期的传说，估计这种传说起源较早。显然这并不是道家的价值观。只是道家引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观点。唐宋以来，有“福、禄、寿”三星之说，就是表示人们所追求的是福、禄、寿三项。这可以说就是世俗的价值观。福是幸福，寿是长寿，这些确实是人所应该追求的。禄是官爵，这是封建社会等级意识的反映。世俗的价值观在汉晋唐宋明清时代，持续不绝。一般人所追求的“富贵荣华”、“声色货利”，也就是“升官发财”。这是庸俗的价值观。
哲学的价值观往往包含对于庸俗价值观的批评和纠正。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俗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贫与贱是人之所恶，这就是世俗的价值观。儒者则区别“以其道得之”的富贵与“不以其道得之”的富贵，认为“不以其道得之”的富贵的不足取的。孔子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2)这就是说，富贵有义与不义问题，义才体现了最高的价值。
荀子批判世俗的价值观说：“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 ”(3)把货财看成最宝贵的，这是庸俗的见识。荀子认为，应该肯定道义重于富贵。他 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4)富贵是一般人所追 求的，思想家则认为，道义才是最重要的，不合乎道义的富贵是没有价值的。
儒家对于富贵还不是一概排斥，承认有合乎道义的富贵。道家与儒家又不同，不承认儒家所讲的道义，也就不承认有所谓合乎道义的富贵。道家超脱了世间的富贵与儒家的道义，但仍归结于全生保身。庄子云：“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轻，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5)为善无乃近名，为恶无乃近刑，莫若善恶 都不为，顺其自然，就可以保身全生了。道家最后还是肯定个人生命的价值。
哲学的价值观与世俗的价值观有一定的区别。
哲学的价值观不同于世俗的价值观，在哲学家中，不同的学派又各有不同的价值观。哲学中关于价值的争论，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义与利的问题，一是德与力的问题。
关于义与利的问题，儒家重义轻利，墨家认为义即是利。在这个问题上儒墨似乎针锋相对，其实两家所谓利的意义不同。儒家所谓利指个人私利而言，墨家所谓利则指公利而言。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6)所谓利显然是指私利。墨家所谓利则指“天 下国家人民之利”，即公共利益。虽然如此，儒墨仍有重要的区别。儒家并不反对追求公共利益，孔子尝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7)但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人民的道德 觉悟，所以主张“为政以德”，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人民就“有耻且格”(8 )了。
先秦儒家都重义轻利。到汉代，董仲舒发表了两句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就是说，做任何事，要看此事合不合原则，合乎原则就做，不合原则就不做，不要考虑物质利益和实际效果。宋代理学家大多赞同董仲舒的命题提出批评，认为道义脱离了功利就成为“无用之虚语”了。到清代，颜元讨论义利问题，提出对董仲舒命题的修改意见。颜元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9)颜元反对义 利之辨，强调义利的统一。现在看来，关于义利问题，颜元的见解是正确的。
义利问题包括复杂的内容，具有多层次的含义，其中包含公利与私利的问题、道德理想与物质利益的问题、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问题。应该承认，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物质生活的问题不解决，专门谈论提高精神生活，只是空谈而已。但是，如果只注意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不提高精神生活，那么物质生活也将失去正确的方向。应该承认，公利重于私利，脱离了国家民族的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也将成为泡影。应该承认，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人民的利益包括每一个人的正当利益。既要重视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同时也要提高精神境界。
义利问题争论了两千多年，到现在也还有其实际意义。现今的观念变革，应该对于义利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古代儒家“重义轻利”是片面的；但是，如果“重利轻义”，专门谋求个人私利，以权谋私，见利忘义，就更是错误的了。
关于德与力的争论比较简略，但是也具有重要意义。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力不甚重视。墨子则强调力的重要，认为人类生活的特点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10)。孟子把力与德对立起来，赞扬“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11)。韩非子与孟子相反，宣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遂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2)孟韩的观点各有所偏，到汉代，王充作了正确的结论，提出“德力具足”的观点。德与力是相辅相成，必须兼重。
