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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堂读书记(四)



清代文献(一)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陈垣钞出,前有民国二十三年王重民所写叙例,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线装二册。
  办理四库全书,动议于乾隆三十七年,当时标榜的是“稽古右文,聿资治理”。要求各地“及时采集,汇送京师”,首先购觅书籍的条件是:“历代流传旧书”。
  紧接着,叫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在“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的刊书梨板。
  但是,圣旨传下去以后,将近一年的工夫,“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缓”。申饬的口气还缓和,但点了近畿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要他们“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钞本,一一汇收备采”。
  第一次传下圣旨,居然没有一人应声,你以为那些督抚州县,竟敢这样玩忽法令吗?自然也不是他们能沉得住气。他们已经手忙脚乱,动起脑子来了。这对各级地方官来说,是一次硬任务,他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大的压力。在异族统治之下,经历康、雍两朝,一沾文字、书籍上的事,他们是心有余悸的。但他们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明白,这是扰民的勾当,也休想在这件事上贪赏求功,只求无过好了。
  先不要走在前头,那没有什么好处。看看别人怎么办,再说。
  但是管理文化方面的官员,沉不住气,于是安徽学政朱筠,先报了一批书。
  皇帝指出,也要“无关政要”的近代著作。对他老家奉天,却特别通融,说那里“风俗淳朴,本少著述”,不必再行访购,以致徒滋纷扰。
  乾隆三十八年,根据朱筠的条奏,拟定了采访遗书的章程,首先校核《永乐大典》,辑录善本。并奉旨“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永乐大典》藏在皇宫,即使缺失一些,可从一些名人家借补。民间的书,还是上来得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经解、论学、诗文私集数种。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必奉行故习,所谓上以实求,而下以名应,殊未体朕殷殷咨访之意。”“此必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于干碍,预存宁略勿滥之见。
  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一番话,不只有些提倡百家争鸣的气派,而且有点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点了。但紧接着就说,如果你们再不紧办,“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
  再一次点江浙诸大省的名,说那里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并“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命令两江总督,江苏、浙江巡抚,向各书贾客书船,探索各大藏书家书籍流落何方。并称淮扬系东南都会,商人中颇有购觅古书善本者,而马姓家蓄书最富,派盐政李质颖查办。
  已经接近勒索了。在这种官府追逼威胁下,江南藏书家恐怖起来。四月,鲍士恭愿以家藏书一千九百余种,上充秘府。
  奉上谕,进到之书,缮写后,发回原书。并命总裁,先编出一部荟要本,放在摛藻堂,供皇帝观览。
  藏书家害怕,天一阁后人范懋柱等具呈,请“抒诚愿献”。奉上谕,“朕岂肯为之”。
  七月,奉旨,调取各地学者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杨昌霖来京,同司校勘。并封官许愿。
  八月,嘉奖纪昀、陆锡熊,“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均恩授翰林院侍读。”此为纪昀在这一工作中,崭露头角之始。
  九月,调任一些过去犯过错误的学者,如翁方纲、刘亨地、徐步云在四库全书处工作,免其处分。
  十月,责成校对工作。四库全书,每日可得四十余万字,设有分校官三十二员。日后,拟添派复校官十六员。
  插曲:各地“捐献”书籍,正在热闹。有个山西人,名叫戎英,到四库全书处具呈献纳自己的作品:万年配天策一本及天人平西策一本。遂即成为犯人,原审讯人判他“因事生风,妄希耸听”,拟把他遣发乌噜苏木齐种地。奉旨,“将该犯家内,逐一严查”。这简直是自投罗网了。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
  以后办理四库全书的重点,就转移到审查和销毁违碍之书上去了。
  清代办理四库全书,今日平心论之,有功有过,应该说是功大于过。这一措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认真整理,其中包括政治上的清理。它对中国文化,当然是一次严重的创伤,但并不是毁灭,并非存心搞愚民政策。它主要还是要保存、整理、传播文化。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横扫。它的整理工作,是经过周密计划,周密组织,投放的人力很大,持续的时间很长,督课甚严,赏罚甚明。它用的人员大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当时孚众望的,并由许多大员统领之。对于编辑、审查、校对、印刷、装订,都很考究,积累很多宝贵经验。武英殿袖珍版的活字印刷术,在中外印刷史上,都大放光辉。
  即就销毁而言,在书籍中究系少数,并有抽毁、全毁之别。此外,销毁的根据,是违碍,是诋毁本朝。这种定罪法,还是有局限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这方面的书籍,也是有限度的。并非提出海阔天空的口号,随意罗织任何书籍者可比。所用的是行政办法,审阅者为学者,当然他们承天子之意旨,但也是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然后才定去取。并非发动无知无识者,造成疯狂心理,群起堆书而拉杂烧毁之。
  尝思书籍之危,还不在历史上的焚书禁书,以及水、火、兵、虫之灾。因为书是禁不住焚不完的,可收一时之效,过后被焚被禁的都会再出现。清朝禁书那么多,真正绝灭的很少。最危险的,是像林彪、“四人帮”所为,以“革命”为旗号,利用军事政治威力,迫使群众以无知为荣,与文化为敌。
  当然这种做法,也只能是收效一时,人民总是需要文化的,能够觉悟的。
  历史文化,为民族之精英、智慧的源泉。封建统治者,狃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学说,错以为人民越愚昧,越好驱使,越能战斗,进而迷信愚民政策,妄图毁灭历史文化,以延长其个人统治。把人民赶进黑暗的闸门,把学者挤到万丈的深渊,如此做法,其结果是毁灭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是毁灭民族的创造力和战斗力。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雍、乾两朝大兴文字之狱,快一时之意,其实已使国家元气大伤,统治能力,也迅速走向下坡路,几代以后,即不能存其国家。然在当时,这两位皇帝还被誉为英明之主,这真是天知道了。
                     198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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