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撰写的论著中选出比较重要的篇章，编为一卷。今当略述自己治学的方向与内容大要。

    平生治学，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二是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三是文化问题的讨论。

一

    1.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我注意四项工作：一是研究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概念范畴的意义与演变，二是阐扬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思想，三是阐发中国哲学中的辩证学说， 四是揭示中国哲学中的关于价值的观点。

    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各有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彼此有同有异。中国哲学有一系列的基本范畴，很难译成西文，如“道”、“气”、“理”、“神”(阴阳不测之谓神)等。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必须深入考察其确切含义，才能对中国哲学有正确的理解。我在早所所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及晚岁所写的《中国古典哲学基本概念 范畴要论》中对于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作了比较明确的解释。

    2.我在哲学上信持唯物论，因而对于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思想深感兴趣，认为中国 哲学史上有一个唯物论的传统。先秦的荀子、汉代的王充、南北朝时的范缜，其唯物论 是比较显明的。关于宋明哲学，许多人认为宋明理学分为二派，即程朱与陆王，我提出 宋明哲学实有三派，在程朱、陆王之外，还有唯物论的一派，其主要代表是张载、罗钦 顺、王廷相以及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中国唯物论的基本范畴是“气”，而气的含义不易 理解，我对于“气”的含义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诠释。

    3.《周易》、《老子》有辩证法，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孔子、扬雄、王弼也有辩证法。汉魏以后，辩证思想比较丰富精湛的，是张载与王夫之。我对于先秦以来辩证法 思想作了一定的诠析。辩证法是西方的名词，我认为，孔子所谓“辨惑”，意谓辨别自 相矛盾；道家所谓“反衍”，意谓向反面转化。如用中国的名词，辩证法也可能称为“ 辨惑法”或“反衍法”。

    4.20世纪初，价值论或价值学的研究兴起，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其实无论中国或西 方，古代哲学中都有关于价值的观点。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却很少谈到价值学说 。80年代，我著文论述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价值论思想，分别评析了儒家、墨家、道家、 法家的价值观点，于是开拓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5.50年代，我曾著论评述张横渠(载)、王船山(夫之)的唯物论哲学，到80年代，我著论评述孔子、老子、庄子、孟子、《易传》以及宋明理学的思想。1983年在曲阜的一 次 讨论会上，我曾说：“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应科学 地研究孔子、评论孔子。”30年代我曾撰文认为《老子》书的年代在墨子之后、孟子之 前。50年代，我重新考证老子的年代问题，认为《吕氏春秋》及《史记》的记载还是不 能轻易否定的，老子是春秋时代的思想家。老子提出“先天地生”的道的观念，是思想 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老子所谓道是超越一切相对事物的绝对，既无物质性，也无精 神性。许多论者认为庄子是主观唯心论者，我认为庄子的最高范畴是道，宣扬一种直觉 主义，决非主观唯心论。我特别赞扬孟子所谓“良贵”及“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 于死者”的人生价值观点，虽未写出论孟子的专题论文，但多次阐扬孟子的这一观点。 关于《周易大传》在中国思想史的崇高地位，我再三加以评述。

    关于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与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与理论分析方法，我都进行了比较深切的研讨，提出了个人的观点，这里就不详说了。

二

    研究哲学史，乃是研究哲学理论的一种途径，理解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意在作为探索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理的参考。我的最大兴趣是探索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理。中国哲学与 西方哲学，各有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内容亦相互对应。中国哲学 的最高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西方哲学的最高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问题。思维是人的思 维，存在是自然的存在。在中国哲学中，与思维与存在问题更相对应的还有理气问题， 亦即事理问题，亦即共相与殊相的问题，与此有密切联系的是心物问题，亦即精神与物 质的关系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观点。研究哲学，探索真理，必 须对于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1.存在即是历程。

    我赞同存在即是历程的观点，一切存在都是历程，亦即过程。宇宙是无穷无尽的大历程，每一物体都是一个特殊过程。历程之中，有变有常。变的单元可称为“事”；变 中之常可称为“理”。一切物体都是变中有常的历程，亦即事事相续而有一定之理的过 程。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易大传》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这都是揭示宇宙是变化不息的历程。事、理、物，是关于存在的基本范畴。

2.理在事中。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关于理气问题的争论，又有关于事理问题的争论。《易大传》 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问题到宋代衍变为理气问题。在西方 哲学史上，则有关于共相实在与共相唯名的论争。中国近古时代哲学中，与理气问题相 联系的又有事理问题。理气问题的实质是事物与规律的关系的问题，可归结为事理问题 。

    朱熹讲“理在事先”，也讲“理在事中”，他认为在治学方法上应在事中研求其理 ，承认理在事中；在本体论上则讲“理在事先”，“未有这事，先有这理”。李土+恭 则认为，在本体论上亦应肯定理在事中。所谓理在事中，即承认共相寓于殊相之中。我 在《事理论》中详细论述了事理关系，论证“理在事中”。

