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识的发展与思想的继承
我们研究哲学史，必须正确解决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哲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追求真理的过程，其中包含真理与谬误的斗争。以往哲学家所揭示的真理(即对于客观规 律的正确认识)，我们必须接受，作为继承前进的基础；以往哲学家由于时代的和阶级 的限制而有的错误(即一些陈腐的谬论)，我们必须予以批判，肃清其有害的影响，使其不妨碍我们事业的发展。
人类认识的发展包含概念范畴的制定与改造。哲学是人类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功用之一就在于制定或改造概念范畴，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
概念范畴的制定与改造，任何基本规律的提出与确定，都有一定的历史过程。
每一时代的思想家，提出每一个概念范畴或一个重要命题，总是从当时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中提炼、总结出来的，是一定范围内许多事例的概括，而反映了一定的客观规律或普遍联系。时代改变了，原来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是，如果哲学家所提出的命题确实反映了客观规律或普遍联系，我们就应该加以肯定，继承下来。我们对于这个规律或联系的理解可能与古代对于这个规律或联系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这正是表示，古今思想，既有连续性，又有差异性。
人类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都有一个历史过程。在某一时代，思想家提出一些命题，这一方面是当时的一些具体知识的概括，另一方面又是普遍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前者可谓它的特殊意义，后者可谓它的普遍意义。时代前进了，人们所观察的范围改变了或扩大了，新的事例代替了旧的事例；但那一客观规律仍然是客观规律。这一规律既表现于古代的若干例证中，也表现于现代的若干例证中，因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这普遍性也是相对的，也有其一定的范围，而不是永恒的绝对的。
因此，哲学的概念范畴，在历史的发展中，都有一个意义扩充或转化的演变过程。对于任何一个概念范畴，把我们所理解的意义加在古人身上，是不对的；由于古人所提出的概念范畴都有其时代的特定意义而拒绝接受历史遗产，也是不对的。
例如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子在长期的学习与教学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所谓学本指诗书礼乐射御的学习，所谓思指就诗书礼乐等加以思考。而这个命题揭示了学习前人知识与个人独立思考的联系，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又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话，在当时都有其时代的内容，但都反映了一定的普遍规律。其所包含的时代内容随着时代的演变而逐渐转易，其所反映的普遍规律却越来越更加显著。这些命题涵蕴着深刻的智慧，给予我们以重要的启迪。
又如孔子说：“欲速则不达。”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荀子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些命题都已经成为普遍承认的常识了。
不但哲学思想古今之间有这样的继承关系，许多比较浅近的思想，古今之间，也有类似的继承关系。例如，我们现在坚持“用人唯贤”的原则，但也应该承认，春秋战国以来，就有“用人唯贤”与“用人唯亲”两种思想的斗争。古代所谓“贤”，有其一定的 特殊意义；我们今天所谓“贤”与古代所谓“贤”意义实已大不相同了。但是，我们不能说，“用人唯贤”是今日的独创，没有历史经验的根据。古代所谓“贤”与今日所谓 “贤”仍有共同之点。
又如我们常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用来“还治其人之身”的“道”与“ 其人”本来的“道”，显然所“治”的对象不同了，所用的方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又可以说是同一个“道”。似乎也可以说，“还治其人之身”的“道”与“其人之道” ，具体内容是不同的，而抽象的原则是相同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包含了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也包括了抽象与具体的关系。
古代学者的著作中，有关于历史事实的记载，这是作为具体知识必须继承的。古代学者的著作中，有关于宇宙人生的深奥问题的提示，如果确实反映了普遍的客观规律与联系，也是应该继承的。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古今的距离越来越远。但今天总是昨天的继续，如果对于古人所已取得的正确认识弃置不顾，那绝不是明智的。至于一些陈腐有害的观念，那就必须坚决地扫除之。
二、真理的具体性与普遍性
列宁经常引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1)这指出了 真理的具体性。
“真理总是具体的”，意义何在?恩格斯关于自然规律的论述，可以说明确地表明了真 理的具体性。恩格斯说：“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的规律。水在摄氏零度和一百度之间的液体，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但是要使这个规律成为有效的，就必须有： (1)水，(2)一定的温度，(3)标准压力。月球上没有水，太阳上只有构成水的元素，对 这两个天体来说，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气象学的规律也是永恒的，但是，只有对于地球，或者对于一个具有地球的大小、密度、星轴倾斜、温度，并且具有同样的氧和氮混合的大气以及等量地蒸发和凝结水蒸气的天体，才是如此。……我们的整个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只是为地球建立的。……如果我们想谈谈那些同样适合于从星云到人的一切物体的普遍的自然规律，那末剩给我们的就只有重量，也许还有能量转化说的最一般的公式，……”(2)这就是说，自然规律大都是 在一定范围之内有效的，大都有待于一定的条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一定条件之下，这一规律才成其为规律。完全的表述应该是：在某一范围之内，在某些条件之下，如何如何则如何如何。但是，一般的表述，把那范围和条件省略了。
我们认为，这就是真理的具体性。
列宁说：“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3)又说：“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 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4)这都是表示，真理都是有一 定的应用范围的，超出了这个范围，真理就会变成谬误。这就是真理的具体性。
我们要肯定真理的具体性，同时也应承认，真理也具有相对的普遍性。自然规律，在一定范围之内，在一定条件之下，还是普遍有效的。