德力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德指道德意识、道德行动；力指生命力、意志力、体力、军力。一个人的生命力是一个人的生活行动的内在基础，其表现为意志力、体力。任 何物生都表现一定的生命力，而人类更具有克服环境而不为环境所屈服的自觉的生命力。这是实现道德理想的基础。如果缺乏强健的生命力，任何道德理想都将成为空谈。但是，仅有旺盛的生命力，而缺乏道德的自觉性，则将肆意妄为，贻害社会。西方有所谓 “力之崇拜”，对于西方近代文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德之崇拜”。无论片面强调力或片面强调德都属于一偏，正确的方向是德力的统一。
哲学家们关于“义利”、“德力”的讨论，并没有消除世俗价值观的势力。在封建时代，一般人所追求的还是高官厚禄，实际上是追求等级特权。儒家虽然不同意无原则地追求富贵，但也承认等级特权是合理的。因而等及特权思想至今仍有严重的影响。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打破了等级特权，强调个性自由，宣扬“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价值观，这在历史上有其进步意义。现在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方案还在探索的过程中，但是无疑已经超越了封建时代，在社会制度方面也已超越了资本主义时代。封建时代的等级特权的价值观早已过时了；资产阶级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也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我们要建立以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为标准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短长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自己的特异的传统思维方式。简单说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有二：(1)长于辩证思维；(2)推崇超思辩的直觉。
在西方古希腊，有许多思想家富于辩证思维；在中国先秦时代，亦有类似的情况。有人称赫拉克里特是希腊的老子，也可称老子是中国的赫拉克里特。老子宣扬表述了许多“ 正言若反”的辩证智慧，而《易传》的辩证思维又较老子更为全面而深刻。经历了隋唐佛学的辩证学说，到宋代，张载、程颐的辩证思维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到明清之际的方以智、王夫之，其辩证思维的宏深缜密又超过了前哲。
“辩证法”是一个翻译名词，来自希腊，是从寻找对方矛盾的辩证方法演变而来的。如用中国固有的名词，可称为通变法，《易传》说：“通其变，使民不倦”；亦可称为反衍法，《庄子·秋水》说：“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反衍是向反面转变之意。辩证法是一个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发展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讲“变”，讲“反 ”，也一方面是方法，一方面是发展观。《易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古代的对立统一原则。张载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又说：“感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这更是对立统一的明确表述了。
中国的辩证思维强调整体观点，强调对立的统一，提出“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等原则，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正是由于强调整体观点，于是特别推崇直觉。直觉也是一个翻译名词，用中国固有名词来说，应云“体认”、“体验”，亦简称为“体”。现代汉语中所谓“体会”既来源于此。庄子有“体道”之说，“体道”即对于道的直接认识，这种认识是超感觉、超思辩的，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是一种神秘的认识。张载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朱熹解释所谓“体”说：“体是置心物中”。“置心物中”正是西方所谓直觉。
由于重视整体思维，因而缺乏对于事物的分析研究。由于推崇直觉，因而特别忽视缜密论证的重要。中国传统之中，没有创造出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的完整体系，也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到了近古时代，也没有出现西方16、17世纪盛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更没有伽利略所开创的实证科学方法。应该承认，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方法的重大缺陷。英国哲学家罗素在晚年著作《西方的智慧》中说，“在全世界里，唯有希腊文化是哲学运动与科学传统携手并进的。”我们虽然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然而中国古代科学比起西方近代科学来还是相形见绌的。在这方面，我们只有诚心诚意地学习西方。在今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代，必须做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既经发挥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会缜密分析、进行实验的科学方法。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
1986年8月3日
(原载《现代化》1986年第10期)
注 释
(1) 《论语·里仁》。
(2) 《论语·述而》。
(3) 《荀子·儒效》。
(4) 《荀子·修身》。
(5) 《庄子·养生主》。
(6) 同(1)。
(7) 《论语·尧曰》。
(8) 《论语·为政》。
(9) 《颜李丛书·四书正误》。
(10)《墨子·非乐上》。
(11)《孟子·公孙丑上》。
(12)《韩非子·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