3.一本多级。

    关于心物关系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以及生命在宇宙中的意义，我提出“一本多级” 观点。最基本的存在，西方谓之物质，中国古代谓之“气”。“气”是物质存在的一种 形式，物质演化而出现生命，生命演化而出现人类，人类有思维，能辨别是非而有道德 意识。生命、思维，与物质存在属于不同的层次。物质是一本，物质、生命、思维为多 级。

    我提出“本至之辨”，本者本原，至者至极，即最高层次。在中国古典哲学中，老子以道为天地万物之本原，又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以从道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朱子以太极为天地万物之本原，又认为太极含具仁义礼智，又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我 认为物质有其运动规律，但非道德规范，道德规范乃是人类生活中创立的，乃是人类经 过长期的社会生活而创立的。道德是最高的行动方式。本是宇宙万物之所本，至是生命 进化之所至。本是宇宙万物之底基，至是最卓越的生活境界。道德不是世界的本原，而 可谓存在的至极。

4.充生达理，胜乖达和。

    关于人生的准则，我主张充生达理、胜乖达和。充生即是充实生命力。生物都具有 生命力，即克服环境而不屈服于环境的力量。而人类的生命力最为充盈。人类必须充实 生命力。而人类生活充满了矛盾斗争，人生之道在于克报矛盾，以达到生命的和谐。克 服生活中的矛盾，以达到生命的和谐，是生活的准则，谓之理。理即道德原则。中国古 代思想家比较重视和谐，对于充实生命力有所忽视。西方则比较重视充实生命力，而偏 重斗争。充生达理、胜乖达和是解决义利问题、理欲问题的主要原则。

    以上“存在即是历程”、“理在事中”、“一本多级”、“充生达理、胜乖达和” 等学术观点，都是30年代至40年代提出并写成论稿的，有些论稿迟至80年代始以《真与 善的探索》为题发表出来。这些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谓之80年代的见解，亦无不可。 今略述个人的管见，不得不加以陈述。

三

    我对于文化问题深感兴趣，在30年代曾著文反对全盘西化论，亦反对东方文化优越 论，强调创造新的中国文化。80年代，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

1.中西文化之异同。

    关于中西文化之异同，在20年代至30年代，许多论者认为中国文化是精神文明，西方文化是物质文明，中国文化是主静的，西方文化是主动的。我以为不然，认为中国文 化也有物质文明，如四大发明；西方文化也有精神文明，哲学、科学、艺术都有高度发 展。中国固然有主静的哲学家，也有主动的哲学家，如王船山、颜习斋。有论者认为中 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乃是时代性的差别，我认为中西文化既有时代性的差别，也有民族性 的差别。

2.文化的综合创新。

    我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建，应综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长而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西方的主要贡献是民主与科学，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中国文化的优秀传 统是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和为贵。所谓综合创新，从世界范围来讲， 是综合、会通中西文化的贡献；从中国传统内部来讲，则注意综合儒、道、法、墨诸家 的文化遗产，儒家的人文精神、道家的批评精神、墨家的务实精神、法家的法治精神， 都应加以发扬提高，达到新的水平。文化建设，以综合为途径，而重在创新，必须在哲 学、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有新的开展。创新是不容易的，然而不是不可能的 。应发挥创造性的思维。

3.文化要素的相互关系。

    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都是内容繁复的体系，都包含许多层次，许多方面。每一层次、每一方面又包含许多要素，文化的要素与要素之间有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有可离 而不可离的关系。比较明显的例证是，哲学科学的发展与思想自由是不可离的，而与思 想专制是不相容的。西方近代打破了教会的专制，于是科学与哲学有高度发展。中国近 古时代，专制制度加强，于是学术受到束缚而发展迟缓。“述而不作”的古训，阻碍了 创造性的思维。摆脱教条的束缚，思想才能蓬勃发展。

4.民族精神与中华精神。

    我提出“中华精神”的观念。认为，每一伟大的民族都有其作为民族文化发展之主 导的民族精神，西方英法德美各国莫不如此。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必有其民族精神。所谓民族精神，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在历史上具有广远的影响；二是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必如此才能称为民族精神。我提出，《周易大传》 的两句话集中表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二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即积极前进的精神，厚德载物即博大宽容的精神 。这两句可以称为“中华精神”。

    我们发扬民族精神，并不否认传统文化中也含有大量的糟粕，改造糟粕，弘扬精华 ，是长期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学术文化呈现了新的面貌，但也走过曲折 的道路。1957年反右扩大化，1966年文化大革命，都妨碍了学术文化的正常发展。70年 代末，拨乱反正，于是学术文化又开始发展起来。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学术文化指明了前进的道路。现在到达世纪之交，对于20世纪中国学术 作一次反思，是有重要意义的。

1997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