恩格斯指出了人与自然的一致，他说：“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 …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5)又说：“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 这对于希腊人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6)“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 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7)“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 ，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8)
恩格斯再三强调自然界的规律和人类思维的规律是统一的，是一致的。“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9)。这些规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正确表述自然规律和思维规律的真理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我们说，一个哲学命题具有普遍意义，就是说它反映了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客观规律。
这就是真理的普遍性。
恩格斯说：“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这对于希腊人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这句话也适用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家宣扬“天人合一”，肯定自然界的最高规律和人生的最高准则是相互贯通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点采用了神秘的形式，从其神秘的形式中辨识其合理的内核，正是哲学史研究的任务之一。 我们分析已往的哲学遗产，要注意真理的具体性与普遍性的问题，注意相对真理的适用范畴及其在一定范围内的普遍性。
三、古代思想的历史检验
先秦诸子哲学，历秦汉晋唐宋元明清以至近代，已经过了二千多年；佛教传入中国，也逾千载；宋明理学，从兴盛到衰微，也经过了七百多年。这些学说在历史上究竟起了有益的作用，还是发生了有害的影响，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哲学史的研究，正是要考察往古学说在历史上的实际效果，从而评论其历史的价值。
试从道家学说讲起。《老子》一书，言简义丰，在战国中期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庄周继之，宣扬神秘主义的唯心论。齐国的黄老学派对老学进行了一定的改造，趋向于唯物论。汉代初年，黄老学说受到尊崇，统治阶层采用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不利于文化军事的发展，被儒学所代替。汉初的历史证明黄老之学对于稳定政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魏晋时代，玄学盛行，宣扬老庄“有生于无”的唯心论，阮籍嵇康，菲薄礼法，西晋之末，天下大乱。王衍被杀之前曾叹息说：假如我们不祖尚虚浮，而戮力王室，天下之事不至如此。晋代的大乱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但学术思想也不无关系。晋代民族英雄刘琨曾评论玄谈的弊害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由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车+舟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 ……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10)这些话表明，道家学说对于保卫民 族主权、防御地方部族的叛乱和外来的侵略是无能为力的。道家学说含有对于等级制度的批判因素，但是道家的消极思想确实起了消极的作用。
墨家之说在战国时代与儒家并称显学，但秦汉以后墨学绝灭了。《庄子·天下》篇评论墨子学说云：“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其生也勤，其死也薄，……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 夸天下何!”这确实指出了墨家绝灭的原因所在。后期墨家对于自然科学的贡献在历史 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秦用商鞅，国富兵强，攻灭六国，但统一之后，二世即亡，证明商鞅韩非的法家学说可用于攻战，不足以维持长治久安。法家学说鼓吹极端的君主专制，违反了广大人民的愿望。鲁仲连批评秦国“权使其士，虏使其民”，贾谊总结秦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攻守势异”，都是切中了法家专制主义的要害。但法家的法治思想与改革观点仍有积极的意义。
儒家重视文化知识与道德教育，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孔孟学说采取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形式，但其中包含唯物主义的内容，荀子更从唯物的观点对先秦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儒家维护君权，却不赞成个人独裁，强调“民为邦本”，肯定了人的价值。但儒家过于重视传统的继承，而忽视改革与创新的必要，对于科学艺术的发展也起了消极的影响。
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固然适合于政治统一的需要，实际上阻碍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使百家争鸣的盛况归于沉寂。先秦诸子曾经研究的许多问题都无人继续研究了，学术思想陷于偏枯。事实上，学术上的争鸣与政治上的统一是不相妨害的。战国时代，齐国设立稷下学宫，其中既有道家、儒家，又有法家、阴阳家，各自著书立说，并未削弱齐国的统治。足证学派林立无损于政治。
汉魏之际，佛教传入了。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以现实世界为空幻。以现实世界为空幻的唯心主义使人不注意客观实际；三世报应之说维护了贵族的特权。佛学的消极影响是显著的。但是佛教哲学的高度抽象思维和细密论证方法对于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宋代，理学兴起，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学为先秦儒家的伦理学说提供了天道论的基础，在实际上起了巩固封建的社会制度的作用。理学家的学说加强了君权、父权、夫权，却没有鼓吹神权；他们不信仰上帝鬼神，不肯定灵魂不灭，不承认彼岸世界，而是要求提高道德的自觉，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体现道德理想，他们不可能了解他们所谓道德只是统治阶级的道德。理学家尊重君权，却敢于向君主提出诤议，他们与当权派之间有一定的矛盾，这反映了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与当权派的目前利益之间的矛盾。理学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思想，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没落，理学也就成为反动思想了。至于宋明时代的反理学思想，虽然看出了理学的一些偏蔽，但是没有能够提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社会思潮中，也还没有形成为一种代替理学的力量。
四、批判继承的基本原则
批判继承的基本原则是肯定历代思想中的精华，清除其中的糟粕。精华即是对于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反之就是糟粕。对于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即具有科学性，具有科学性的思想必然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因而也具有进步性，有些进步思想更具有民主性。违背客观实际的谬误思想必然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因而具有保守性，或者具有反动性。批判继承也就是发扬具有科学性、进步性、民主性的正确思想，批判一切非科学的保守性、反动性的谬误思想。
应该承认，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人类确已发现过一些相对的真理或真理的颗粒，对于这些已经发现的真理，要了解，要吸收，要加以改造，要发扬光大。研究哲学史，就是要总结人类发现真理的过程，总结历史上真理与谬误进行斗争的经验教训。
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哪些是值得肯定的呢?
第一，中国从古以来就有一个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统，《管子》的“天不变其常”，荀子的“天行有常”，王充的“天道自然”，裴危+页的“崇有”，张载的“凡有皆象， 凡象皆气”、“理皆在物”，王廷相的“理载于气”，王夫之的“天下唯器”，李土+ 恭的“理在事中”，形成了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中起了推动的作用；而王充《论死》之篇，范缜《神灭》之论，更是无神论的光辉篇章。中国古代唯物论者大都怀抱崇高的道德理想，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崇高的道德原则，虽然其所讲的理想都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但也都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
第二，中国古代哲学中又有辩证思维的传统，《周易》、《老子》、扬雄、张载、朱熹、王夫之都提出了精湛而丰富的辩证思维的命题，而孔、孟、荀、庄诸家的思想中也包含辩证方法的因素。如果说中国哲学有一个独特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一种具有特色的辩证思维方式，其主要内容是整体观点和对立统一观点。这就是把对象都看做一个整体，认为整体的各部分都有此动彼应的密切联系，而一切对立都有其统一的关系。这种观点贯穿于许多哲学的和医学的著作中。
第三，中国古代的卓越思想家，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他们关于道德修养方法和认识方法的许多见解，虽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而也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例如孔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乐观精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积极态度；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救世精神；宋钅+开“接万物以别宥为始”的客观方法；孟子“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风格；荀子“虚壹而静”的“解蔽 ”方法，在历史上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凝结着深邃的智慧，都是珍贵的哲学遗产，是值得我们虚心体会的。汉唐宋明哲学中也有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第四，《管子》提出“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命题。韩非、王充绍述其说。孔子有富先于教的言论，孟子亦以“制民之产”为道德教育的先决条件。这些关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的理解都是基本正确的。在古代思想中，不可能有历史唯物论的学说，但古代思想家的历史观中也有一些片断的正确见解，这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发掘的。
此外，在政治思想中，春秋时代即已出现了民本思想；孟子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贾谊总结秦朝兴亡的教训，提出“自古以来，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的深切论断。这些思想在封建时代不可能为统治集团所接受，但仍然能启发人们的深刻思考。宋元之际，邓牧著《君道》、《吏道》；明清之际，黄宗羲写《原君》、《原臣》，对于专制主义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民贵”观点，对于近代民主革命起了促进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宝贵的精神遗产。
春秋战国以来至于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处于封建的阶段。二三千年的哲学思想是适应封建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因而都带有封建时代的色彩，其中的封建糟粕大量存在。但是，在封建制度之下，追求真理的思想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若干相对的真理，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列宁指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1)列宁这段话是对待历史遗产的唯一正确的态度。
我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整理中国哲学史，要深入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对于人类认识史的贡献，注意探究中国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的传统，这将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事业。
(选自《张岱年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注 释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2)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8-559页。
(3)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同(1)书第217页。
(4) 同上书第257页。
(5) 同(2)书第518页。
(6) 同上书第544页。
(7) 同上书第547页。
(8) 同上书第564页。
(9) 同上书第554页。
(10)《答卢谌书》。
(11)《青年团的任务》，同(1)书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